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文章标题以简洁为上，这篇小文拟题欲求准确应为“我于‘三家村’中独亲廖沫沙”，可那好像太缠夹不清了。
       为什么于昔日“三家村”中独亲廖沫沙?说来惭愧，原本在“三家村”中，廖先生的文章我读得最少，可近日因为偶然看到了他的一本薄薄的旧体诗集《馀烬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随便翻了翻，竞大感兴味。如《嘲吴晗并自嘲》诗曰：书生自喜投罗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悼吴晗同志》诗曰：“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般。“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低头四改“元璋传”，举眼千回未过关。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这几首诗我是诵之者再。并不是说就诗艺而言，这些诗有多么高明，而是联系这几首诗写作的时间和背景考虑——前一首是“文革”发端时期的1967年夏所作，后一首写于1973年，诗人从诗句中透出的睿智就特别让人感佩了。试想一下， 1967年，那还是飓风初起的时候，万众颠狂，仿佛气定神闲地吟出“书生自喜投罗网”的能有几人?“举世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这是一种冷到骨子里的幽默；在用神圣的台词、庄严的道具、道貌岸然的人物共同组成的戏台上，诗人仿佛一眼就看到了背后的龌龊和荒谬，这是一种很不容易被迷失的大智慧。反观“三家村”中的另两家，他们也许学问要比廖沫沙精深，但在一场看似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大劫难中，却明显缺乏后者那种淡定、超然的心态和素养，而具有这种心态和素养的人是很难轻易随人俯仰并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这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就会坚持，不会因举世非之便自责“君王圣明臣罪当诛”，迫于现实高压也许可以口头敷衍，但决不会心悦诚服，很可能是一边颂圣一边暗笑，从心底里藐视威权人物。廖沫沙正是这样做的。当年他和吴晗同被批斗，享受“喷气舞(弯腰低头)”，吴晗沮丧、悲愤、吃不消，而廖沫沙看到的却是滑稽，以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应之，甚至强忍住才没笑出声来，还默想出了上面那首自嘲的诗。你可以说这种人不真诚，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又哪里是一个可以讲求真诚的时代呢?相形之下，邓拓和吴晗的确真诚多了，真诚地认为自己有罪，真诚地认为自己应该忏悔，满心指望自己一片赤诚能够上达天听，最终云开雾散，邓拓不是在遗书中还在为某种教义高呼，还在吁请组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考核么……“革命吞吃了自己的孩子”，这种真诚的悲剧意味未免大浓了点。屈大夫自怨自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形象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心灵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几乎已成为“集体无意识”，始终挥之不去，但廖沫沙是绝对不会做屈原的。对一个凡庸的人来说，屈原可以敬之，却难免会有一些隔膜感的。
       超然的人往往最先醒来。据《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收录的刘茵女士采访廖沫沙的文章，1972年，廖沫沙曾经对一位到狱中与他谈话的同志吐露了“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入党几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什么是党；第二个糊涂：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第三个糊涂：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什么是革命。”作为一个对昔日历史多少有些隔膜的人，我读到此处也不禁被深深震憾了。这“三个糊涂”仅寥寥数语，就戳破了许多冠冕堂皇之物的光环，胜过洋洋反思大文多矣。
       廖沫沙1979年痛定思痛，回顾“三家村”冤案，曾经赋诗一首，题为《悟》，诗曰：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作梦，三家村里尽痴迷。其实他自己从来就没有痴迷过，退而求其次，说他是最早从痴迷中醒来的人至少是恰如其分的。
       以幽默反抗强权，以彻悟抵制迷失，以玩世的态度冷看虚假的圣物，这就是廖沫沙的魅力。所以，我独亲廖沫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