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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于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了解，大多是从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散文诗《海燕》来的。然而我们未必都知道，高尔基不只是位作家，他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闪烁着知识分子良知的一面。
       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大体有三种。第一种躲得远远的，像中国古代那些“独钓寒江雪”的隐士。第二种则被吸收利用，例如上个世纪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心甘情愿臣服于纳粹脚下。有没有既不完全脱离权力，又保持清醒批判意识的可能呢?一度义无反顾担当着这种社会角色的，是第三种知识分子，比如高尔基。
       “信仰是很舒适的事，但是比这好得多的是具有良好发展的自己的尊严感。”——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由高尔基在俄国《新生活报》1917年至1918年同名专栏政论文章结集成的小册子中，类似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苏联权威书刊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直到1988年才重新解档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我们保留下了十月革命前后这位伟大作家一份真实的倔强。
       顾名思义，“不合时宜”者，特定时空背离主流之谓也。事实上，高尔基在这本书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正是激烈反对十月革命。何以如此呢?因为他对革命有个基本的场景估计，就是在致列宁五封信中的第一封中所透露出来的：“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理智力的数量和质量上。革命只是在它促进这些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时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革命不光是破坏，而且还承担着启蒙的任务。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尔基对那些阉割革命创造力、把人们变相成食人魔王的“革命者”始终抱有的切肤警惕，才不妨置入今天我们的对话空间。
       当高尔基亲眼目睹“一战”中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犯下的杀戮暴行时，当他看见民族沙文主义者对犹太居民的歧视和迫害时，当他碰到猖獗着的街头私刑这“野兽的权利”，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敌的暗杀行径等革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反面现象时，他愤怒了，并进而怀疑起革命本身的得当性来。除去政治形势上的忧虑外，他还把思想触角伸向了经济文化等方面。这些，都使《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本薄薄的小书无形中成为“独特的1917／1918俄国历史百科年鉴”。但贯穿这部年鉴的红线是什么?或者说，此中最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哪儿呢?
       我以为是高尔基对“信仰”横刀立马的拷问。他并不是哲学型的作家，他只知道，对信仰问题的基本判断应该遵从常情常理：“信仰对于心灵的舒适，对于心灵的安宁来说总是很好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变得盲目，使他发现不了生活的痛苦的矛盾……”我真为这样的句子诞生在那种局势下而暗暗为之捏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真要付诸实践是不容易的。 1918年1月19日，卧病在床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申加辽夫被闯入医院的水兵杀死，列宁立刻下令，开始“最严格的侦讯”，而与此同时，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指出“专制就是铁的政权，镇压剥削者和流氓的英勇革命的、迅速、无情的政权”。这些表述使高尔基很不安。读一读这本书里的许多章节，便不难感到，他把民族精神里非常容易滋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疗救希望，从一开始就单方面寄托在领导人身上，善意之中却毕竟把革命的时机积累和革命者的个人作用等同起来了。
       由此出发，或许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后来高尔基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情结。时代转变，眉睫间的一卷一舒都需要具体地分析。无论如何，知人论世，我们不能忽视高尔基的这本小书，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