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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优势：经济学的迷雾
       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说以支持自由贸易主张以来，比较优势理论还没得到过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就像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惟一缺陷是它从来没被真正实施过一样，比较优势理论永远不可能成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指南。以现实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最近也出了像“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就是明显的反例。美国与德国推行贸易保护最终仍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完全推行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世界主义的一种梦想。
       按说不应再拂起比较优势争论落定的尘埃，但国内一名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使用比较优势剖析一切经济问题，并提出颇具影响的主张使得弄清比较优势本质有了现实意义。
       这位经济学家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中国股市泡沫的成因，他认为深层原因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源在于行业选择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用他的话说，不应该选择资本密集型，而应选劳动密集型，因为后者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对于中国是否设立创业板，他坚决反对。理由也是比较优势，即创业板主要是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市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不具比较优势，因而缺少业绩良好的高科技企业可供上市，市场难有作为。
       关于中国金融改革，他再度运用比较优势，认为应该建立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难道大银行提供不了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的资金？
       …………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经济学还有一条经得起考验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但萨缪尔森同样也说过，判断经济理论的标准是符合现实，而不是形式优美。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短期内生产成本可分为不变成本与可变成本，在长期，所有成本都是可变的。与此相同，一个国家短期内某一产业相对其他国家具有相对优势，但在长期，该国任何一种产业都可能具有比较优势。以日本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成为出口汽车的大国。
       比较优势本身，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动之中。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工业强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显然是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美国、德国依照比较优势行事，今天不可能出现强大的美国与德国。
       再说当今中国，它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显然，令人生畏的十三亿人口伴随的必然是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廉价劳动力是我们当前的比较优势，其实也是人口过度膨胀的后果。劳动力廉价，意味着低收入和贫困，也预示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短期发展劳动密集产业，有利于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因此轻视资本密集与高科技产业，那中国的未来就非常不妙，因为我们把资源集中到一个附加值很低、供给弹性很小的行业，就像非洲生产咖啡豆的农民，发挥了比较优势，但命运受控于咖啡生产公司，利润微薄，陷入贫困陷阱。
       中国目前需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更需要改变现有比较劣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制造与高科技领域形成比较优势，最终使中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强调发挥一国比较优势，首先暗含的就是自由贸易。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将一国资源集中于某一行业，只能导致产品与服务供给单一与有效需求多元之间的错配，导致稀缺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下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完全推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呢？显然没有，就连自由贸易口号喊得最响的美国和欧盟，也在抱怨中国商品的流入导致本国或地区失业的增加，并据此寻找借口对中国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如果各国都推行自由贸易，短期内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源理论上是最优的。这暗含假定，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可以无成本转移，而这在短期是不可能的。由于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比较优势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据统计，二○○三年全球GDP为36.2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进出口交易额为15.2万亿美元，以单边贸易额计算，贸易量占GDP约21%，也就是说，各国近80%的产品仍属非贸易产品。
