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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着厚厚的一本《国立中央大学二二级毕业刊》，心中无限感慨，作为后学，翻看前辈先贤们的留影，过去岁月迎面而来，时光倒流，物是人非。也许是校友的缘故，这本毕业刊让我感到很亲切。今天的大学生毕业，也会弄一些纪念册，可是虽然已经过了六十多年，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那些纪念册，与我手上的这本毕业刊相比，要寒酸得多。
       先说这本旧得已经泛黄的毕业刊上的广告，将近六十面，与正文一样，一律铜版纸印刷。相当一部分，是国外洋行的广告，从V八福特汽车到欧米茄手表，从矮克发胶卷到新式派克自来水笔，既有中文，也有英文，一看就知道财大气粗。国内的大都是报社广告，有官方的报纸，也有民营的报纸。此外，还有书店广告，药品广告，上海银行的广告词直截了当，就一行显眼的字，“为中央大学同学服务”。看着这些广告，不难想象当年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的得意。生意人可不会随随便便就掏钱出来做广告，何况是六十面的篇幅。
       南京这地方似乎天生就适合读书人聚集，无论盛世，还是国难当头，南京都荟萃了一批做学问的人。南京的中心，多少年来都是夫子庙，这里是考场，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前沿阵地，地连三楚，势控长江。远的不说，明朝初年的南京国子监，当时全国最高的学府，在这学习的学生，最多时曾超过万人，而总计二万二千九百多卷的《永乐大典》，好像也是在这编撰完成的。早在六百多年前，南京就曾经是一个大学城。
       有趣的是，明代国子监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刚登基之日，现代意义的南京高等学府，却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时才出现。时机不同，目的和意义也就不同。南京高等学府的设置，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国救国的用心。在谈到南京高等学府的时候，有几个人物是不应该绕过去的。首先不该遗忘的，是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国立中央大学十周纪念册》的大事记上，第一行就明白无误地写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先生创建三江师范于南京。
       称张之洞这样的封建人物为先生，不说总督，其实是一种尊称。这是读书人喜欢玩味的地方。张之洞是让南京这古城进入现代生活的关键人物。三江师范学堂是一个源头，是后来的中央大学以及今天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没有三江师范，没有张之洞这样的开明人士，谈南京的高等学府便无从说起。仿佛是有意这么安排，三江学堂的地点，恰恰就是明朝国子监的旧址。1904年的《东方杂志》曾对三江学堂做过这样的报道：校舍俱系洋式，壮丽宽广，建筑耗费，不亚于日本东京大学。现在赶工，明秋即可落成。
       说白了，中国的大学只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落后，落后了就挨打，于是想明白，原来还有个新式教育的问题，必然赶快向西洋学。学西洋有种种难度，于是就近，从同样向西洋学习获得成功的日本人那里，聘请教师。三江师范在一开始聘请了十一位日本教习，而正式的学生，只有七十名。中国人学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通过日本这个中间人，最初聘请的日本教习，事实上，无一例外都是讲授西学。
       第二个绕不开的人物是李瑞清。李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的著名理论，后来成为校训的八个大字，就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三江师范很快改名为两江师范，李瑞清主持两江师范期间，不仅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奠定了必须苦读的优良传统。他的学生中，出了许多优秀的专门人才，如国学大师胡小石，美术教育家吕凤子。李瑞清多年一直能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人们总是以崇敬的心情提到他，因为他“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为子弟”，并且远离政治。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江宁提督张勋对革命党人格杀勿论，李瑞清为保护进步学生挺身而出，等到革命党进攻南京，许多清朝官吏弃职逃逸，他却“端坐厅堂”，恪守“忠臣不贰”的信条。一些好心的外国人曾邀他到外国军舰上暂避，他愤然拒绝，说：托庇外人，吾所羞。吾不欲去，使吾后世子孙出入此城，无愧矣。
       南京光复，新军都督程德全仰慕人才，曾挽留李瑞清为顾问，然而他拒不受聘，将所管藩库数十万两储金，以及两江师范学堂清册移交后，孑身离去，从此隐姓埋名，自号清道人，以鬻卖书画为生。很多人闻其声名，纷纷赶去拜师求艺，如张大千就是他当时的得意门生。李瑞清死后，葬在南京牛首山，康有为的挽词中，曾英雄惜英雄地写道：“节著遍江南，既遁世，自无闷；书名满天下，已不朽，复何求?”
