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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西出潼关，为的是莽莽秦岭一隅孤坟。我的素未谋面的兄弟李昶怡，我来晚了!
       车厢被甩在站外的弯道。斜雨不歇，灯光蒙蒙。地上沾着煤烟的荒草灌木，离站台的世界仿佛很远。似乎是雨送来的直觉，我断定是她。下车的人踏响路石向嘈杂跑去，她孤零零地撑着伞，踩着泥泞，一个人向车尾寻找。一个人。这是力量。十三年(又是十三年)，昶怡一次次出行，一次次归来，她是不是也能这样给他慰藉，在这样的小地方，在风气古老中，我这一代人的婚姻早已一言难尽的时候?他病重的时候，她又能有多少自由守候在他身旁?珍贵的感情是罕见的“异质”，世俗心态复杂，压力无处不生，她或许只能守在心里，独望秦岭，将窗前默默数着的思念，以后加倍燃烧在他们难得的相处时辰……走过脏乱、拥挤的站前老街，偏僻之地大同小异：店铺简陋无序，五花八门；煤烟、汤气、呛味、腐味，随意蒸腾；地上污水斑亮，人来人往，口音混杂；接二连三的揽客殷勤令人招架不迭，猛不丁车灯一亮，肆无忌惮的泥水溅了一身……习以为常的熟悉里，“铁马秋风大散关”下的西秦宝鸡，陌生得没有一点诗意。
       陌生的还有阁屋、女人。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该做什么，等她利索地换好洗净的被褥，留下一摞她的、昶怡的日记、书信，匆匆离去，夜籁才骤然深邃下来。窗外淅淅沥沥。雨夜。半生挑灯驿站的雨夜。一字字读下去，一段段倾听倾谈，忘了手执的是遗物，忘了未亡人曾恸绝人寰。掩卷天明，独行数千里的疲惫，又将胸痛加重了。
       吃完药，等她。远处的秦岭雾霭沉沉。
       上苍也相知。雨竟悄然去了。
       李昶怡是散文作家李佩芝的弟弟。他们是姐弟，也是文学的知己。记得佩芝大姐第一次“冒昧”来信，是因为我发表在《清明》上的散文《不止一个四季》又一次触动了她。后来就在信中说到昶怡，说两个男人的精神“相似”是她的慰藉。不久，昶怡的信也来了，很长，很苦，活得不如意，全然没有姐姐那么“想得开”。我被他的信任深深感动了。我知道这样的倾诉在我这一代人，即使是要命的知己，也是七十年代的事了，如今已经很难启口，尤其是对仅仅读过作品、且比他小几岁的我，对连他的姐姐也未谋面的一个陌生人。我们通信很少，六年下来，也不足十封。但昶怡比我认真，纯粹，他的信都是夜深人静时写的，厚厚的，是从深处渗出的真正倾诉。我能感到他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这些话在他的日子里也许自己对自己说了很久，时时涌流着，像江河一样，但拿起笔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杂质的浪头了。我们不相似的地方也是迥然的：经历过那些岁月，我的性格已经抗争得冷峻了，过程没有了，生活被截然分成我的、别人的，现实的一些事不经意就迈过去了。昶怡的热肠则仿佛还在当年的激情中，向生活呼唤着希望的关怀和泪水，理想与现实是搅在一起度过的。我由此而知，真正爱着文学的人，哪怕是一条壮如长工的汉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没有白天的“成熟”和“自闭”的。
       我由此也知道还有人和我一样，发表的东西仅是生命的一个指头，更重要、更良知的骨血正在夜复一夜的苦思和写作中走向将来；在波澜不惊的市井生活里，在被腰斩的知青文学截面，有人也在关注和思索着比知青岁月更复杂、更难忘的前身——红卫兵运动(我们曾为一些很有希望很有才华的年轻思想者，由于根本不了解红卫兵运动，被权力捂住的历史信息所蒙蔽，想当然地也视当年的青年学生为替罪羊，为罪恶符号而深感没有尽到幸存者的责任)；我们谈过文学无“初级阶段”可言，自觉不自觉的体制心态比政治、政策更伤害文学；谈过在专制的传统里，没有压力就没有思想，当年极有天赋、极敏感、极想进取的天才老子，其哲学既是创造的也是被逼的，既是幸运，也是莫大的悲哀，由此可见极权的残酷与源远流长；我们从我们的经历回照过去，断定善于遗忘、善于“知足”，由于生命的短暂而无奈于脚下王土的古人，他们留下的史籍是可疑的，至少是片面的，没有民间自由思考参与的权力文化反过来作用于民间，其毒害可想而知；我们认为如同当年救亡压倒了启蒙，改革开放的现实性同样阻断了对“文革”真正的深入思考(还不包括权力的禁忌)，为什么会这样?它和人性、东方传统是什么关系?二战后的德国同样需要经济建设，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此“压倒”和“阻断”的“错过”又埋下了怎样的未来隐患?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所受的教育浪漫而神圣，却唯独没有最根本最重要的天赋人权、自由和尊严；我们还是理性的侏儒，往往只见道德的树木不见道义的森林……我也曾在昶怡欲说还休的字里行间，隐隐感到男女之情在他的心里流着美好和忧伤，但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谈及这个除当事人以外任何人都无权涉足的话题，尤其在这样的朋友之间。