       就是国内行业的分布形成，比较优势也不起什么作用。中国出现的投资汽车热、房地产热、水泥热、电解铝热，其实都与比较优势没多大关系，主要是行业高利润的诱惑。农民种地肯定比打工有比较优势，但何以数千万农民出外打工呢？原因简单得很，因为打工比种地赚钱多。特别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要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种地具有比较优势，是否可以推论，农民应该让孩子务农而不是上大学（上大学也可务农，但在中国还是很少）？
       比较优势，考虑的是全社会，乃至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我们知道，全社会、全球福利最大化，由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不可能自发实现。比较优势与效用最大化并不完全相容，因此，国家、企业、个人并不一定愿意按比较优势行事。也就是说，只有经济主体遵循利他主义，国家以世界主义为指导（这时就没有了国家），比较优势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依据。
       另外，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说时，前提是假定只有劳动是稀缺的，而中国当前各种生产要素中劳动几乎是最不稀缺的，倒是其他生产要素稀缺性日益凸现。当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处于变动之中时，短期比较优势也会变化。
       我们翻阅一下世界强国的经济发展史，都有一个近似的发展路径，即由农业社会到工业文明，再到高科技作为支撑的知识经济。目前还没有一个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弱国、穷国发展为强国、富国的先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相似倒是一个事实。
       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它所谓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像中国的劳动密集产业，那中国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不要说成为经济强国，基本的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
       中国资本密集产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我们更应该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即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及三板市场，通过提供长期资金渠道缩小与它们的差距，而不是否定它，放弃它，转而投资于没有发展空间的劳动密集产业。
       中国股市充斥着欺诈、丑闻和操纵，同时分红寥寥。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股权分裂、有效公司治理的缺乏、监管与法制的不完善，而与比较优势无关。骗子与罪犯混迹于各行各业，托普软件与郑百文的欺诈本质上无差异可言。世界各国发展资本市场都是通过提高监管力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投资风险实现的，没听说通过转换投资行业实现的。中国股市之所以问题不断，更深层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个畸形儿，国家既是监管者，又是利害人，因此处罚上市公司阻力重重。作弊者得不到惩罚，鼓励了作弊行为，甚至有泛滥之势。不解决体制问题，而强调什么自生能力，比较优势，显然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复杂的现实已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任何人试图用比较优势一条理论解释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是不现实的。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吴 毅
       前些年，“逼民致富”的故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内容大致都是在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基层政府以行政动员和指令性手段引进某一种具有市场效益的经济作物，要求农民统一种植。由于是以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为上，这一类以引导农民致富为初衷的行政动员与运作，未必会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和配合，极端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农民抵制甚至反抗的例子，所以，也就有了个别地方“逼民致富，逼死农户”的情况以及学界对“逼民致富”现象的相应分析。
       如今，随着中央重农、安农和稳农政策的大力推行，这一类因逼民致富而逼死农户的极端事件大概再难得听说，催与逼的事情少了，农业结构调整一类的事情却还得要多做和做好，一来这关系到一乡、一镇、一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二来也影响到地方百姓和上级领导对基层政府主要领导的评价，总不能为官一任却山河依旧吧？尤其是后者，似乎更是影响到乡镇主要领导干部能否顺利升迁的大事。但是，如今这“逼”的法子使不得了，而改“逼”为“诱”，或曰引导，就成为一些地方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经常采用的与时俱进的好办法。所谓“诱”，就是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好处，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跟着乡镇政府走。例如，要在本地引进和推广一种新的经济作物，农民不熟悉，心里没有底，乡镇干部就带着村组干部外出参观、学习和取经；为了动员农民跟着干，就干脆连种子，有时候还要加上化肥和农药，也统统由乡镇政府包揽提供，让你包赚不亏。总之，就是要施之以利与惠，让农户这“三军”还未动，就尝到那先得“粮草”的甜头。试想，这样一来，还怕有谁不积极跟进？
       这倒也颇为符合市场社会和理性经济的精神。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农民们可都是越来越讲实惠了，光靠宣传发动和思想教育，不先向农民交代清楚如何发家致富的明细账，见不着利益的事情，肯跟你走？因此，要想让农民顺顺当当地响应乡镇领导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的号召，不先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做一些政策上的承诺，那是很困难的。