       李瑞清的意义，在于为读书人做出表率。人去节在，那种精神留了下来。辛亥革命以后，有一种流行说法，要做官去北京，因为这里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要发财去上海，因为这里是十里洋场；而真要读书，就到南京来，因为这里除了能读些书，什么也得不到。读书成了南京这个古老城市中优良传统的一部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里是书呆子们的天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两江师范一度改名南京高等师范，改名为东南大学，大学生多少也受时事变化的影响，然而其苦学态度，和其他城市的大学生相比，要可圈可点得多。
       谈到南京的大学历史，还有一个必然提到的人物，是罗家伦。熟悉五四运动的人都知道，当年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就是罗家伦和傅斯年。他们曾是一代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对这两位先锋人物也甚表敬佩。虽然这两个人和国民党的关系要近一些，有反共的倾向，后来都去了台湾，然而他们的地位不应该完全否定。傅斯年在历史学上很有成就，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一起回首五四往事，毛对他们两位在五四时期开辟草莱，启蒙伐旧之功，仍赞不绝口。傅斯年也很自得，故作谦虚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一时不能作答。数日后，在机场握别，毛忽以墨迹相赠，借古人诗句，笑答傅氏前日之譬喻：“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傅斯年说得好，毛泽东他老人家说得更好。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第二年，经过讨价还价，中央大学正式命名。我始终认为“中央大学”的命名，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它有违国际名牌大学取名的惯例，带有很浓重的官家气，而这种官家气最终使它失去权威性和永久性。南京既然已经成了首都，将“民国最高学府”建在这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是中央大学一部分的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考虑过合并，因为1+1>2，这样做，一来可以重整当年“中央大学”雄威，二来海外声名赫赫的“中大”同学会，据说有一大笔款项，想捐给母校，昔日的“中大”既然已四分五裂，这钱不知给谁才好。恢复“中央大学”四个字当然不可能，于是曾考虑取名“中国综合大学”，这样对外称呼时，可以浑水摸鱼简称“中大”。幸好没用这么个名字，合并也许是好事，可是用综合大学这几个字，实在不伦不类。
       我所以要提到罗家伦，因为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而他当校长的十年，又是中央大学的黄金阶段。和傅斯年一样，罗家伦也应该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从北大毕业后，又获得了一系列的深造，曾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1932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此时的中央大学，可以算作是重点中的重点，王牌中的王牌，其年度经费、系科数、学生数、教职员数，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同样是名牌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的总和。尽管学科最全，规模最大，但是大有大的难处，许多地方都徒有“首都大学”的虚名。
       是罗家伦励精图治，改变了中央大学的面貌，在校长就职演说中，罗家伦指出中国的许多问题，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因此大学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他上任以后，中央大学的风气焕然一新，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迅速把中央大学建设成人才库。罗家伦首先在师资上痛下大功夫，知人善任，一时俊彦云集，如经济学家马寅初、画家徐悲鸿、农学家金善宝和蔡旭、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学家袁翰青、医学家蔡翘等，纷纷被网罗到中大的旗帜下。1933年，仅理学院就新聘了十多名留学国外的学者。
       罗家伦曾意味深长地说过：“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早在他做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就有过许多慧眼识英雄的掌故。据说当年钱钟书先生考清华，数学不及格，结果经过罗家伦特批，才有缘进了校门。这是一个典型的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为了用谁不用谁，罗家伦得到了伯乐的美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中央大学并没有因为是“首都大学”，而官味十足。“诚，朴，雄，伟”的学风，和李瑞清所倡导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一脉相承。
       罗家伦的宏伟理想，是把中央大学建成中国的哈佛，建成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由于当时抗战是主旋律，罗家伦多次表示，“中央大学的抗日对象，就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而在“科学和一般学术”方面，要赶上和超过东京大学。中央大学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抗战前夕，中央大学曾在今天的石子岗一带，征收了八千亩地，作为中央大学的新校址，一个宏伟的大学城计划已经开始实施，草图已经画好，工学院和农学院的主要建筑已投标开工，可惜几个月以后，抗战爆发了，罗家伦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就永远夭折。今天，当年的中央大学新校址，成了南京火葬场所在地，此一时，彼一时，扼腕叹息，不胜感伤。
       中央大学一度当仁不让地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中的龙头老大。四十年代初，教育部挑选若干资深教授，为部聘教授，在最初两批的四十五名中，中央大学独占鳌头，有十二人入选，比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抗战期间，蒋介石亲自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改任永久名誉校长，官僚主义不断地向中央大学渗透，然而中央大学良好的学风，使得种种歪风邪气得不到过分发展。虽然当中央大学的校长，和当教育部长差不多，像朱家骅，就是当了一年的中大校长以后，改任教育部长，但是“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大趋势，使得那些想靠读书做学问为跳板做官的人，在中央大学根本找不到市场。到四十年代末期，我国最早的八十一名院士中，有三十三人和中大有关，他们或者在这就读，或者在这执教，深受人们的敬重。
       在莘莘学子的心目中，一个人的价值，没有什么能和学术地位相比。在校友目录上，我们可以见到一大批名闻遐迩的佼佼者。他们是各个学科的大专家和大学者，在不同的领域执其牛耳，不仅在国内学术地位上举足轻重，也活跃在港台，包括称雄在欧美。台湾的“教育部长”，“国史馆长”，香港大学的校长，是中大的毕业生，其他如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会长吴健雄，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许靖华，也是中大的毕业生。中大毕业生中人才济济，他们都是良好学风的直接受益者。
       学风是一件大事情。学风可以是一股浩然正气，那些平时埋头做学问的书呆子，在国难中，表现出一般官僚们绝对做不到的献身精神。譬如中大农学院的教师，在日军逼近南京时，为了不让辛苦培养的良种禽畜落入敌手，便带着它们一路颠簸，经过江浦，经过安徽全椒和合肥，到达河南商城一线，一路辗转数千里。日军在后面追击，敌机在天上轰炸，有时干脆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中大农学院的教师，并没有只顾自己逃生。没有任何运输工具，为了赶路，只好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那些从美国、荷兰、澳大利亚进口的牛羊猪身上，这样赶着畜群徒步跋涉，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天寒地冻，人畜疲惫不堪，不得不躲在桐柏山区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天再登行程。
       既然有老师做出好榜样，学生的当务之急，就是读书，就是把书读好。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刻苦读书风气不变，学习成绩在同时期大学生中，仍然名列前茅。1940年，教育部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分别是一年级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毕业生论文，结果中大学生独占鳌头，是总分第一。当时的中大学生曾有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之戏说，所谓顶天，是下雨没有伞，大冬天没有帽子，所谓立地，是鞋袜洞穿，赤脚着地，而裤子的前膝和后臀，都穿破了，便是所谓的空前绝后。苦学带来的乐趣，是未经过者不能体会的，而一流的好大学，没有学生的苦读精神，所有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将像肥皂泡一样，很快会消失。人生可以用来苦读书的机会，本来就不多；不多，却还要耽误，这是让人说到就心痛的事情。
       叶兆言，作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叶兆言文集》(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