我也许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但在做着自己的事的“过客”生涯中，倾诉与慰藉，早已像旱天滴水一般散失了。我不置可否，写自己的信，谈论想谈的“大事”。然而昶怡理解这一切，他的信一如既往，邀请我去那片陌生、贫穷的西秦之地小住，说那里有我走近就能感悟的苦难和滚热；他说和姐姐约好了哪年秋天一起到山东，“无论如何，也应该见面相叙。”我知道这话并不是准信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时想时忘，连他最后的来信是否回复都记不清了。来日方长。谁能料到倏然间，所有的信就成了“遗书”呢?
       烨园：这一年多，只干了一件事，即和友人合写了一部纪实文学《龙案》(40万字)，即1985年发生于陕西商县的一个颇有文化的农民在三年里残杀48人的全国最大凶杀案。为此，我们三进商州，走遍商洛七县，吃尽苦头，受尽磨难，调查上千人，查阅几百万字的资料，终于将各种情况搞清。当然，我对此案的过程的震惊远不如对围绕此案而发生的许多新闻震惊。在翻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及地方志书后，我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如三年自然灾害人相食的惨剧，全国首例县委书记引咎开枪自杀事件，震惊全国的卖血村，文革冤杀数百人的惨剧……而这些正是使我认清脚下这块土地何以产生此案的根本。书写完后，我知道肯定极难出(陕西更不可能出)，而且会惹麻烦，但我总觉终于用笔表达了我极想表达的一种感觉与思考。幸亏北京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强君，对此书极感兴趣，他正在努力，想早点出书，他也想把这一历史的真相及背后的许多东西告诉善良的人们。但我隐隐担忧也许书出不来。但我不会停笔，我还想写一部一个穷县的文革纪实。
       烨园：94年对我来讲是不幸的，一次车祸差点没送了命，95年的不幸更使我震惊。姐姐佩芝于正月初八动手术时发现是癌晚期扩散，现手术已做，正在化疗，我在西安守了近一个月，她自己也已知道，她情绪及现状还可以，在此期间我替她编了一部散文集(陕西第一次给她出书)，取名为《生命》。病床上，她还不时地说起您和您的文章，她说您是一个绝对独特的人。
       烨园，知道您很忙，但我还是禁不住突然间罗罗嗦嗦给您写这封这么长的信。您别见怪，我是把您看做最值得相信和诉说的朋友!我不管您怎样看我。我是一定要和您见面的，想和您说话……
        昶怡
        1995.3.29
       今天重读此信，我隐隐感到自己可能无意中走入了他们既是极为亲密的姐弟又是文学知己的感情之中。佩芝大姐的“绝对独特”之言，是否向昶怡暗示着她去世之后，他还有一个可以像信赖姐姐一样信赖的朋友?而昶怡在不久于世的姐姐的病床前，也许已经意识到并不由自主地做着了。然而我却忽略了——我这一生，感情的事总是事后才触到深处。是因为早已确定了方向，难以遗忘历史的悲苦，一边咀嚼一边朝前赶路么?我去了信，为佩芝大姐的病担忧、焦虑，潜意识中认为男人本该坚强，所以想不起昶怡也需要一些关心，说及他的很少。我打算去西安探望他们，大姐执意不肯，她明说不愿我看到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她，更愿意被记住的是我曾在济南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个随团路过的热情、典雅的“中年大学生”。我又沉入写了十几年的书中去了。六月间，她突然第一次打来电话，说治疗效果不错，正在家养病，还在写文章，我又惊又喜，却没有思想准备，不知该说什么。第二年夏天，又是不能写作的炎热，我又索性热个彻底地出远门了。漫长的途中，也许正在哪一个渡口的烈日下，独自等着摆渡的木船吧——这时，在遥远的西安，佩芝大姐去世了。而我要到十几天后，疲惫不堪地回到住地，才能从最不希望看到的唁电里知道这个噩耗。
       然而我不知道，这时昶怡也不行了，得的是脑癌中最厉害的“胶质瘤”。一年零两天之后，他也永离了人间。
       四十九岁。《龙案》未出(此书手稿内容远比昶怡信中所述更复杂、残忍得不可思议，也更为真实、深刻、发人深省)。写改革后辞职离厂的某职员发财后，如何报复整人的原厂党委书记的中篇《杀黑》，没有写完；写体制内中层干部如何耍尽阴谋往上爬，又如何人性未泯，终能忏悔的中篇《古塬雾》，寄出后至今下落不明；写秦岭山区某家族解放前后变迁的《老熊掌》，只余提纲和部分资料；还有已经搜集了宝鸡周围近十个县的县志等资料，雄心勃勃要展示炎帝子孙几十代风云的长篇《后裔》，……等等，皆壮志未酬，“空使英雄泪满襟”了!