       好在如今的乡镇政府也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呛水出来的，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农民还远不够富，赏也不必重，政府只要能够万无一失地确保农民比现在更好就行。但这种确保不能只是口惠，要让农民相信政府的承诺具有可信度，就得用合同的方式写明。这合同不但要写明白由乡镇政府负责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还得写清楚政府制定的保护收购价，一旦新作物来年的市场行情比预期的差，政府就得按保护价收购，而且有多少就要收多少，绝不拒收。这一下，农民们才算是彻底放宽心，敢跟着干了。有了农户的配合，种子、化肥和农药的质量有保障，若是再加上老天爷肯帮忙，风调雨顺，农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诱民致富”式的操作较之于“逼民致富”，当然是又“进步”了很大一截，于是，它被一些地方的领导总结为引导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的成功经验，有了这条成功的经验，加上公路两旁那些成片成垅、十分好看的形象大田，一些基层领导的仕途便也坦荡宽阔起来。看来，这既富了民，又出了经验，还能产生干部的办法对谁都是一条好路子，何不及时普及与推广之？
       不过，且慢！“诱民致富”术虽然很好，却也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如前所述，这个“诱”字是以基层政府对农民的经济和实物支出为前提的，而且，我们看到，这种支出往往是不计成本和有去无回的，政府把种子、化肥和农药送给农民，说是等来年收获时再扣回来，但如今在一些地方，乡镇政府连该收的赋税都很难收上来，你凭什么就能把已经送出去的东西再要回来？再说当初的结构调整是你要我搞的，不是我要搞的，我配合你就算是不错了，还想多收我的钱？！结果，这送出去的东西十有八成也就权当作是无私支援农民弟兄搞小康建设了，当初本来也就没有指望再收回来的。于是，我们看到，这“诱民致富”往往导致一些乡镇的“政府致负”，即造成政府负债。这个债在有的地方还不轻，如今像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惠民的举措越来越多，好多东西都需要政府出钱的，因此，对于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来说，往往是好事办得越多，负债也就越多。
       学界都在说如今乡镇政府的行为像一个公司和企业，但是在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事情上，我却怎么看它都像一个慈善家。“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两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又应该如何去解释基层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一种经典的理解是，政府在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等农民尝到结构调整的好处，变被动为主动，具有特色和规模效应的地方优势产业得以形成，政府就可以从中收获到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利。这种解释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却好像又觉得它只能解释那些占据了市场先发优势的地区，若推而广之，是否成立就不一定。别的不论，就说新作物的价格在农户一窝蜂上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始终保持市场竞争力，以真正诱使农民将一次性的市场投机转化为结构化的成功转产，就大费思量，况且这也还不是那些基层干部，甚至包括那些结构调整的积极发起者所能够事先预测与知晓的。这些基层干部的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等当地的农户都开始种植当初能给他们带来效益的某种作物时，也可能就是这种作物的价格下跌，农民最终吃亏受损之时。等农民们也察觉到这一点，这市场价格的杠杆便会自动地迫使农民放弃新作物，或者经历再一次转产，或者干脆保险起见，又重新回到传统作物的种植上去，结果，对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来说，除非是改种金子，结构调整对于他们，到头来很可能还是经历了一番折腾，收获到几许空望。短时期内颇见成效的结构调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否能够成功，真的是一个连乡镇干部自己都说不清楚、想不明白的问题。
       自己都说不清楚、想不明白，没有答案的事情却偏偏又要如此不计成本地投入，甚至导致政府吃亏负债也在所不惜，原因何在？这其中的奥秘还是乡镇干部自己最清楚。一些乡镇干部在动员村组干部积极配合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时，就往往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县里部署，县委主要领导亲自抓的一项工程，乡镇是××书记亲自挂帅，关系到咱们乡镇的形象，××书记平日对咱们不错，我们必须得买这个面子，抬这个桩。原来，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既定的谱，答案其实还是那两个词——政绩与形象。既然涉及到政绩与形象，眼睛就自然不能老是盯在经济上，只算经济账，还得算算政治账。事情但凡牵扯上政治，就更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宏大问题，这其中所关系到的，可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农民致富，它更为根本的还是我们地方主要领导主抓的中心工作是否能够得到落实。既如此，自然得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小损失服从大收获。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这个乡镇领导才叫做有高度，讲大局，讲政治，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与这个高度、大局与一致相比较，花点钱还不都是应该的事？况且如今在数量化的考评机制之下，乡镇与乡镇之间还要讲贡献，比能力，对于一个乡镇领导来说，还有什么比出色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中心工作更能展示自己的贡献和能力？这一下，我算是真真切切地搞明白了，原来，在一些乡镇地方较着劲儿干上了的一轮又一轮的“诱民致富”，比之于早些时候的“逼民致富”，手法虽有不同，背景也不尽一样，原理与精神却还是相通的，那就是不断地以光彩耀人的政绩来照亮咱们一些地方领导头上的那个顶子。
