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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主义后面的霸权
       《中国与世界》1999年第一期刊出莱斯理·斯克莱尔的一篇题为《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文章，分析了消费主义给全球带来的恶果。
       文中说：维尔斯(Wells)曾指出，“现代化”的观点必须分解开来分析，代之以“消费主义”概念(定义为发达国家中物质消费文化的增加)和“生产主义”概念(动员社会人口去工作，并在非消费领域中增加劳动生产率)。由此他得出，“发展需要最大程度的生产主义，”而消费主义“在根本上是和发展相对立的”。他还创立了一套有用的分类理论，把社会划分成高生产—高消费社会(过度发达的享乐主义社会类型)，高消费—低生产社会(衰退中的寄生性社会类型)，低生产—低消费社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类型)，以及高生产—低消费社会(禁欲式的发展主义社会类型)。
       超前的消费主义(一个有意思但也有争议的概念)，即使在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产业政策的促进下，也根本不会带来发展。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强制性的生产主义的精英阶层。
       维尔斯自己对电视广播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毫不意外地证明了：在拉丁美洲的电视广播中，美国在消费主义方面具有巨大影响，而在生产主义方面则只有微弱影响。要弄明白作为生产主义对立面的消费主义是如何为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利益服务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却可以很容易地弄明白：消费主义是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服务的，这个体系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由受美国所驯化的跨国公司所支配。正是对资本主义企业产品的消费永恒增长这样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了它各个个体单元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运作，从而维持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丝毫不顾它会对这个星球带来什么后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而不让他们去考虑自己的生产能力，并且仅仅是间接地考虑自己的支付能力。在这种意义上，消费主义和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生理需要是不需别人的提醒的；消费主义所造成的，只能被称为“诱导出的需求冲动”。
       这就意味着，在满足“诱导出的需求”的意义上，第三世界的人们只有接受教导才知道如何去“消费”。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并非唯一)渠道，常常把它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行为。
       在所有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社会中，加工过的食品、饮料、香烟、汽车、个人和家庭的用品以及和娱乐相关的项目，占据了广告业的大部分收入。尽管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有小的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小的差别，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在第三世界中，消费广告比生产广告多出很多，就显得更不自然。
       文章还指出：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认为，强国的价值观和信仰是以剥削的方式强加给弱国。在新马克思理论中，这种观点通常表述为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
       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如果允许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文章最后指出：在广播业方面，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的信息流动，并且准入障碍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有关“媒体中的非洲”的讨论会指出，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数目和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记者数目正在下降。以评论员的话来说，“在卫星技术的世界里，这显得很荒唐”。这个现象的效果就是：使跨国公司更容易向第三世界“倾销”信息，而限制信息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
       当然，也存在非西方来源的新闻和信息，正像媒体帝国主义的批评论者总是争论说，没有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被强迫去接受某个特定来源的信息去充斥本国的媒体。然而，不要忘记，对于一个穷国的国家电视或报业集团，从西方大媒体来源那儿购买本地区的新闻(更不用说是海外新闻)，比自己建立起新闻来源或依靠像他们自己一样贫穷的国家来说，要更节约成本。
       八十年代一个包括六十九个国家的国际电视流动的研究，结果显示和1973年所做的一个类似研究结果没有很大不同，除了“在少数几个出口国家的持续主宰下，有了较大的地区性交流”。这个研究的一个有趣的但并非意外的发现是，绝大多数国家大量地从美国进口娱乐节目，特别是在黄金时间——广告收入最高的时间——放映这些节目；同时任何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节目都从未在美国电视的黄金时间内播出过。
        (李星)
        社会危机的防范
       主要研究“危机与反危机”问题的经济学者杨帆，近日在《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1月26日发表谈话，谈到有关防范经济及社会危机的措施。
       杨帆说：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权力退出市场的问题。改革二十年来，我们的权力和市场实际上是相结合的。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看，开始的时候必然要用权力来创造市场，支持市场，因为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市场，只有权力。我们采取的不是休克疗法，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从权力向市场转换的过程，所以我并没有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很不对的地方，只不过是认清我们自己，做一个实证的分析。没有权力就没有市场，我等于是在为权力说话了。中国权力创造市场，到权力退出市场，这有一个过程，现在就到了权力退出市场的过程了。
       再一点就是扩大内需。虽然有内部的冲击和外部的冲击，但中国内生性问题很严重，启动内需，关键在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外需不行才来搞内需，那么内需是有钱人的需求还是没钱人的需求呢?目前看来，有钱人的需求已经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了。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总需求，是靠三部分人，一是外国人，二是单位购买力量，三就是暴富阶层了，是这三部分人来带动的。现在要靠的是没钱的人来启动内需，要扩大消费，可谁来消费呢?没钱怎么消费，所以说了也是白说。你就是得让没钱的人有钱才能消费。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应制止收入分配的极端两极分化，有些经济学家掩盖这一点。说居民五万亿的存款，老百姓有钱呀，有钱不敢花呀，说不敢花的原因是预期收入降低了。我说最根本的是老百姓手里钱不多，叫老百姓要有信心，要花钱，哪来的钱呀，光买房子，钱就差不多了，一装修，没钱了。
       杨帆还批评了经济学界一些只为有钱人说话的现象，杨帆指出：西方经济学主流讲的也是利益关系。而中国的所谓主流派有谁去描述过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呢?没有，他们连西方主流派都不如，如果真要按照西方主流学派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现实，则首先要研究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关系，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掩盖改革开放中的利益关系，帮助有权人或有钱人说话，所以连实证的分析中国基本都没有。避而不谈权力资本，不承认权力资本的存在，只是说，老百姓钱多得很，这难道是主流经济学吗?