       这只是“面上”的东西。他曾信心百倍地对她说：他觉得该大干一场了!他抑制不住瓜熟蒂落的直觉，和她谈构思，谈步骤，滔滔不绝，激动不已。经历了这些年跌宕的命运，又执着地悟了那么久，下了那么多功夫，生命的体验，艺术的摸索、把握，意志、性格的锤炼，对历史、社会的洞彻，情感的深厚及成熟——四十九岁，多好的年纪，死神兀地掠走的是一座怎样的丰富矿藏!
       钱理群在《思想寻踪》里，对六八年“民间思想村落”转化后，至今仍挣扎在乡土的“精神困守者”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由衷赞叹：他们无声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积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痛苦与失望，庸俗与琐细时，所表达出的沉着与平静，是怎样一种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然而他没有继续往下说——多少鲜为人知的“困守者”，一个一个，已经寂寂死在了路上!
       大散关的阴天，也就亮到这个成色了。
       洗完冷水脸，我把平生也许再也不会见到的珍贵而特殊的一封信，从那摞日记、书信里挑出来，又辨认了一遍。那是昶怡多次手术之后，由于脑瘤压迫视神经，在完全失明的黑暗中写给她的。字有大有小，笔划很不正常，许多字写得撞胳膊碰腿，像小学生的字体；字距有的很空，有的又挤在一起，行数上下无序，东几字，西几字，满纸磕磕绊绊，弯弯曲曲……这是杜鹃啼血的悲壮，仿佛喘不过气来的抗争!我想保存这份纪念。我请求她为我辨认，并复印下这封信：
       命运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信中多处标点不清，格式混乱，我做了梳理，但文字未动。下面括号内的字是她与我一起补充的——刘注)当知青时这歌唱了许多年，但未进入境界，现在体会到了。歌是歌，人是人的真实。
       □□。现在你停止哭泣，张大嘴口呼吸五十下，我不愿意想象你哭的样子。我是在黑暗中，靠小弟的帮助才给你写下这封信的。不仅为爱，也为了给我在人生中留下这唯一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机会的。此刻我眼前一片黑，但内心却充满光亮，我还确信，光亮将来一定会属于我。
       我的病如旧，但左手已基本恢复正常，相信以后会愈来愈好。
       但我内心常有阴云飘过，一万次想到死，想到我的追悼会，想到最后一刻再见到你。我知道我很脆弱，从得病开始。尽力克服吧。我已给牛(牛志强)打了电话，没问题了。至于这书(指《龙案》)，我已苦思了半个月，决不会有什么白劳动，将来我再把想法告诉你，相信我好了。你说你写了两万字日记，我很高兴。只想说一句：日记不光记现实，最好把你几十年所认识的男女一一写进去，这样才会有价值。我为此想了许久，我想你记上几百个人物，每人只记一百字也可以。闲了多读些书吧，多思考些吧，社会终将需要这些。挣钱，要付出心力，是件大好事，但万万不可亏了自己，相信你会处理好的……春天的故事(指他们之间的情感)总是(要)抒写下的，不仅为我们，也会(为)更多的人，为着明天，春天的日子……也不要想得太多，自自然然，平平静静，慢慢地走进境界。这不仅是行为方式，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我们慢慢体味吧。
       好了，不写了，看，你又哭了。停止哭，张大口，大口呼吸五十下，这是儿子常命令我的。
       □：(本文中空框皆为不得已而隐去的文字——刘注)在黑暗中摸索着写信，又是你我这种地步，太有意思了。以后大概没机会了，多亏了小弟，他是唯一知道我们故事的人。但愿我们春天的故事能为万千读者所真心热爱。
