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刚刚退去，人们正从忧思中醒来。随着大水的消退，除了那些深受大水蹂躏的灾民们，对这场大水怀有切肤之痛，在心灵中刻下抹不掉的记忆外，还有抗洪英雄们的业绩，也在公众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为何那泥沙俱下的大水大有吞没山谷、淹没平川之势?那置人于没顶之灾的大水何时还将卷土重来?似乎更多的人无暇思索这些沉重的话题，转眼间便陷入被各种欲望和利益所纠缠的日常生活中。
这一次，人们用“百年一遇”这一宏大词语描述这场大水，形容其来势之猛，水量之大，灾祸之深。人们接受了这一现实，认可了这一推断，无意之中也将祸根归咎于那循环往复的气候轮回。“百年一遇”是个长时段。果真如此，就将这场不期而遇的大水推托给了历史。历史是过去时，也是由众多的手臂托举过的一片天地。通常说来，那是无人为其承担责任的、仅供现今参照的、由大大小小事件构成的时间系列。
大水到底缘何而来?
谈到那令人猜不透摸不准的大水施虐的缘由，人们大概只是记起一些陌生的名词，什么“厄尔尼诺”，什么“拉尼娜”，这些以“圣婴”之类神奇传说命名的异常气候现象。当然还有温室效应、全球气温升高、季风雨频繁一类专业术语。但无论怎么熟记这些新名词，它还是那么陌生而遥远，似乎那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并无直接的关联。
还是看看我们一度平稳、恬静的嫩江之水。
嫩江之水源自大兴安岭，源自那曾一度茂密的崇山峻岭。
今日的大兴安岭，完全有理由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它沉默已久，忍耐已久，应该说在万般无奈之中显示了某种主宰的力量。或许在山洪逼近的那一时刻，人们才不得不放远目光，从咆哮的嫩江之水上溯其源头，远眺那崇山峻岭。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一日之间变得如此陌生?或许在性命攸关的瞬间人们才想到，那衰败的山野中袒露的不是扭曲、破损的形象?明眼人发现，那一形象显而易见地表露着无奈与苦痛。此时此刻，人们或多或少意识到在偌大的地域，在整个中国北方大地，惟有它顽强地支撑着生态环境的命脉。
这是条定律，随着大水的怒涛浮出水面。
应该说，远在太古之初，由于地壳与地核的强大作用而形成的持续亿万年的造山运动，使原本贫瘠无物、砾石遍野，更与漫漫黄沙相伴，如同月球一般蛮荒的洼凹之地，缓缓隆起，再隆起。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震荡、断裂、倾覆，还有无数次的衰亡。当它以北方高原的雄浑气势挺立之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它竟成为鄂霍次克海、南太平洋湿润季风东进北上的屏障。由此而产生的对气团的阻滞作用，使这如今被称为大兴安岭的绵延山地在亿万年的演化过程中，滋生了一层薄薄的绿色植被，恰如少女柔嫩的肌肤。对动物群体、植物群落来说，这是再生性生命之源。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日里，大片的森林出现了，一条条河流诞生了，连那大兴安岭西侧绵亘不见尽头的荒漠也因它的新生而披了绿装，进而有幸被后人称为呼伦贝尔草原——“一片绿色的净土”。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在亿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达到了完美。这以大兴安岭为母体的生态环境，自我塑造，自成一体，慷慨地为松嫩平原浇灌雨水，还将连绵的雨露倾洒在呼伦贝尔高原，使其千百年来绿草如茵，生机盎然。森林——草原——平原，在这里形成了相互依存，互为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联盟。
这是由森林和草原构成的生态屏障，真可谓浑然天成，其相互作用、其整体感、其附着于地面的表层性、其作用于气候的立体性，还有在人类这一“天敌”(就目前这一时态而论，就一些人所持有的战胜大自然这一观点和随意蹂躏自然环境的心态而论)面前表现的脆弱性(薄薄的植物表层用以遮盖河谷上条条块块的黑土，还有遍野的砾石和无边际的黄沙)，生活在这一生态屏障地带以及那些千里之外享受这一福祉的人们，远远未能理解和感悟。无论人们怎样揣摩、如何估价，这一生态屏障营造的生态效应仍然超出他们的想象。
大兴安岭至此获取了生命，雄踞于中国最北端，占据寒温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广袤与博大，生活在公元1998年的人们无从想象。原初的大兴安岭东接小兴安岭，南抵数千里之外的古长城脚下，那是一条在中国北方横贯南北、纵横东西的绿色长龙。那曾是何等壮观的景象，长龙舞动，满目绿色，一派生机。
可叹的是，历史并未给我们留下有关大兴安岭被肢解和腰斩的文字记载，当代人误以为视野中蜷缩在中国北方一隅的大兴安岭，仍维系着原初的概貌。历史并非如此。依照大兴安岭自身的生命历程，它过早地消瘦了、萎缩了、衰老了……历经千百年的沧桑，它退缩为嫩江水系、额尔古纳河水系等几条河流的发源地；沦为被现代人仅以木材蓄积量估算其价值的残存林木的寄生之地。
如今，惟有一张由不同色块相区分的平面地图，给我们以有益的提示：在漫漫长夜中迫使大兴安岭森林远远地消退的，无疑是人类活动的炊烟；而紧跟大兴安岭退却脚步逼近的，却是荒漠与流沙，还有其身后仓促撇下的一条条干涸的河床与枯萎的溪流。这并非夸大其辞，任何一位登上古长城向北方眺望的细心人都将发现，收入其眼帘的只有光秃秃的山岭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森林远退、风沙逼近的景象。
