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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网上一口气读完网络小说《活得像个人样》，现在重读于《天涯》1998年第6期上的该小说，更深切地体会到它实在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我们这一群人的生活与心态状况的绝妙写照。这里的“我们”，范围从小到大可以是“我与我身边的年轻人”、“网虫”、“电脑玩家”……“当代青年”。但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本文中并非一正面高大之形象，故此为避免因笔者的评论不当而招致随后的连番“致歉”，特于文首声明：这里的“我们”一词仅限于前面所列的第一种范围。当然笔者更欢迎善意的读者去作多层次的解读。
       我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可能是由于所选工作与所处行业的关系，我身边经常聚着这么一批人：长发、嗜烟、迷网络、爱摇滚、衣着不羁、举止另类、曾遭女生抛弃、现常沉于游戏……”如果不是有十成把握肯定身边的这群年轻人中似乎还没出写小说的材料，我简直要怀疑这篇“作者缺席”的网络小说“最早”就是出自我的某位朋友之手。因为小说内太多的场景、事件，甚至是对白的言语统统都可以轻易地在我们这群人所历的生活中找到原型，——对号入座。一直以来，我也觉得一种超近距离的观察，实在无法洞察现实问题深处的复杂性，因此我通常拒绝轻易地去言述和反思“我们这一群人”。然而《活得像个人样》就像是一面明晃晃如影随形的镜子，令我最终无可遁体，逼使我直面“镜中的我”。我是该为“活得像个人样”写些文字了。
       对社会现实的严峻叩问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迅速形成。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释放了社会的活力，同时也使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化又使得原来维系社会的一整套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分崩离析。表面看似热闹繁华的商业气氛背后，无数新的社会问题正悄悄地浮上水面。
       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热情而又粗鄙、活跃更添卑俗的社会，当前一代“文革”后出生、成长的青年尚在成型中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被无情地横腰截断。在很多人那里，原先的道德标准──“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在九十年代被“证伪”，在市场面前雷锋成了“傻子”；原先的伦理体系──“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被彻底颠覆，所谓的公共性正在遭到无情的消解；原先的社会理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乌托邦信仰已经被骤然而至的商品大潮连根卷走，精神的废墟上只回荡着钱币的响声。社会的巨变使得在原先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很多青年顿感无所适从。
       《活得像个人样》里的第一人称主角──天灰，大学毕业后从事于计算机行业。按理看来这在国内应该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对于知识青年而言也应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但天灰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白领阶层，实际上只是一种介于蓝领与白领之间的高级技工。传统的技工用老虎钳、螺丝刀，而新一代的技工则使用键盘和鼠标。对于新成长起来的掌握高级数字化技能的一大批像天灰这样的“技术精英”来说，这样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显然与其原先的期望有相当的反差。
