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未能终结的新时期
       要阐释当前的中国文学，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已经约定俗成的“新时期”这个概念。因为今天的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继续，二者难以分割。不从这个概念追溯，实难理解时下的文学状况。
       今天，中国最活跃的一批作家是否认同这个概念，那要看每个人自身的感觉；但其中的大多数不会否认从那个时期起步。
       “新时期”在作家心中可能已成回忆，但却无法与其告别。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约形成于八十年代。它是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多少有些突兀地变得活跃的文学创作。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人的思想创造力试图摆脱束缚的缘故。更具体地从时间上界定，有人认为应从1976年算起，也有人认为实际上应该从1977到1979年。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的文学与以前要分开来论，要冠以“新时期”三个字，那是因为它在品质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至少在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的文学创作，内容上从未呈现后来的普遍的批判力，也未有类似的冲击感。即便就从事创作的人数、文学期刊的数量论，新时期也是空前的。
       直到现在，任何一个经历了那场文学兴奋的作家，甚至是普通读者，都对那个时期的文坛难以忘怀。
       对于中国的许许多多作家来说，其文学生涯正源于那个时期。尽管它带着最初的不可避免的稚气，甚至是致命的虚幻性，但这场文学活动逐步展开的坎坷历程，其间的个人勇敢与群体行动的悲壮的生气，较之其它时期更能够体现文学的本质。这也正是它后来能够筚路蓝缕，不断走向深闳的原因。
       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也正是本文阐述试图追寻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我们至今还处于新时期的话，那么从七十年代初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我个人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二十多年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把它看作一个充满危厄的、正在走向自己终点的、令人慨叹的文学运动。
       在我看来，这二十余年来，新时期文学起码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最初的复兴期(1976—1985)，接下去的高涨期(1985—1995)，以及现在的疲惫期(1995—)。
       有趣的是，我们有无数创作实绩可资证明和标志的这三个阶段，前两次的时间跨度差不多都是十年。如果遵循这个时间波动规律，那么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的疲惫期或许也需要漫长的十年。
       时间真是个神秘的东西。“十年”由于是个很规整的数字，许多事物都非要凑足而不能停止，比如中国的“十年动乱”等。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真要走过十年疲惫之路，那么迎接她的也可能是真正的成熟与繁荣。
       在新时期二十余年的创作格局中，起支撑作用的主要是三个层面的作家。前两个阶段共二十年间，作出最大实绩的当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代作家”；尔后逐渐活跃于文坛的则是“新生代作家”。“复出作家”是指新时期以来恢复创作的中老年作家。这一部分作家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被粗暴地中止创作，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复出，并再次成为文坛上的重要作家。“知青代作家”几乎是紧紧伴随上一代作家的“复出”而走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这批作家的创作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风格日见成熟，年龄已届中年，而“新生代作家”特指八十年代末以来产生影响的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出生于五十年代，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
        二目前的状态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境况，其产生的原因较易理解。任何长久的思想压抑、禁锢的社会环境哪怕稍许松动，文学都易成为重要的宣泄渠道。中国作家别无选择地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作品在生活中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反过来也极大地激发了作家。这是一种鼓励冲刺和探索的良性循环，但与此同时，也植下了深长的虚幻的乐观。
       至今还有人相信，就生活与创作的相互作用而论，极少有作家会像新时期初期的中国作家一样，充实而幸福。其实这仅仅是对一个时期某种微妙互动关系的误解。这种“幸福”的代价非常巨大，它包括十年浩劫甚至更长时期内大面积的苦难，更包括无数作家艺术家的牺牲。作为人类历史上人的命运，它总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得到赓续。
       这个时期的主题文学是“伤痕文学”。最出色的体裁前半期是短篇小说，后半期则是中篇小说。