谈到人类活动的炊烟，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反问：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最北端竟然幸运地留下如此偌大的“绿色城堡”?难道这里果真渺无人烟，难道这里不是扎赉诺尔人、室韦部族、东胡人、鲜卑拓拔部落的发祥之地?难道这里不是契丹人、女真人、蒙古 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久居的故乡?历史无法更改。大兴安岭确实是中国北方民族生长的摇篮，从那远古开始，这里一度炊烟缭绕，马蹄哒哒……但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早期居民们，以其俭朴的、尚不具有破坏力的生存方式，无意识中遵循了山地生存的自然定律。这一条定律，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山地往往人口过剩，或者对它的财富来说，至少是人口过多。在山区‘人口的最佳密度’很快就达到并且超过。因此，山区必须周期性地向平原倾泻它过多的人口。”看来，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早期居民们这样做了，室韦部族这样做了，东胡人也这样做了，他们选取不同方位向大兴安岭两侧运动、迁徙；而智慧的拓拔鲜卑部落则以清醒的意识告别森林腹地，向内陆平原挺进，落脚于中原。这是明智之举。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流水般的迁徙与漫长的沉寂之后，大兴安岭平静了、歇息了、复原了。或许可以说，这是默默无语的大兴安岭向早期居民们提示的应遵循的生存前提，是无字的契约。而我们的先人领悟了，行动了。就在先人们的无意识动作之中，遗赠给我们后人的并非是第二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绿洲，是满目的葱茏碧绿，是洁净的空气，还有充沛的水源。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感恩戴德，我们是这笔自然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带有几分清醒更带有几分糊涂的获益者。
还是拉近我们的视点，看看大兴安岭近百年来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无疑，这是一个沉痛的时期。大兴安岭在这一时段忍受的痛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这一期间它承受了外侮的疯狂掠夺，至今人们还可从中东铁路的遗迹旁，找寻到当年沙俄、日寇盗伐的一棵棵半人高的残留木桩以及铁路两旁一座座剃得溜光的山岭。那是一个凶残的岁月，贪婪的胃口与侵略者的疯狂主宰了世纪之初。大兴安岭伤痕累累，好在那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
近五十年来，发生在大兴安岭的一切特别值得认真思考。这一期间，大兴安岭有幸与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相伴，这在它生命中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经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开创性、发展经济的急迫性，人们谈得太多，公众早已耳熟能详。由此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舆论力量，以致人们一度在环境开发领域以合法而不合理的方式无休止地拓荒、砍伐，将征服大自然视为最大荣耀。发展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大旗，遮掩了决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忽略，遮掩了因某些机构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这一时期，大兴安岭付出得太多了(应该说3/5的可利用资源已被消耗殆尽)，它的付出远远超出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
简括起来说，数十年间，当一亿多立方米的成品材源源不断地运出林区之日，大体上意味着两倍于这个数字的林木消失了。其中部分原因是落后的，以损耗资源为代价的采伐作业和低水平的资源管理状态，加上百万之众的常住人口拥聚在这个被漫漫长冬所笼罩的寒冷地带，造成了大量的木材被日常生活所消耗。至于六十年代末，突然涌入大兴安岭东麓的数十万移民，他们凿地为屋，砍木为柴，漫山开荒，更为这里带来了无法缓解的新的人口压力。
在这不太长的时间里，大兴安岭的有林地骤减，森林郁闭度锐减，疏林面积大幅度增加，森林面积逐年萎缩。面对这一状况，人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从七十年代起，这一不良态势延顺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人们似乎并不关心生态环境变化所必然产生的后作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生产者，对生态屏障地带开发面向未来的新型农业，缺少必要的准备。而对那古老的、一直以灭绝天然植被为前提的山地农业及其潜在的破坏性，对生态环境产生的难以消解的负面影响，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农作物产品的价格上扬，八十年代初骤然兴起一股开荒热，其狂热、急迫感，令人想起当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潮。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在大兴安岭东麓嫩江上游的水源地带、大兴安岭西侧具有重要屏障作用的森林、草原的过渡地带和呼伦贝尔草原上具有固沙作用的河谷地带，开始了大面积、无规则的毁灭天然植被的行动，一时狼烟四起，满目疮痍。以致有一天，关心这一生态屏障的外国友人，从卫星资料上发现条条块块的黑色污点，惊叹道：呼伦贝尔草原怎么了?