       这种心理的失衡首先表现于他们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前所未有的反感。小说一上来，天灰就对其公司老板咬牙切齿：“傻丫的早晚做了他！”其实不难挖掘出这种仇恨的社会根源。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市场机制的日益推广，“钱”一下从诸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传统个人评价标准背后凸显出来，成为了当代青年自我衡量、自我确认的首要向度。于是，青年对钱的交易关系、钱的来龙去脉特别关注，一种对“剥削”、“出卖劳动”的意识逐渐变得敏感和强烈起来（“我不就是一个牲口吗？和街上野鸡的区别不就在于她们卖的是肉体我是劳力吗？”）。对自己劳动价值的自信估算与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别（也有不少是纯心理因素造成的差别感）使得当代知识青年潜意识里充满了对某些老板、或钱比自己赚得更多更快的某些富家的仇视（“妈的！又一个资产阶级！我恨得牙疼，打定主意等他来了找借口扇他两嘴巴”）。而整个社会兴起的所谓的拜金主义潮流，“有钱的就是大爷”之风又极强地刺激着青年对金钱占有的欲望，甚至达到病态的贪得无厌。因此天灰不断找机会报复老板，最后还是“黑”了他老板一把，揽私活净赚了四万元。同时，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市场刚放开期间，先富起来的并不是体制内部的知识分子或民众，而是当时处于体制外的社会无业人员。他们并没有原先体制内部给予的种种保障，因此便赶鸭子上架出来“搏”一次，结果，正是利用了改革初期的诸多优惠条件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种种漏洞，他们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他们当中，某些低素质的“老板”出手阔绰、起居豪华，还包包“小蜜”、“明星”。这在具有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的知识青年的内心无疑成为一个极大的亵渎和耻辱，以至于“我心里一阵苍凉，原来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又拼死拼活干了四年，还不如一个傍大款的黄毛丫头有钱”。在心理极度扭曲与不平衡的状态下，青年们承受着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和摧残（“老板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把我剥削得只剩一张皮了。最可恨的就是把我痛苦的权利也都剥夺了，只给我留下忍耐和麻木”），并由此积蓄了强大的反抗势能。
       不平衡感还体现在当代知识青年对社会某种现实的普遍不满。天灰曾无情地嘲讽着资本体制，“没想到现在的医院做流产这么替顾客想得周到。都一脸歉疚好像很对不起你似的。绝不是想象中的声色俱厉问长问短的。他妈的大概现在从事这一行的竞争对手太多了吧”。也难怪，高唱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这一代青年，刚踏上社会却骤然遭遇体制的巨大变革，原先的种种许诺都已经成为一张张“空头支票”，在现实社会中却处处陷于被某些权势者“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对青年有效的社会保障，于是失望，对未来的迷惘便凝聚成一种强烈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被制度抛弃了”。这种“社会弃儿”的心理认同导致青年们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因此天灰曾经愤愤不平地诉说：“我从小就是工人领导阶级的接班人，长大了却他妈的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究竟是谁抛弃了我？”
       市场中权力与金钱的逐渐集中与垄断，使原来社会的某种公共性在很多地方丧失，公共话语遭到解构，有关“公共”的各种道德规范也被无情拆解。市场已经日益成为没有规则的游戏场所。小说中天灰的老板将手下跟班小曹“废了”（打残一条腿）后，还能舒舒服服地在北戴河与“小蜜”泡澡。这一事件对于天灰的影响是无形而深刻的，促使他最终总结出一条：“还是钱最重要”。同时，对“私利”的追逐造成了私人与公共间的矛盾和分离。为了保护这种在当下仍显脆弱的私人性，于是一些相当粗鄙化的保护方式开始盛行，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冷漠感的加剧均源于此。天灰的心态可为此中典型：“自己发泄够了，管他妈的别人死活！谁又管过我？”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三真（正）原则”以作为人与人之间“理想的无障碍沟通”规范：一是真实的，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二是真诚的，说话者不是想有意欺骗受众；三是正当的，话语应符合相应的社会规范（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的很多地方，“真”啦“正”啊的标准都早已是明日黄花，很多人都拥有着多种“面具”，都是“很合格的演技大师”。“变脸”这种以往属于高难度的技巧，如今的青年们却不少都能举重若轻，施之毫不费力，“变”时毫无惭意。当天灰盯上“国产爱情”（小说中一女角的网名）时，便“给自己定位和她玩纯情，无耻了这么久，也该换换面具了”。在市场拜物教的允诺下，无限度无序化地追求私利已经使得整个社会的原有公共性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哈贝马斯最最担心的就是“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消逝，当“私人性”大口地蚕食“公共性”之时，维系一个社会的基石也随之松动、瓦解，冲突、暴力与诈骗也就渐渐替代秩序和规范而“狼烟四起”了。