       注意休息，坚持锻炼，多思美感，(少)算计现实。
       再见。
       天地间唯一属于你的那只理性、狡黠的炸(榨)油厂小老鼠
        昶怡
        1996.6.13
       (信尾画有一只生动的素描老鼠。李昶怡属鼠，曾长年在当地榨油厂当工人——刘注)
       1996年10月，我重回《山东文学》谋生，为了约稿，给昶怡去过一封信。
       回信是她写的。很陌生，很详细。从1996年6月昶怡开始呕吐，骑自行车不由自主地往一边倒，到确诊，做开颅手术，11月失明，12月第二次开颅手术，接着第三次手术，放疗、化疗……因为我在信中谈到佩芝大姐的去世，而他一直被瞒着，我的信她没有读给他听，而是将他前一段病中口述的《娘哭》寄给了我。她说三次手术用的麻药太多，昶怡的思维已经不连贯了，他的艺术风格又不是任何人可以模仿的，她只能整理成这样，让我再好好修改一下——我几乎没有动，我想在世间保存一份真实的生命记录(它发表于《山东文学》1997年1期)。《娘哭》的分量太重了。它是我这一代人的《背影》。只有昶怡这样刚韧又细心的汉子，才能体悟到娘哭是“渗哭”，是血哭，是他十几岁插队时，凄楚中孤单一人，浸在异乡的河里所触到的细水从沙中一点一点渗出的永恒与纯粹。他在重病的日日夜夜，格外思念去世的母亲，她温厚无私，爱着孩子更理解孩子。一场又一场政治厄运，对一个旧时文化气息很浓的多口之家(她和丈夫有六七个孩子)的摧残无以复加，在几十年生离死别的艰难命运里，她每一次忍住声息的流泪，都渗入儿子的性格和信念里了。也只有像他这样爱文学爱到骨髓里的人，才能在头上安着一个泵，用一根管子通过皮下抽取积水的痛苦里，口诉如此珍贵而沉重的绝笔之文……这一次我意识到了，虽然她在信中并没有说及他们的感情，但我明白，如果不是很深的知己，昶怡不会唯一向她谈到遥远的我；如果不是痛苦得无处诉说，她也不会给陌生的我写那么长的信——我们早已不指望任何理解，而昶怡幸运地有着她十三年至死不渝的情义，多少是他的一点慰藉。
       昶怡安葬数月之后，她的心境平缓一些了，写来一封更长的信，深深怀念昶怡，也坦述了许多的真实。我回信说，等我的病稍有转机，能出走了，我争取在昶怡年祭之前去他的墓地，和他好好说说话——我拿着信郑重地走向邮局，我知道，这是1969年在桃花岭凄寒的秋雨荒草中，我向战死的朋友许下一生的诺言，从此掉头离开故乡之后，又一次最重的许诺。
       “我是一定要和您见面的，想和您说话”。
       昶怡，你死在路上。我的兄弟……不是逝世，不是牺牲，是死。昶怡，几千里我只想着这个词。我们只能用“死”。它使我好受。别的词，绝不是我们。“死”。贴切，普通，朴素。大道孤影，无人知晓——这是命定的壮烈。我们死了。没有“仪式”，没有与任何人相同的难堪“色彩”。我们的死也是我们的。至死，赴死，死而无悔。我们终将死去。我们因为是我们而干净、平静。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
       站在墓前，燃着袅袅的焚香，我默默说。我的兄弟在地下流泪，静静望着我。
       我们永在相视。纸灭烟尽。那个坚毅、奔劳的健壮汉子，眼里有我心明的一脉忧伤。
       常羊山巅。炎帝陵背。墓碑簇新无泥。前有他的塬，后有他的秦岭。脚下是娘哭心碎的渭水。他插队的土地，像命运一样，在漫漫湿雾里一望无垠。
       她忍着哭声看着我们。又懂事地提前走到墓群那边，站在石阶上，望着山下孤单等着。
       “……他一直庆幸身体好，比别人壮实，拼命读，拼命做事，其实早有隐患。从我认识他就这样，不知珍惜自己。每年做什么、怎么做，计划结结实实的，很认真地告诉我。年末在塬上散步，还要认真反省、总结。佩芝姐一病，他受不了，过去没见他哭过，那一段他常哭。他这样的人哭，最让人心痛。他去医院照顾她，连续熬夜帮她整稿子，突然就发病了……
       “化疗是用一根很粗的针管从脖子的动脉往里打药，他说，他想起张志新被活活割断喉管……啥都忘了咋能忘这?