       然而这时的文学不免流于直白和简单。接着是深化，是思想与技艺两个方面的磨砺。伴随着不同思潮的剧烈冲突，起伏动荡从无休止，上一个十年那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结束了。但整个社会的文学标准已经空前提高，相当一部分作家开始抛弃虚幻，迈入下一个十年。这些作家在进一步开阔视野，广泛吸纳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上一个十年极痛苦的反思的清理。他们很快发现一切远比以前预料的要复杂得多。他们有了新的判断。
       与这一认识相适应，新的创作之路几经拓宽。在更加敞开的世界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寻索承续，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观照开始了。就作品业已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而言，这个时期的创作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是极为凸显的。
       这个时期的主题文学是“寻根文学”。最出色的体裁是中长篇小说。
       前二十年一晃而过，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是1995年之后的徘徊和疲惫。这不仅应了“盛极而衰”的事物发展规律，而且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原因。
       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有十三亿人口、幅员辽阔、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在精神领域还是其它各个方面，都呈显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西方经济模式的引进，道德伦理范畴的演变与废存，使精神与现实进入双重或多重的无序状态。几乎一切都走入了芜杂和多元。多声部合唱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对于文学和艺术的行政性干预的部分失效，使一大批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场“无规则游戏”。这意味着某些“标准”的丧失和重建。
       这是个对原有文学和文化秩序的瓦解过程。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声像传播技术的普及。这是二十世纪社会风尚演进的催化剂。它不仅改变人的生活理念，而且直接争夺时间和空间。视听制品引导并进而耗损人的思想，使人不再专注，走入一种二十世纪末的集体性神志恍惚。这对一大部分作家而言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而对于另外一小部分，则又是一个小小的例外。
       在现代视听技术的推动下，某一种思潮既可以迅猛掠过，又会在许多人毫无预料的情形下一夜之间变得陈旧。时髦成为一个永恒而频变的话题。对事物的判断不再审慎，因为既缺乏时间和空间条件，也不再具有那种判断所必需的心境。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真正的、对于时代而言不可或缺的文学家，不但应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执着思想者，而且还须是一个对完美的终生追求者。可惜，形成和支持这一切的外部条件正在逐步失去。
       对如上危机的无力抵御是世界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不会例外。不同的是，后者在这种抵御的过程中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在相对贫困、教育远未普及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而言还发生了更为逼近的危机：对富裕国家生活方式的响应和盲从。而高度发达的现代视听技术传递的信息更多地鼓励了享乐和放纵，鼓励了生活的无节制消费。这种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世的理念一旦形成，对于一个既拥挤又贫困的国家会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接踵而来的严重困扰会有环境污染，社会治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
       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已经成为一部分朝野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事业。即便是最应该富于创造性和个性坚守能力的作家，在这场时代的热病中也未能幸免。这是一种社会危机，不言而喻，也是一场文学危机。游戏的，无根的，一味歌颂放纵的，掘毁一个民族文化根性的文学，正在成为时尚。
       但是对于一个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学创作和阅读队伍的国度，时代的质疑和理辩终会发生。于是，1995年之后，中国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这就是至今未见终了的“新人文精神讨论”。
       这场讨论遍及思想和文化界，主要在文学界展开。其内容，当然围绕现代境遇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
       所以，新时期文学的第三阶段，已经展示的主题文学是“新人文精神”，最出色的体裁则是思想的裸露的载体：散文和文论。
        三在潮流中
       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一根远远比经济这条线还要粗韧的意识形态的弦，至少在表面上看已经变得细弱。于是物质主义统领一切的思想水到渠成，其势滔滔，既能冲荡庙堂也能淹过民众。无论是世界上最丰饶之地还是最贫瘠之地，一切阻止这股潮流的存在都将不成其为存在。一切都在潮流中。
       第三世界的作家有时会急于洗刷贫困的屈辱，并同时丢掉自己的最后一丝质询。然后是对这股潮流的追逐。急于赶上或迎头赶上潮流，仿佛面对着获得某种资格和尊严的仅有一次的机会。