       当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思想界交锋甚酣、垄断精英与底层民众矛盾加剧时，虽然
       更多的国内知识青年在冷眼旁观，自身对整个社会的问题意识却也被深深地激发出来。出于对所处社会结构转型期间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忧患意识，天灰这样的当代知识青年不由得生出对社会现实、社会公正的严厉叩问：“到处都是左倾主义者的革命面目、官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和功利主义者的跳梁表演。在繁荣和稳定的后面，隐伏着一只多么巨大的怪兽！它已经一口把我吞没，又要吃下多少热血青年？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争着挤着往它嘴里填？我只是一个匹夫，但我忍不住地忧患。因为我是国产的，永远属于这一片土地。”
       对自我灵魂的严酷拷问
       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迫使每一个青年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如下问题之前：“究竟该怎样生活？”记得早在1992年1月社会急剧转型之初，上海《青年报》发表了大学生梅玲的来信《我该怎样选择生活？》，从而发起了一场青年人生观的讨论。梅玲在信中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不足以
       探寻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意义已经“缺席”），只是不得不问：我该怎样生活下去。面对充满双重标准的复杂社会，她既不愿太卑鄙又不愿太吃亏。而随着社会变迁的逐步深入，青年们对“怎样生活”的态度与答案大体上已经渐渐地分流出三类，我将其归纳为：一是为数众多的“自我放逐型”；二是为数极少的“坚持理想型”；三是介于刚才二者之间也有相当数量的“身不由己型”（我们这一群人即属此列），天灰就堪称此类中的代表。
       资本市场体制下的青年常常成为市场运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唯求效率的紧张工作几乎吸干了青年的正常体力，人完全垮了，从而进入一个被物化之后的非我的“耗尽”（Burnout）状态。这种耗尽状态体现的是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在这种状态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虚拟化的外部世界，和一个类似“吸毒”一般虚幻旅行的“非我”。人没有了自己的存在，人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人生意识与历史意识齐齐失落，只剩下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在失落了精神归属之后，自我麻痹便成了必不可少的继续生存的手段。一个不健全的灵魂根本无法滋生出饱满向上的人生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对当代天灰式青年的性爱观的细致考察来进一步探究其人生意识的病态。韩少功先生在其美文《性而上的迷失》中曾总结道：“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的巨大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如今这个时代可能正是属于“人性趋下”，性与爱、肉欲与情感已经不再有任何道德伦理上的关联，性差不多已经像纸币一样严重地通货膨胀，变得如同可口可乐般廉价和畅销，青年们在所谓“性解放”的大旗下尽情地透支欲望，消费性趣。对于天灰这样的“网民”而言，泡女人和泡网可以算是体力“耗尽”后的剩余精力的主要倾泄手段。但是当所有刺激欲望的方式，比如看网上“美女”、看“毛片”、多人做爱等，都体验尽之后，这种纵欲式的狂欢节目也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无聊的麻痹的机械运动，渐渐无任何神秘感、新鲜感与刺激感可言。于是，在世纪末的今天，吸毒、同性恋、虐恋、人妖等“新节目”的大张旗鼓、大行其道，足以证明这场疯狂的纵欲节目正在走向自身的尽头，走向崩溃和毁亡的边缘，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正在降临。