       不过，如果把话就仅仅说到这里，即使问题本身已经讲透，却可能仍然不够，因为谁都知道，为了政绩而牺牲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对上负责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不易克服的痼疾，从这个角度上看，“诱民致富”无非是“逼民致富”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只有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思考促使形式改变的深层次原因，才会加深人们对由这一问题所折射出来的当下基层行政运行现状及其特征的认识。这一追问就是：一个被学界习惯性地嵌格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官民互动视野中的基层乡镇政权何以至于连在为自己的脸上贴金时都不得不屈就于它所治下的百姓？
       一种意见可能会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强制性政策约束使然，这话自然是不错，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强力约束之下，基层乡镇所丧失的，恐怕绝非仅仅是“逼民致富”的能力，它所丧失的毋宁说首先是自身的部分治理能力本身——一些地方依法征税能力的部分丧失就是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指标。这样说绝非是指责中央政府造成了此种状况，而是说中央政府的硬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倒是的确使乡镇政权近年来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得以以一种更为原生态的方式充分暴露。这一问题就是:由于种种原因，部分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与农民的互动，实际上已经陷入要么依靠强力及相应的越权和越线来维持，要么处于无能境地，要么干脆只能以向农民“行贿”的方式来实施治理这样一种多重困境之中。所谓“强国家—弱社会”，在特定的乡镇场域中未必是对官民互动状况的一种真实描摹，在更多的时候，它实际向人们所展现出来的可能更是一种“弱国家—弱社会”双向并存的状貌，即基层政权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流失已经成为困扰基层政治与行政运转的重要原因，并且它在实际上也同样阻挠着乡村社会本身的健全发展。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基层政府往往被农民所“反制”的种种奇特现象，谓其奇特，是因为这种“反制”在绝大多数场合并不意味着“民权”的增长，而仅仅只是意味着官权的式微，所以，它实际上向人们展现的是一种有效治理的缺失。
       这就提醒人们，在思考有关乡镇体制改革的问题时，必须同时把强化乡镇治理能力也纳入考虑的视野，在不断寻求乡镇治理民主化和法制化之时，也花大力气去研究如何强化其治理能力，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这一能力。笔者认为，任何乡镇改革的思路必须有助于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才可能得以确立，否则，人们将会发现，与程序上的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相伴随的，可能会是一个不断凸显的乡镇行政衰败过程。可惜的是，在相关研究中，对前者人们充分重视，而对于后者，主流学界甚至还未将其视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乡土中国VS城市中国
       李远行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首先代表着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隔，然后才是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因为乡土中国对应于传统社会，无论是持“旧乡土中国”还是“新乡土中国”观点的路径选择者，总显得有点儿心虚，怕被对方指责是保守论者或新理想主义（所谓“新左派”即是学界授予他们的一顶帽子）；而城市中国符合现代化理论的城市化要求，有着车轮滚滚的现代化理论的强力支撑，加之主流意识形态的呐喊助阵，其话语领导权自是当仁不让。
       所谓城市中国，想必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不说太早以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费老提出小城镇发展战略始，全国上下，大江南北齐动员，曾经一片红火，当时曾有外邦人惊叹：“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然而，几番周折之后，除了少数地区（如江浙部分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实现了城镇化，全国大多数地区仍山河依旧。于是又有人提出建特大城市（或曰城市圈）理论，最后却演变形成了大都市对大城市、大城市对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对乡村的资源剥夺链。乃至最近有人提出农民自己造新城，其方案是全国广大农民在基层政府的强力领导和推动下，依照自愿、自筹、自治的原则，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将目前农村尚存九亿农民中的八亿（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因为还有三十年中新增的二到三亿人口）转移至城市，剩下的一亿农村人口就不足为患了，而且正好满足提供城市人口粮食需要的生产。到那时候，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机械化，中国就彻底现代化了。该设想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儿像前几年曾流行的基层政府“逼民致富”，号召农民种大棚蔬菜，“产业结构”调整了，“经济规模”也形成了，就是民没有富起来。
       可以看出，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只有渐进和激进之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立论的逻辑前提是：现代化=城市化，城市社会=现代社会。城市化既是手段又是终极目标。其逻辑结论就是：城市化了，也就现代化了，也就有了和当代发达国家看齐的生活水平，从而社会团结、人民幸福，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这种路径选择，从资源、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承载力的角度提出质疑的相关否证已汗牛充栋。这里我只就其形成根源做一些追溯。根源可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现代化理论的误解与新民族主义的误导。
