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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因为总是让班里一个姓乔的大个子女生抄我的作业，她也就特别关照我。那则消息是她指给我看的，她说：“刘苗苗，你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吧，不用考数学……”她知道我也抄别人的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我偷看小说。我居然写信报了名，在此之前，我一直梦想学历史，然后当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我常故意躺在床上看书，生怕眼睛不近视……记得赴西安赶考的路上，我在宁夏与甘肃交界的平凉住了一夜。那个小旅店的床就是个土台子，四周糊满了旧报纸，而我舍弃背包中的信纸不用，从那些旧报纸上挺不容易地撕下一角，郑重其事地涂了一封家信：“哥哥、嫂子：你们好!我乘明天早上的汽车到西安，一切顺利……”后来，我从一个朋友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在院子里设计流浪的方案，把自己的经历想得悲惨又悲惨……”平凉那一夜的我在诗行里重现，我把自己好生取笑了一回。
       十四年后，为了拍《杂嘴子》，我又回到读中学时的小县城。夜晚街道上依然有成群撕咬的野狗，我在作文里一再赞美过的大山，其实是荒芜而沉重的。还有那条曾经被我形容为“蜿蜒东去”的河，实际根本没有水，人们议论的大事是三年后这里就会通火车……多亏当年我只有十六岁，换了三十岁的我，绝不敢在这个小县城里设想自己和电影导演的关系。
       二十岁时我从电影学院毕了业，当然自然地觉得自己是真的懂了电影，肯定能做导演的。事实上，在我二十三岁独立执导了第一部影片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是个合格的电影观众。当时真想重读四年导演系，把以前看过的电影再好好看一遍。我的处女作的片名是《远洋轶事》，我不是天才，《远洋轶事》也就不是一部优秀电影。我二十三岁就能当上导演只能感激当时福建厂的厂长蒋夷牧先生。他是诗人，在与他见面之前我读了他的诗集，记得有首诗的题目是《自行车流》，诗中盛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同普通群众同甘苦的共产党员。与夷牧先生初次交流，除了力陈自己已具备导演才能之外，还随口背了他那首诗里的句子：“……那与我们一起上下班的党……”后来我告诉他，那次背他的诗或许有点儿动机不纯，我问他当时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做导演，他却反问我是不是觉得那首诗并不好?诗好，平实而真挚。他说：我真觉得你能做导演。
       我二十四岁完成了《远洋轶事》，收获着最珍贵的信任，还发现自己的眼睛近视了，近视很难受，十六岁有关近视的美梦终于破灭。如今我看着满大街昂首挺胸的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由衷地佩服蒋夷牧先生当年的弥天大勇，他怎么敢让二十三岁的女孩儿当导演呢?
       1987年，我二十五岁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执导《马蹄声碎》了。潇湘厂当时的厂长是傅紫荻先生，无独有偶，他也是诗人。可惜三十出头就做了右派，诗作丢的丢，毁的毁，我至今没能读到他的诗，只能从他激烈的斥责声中品味其诗意的性格。二十二岁那年，我曾向他要求做导演，他拍着我的脑袋对旁边的人说：“看!看!这个小妹子!她要做导演!”然后就大笑不止。我没恨他，因为他年龄大得足以做我父亲，尽管不让我当导演，却总是乐呵呵地拍我的脑袋。傅先生看了《远洋轶事》之后，终于决定让我执导《马蹄声碎》了。我的导演意识恐怕是在拍《马蹄声碎》时才真正开始的，这部影片只卖了七个拷贝。拍过《马蹄声碎》的第五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心惊胆战，热泪涟涟地重新审视了二十五岁的自己。我不怕在今后的创作中重蹈《马蹄声碎》的种种失误，却只怕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激情。1993年，在第十一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上，《马蹄声碎》感动了异邦人，他们说这部影片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所有的评论家和观众闭口不提这部影片技术、技巧的失误。高兴之余又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轻易地原谅了我的幼稚。不安之余，也更相信情感的力量。真挚情感与精湛技巧的结合无疑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然而，离开了情感的技巧却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湛的。当你找到了情感的同时，也一定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可惜二十五岁的我并没有彻悟这古老的真理。由于《马蹄声碎》商业上的劣迹，我违心地拍了企图讨好观众的《拳击手》，这部片子像它没有赔钱一样的没有意思，只能说尚且清顺。此后三年，我忙于生孩子、拍电视……有一天，遇见了已经卸任的傅先生，他一脸怒气，没头没脑地对我叫：“好!好!拍盒带!六天一部!好!有本事!”不容我解释，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手里的菜篮子一甩一甩的。《马蹄声碎》只卖了七个拷贝，他没有责备过我。知道我要生孩子了，他说：“好!好!要做娘了，看看这一回能不能长大!”这一回，我没出息地哭了，哭得一点儿也不悲伤，心里装满了舒舒服服的疼。
       我经常回答不好的问题是：什么是电影?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我难以跟所有人说清楚，我就是要拍这样的电影，我渴望这张照片是我某一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我离不开电影，因为很多种笑容只能用电影尽可能忠实、长久地留下来。这是我永远痴迷的，也是所有人本该永远痴迷的。