       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唱和，开始放肆地嘲讽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一切有悖于时代潮流的因素。无论是昂扬的或是低调的，总体精神总是与世界潮流趋向一致。放纵，极度个人主义，现世主义，消费主义，自我满足，蔑视伦理标准……正成为文学作品明明暗暗的主题。
       文学对完美的渴求，向善，批判与揭示，怀念与忠诚，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古典情怀。这是与人类历史共生的主题，我们现在开始告别未免太早。这种告别无疑是灾难的征兆。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在这股席卷大地的潮流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作家。其中的一大部分如前所述；而另一部分却在竭尽全力，试图超越时代的局限。他们根植于安身立命的土地，吸纳土质中的营养并成长起来。这就不会轻易移动立场。世界对于他们是观察的对象，而不是跟从的依据。不因为自己的渺小而失去独立，始终将自己当作与周围世界对应的一方。风吹不动他们。他们好比是山脉。而另一种作家却极像流云，被风扯动，极易消散，并且形不成雨。
       天空可能一时充满流云；去了，又有新的流云出现。但山脉静静的，不动，长存。
       是的，亚洲的中国，正在汇聚时代的潮流；而展放文学的图表，从中可以发现“山脉”与“流云”式的作家。
       “山脉”式的作家在与世界的对应中 ，在自己的立场上，发现了时代的危机。他们在独守独立的思索中向置身的这个世界发言，吐出了逆耳之音。环境问题，民主内容，人类技能的提高与精神萎缩的后果……他们正冲破伦理的困惑，努力提高历史的理解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他们与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区别。
       另一类知识分子也有本能的危机感，也参与了内容广泛的讨论。他们试图放宽视野，急于加入世界性的话题，却因为仅仅纠缠于一些理念和最新词汇，无形中染上了时髦的因子。他们缺乏在极为复杂的现实格局中更为深沉的把握能力，并且缺少一种实践功夫，缺少一种他们从来忽视但却是至为重要的知识背景。这导致了整个讨论的中空和不着边际。
       面对如此激烈复杂的世界性畸变，任何缺乏深重底层情感，淡漠苦难和真实的书斋式揣摩，都多多少少令人生疑。
        四未来的走向
       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相互学习既非常必要也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必须贯彻理性内容。简单化的跟从和模仿，其所得往往不抵支出。文学的前途取决于对生活自然演进的警醒，取决于其揭示的力度和勇气。
       金钱和性的魔力是恒久而强大的，因为它虽然不断消散却又不断滋生。时下的世界与本世纪初的不同之处是，金钱始终是它的主题。文学与这个潮流理应有所分离，就是说文学应该葆有自身的独立性。体现文学本质的也许始终有这样几个词，这就是：“批判”，“底层”，还有“纯粹”……是的，是这些品质决定了它的挑战性，并因此而维持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伴随着声像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崭新形态的文化制品，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弱点，不仅不足以承担揭示和批判的重负，而且在总体上只会给时代潮流推波助澜。未来的文化图标是这样的：文学，也包括整个思想界，不是扮演现代传媒的配角和幕后的共谋，就是站在其对面，舍此将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初期，谁掌握了文字和思想，谁就掌握了制动的手柄。即便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字和思想也仍然是文化的主宰。而现在，文字和思想对于一个时期文化趣味的隐性决定力虽然存在，但已微乎其微，今非昔比了。它在更多的时候是技术的唱和者，是依附与帮衬。这就不但不足以校正，而且还会因其存在而使现代声像轰炸变得更加有效。
       因此，对于未来，整个文学的责任将显得愈加沉重。在奔涌而下的现代潮流中，文学可以也必须成为不绝的声音，另一种声音。它不容淹没，也理应如此。
       如果它被淹没，那么人类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文学，还有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自尊，包括生命最有力度的一些追求和表达。
       作为亚洲乃至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写作者和读者在数量上都有可能遥遥领先。中国作家的去向和选择当然非常重要。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将拒绝一切非创造性的重复，尤其会厌弃东施效颦。它将保持发现的浓烈兴趣，从自己的土地上汲取不绝的力量。
       可以设问：“疲惫期”为什么不能同时又是最好的时期?体制，自由经济，庞杂与无序，这一切的综合蕴藏与正在形成的张力；还有，作为一种土壤，它的全部腐殖是否恰好培育出一个未来?
       这不仅是假设。处于第三个十年后半期的今天，似乎可以有一个回答。
       展望下个世纪，这里仍然有几种可能：文学与时代潮流共舞，使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精神变得平庸；坚守和抵御，产生卓然不群的文学；更有可能的，是在思想和文学界呈现空前的芜杂和多元，一片蜂鸣——其间有一些顽强者坚持下来，留下自己不灭的文字。当然，像过去一样，他们成为一个历史时期人类精神的代表。
        1998年10月日本
       (本文系作者在神奈川大学“亚洲的社会和文学”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张炜自选集》(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