       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而其研究对象却并非西方。在西方国家，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因此，只有现代性而无现代化。作为事后总结的现代性其象征（文化）的意义大于其型构（模仿、模塑）的意义。而后来由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研究者有意无意将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之一元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化，始有今天现代化的滥觞。当然，西方国家依仗其文化势能上的强势对其他文明的铁血殖民和文化侵入导致的强弱排序，也是现代化追赶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化就是现代性化，说穿了，就是西化。在这样一种现代化理论的诱逼下，非西方国家踏上了一条充满血泪、自我否定和解体而又遥遥无期的现代化路途。然而，现代化并没有给大多数国家带来和平和富裕，只是将它们纳入按经济和军事实力排序的序列中，现代性的实现（即现代化）程度已不是衡量的标准。这就是西方学者（如亨廷顿）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如邓正来）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现代化的理论陷阱。
       另外，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实践也证明，西方学者总结的现代化要素如城市化、世俗化、工业化等的高实现程度并非必然带来如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当下的俄罗斯就是一个明证。而就城市化这个单项指标来看，则更是相去甚远。中东地区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甚至伊拉克）的城市化水平应该说非常高了，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反而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国内民族纷争和国外列强角力的中世纪沙场。
       城市中国的另一个形成根源是所谓的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以单一民族（如汉民族）为主体，后者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新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它是对全球化过程中按实力排序的自然反应。排序高的欲维持和扩张其强势地位，排序低的则力图改变其弱势地位。而排序的高低最终由经济和军事（军事以经济为后盾）实力说了算，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尊重不能代替实力的强弱比较，因此，振兴经济成为新民族主义的中心话语，现代化的城市化又被拉回到前台：要现代化就必须城市化；有了城市化，则带动了工业化，而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如此，GDP就能高速增长，军费也有了保证，中华民族也就自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问题在于，这已不是人们通常所追求的文化自觉和价值实现，而成为民族—国家间争强斗胜的实力操演。与民生何关？
       对现代化理论的误解与新民族主义的误导将现代中国绑缚上现代化的战车，从而使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获得了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理据。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现代化和新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正像一句歌词“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所表达的：实力才是根本的保证。这种看法在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种建立在实力竞争乃至强权消长基础上的“发展”之路到底能走多远？别说我们生存的地球根本就无法支撑这种竞争性甚至掠夺性的现代化，就连能否保证现有的发达国家（也称已现代化国家或后工业社会国家）对资源的持续性消耗还是一个疑问，更甭谈以需要浪费大量资源为代价的竞争性现代化了。把一切都推给科技进步是否宝押得太重？那些所谓按将来汽车人均拥有量设计出道路规划的新城，除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外，又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即使实现了，我们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有没有别的选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我们的视线转向被称之为“另类”现代化的乡土中国路径。
       与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一样，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也是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的回应。但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反思（或称本土化）的结果，其立论的基点是国内民生，其追求的目的是民族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从早年晏阳初先生举家迁往农村开始乡村建设实验起，到今天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虽几经波折，时有断续，但经过几代乡土学者的实验、探索和反思，终于成形。声音虽小却很清晰。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充分注意到以西方现代性为导向的现代化浪潮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使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政治经济结构支离破碎，陷入失范状态；另一方面，这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力也使传统中国站到了文化自觉的起点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造成了传统中国空前的危机感，也正是由这种危机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文化复兴的机遇。早期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亲眼目睹了清末民初以来由社会转型和失范所带来的社会乱象，而后期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则亲身体会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撕裂的痛感。这些感受逼迫他们开始反思现代化的后果，走上了一条与其说是重构还不如说是解构现代化的路途。
