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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我去过的欧洲与非洲，世界地图的画法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4年为迎合“中国中心论”心理而绘制的世界地图的画法不同：位于西半球的南北美洲不是挂靠在地图东边，而是按照国际惯例上的东西半球之分，呆在西边不动。于是，有零度子午线穿过的非洲就与欧洲一起占住了地图的“中心”。
       按照某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发现了“东非人”、“能人”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基的观点，人类进化的中心是非洲而不是亚洲，非洲人又被戴上了亚当之祖先的桂冠。有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1500—1200年间被入侵的雅利安人驱赶的印度土著是黑人；近几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人类学家的研究甚至表明：来自中国华北华南族群的遗传基因与非洲人类族群的遗传基因有共同特性，这在理论上说明，中国人类族群是从非洲迁来的(见《北京青年报》1998年10月2日老丘文)!这意味着，一向以古老文明自诩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若要把老根盘到底，都得去非洲朝圣!
       仅凭地图上的中心位置和人类起源论上可能的起点或优先位置，非洲人想多么自豪就可以多么自豪：他们可以鄙视地图上的边缘人类，也可以骄傲地对其他种族的人说：“我祖宗是你祖宗的祖宗。”保持一种“我是你爸爸”的狂妄姿态。
       如果他们还像某些文化人那样，琢磨出了“体坛歌坛明星盛则民族兴”、“文化能被他民族吸纳即证明本民族文化伟大”的道理，摆一摆肯尼亚成群长跑明星、非洲裔美国人体坛歌坛明星如刘易斯、乔伊娜、乔丹、麦克·杰克逊等人的谱，举出毕加索拜服非洲雕塑、黑人音乐引发了世界音乐现代革命等事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尾巴简直可以翘到天上去!
       在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殖民主义者为自身利益自动撤退、被另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革命志士是否曾用中心论、起点论鼓舞过民心，我不得而知。但据我九十年代初在黑非洲某国生活几年的经验，非洲人似乎没有想到要利用这些可以使自己自豪的文化资源，甚至革命胜利、国家独立近三十年后，还有一些人以黑皮肤为耻。
       住在我们公寓大院内的一个十五六岁的黑小孩一天要洗几次澡，并大量使用肥皂，据说这可以将皮肤洗白；
       观赏歌舞的浅黑色观众一看见舞台上出现了漆黑同胞，立即齐声哄笑，笑下之意是：“看啦，你黑得多么惨!”
       生一个混血儿，甚至是某些人的重要愿望。“牛奶加咖啡”当然最好，“橙汁加咖啡”也行。
       这决不是什么开放态度，而是某些人为自己民族、人种感到羞耻、自卑的表现。基督教认为人因偷食禁果而有原罪，他们却认为人因生错皮肤而有原罪。基督教的原罪是普遍的，他们的原罪是特殊的。普遍的原罪可以导致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特殊的原罪只能使自己在他人面前深感自卑，就好像纳粹时期、文革年间某些犹太人、“阶级敌人”自动把耻辱标志挂在胸前，承认自己低人一等一样。这种自卑心理的产生，当然是殖民主义者及其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政策长期掠夺、压迫、腐蚀该民族的结果。但独立解放那么多年，当权的同胞、自己人并没有干出多少名堂，甚至令人大失所望，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维护国体、官尊，独立之后，当权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应该与过去的殖民者平等，过上曾经梦寐以求、如今理应如愿以偿的生活。于是，仅占人口5%的公职人员几乎用光了主要靠出卖自然资源获得的财政收入，95%的民众只能自生自灭。一方面，中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有别墅、汽车，享受公费跨国乃至跨洲医疗；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只能过以木薯粑粑和水果果腹、一块布遮身的生活。以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为参照而制订的劳动力价格也吓退了外国投资者。如果说殖民地时期，广大民众还可以作为廉价劳动力在殖民者、外国投资者那里找到活干，弄一碗饭吃，那么独立时期，提高了身价的他们就只能退回自然去。初到该国，我们几个中国人在公寓大院内散步，门外围观者甚众，受雇的看门人就说：“这是老百姓表示高兴的方式，因为外国人来了，他们就有事做了!”虽然我们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与此同时，独立兴国的热情消退以后，腐败迅速滋生，日积月累，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已是普遍现象。其“民族特点”是：有时并不隐讳，除公开索要外，索得钱物后并不马上锁进抽屉，而是用手高高举起，在同事面前炫耀。即使是我们这些公派的外国人去政府有关部门办事，送礼送钱也是必要的手续。几位在该国经商多年的港澳商人说：“在这里，只要送礼，没有办不成的事。打通海关最为关键。只要他们以权谋私，损国家利自己，降低了关税，你就可以包赚不赔。”正由于此，贫富两极分化、财政赤字巨大、大举向外国借债乞捐、跨世纪出卖石油开采权依然发不出工资、几无基础工业、工业产品乃至某些食品如大米、面粉、肉类等全部或主要依赖进口、公共设施条件极差、疾病丛生、广大民众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就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在国家筵席之外的民众还能看到什么希望?他们凭什么要为自己的肤色感到骄傲?