       杨帆的思想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如他的“权力退出市场”论，不少学者认为有市场乌托邦与经济无政府主义之嫌，暴露了他理论上的混乱与粗浅，以其解决贫困和环境问题是药不对症，南辕北辙。
        (刘宁)
        “台湾文学经典”诞生
       由台湾《联合报》等发起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年初揭晓，共有三十部作品入选。
       这次评选过程较为公开、透明，且有一定公正性和权威性。其间多次开会讨论。第一次开会，始在文学领域中思考；到第二次开会时，扩大到文化范畴的经典名著，参与人涵盖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第三次又重新回到文学领域中。而接下来的三个阶段，光是预备作业的严谨就已难能可贵。每个文类由一位专业学者提出书单，再由两位决选委员加以整合、补充，经过开会后定稿，才形成初步的一百五十本推荐书单。经过九十多位专业人员的复选，圈定了五十四本，最后决选出三十本，请人撰稿，在3月时发表论文，然后公开讨论，再集结出书，让社会知道整个过程。
       最后入选小说类十本：白先勇《台北人》、黄春明《锣》、陈映真《将军族》、七等生《我爱黑眼珠》、张爱玲《半生缘》、王文兴《家变》、李昂《杀夫》、王祯和《嫁妆一牛车》、吴浊流《亚细安的孤儿》、姜贵《旋风》。
       新诗类七本：郑愁予《郑愁予诗集》、余光中《与永恒拔河》、痖弦《深渊》、周梦蝶《孤独国》、洛夫《魔歌》、杨牧《传说》、商禽《梦或者黎明》。
       散文类七本：杨牧《搜索者》、梁实秋《雅舍小品》、王鼎均《开放的人生》、陈之藩《剑河倒影》、陈冠学《田园之秋》、琦君《烟愁》、简贞《女儿红》。
       评论类三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王梦鸥《文艺美学》。
       戏剧类三本：姚一苇《姚一苇戏剧六种》、赖声川《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张晓风《晓风戏剧集》。
       关于“经典”所代表的意义，决选评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认为，是某种典范、典律。而经典的观念，不是今天才形成的。过去，不管是西方或中国的传统上，人们都希望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找寻一组可以一再研读、保留或者可以促进思考的名作。经典的追寻，一方面包括了对文类本身的一种虔诚的信仰，另一方面也有强烈的美学信念，以及对某一阶段文学史的期许。同时也要想到历史的各种因素，促成了这个经典的建立，以及未来这样的经典被改写、被颠覆的可能性。
        （徐力）
        萧乾身后再起争议
       身前就常受争议的著名作家萧乾，没想到刚去世不久又引起争议。
       前些年，青年评论家王彬彬写过一篇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文章，文中将高龄的萧乾作为例子，也有些人曾为萧乾抱不平。没想到，萧乾去世后，他留下的一本题为《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又引起争议，而且议论还不少，虽然这已是萧乾的最后一本书了。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萧乾说：“这本口述自传，直截了当，一点没绕弯子。快九十岁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沧桑，是非曲直，也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五十年代批我的人质问‘萧乾是个什么人’?这里，我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我一直以为，时间和读者是最公正的批评家。我愿把我这一生，以及这一生所写的文学作品毫无保留地交予时间和读者做‘末日审判’。”
       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其中不少文字涉及了一些文坛人物和是非，比如书中说：“曹禺写文章说我是泥鳅，其实他才是大泥鳅。我感觉他一生都在演戏，活得不真实。最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在文联批斗我的大会上，沈从文发言说我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这样的话当然让人目瞪口呆，而且还有不少。
       因此，对这本书，文坛已有不少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萧乾“最后的坦白与诚实”，为洗刷“过于聪明”的说法，但也有人认为萧乾还是“过于聪明”，因曹禺、沈从文早已不在人间，死无对证，而萧乾这样做有泄私愤之嫌。总之，看来萧乾生前活得热闹，翻译《尤利西斯》等举动在媒体上曾闹得沸沸扬扬，而其死后也不会寂寞了。
        (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