       1993年是我幸运的一年，《杂嘴子》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了奖，我也正好三十一岁。一个比我小不少的师妹看了《杂嘴子》之后，在《文汇电影时报》上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苗苗长大了》。我已经是四岁孩子的母亲，才刚刚长大吗?我哑然失笑却又不能否认她是有道理的。《杂嘴子》源于我亲人的故事，能够熟悉农村是因为我有做农民的舅舅。童年丧父后，母亲的身体和精神长期处于极糟的状态。舅舅家的热炕和玉米糊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他们一家对母亲永不磨损的耐心和关爱支撑我长大。我羡慕表姐、表弟有身强力壮的父母，他们却羡慕我的新胶鞋。表弟二十三岁那年，在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钱买胶鞋的时候死于车祸，他已经怀孕的妻子因此流产……我的舅舅、舅妈在表弟死后的几天就下地干活了。表弟的坟就在村头的田野里，舅舅、舅妈常常从坟边走过，劳作间直起腰就能看见他们唯一的儿子……1993年秋天的威尼斯与关中平原的秋天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杂嘴子》在威尼斯的经历让我确信：有一种源于生命、亘古不死的浪漫，结实地联接着整个世界，正是这种浪漫使人类生存至今。舅妈知道我在电影中用了她的名字却并不那么高兴，只是反反复复地问我：“电影上的事都是人写出来的?你也写?”我说：“是。”她失望、怅然地说：“那我看电影还哭啥呢?以后不哭了……”可我相信她以后看电影一定会哭，电影就是这么妙不可言。以后舅妈也许还会问我：“我看电影时咋还要哭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还要问自己一辈子。事实上，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已经问了自己很久。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十分笨拙，在经验之外，我似乎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拍不好杀人，是我没杀过人。缺乏设计阴谋的能力，是我仇恨阴谋。对人体外部动作的表现不甚敏感，是我本身不善运动。我也试图改变自己，以前拍过《拳击手》，以后又有《家丑》。但是由于这些题材由表及里均难以引起我真实的兴奋，这些电影也没有让别人激动。当然，《家丑》比《拳击手》要结实、耐看了许多，专家和观众也予以一定好评。就我的拍片履历而言，能将《家丑》完成至此，应属情理之中，而《家丑》所存在的不足，却是我应当引以为训的。技巧的锤炼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感的更新更要一世一生。我的路很宽，却又很窄。未来的作品取决于未来的命运，如果我苍白地活着，也就再也没有鲜活的创造。因而，我战战兢兢地唯恐疏漏每一次感动，不敢忽略每一点与生命有关的暗示，尽可能不焦虑地准备迎接那不期而至的灵感……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真的不懂。以后会懂吗?我也不知道。
       1994年初，夷牧先生的妻子王岱平去世了(当时夷牧已卸厂长之任数年)。九年前在福影厂初识岱平，那年她三十九岁，是福影厂文学部的责任编辑。因癌症初发动过大手术，岱平显得很憔悴，削薄的肩胛撑着件厚毛衣，表情漠然，语调平淡，很难亲近的样子。为汇报工作，我经常出入夷牧家，和岱平渐渐地熟起来，也就习惯了接受她的挽留，间或与他们一家人共进晚餐。掌灯时分，玻璃窗上有水雾，窗外是微冷的蓝色，岱平的身影迟缓地在厨房里移动……晚餐后我们闲聊，岱平听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专注地看着我。过后(也许是几天后)她会自言自语般地重复我说过的某一句话，语调依然平淡，眼睛却看着别处浅浅地笑……与岱平心许的相知，悄然渗入我的生命。《远洋轶事》之后，我们又见了一面，也通过信。从1988年开始，我断了与他们夫妇的一切联系。因为自己生活得太糟，事业也几乎成了不可能，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1993年春天，我偶尔得到了岱平家的电话号码，拨那个号码的时候，我才知道五年来自己真是太想他们……我很快收到了岱平长长的信，信中说：“夷牧知道你一直记得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反反复复地念叨。仅仅一个记得，他就那么满足，以后你要经常让他知道……”为了岱平的叮咛，我的回信圈了又圈，改了又改(我觉得自己是岱平的同谋)。因为岱平、夷牧深谙文字灵韵，我认真地写每个句子，又不敢一任思念和感激“像决堤的洪水”，因为我的朋友已在知天命的年龄段上……结果是：这封改了又改的信在我的行囊里整整装了七个月。1993年年底，我把这封信交到岱平手里，她躺在病榻上，摸着信封说：“你走了我再看信，你再住两天，我们好好说话，等你走了我看信，又能高兴几天……”临别时，她告诉我：“苗苗，昨天晚上我看了信，我忍不住。你别难过了，比寄出来要好得多……”岱平的父亲王亚南先生是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著名学者、教育家。岱平临终前把她的剧本《中国学者》交给了我，这个剧本是她父亲的传记。我明白，接下剧本也许是捧回了永远的愧疚。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我失信了，那就让失信的折磨永远伴随我，让我终身不得狂妄轻薄，也许这正是远去的岱平留给我的至深至美的情意。知道岱平走的那天，我正在新影厂的剪辑室里工作。新影厂昏暗的楼道颇似当年拍《远洋轶事》时尚在建设中的福影厂，一样的寒伧和清冷。我做夜班的时候，岱平到剪辑室来，一手牵着年幼的儿子，一手端着旧茶缸。茶缸里是她为我煮的莲子粥。那时岱平是厂长夫人，无论那个厂多么小，多么穷，她也是厂长夫人。虽然我梦想有一天能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剪辑室里工作，我却更想要岱平和她的旧茶缸。我可以没有足够的钱拍电影，但是，如果命运不再给我像岱平这样的人，如果我的心出了问题，再也无力感受，我就真的不能拍电影了。岱平在她临终的日记里写着“……我一直在收获感动……”
       刘苗苗，导演，现居北京。主要导演的电影有《杂嘴子》、《家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