       在道德标准、伦理体系和社会理想的三重断裂下，当代青年的历史意识也已经被悬空搁置。面对仍是一个“问号”的历史，一片陌生虚无的未来，青年们只感到茫然与无所适从。这也许就是拉康所指出的“符号链条的断裂”，即使像天灰这样的知识青年，也根本无法从支离破碎的时代幕布中清醒准确地为自己在历史中定位。眼前的这个世界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没有意义也没有规则，没有过去亦没有来世。
       在小说中，天灰是属于“身不由己型”，而他身边的两个女性青年──勾子与碎碎则分别属于“自我放逐型”和“坚持理想型”。
       一开始天灰与以“傍大款”生活的勾子是很合拍的，共同享乐狂欢，一起透支人生，但当所有“节目”过后，天灰便会涌起莫名的失落感，他发现了隐藏在年轻的躯体之后的精神早衰。所以当勾子不断反复这些狂欢“节目”，重复地看“毛片”、要求“做爱”时，倦惫了的天灰终于感到按捺不住，本能地以“导师”的身份向更为堕落的勾子当头喝斥：“这么年轻，就这么糟蹋自己。你还有个人样吗你？”结果已经根本地丧失自省意识的勾子“很吃惊地看着我，睁大眼睛伸手摸摸我的额头，问道：‘你没有发烧吧？我怎么没有人样了？我活得滋润着呢，倒是你，孤魂野鬼一样，一点人样都没有。’”“导师”身份的最终失落，天灰除了要承受一种“失语”的痛苦，更是有一种被抛弃在“此岸”与“彼岸”间不着边际的“失重”的压力。最后的“精神的家园”已然遭到灭顶摧毁，方向感与归属感一并彻底遗落。
       而对于碎碎，天灰总是小心翼翼地躲避。由于偶然地一次借着酒劲“一昏头上去来个英雄救美”，天灰意外地赢得碎碎的芳心。但当他面对一位真正纯洁美丽的姑娘时，内心的恐惧与良知交杂，让他无论如何也“潇洒”不起来。“几次忍不住差点做了她”，但终究“生活里就只有这一点美好的了，我怎么能破坏呢？”面对碎碎，天灰的罪恶感、渺小感与自卑感无处躲藏，无数次“我回想一些不堪的往事，打定主意不能让这朵鲜花插在我这堆狗粪上”。然而碎碎却是深深爱着她心目中“老实守本分”的“英雄”天灰，她反复问天灰自己如何才能赢得他的爱。而天灰欲言又止：“我真想告诉她你他妈的别那么优雅那么优越那么优秀就行！你也受受苦，犯犯错，把自己整得一塌糊涂，满心伤痕累累活着就是苟延残喘行尸走肉就行……咱们才能真正坐到一起好好地说说心里话。”在这样一个信仰“真空”的时代里，在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的放浪空气的压抑中，天灰无法彻底改变自己，鼓起勇气去接受美好。最终只能违心又自私地对碎碎说道：“纯洁也是一种贫乏。”
       这样破碎的灵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注定得要承受无穷无尽的痛苦煎熬，注定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儿”，注定会是一名悲剧性的人物。对比勾子，天灰还不够“洒脱”，浑不像个“人样”；而面对碎碎，天灰又无法“潇洒”，更是觉得一点人样没有。长期处在夹缝中无地彷徨的天灰终于发出了我们这一群“身不由己型”青年的绝望的嘶叫：“我真恨不得就这样死了得了，为什么上帝给了我卑鄙的灵魂又给了我高尚的思想。我他妈的痛苦啊！”
       “外痞内正”的自我分裂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文化暗流正在从底层包围精英，传统的话语体系频遭解构与颠覆，以往带有明确贬义的骂人字眼“痞子”现在也竟然成为一种“文化”登堂入室。而且随着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文艺界、影视圈的推波助澜，这种“痞子文化”竟是愈演愈烈，大有取代精英文化而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势。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痞子哲学”，几乎占据了青年们的主要视野，构成了当代青年的处世逻辑──“我是流氓我怕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记得许纪霖先生曾经指出，这种“痞子文化”在中国其实也算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多元成分里头始终有一种破坏力极强的痞子文化，它往往寄生于无正当职业的游士、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中间。在一个社会秩序比较整合，主流文化仍然具有充足的合法性资源时，痞子文化只能作为一种隐而不显的边缘性亚文化而存在。而一旦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整个社会处于道德转型期时，痞子文化就会借助一定的社会边缘群体和知识阶层中的价值迷失状态而浮上表面，甚至泛滥成灾。九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处于那样一个社会转型期，既有的道德伦理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整个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世俗化不断加剧，商品大潮开始冲击着世人的潜伏欲望。人们争先恐后地从体制内部跳出来“下海”冲浪。不知哪位“泳坛高人”为后来者总结出一条下海经验：要具有“四气”──才气、勇气、霸气和匪气。后三“气”综合起来，简而言之便是一个词──“痞子气”！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才识之外，下海者还必须要修炼得一手过硬的痞子气护身，否则必将死于海中，尸骨无收。此言不知吓退过多少跃跃欲试的知识分子，却也同时激励了大量的无产者与小青年拼命修炼“痞子气”，踊跃争当“痞子王”。
