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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尔凯郭尔说，你如何信仰，你就如何生活。我相信此话的真实性。博尔赫斯说，你只能写你能写的东西，而不能写你想写的东西。此话具有符咒般的约束性：没有哪个写作的人(或者画画的人)能够超越。我把这两句无关的话摆在一起，是想表明这样一种事实：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受制于他的抱负(信仰)，而他的成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的天份。
       在当下，谈艺术家的信仰几乎是痴人说梦——除非把物欲和金钱也当作信仰的一种，生活的实在像滚滚洪流裹挟了一切，连空气中都充塞着熏人的利欲气息。我看到艺术家们(包括批评家们)急急匆匆，争先恐后，伸长脖子伸长手臂，他们不愿拉下任何扬名致富的机会，他们考虑种种切身的利害关系，唯独不考虑如何真正地虔诚地对待艺术，信仰丧失了——结果便是，其乐融融地降低艺术的标尺，自愿地庸俗化，并且彻底地庸俗化。他们已经将自己降低到侏儒的尺寸，却套上一件纸做的巨人的迷彩服，是的，他们有幸代表着这个平淡无奇的时代。
       换个角度说，或许是我太心急，应该学会宽容些。但是我该宽容什么呢?——宽容那些端国家饭碗，而丝毫没有进取心，甚至经常昧着良心做事的体制内的人?宽容那些手握权力，在党面前是画家，在画家面前是党的干部的人?宽容那些道貌岸然，把高尚辞藻挂在嘴上，在艺术上却是低能儿的人?宽容那些满口先锋，满身清高，连鸡毛蒜皮机会都不肯放弃的利欲熏心的人?宽容那些一会儿这个主义，一会儿那个思潮，整天想着领时代风骚却毫无原则的人?够了——我对自己说，或许我的赞美的歌喉先天发育不良，或许我的使命让我扮演这种角色；总之，如果要我宽容的话，不如首先宽容我自己。
       我想说明一点，我所指的只是一种普遍风气，一种令人失望的现实格局，并没有一笔抹杀其中已经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希望——譬如上海有艺术家孙良，南京有艺术家毛焰，北京有批评家栗宪庭，等等(还有各地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很多时候，我以某种宿命的想法安慰自己：一个时代总只有几个(甚至一两个)优秀的代表人物，对芸芸众生不该抱有过高的要求。然而逃避不了的现实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的充分体制化，意识形态的高度一统化，思想的僵硬和停滞已成了痼疾，体制化(包括意识形态的一统化)的最大特点是它们的自我消化功能，宛若人的肌体，它们吸收、消化、排泄、自我循环，自我修复，与内在的创造需要，与完美的目的和标准毫不相关。它们对首创精神的压制，对独立思考的排斥有目共睹。如果人们以此为生存依据并且自我陶醉，用一个批评家的尖锐的话说，无异于吞服摇头丸，摇掉的将是自己的头脑。
       当下许多艺术家一方面抱怨现实，另一方面又没有超越现实的信心(以及能力)，若把它看作一种限制的话，那么我情愿认为，是艺术家本身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正如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准确形容，众多艺术家只把这个运动推到一半，要等待天才的出现才能将其推到顶峰。毫无疑问，艺术是天才的活动场所，也是呈现天才的试验地。康德说，天才不需要引导，他能找到自己的路——而不像我们常见的，一会儿传统一会儿西方，一会儿什么什么的。我们时代如果有天才的话，他们正受着侏儒和小丑的排挤、欺辱，完全不成气候，更起不到澄清空气和形成规则的作用——或者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拿出诚意来守护那些还在摇篮里、尚未成形的天才的幼芽。有一点是真的——当下艺术的平庸和缺乏魅力，与艺术家过于聪明，过于工于心计、过于善于经营有关，聪明人必然要弄巧，弄巧必然成拙，并且必然要卖弄，而卖弄必然是些雕虫小技而已。我记得一句以往的口号：做革命的“傻子”。真正的艺术家(那些天才们)其实就是艺术的“傻子”，他们不知道如何融入实际生活，他们在臆想的天地中埋头赶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有的只是对艺术始终如一的“情结”，类似于宗教的牺牲精神，所谓“牺牲”，就是对艺术的纯粹的热情和献身。
       回到博尔赫斯那句符咒，没人能够创作他“想”创作的东西。二十世纪将从我们身边逝去，回顾它的足迹，其启示令我们难以平静，或许离我们的期待很远，但这是注定的，该做的都做过了，守成也好创新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国粹也好西化也好，注定的东西就是注定的——没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事，只能做他能做的事。
       最后我要说出自己的疑惑：作为批评家，我栽花太少，种刺太多，这是我太心急的毛病吗?或者是我唯一的优点?
       李小山，艺术批评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绘画史》、《批评的姿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