       他们首先反思建立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可能性问题。资源问题不再赘述，单就国际政治空间问题而言，清末的日俄大战和民国时期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的尴尬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西方列强凭其实力大肆进行殖民活动和开拓国外市场游刃有余，而我们连领土主权都很难保全。再说如果听任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像他们那样现代化了，他们真的只有喝西北风的份了。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对中国国情的反省。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所谓乡土中国正是基于此），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实现了占人口总数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实行的以城市保护主义为导向的城乡分割政策，造成了将整个社会撕裂成两个部分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使是在当下中国，硬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乡流动）虽已有所松动，而软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等）反而强化的今天，以经济指标增长为导向的现代化虽然使部分农民在由其带来的城市化过程中获益，但是，农村的破落与农业的萧条也是不争的事实。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以及后发现代化）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多数农民将生活在农村。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中国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们的民生问题该如何解决？或者，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现代化一定要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现代化的价值合理性何在？
       最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通过对现代化价值的反省，提出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的目标。以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为蓝本的城市中国现代化路径关注的基点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追求的只是国际利益角逐中的实力排序。这种导向的现代化将民生问题与国家利益捆绑打包，形成了国家第一，民生第二的价值取向，从而为借实现国家利益之名，行个人利益之实的行为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当前中国社会发生的两极分化就与此直接相关。为了快速现代化，社会公正可以不顾，弱者的利益可以牺牲，并将这些通通归入所谓“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通往现代化社会康庄大道必须“扬弃”的环节。相反，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一味地反对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现代化进程，更不是要“脱现代化”回到传统社会，而是将关注点聚焦于国人的民生问题，即“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由此，他们提出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的目标。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走出我们以往的中心之国的民族中心主义藩篱，不再“怀柔远人”，以多元文化之一元融入世界，以不卑不亢的姿态“接待远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仅仅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只有如此，才能在“浩浩汤汤的现代化潮流”中不至于泯灭民族自尊和历史荣光。
       因此，重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成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的首要任务。这个重建的价值体系既非传统中国的儒家伦理，也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而是经过了文化自觉从而成为文化主体的“我们”与其他文化主体的“你们”在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价值体系。站在这样的起点上，我们才能从容检讨现代化理论的功过得失，将现代性中具有价值合理性的元素（如社会公正、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等）剥离出来，使之与乡土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人的内心和谐、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等价值观念相融合，形成新的价值体系，抚平因现代化的撕裂对社会造成的创伤，使现代化的城市化同时具有价值合理性和人性的基质。
       花样的年华、草般的岁月
       熊秉元
       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豪华酒楼里，有个奇特的聚会。十余位来宾，都是七十开外的耄耋长者。他们有几位穿西装，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长袍或马褂，还有好几位头上戴着传统的小圆帽。在外观上，他们举止从容优雅，看得出是受过良好教育，经过大风大浪，在华人社会里不折不扣的长者尊者。但是，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浓浓的中国气息；他们之间，彼此却以流利的英语交谈，而且是道地的新英格兰口音。更令人讶异的是，他们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彼此却都还谑称：“囡仔(boy)”。
       他们确实很特别，因为他们有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头衔——他们是硕果仅存的“大清留美幼童”!