       下机伊始，我们这些深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的中国人，也常常发些为他人忧国忧民的感慨：为什么占地这么多，人口这么少，人们还生活得如此艰难?许多进口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造、自己养、自己种嘛!这大概也是联合国救济组织和许多外国援助者、投资者的共同思路，来此投资设厂(如纺织厂、烟厂、啤酒厂等)、建立示范农场的外国人也有一些，但该国当权者总是以无钱投资为由从不学着这么干。有时说些豪言壮语，远景规划，借机募些捐赠，但等排场讲尽了，钱用完了，依然按兵不动。某些工厂、农场即使无偿转赠给他们，他们办上两三年，也因管理不善、贪污浪费，必垮无疑，只得请外国人再来示范。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大学生经常提一个韩国生产的假鳄鱼皮包晃来晃去，就问他：“你们菜市场都有卖鳄鱼肉的，为什么不自己生产真鳄鱼皮包，反而要花大价钱去买假的?”他像看见外星人一样很看了我一阵，然后哈哈大笑：“我们?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按：指当权者)都是扒手!”一个民族，尤其是该民族的当权者，只能用长期的实践证明自己什么也干不来，什么也会干糟，又怎么能建立民族自信心?
       我去的那几年，正是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化的几年，被大学生们称为“扒手专权”的政府固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由各政党、组织选派议员组成的临时国会开张大吉就没有带一个克己奉公的好头。每个议员一天的会议补贴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如受雇司机一个月的工资，而临时国会开了一百多天，每人所得已够买一辆最新型号的奔驰轿车。之后的竞选，实际上也是宗族、地域势力之争，用小恩小惠拉选票并不是什么秘密。民选总统产生后，反对党不服，还明火执仗地交了几次火。交火期间，则是悍民抢劫公共财物、商店、对立派家财的狂欢节。时局甫定，拖欠公职人员工资、大学生助学金等问题，又成为民怨沸腾、令总统头痛的焦点；要求大幅度降低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也是世界银行发放贷款提出的前提条件。人们曾普遍看好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和有一半法国血统的两位本国人，认为凭他们与世行、法国的关系可以给国家带来福音，但他们先后出任总理，也没有从外国捡回钱来。这种把国运寄托在募款能力上的官意民意体现了何种心态，也令人深思。据说与周边国家比较起来，该国民众是最关心政治的民众，因为在殖民地时期按殖民者的分工，该地区重在教育，以培养文官为已任。然而，一场民主化运动，至少在推行之初，除为职业政治家提供了唾沫横飞的讲坛，为业余政治爱好者提供了热情参与街谈巷议的机会，花了不少冤枉钱外，并没有为该国带来振兴的生机。
       据说，民主化以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各党派之间天大的事也只能诉诸口舌而不能诉诸武力，交火的事不应该发生。但有人士说，军队国家化了，武器并没有国家化。手里有枪的政治家们要做到任何时候都动口而不动手，真得有点涵养。稍一不慎，手一痒，就进不了那境界。到头来，可能又是谁兵多将广、武器精良，谁就是“总统”。后来的事实果然印证了这位人士的预言。难怪有人感叹道：“合伙办国家一定比合伙办工厂、农场、公司油水大，不然，为什么一到这关键时刻，政治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呢?”
       有时突然想：这里首先需要的不是什么民主，而是一支“强国强种敢死队”，他们应该敢于直面现实，克已奉公，为国为民，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并能将“敢死队”发展成为延绵不断的“敢死代”，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
       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天兵天将金童玉女?他们凭什么要用全力抵抗来势汹汹的消费主义的诱惑以维护金刚百炼之身?何况，该国人似乎天生与消费主义有缘：银行没有储蓄业务，许多人一领到工资就在短期内乃至几天内花光，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普遍生活方式。而且，平均寿命又特别短暂。在人生苦短的压力和消费主义的诱惑下，有历史责任感、牺牲精神的英雄主义人物有无成批产生的可能?