       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意义“退场”，价值“缺席”的社会中，痞子文化果然开始“崭露头角”，四处播种，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广为扎根。配合着从西边席卷而来的“后现代”浪潮，新痞子们堂而皇之地打出了闪亮的旗号：“怎么都行”！
       名既正，言就顺，有哲学大师费耶阿本德老人家在背后撑腰，于是各类痞子小说、痞子歌曲、痞子电影等一时大肆泛滥，成为了俗世中的时尚。而人的内在良心也便在这一片野蛮的口号声中渐渐地退隐消逝，不再有内心的深度指向。无数的当代青年已经丧完全地“平面化”，蜕变成马尔库塞笔下的“单面人”，弗罗姆笔下的受“匿名的权威”统治着的“时尚的奴隶”。在精神的荒原上，四处游荡着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幽灵，灵魂失去了栖居与依归之所，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痞”版文化趁机侵入青年们的血液与骨髓，肆意腐蚀着一颗颗彷徨无助的心灵。
       世风日下，人性也已趋下，评判真假善恶的既有标准亦随之统统难以幸免，遭到了彻底的反叛与颠覆。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假皇帝”已经造反篡了位，那么“正宗皇帝”肯定活不下去。《活得像个人样》中对此就有段精彩的描述，天灰在小兄弟中有个雅号叫“鸭哥”，“不知哪个家伙在背后说我眉清目秀的，又不色，又不赌，又不沾毒，简直不是老爷们，肯定是个鸭子。鸭子和野鸡对称，这明明骂我是男妓！”从中可见色狼、赌徒、毒棍在今时今世已经成为了“男人”的标准定义，而正派的男士反倒只能是“鸭子”了。这也许真的算是几千年来男性的最大耻辱吧！
       痞子文化的流行，反映了中国文化意识在向上突破受阻后，寻找向下突破的方向，而这一方向意味着精神上的自暴自弃与行为上的不负责任。当代青年的精神素质总体上已是诚如一些评论家所指责的那样：“愚昧有知”+“天真无耻”！面对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能够坦然直面无耻的天灰，碎碎的问语振聋发聩：“坦率真诚的流氓就不是流氓了吗？”无节制的狂热放纵最终导致青年一代的精神早衰与灵魂的破碎。而苍白的思想、无力的勇气又注定最终无法将心灵的碎片重新聚合起来。这样，当代的青年们就走到了一个远离优美，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丹尼尔·贝尔语）。
       然而，天灰等“身不由己型”青年，在随波逐流追逐着放荡的游戏生活时，又时时会受到还不曾彻底泯灭的心底良知的自我拷问。宣泄后的匮乏与悔恨、“耗尽”后的无助与迷茫，天灰在“精神桎梏”长期挣扎中忽有一日发现在自己表面“潇洒不羁”的背后，“我其实原来是一个很害羞，很内向，很传统的人”。（外痞内正）于是，一旦从混沌的放纵状态中惊醒之后，这样一个问题便马上浮上他的心头：“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好男孩比着堕落粗俗，好女孩抢着出国漂洋。就跟一群没头苍蝇闻哪里臭就往哪里挤一样。”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所有伦理体系、道德价值资源统统“缺席”的情形下清醒的反而是不合世的，痞子文化的气息已经压迫得天灰等青年无法坚持深刻的反思（“我这时觉得当流氓也不是坏事，毕竟有冲动和激情；当他妈的好人就麻木得连激素都不分泌了”）。
       唯一不容再有意忽视与否认的事实是，痞子文化已经逼迫许许多多像天灰这样的青年沉沦，一旦当代青年最终无法幸免地被完全“痞子”化后，又将是一幅怎样可怕的图景呢？
       我们这一群人，欲呐喊又无力，欲彷徨却无地。“我们付出着索取着热闹了一场终究还是一无所有。只是青春挥霍一空，生命过早衰竭，爱情日渐荒芜。”我真不知道，我们将“在阳光和阴影的街上”走向哪里？虽然《活得像个人样》最终“向下”走到了一个绝望的尽头，提供给我们一个很是晦暗的参照和暗示，但是透过其写实的笔端，在时代旋涡中的我们这一群青年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以及心理处境却已经深刻地揭示于世人与后人面前，从而催人警醒。这是一部含泪带血的真正的“活的文本”！
       吴冠军，大学生，现居上海。已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