几乎退回到了跑马占荒的年代。祖先遗赠给后人们的生态屏障，一时竟成了弄权者和资本占有者的跑马场。弄权人的涂鸦之作——那些写有个人姓氏的白纸黑字，取代了威严的法令法规，而法令法规成了凌空飘荡的装饰气球。陡坡地上有人在开荒；疏林地上有人在开荒；沙质地上有人在开荒；护河岸的草甸上也有人在开荒……自然有人会问，那些资源管理机构处于休眠状态，还是陷入了同谋的洞穴?
生态环境变化的后作用，早已逼近。短短的数年间，大兴安岭森林湿度衰减，风速增大，火灾变得频繁；大兴安岭东麓连续多年持续干旱，冰雹与霜冻不期而至；大兴安岭西侧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连续三年出现了沙尘暴；呼伦贝尔草原连续多年冬季少雪、夏季少雨，致使西部区域逐年退化；从大兴安岭腹地起源的伊敏河水(额尔古纳河上游支流)，在流经呼伦贝尔草原东侧与海拉尔河交汇处，1998年早春出现了断流。应该记住，自古以来这里一直雨量充沛、是河流纵横的水源充裕之地!
以大兴安岭为主体的生态屏障系统受到侵蚀，自我调节能力衰减，气候的紊乱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无需专家向人们阐释。
谈到这里，可以肯定地说，那连绵的大雨在变得光秃和裸露的嫩江水系河源地带，裹挟着千百万吨泥土和沙石奔腾而下，顷刻间吞噬人类的家园，就是必然无疑的事情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盛夏的大水，是我们自己漫不经心撒下的“种子”，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沉重的“收获”。
《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作者的告诫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为个人变得更负责任，必须用严厉的眼光检查我们自己身上的哪些思想习惯和行为反映着——而且也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危机。”
当我们怨恨无情的洪水之时，更应该深刻地反省我们自己，反思我们那并不光彩的过去，反思我们头脑中隐含着的愚昧的观念，反思我们一贯对大自然采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还有我们那与长远利益相矛盾、相冲突的行为。一句话，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大自然、加倍地爱护大自然。
早在1939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
草原帝国》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北方，欧亚大陆纵向的草原地带是直接连接于西伯利亚气候支配下的北极森林区域，这个地带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以至于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在它的中部有三个正在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河中地区(乌浒河外地)的克齐尔库姆沙漠与在阿姆河南的哈拉库姆沙漠；在塔里木河所环绕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是戈壁沙漠，这是一片从西南伸展到东北的广大的地带，它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一直伸展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就在那里，三个大沙漠像癌扩散似的在蚕食着草原地带，它们从原始时期起就没有停止过向后者的蚕食。”
这是专家的告诫。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大兴安岭森林、呼伦贝尔草原，同那漫无边际的沙漠，两者只有一步之隔，这是无法更改的地理构造。也可以说，人们引以为荣的大草原，不过是沙漠上的一片绿洲。这也是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缩影。既然边远的生态屏障地带面临如此危机，那些生态环境衰败的区域面临的困境就无须赘述了。
有位负责森林工业的官员曾说过一句话：
“眼下，爷还活不好，管得了孙子吗?”
这句话听起来真让人心惊胆战。
大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动作?这是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新课题。作为决策者，有必要反省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缓解人口压力、寻求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进行审度和均衡把握。那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急功近利的行为，对于未来而言，真是一种罪孽。作为决策者，有必要将生态屏障地带列为生态战略区域予以特殊保护，在这一影响全局和事关未来的战略区域，要以生态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同时作为重要参照系，作为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去奋斗、去实现。而每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亟需树立全新的、面向未来的生态环境价值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从自身做起，爱护每一棵树木，珍惜每一片绿色的植被视其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未来，我们的明天，已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子孙的命运，也将由我们的行为来决定。
这场大水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在以往的教训中汲取必不可少的生态智慧。
1998年10月17日
乌热尔图，作家，现居海拉尔市。主要著作有《琥珀色的篝火》、《七叉犄角的公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