       也许宗教能帮点忙?但在我看来，帮忙也有限。该国几乎人人信奉宗教。信天主教的占五成以上，信新教的几占三成，其余大多信非洲原始宗教或部落宗教，不信教的很少。天主教的红衣大主教至少在名义上与总统平起平坐，有的还超越总统之上，协调于各党派之间。人们唱起宗教歌曲来特别感人，和声部分尤其动听。再苦再穷的基督徒餐前也要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老百姓痛恨小偷，宁可乞讨而不偷盗。但这只以维系民风淳厚为限，一进入官场则政、教分离。一位澳门商人说：“我在政府有关部门到处送礼，只有一位公职人员对我说：‘我是基督徒，请不要这么做。’”而且，信奉康德老头尊之为实践理性、必要假设的上帝乃至灵魂不死之说的人是否必然在道德上以绝对命令自律?信奉新教伦理的人是否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必然有冲天的发展资本主义干劲?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天生圣人”不出，“道德理想主义”自然只能谨守范式，而用民主与法制来造就不得不遵守规范的凡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敢于厉行民主与法制、忠于民主与法制、进入民主与法制高境界，又绕不开人的道德水准问题。民主与法制所必需的平等观念也萌生、包含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黄金律中。所以，道德理想与民主法制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只是合之之境界，可遇而难求!
       看来，为他人忧国忧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要发掘体现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文化资源以激励种性并不难。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永生上帝诫命会”条记载，这个西印度群岛的宗教社团就认为耶稣是黑人。将耶稣同时也必然将上帝的肤色黑化，可谓大胆而骄傲。而我碰巧在非洲这个国家的一座天主教堂的过道里，也看到了两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黑耶稣像，其中一尊还是人身蛇尾。这种精神上的造反当然含蕴了欲与白人试比高甚至在宗教领域抢班夺权的心理，似可光大发扬。但这毕竟是在他者制订的上帝耶稣圈子内动脑筋，作修正，免不了失语之嫌。我真希望亲爱的黑人兄弟能高举本民族的图腾干出一番令自己振奋、天下人刮目相看的事业来!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我回国休假路过巴黎时，一位法国朋友发了一通宏论：
       你去那里干什么?那里根本不需要外国人去，也不需要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那里气候宜人、果木丛生、野兽遍地，最宜于过采集、狩猎、自由自在的生活。即使推广人工栽培，也会破坏自然生态，使大地荒漠化。他们可以吃水果，吃兽肉，吃鱼，甚至吃吃不完的水果落地腐烂后生出来的虫，吃这种天生的高蛋白食物(按：这倒是真的，我见过他们在果树下掘虫，市场上也有盘成堆供食用的各种虫卖)!根本用不着知道西方人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历史的灾难在于：那位讨厌的英国人瓦特面对千百年来千万人熟视无睹的开水冲动茶壶盖现象大动了一番脑筋，发明了蒸汽机，从此让工业、科技、军备竞赛统治了世界，建立了无孔不入的世界市场，开始了西方强势国家用武器和自身需要为世界立法，用枪炮和贸易在世界各个角落进行搜刮掠夺的时。一当强弱差距拉大，弱势国家就不得不乖乖听命而且唯恐落后：只有满足了他们需要的国家，如能提供石油、廉价汽车、电子产品、军港商港的国家和地区才能迅速富起来，否则，就只能吊大胃口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且，他们一方面推行西方模式，一方面又不允许弱势国家循序渐进，充分发育地走向现代化，往往用廉价产品扼杀民族实业，用消费主义腐蚀独立人格，使这些国家既割断了历史又跨不进现代化门槛，老在虚空中吊着，任他们用有形无形的鞭子抽打。在这种情势下，你那些忧虑、思索都是多余、无用、于事无补的!因为你思想深处的参照系依然是西方模式、西方消费社会。你何愁?你何叹?所愁所叹不过是因为认为他们已处于无奈的边缘。但中心是什么?不过是西方模式罢了!实际上，只要横下心来抹掉这个中心，就无所谓边缘，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中心!因此，弱势国家应不允许所谓西方文明进入，应该在国门口挂一块“狗与西方文明不准进入”的牌子，按照自己的传统自然而然地发展!你应该呆在中国，不要再来!
       这究竟是振聋发聩，还是在设计唯恐弱势国家不更弱势的圈套?我没有回过神来。但那位提倡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曾在巴黎郊外生活、思考过一段时间，而1979年被推翻、驱赶、从1941年起就在伊朗鼓吹全盘西化的巴列维家族至今还安着最先进的预防暗杀的报警系统，在巴黎一条繁华大街旁一座豪宅里呆着，这些是不是启发这位仁兄神思泉涌的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据1998年10月23日《青年参考》第二版所载《迟到五百年的死刑》一文所记，这位仁兄不乏同道：
       有证据显示，五百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在当时曾犯下种族灭绝式的屠杀罪行。
       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玛雅人、印第安人在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审判之后，判定哥伦布不仅犯有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罪，而且还将欧洲致命的疾病传播到中美洲。据此，法庭判处哥伦布“死刑”。由玛雅人组成的法庭在审判之后称哥伦布可以提出上诉，但由于没有人出面为他辩护，因此决定就地执行判决。两名玛雅人举起弓箭，朝着用木头制作的哥伦布肖像发射了八支箭，哥伦布被“处死”。
       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程亚林，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诗与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