       “他眼睛看不见了还在想他的创作，劝也没用。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自己不属于自己，总想达到高境界、终极目标，拼命燃烧，已是奔腾不息的快马，还要抽自己鞭子，看不到拾到篮中的都是菜，要写得美丽动人，要脱俗，要大气，过份执着，谁耗得起?
       “……3月脑瘤迅速扩散，我们都知道不行了。头上原来鼓起的大疱上又长出许多小瘤子，像仙人球，惨不忍睹。命运太不公了。他什么苦都吃了，上帝认为还不够，还要他过身体磨难这一关。他自始至终头脑很清醒，眼看不见，身子不能走，也不会说话，不能吃，水喝不进，我去看他，敲门，他慢慢摸过来，等半个多小时才开，在一起只能凭感觉交流……
       “单位没油水，骨头也不多，看病没有钱，头头也不想给他看，反正看也白看，这种病早晚
       的事。我上上下下跑着弄钱，吵也吵过，求也求过，低三下四，我不曾为自己的事求过谁。十好几万，唉，不说了。十几年，怎么也值。那么浪漫，从未提及金钱，生怕亵渎感情。我不该说这些。你要是觉得没意思，就当过眼烟云。
       “他病重时交待，没病时也曾说：我要死了，不放哀乐，哀乐让人难受，我要放《命运》，贝多芬的。他平时也爱听。按他的遗愿，《命运》响彻告别大厅。火化时他心爱的小提琴，部分《魂归》，一块随他去了。商子秦写的挽联：英年早逝陈仓泪雨叹天劫，华章长存秦岭流云绕魂归。很久我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只想他又外出做他的事去了。人的生命真是脆弱，铁铮铮的，健壮如牛，说句话震得楼咚咚响，说不行就不行了……
       “他知道到头了。他要挺到头，承受到头。他不知佩芝姐去世，但挺过了她的周年祭。她8月4日，他8月6日，巧不巧，8月8日，同一天火化。他们在天堂又可以一起讨论文学了，那儿还有你们很多兄弟，有很多你们关心的穷苦人……
       “我真的不愿说他的缺点，但又不能不痛心地说，尤其是对您这样的朋友。说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昶怡。他之所以非常孤独和艰难，是他还有另一面，这一面和您不一样。对世俗妥协，在乎功利，使他十分痛苦，很后悔，就在精神世界更追求理想，补偿似的。刚兴潇洒那阵子，他就知道潇洒意味大气通达，洒脱豪放，敏锐深刻，人生的潇洒是灵魂的潇洒，是真人，他要走进那种境界。他恨功利的无聊，却又对权势妥协，得罪好哥们，好朋友，真不值。男人追求事业太难了，事业和功利混着，这年头常常辨不清。
       “他的妻子是个善良的普通女工，对昶怡的追求一无所知，从不看他写的东西。她知道他是文化人，他干的事很神圣。丈夫生病她尽力照顾，他去世了，她很快也就平静了。两年来他受那么大的罪，谁看着也受不了。她和孩子生活没多大问题，昶怡留下一些钱，你不用担心……他的遗作都在他妻子那里，你提出整理她可能会同意。四十八岁，他本命年生日，病情还稳定，我请了一些朋友，在他家给他过生日，有一盘录像，到他家可以放放……”
       车来人往的街道，嘈杂依旧，生活依旧，阳光和树影依旧。她太孤独，太痛苦，想到哪说到哪。这是尚能说出的真实。它们和昨夜那些沼泽般的日记中，更为强烈的绝望和折磨的句子一起，牵动着她其实无以言说的、深海一样的痛苦笼罩在我的四周，街市仿佛消失了。
       ……
       “你是唯一可能为他写下文字的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人为怀念佩芝姐写文章，不会有人为昶怡做的。”
       送到车站的时候，她终于忧郁地说出来了。
       “如果我能写出来，请您代我去墓前烧了。”
       “一定。”
       她忍着泪水期待着。
       “如果写，要真实。他在这个世上真正活过。”
       我感慨万端。最后说，“许多年后，也许我才能再来。”
       不忍再看她。我转身望向常羊山。夜雾蒙蒙。我走了，昶怡。不知道我这样做，你是
       否能够理解……
       刘烨园，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途中的根》、《领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