       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之间，大清帝国前后选派了一百二十位幼童，送到美国留学；他们的年龄，在九至十五岁之间。按照计划，他们将住在美国家庭里，在美国读中学，进军事院校或大学理工科系，然后回国服务。虽然后来计划因故终止，但是在美国近十年的熏陶，已经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是铺设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无论在中外历史上，大清幼童的际遇，都是很奇特的一页。在这个过程里，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首先，容闳是一切的推手。他因缘际会，由香港到美国求学，从常春藤名校耶鲁毕业。眼见西方文明之盛，再回头看大清社会的腐败落后。他觉得，惟有师法西方、而且从根救起，才可能振衰起弊。他所想到的，就是大量选派幼童，到美国受完整的教育，再回国一展所长。
       容闳的抱负，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当然不可能实现。晚清时期，曾国藩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即使位极人臣，曾国藩还是要小心翼翼；环伺左右的，多的是怀旧排新、仇洋恨外的势力。稍一不慎，不但幼童留洋的计划功亏一篑，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
       与容闳和曾国藩相比，吴子登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留美幼童整个计划的转折，却是由他而起。幼童到美国之后，集中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Hartford）；为了就近照顾，也为了督导幼童，清廷在当地设了“留学事务局”，还派了督导人员。吴子登，就是事务局的第四任主管；他到任之后，在星期六日按惯例召集幼童，教授四书五经。可是，他发现，在美国家庭待上一段时日之后，这些幼童们已经沾染当地自由开放的习气。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礼、背诵古籍、态度驯服谦抑；幼童们不服，更受不了他的鞭笞和呵斥，于是冲突日益严重。
       吴子登禀报清廷，长此以往，这些幼童将与西人无异，不再以圣人教化为依归。一连串的奏折，再加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风吹草动；清廷终于下令，终止留美计划，全体幼童分批返国。幼童们等于是犯错被遣返，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后，受到监视拘禁、类似犯人的待遇。
       一八八四年，中法海战；法国军舰(铁壳船)和清廷的军舰(木壳船)，在闽江口马尾附近接战。一阵炮声隆隆、硝烟滚滚之后，半个时辰不到，清廷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分派到福建水师的几位留美幼童，花样的年华就此画下急促的句点。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海面，清廷的北洋海军受到重创，又有好几位留美幼童壮烈牺牲。
       其他幼童的际遇，没有这么悲壮；不过，这些在美国土壤上迎接阳光、日益茁壮的精英，就在满清倾颓、民国肇始的动乱岁月里，像草芥一般随风飘舞、自求多福。
       对于容闳、曾国藩、吴子登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容闳，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动幼童留美，数十年而不悔。曾国藩，考虑到朝廷情势、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只能顺势而为。吴子登，对美国风土人情陌生隔阂，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他认为幼童应该尽速回国、避免持续受污染，也是出于一片善意。
       当然，对于幼童留美政策中途而废，可以有诸多揣测。如果幼童的年龄再大一些，会不会好一些?如果就近照料监督的不是吴子登，政策是不是会持续?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幼童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学成之后，也持续地回国投入社会，清廷的命运乃至于中国近代史，会不会就此改写?这些假设性的问题，令人好奇、引人遐思；不过，更根本、也更重要的问题是，由历史、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大清幼童留美的做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又透露出哪些问题?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同样年龄的小朋友可能会出国旅游，到异地去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们不会被移植到万里之外，在截然不同的土壤里成长，肩上还背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
       中国历史上，一旦社会面对重大变故，特别是瘟疫虫害水患等天灾；朝廷就昭告天下，皇上下诏罪己。然后，选个黄道吉日，皇上斋戒沐浴，登坛向上天祈福，并且恳切承诺，以后会更克己复礼、崇道修德。千百年来，同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带来了蒸汽机火车轮船等等；西方列强的势力，活生生血淋淋地闯进自居为中土的古老帝国。一连串的挫败和羞辱，不仅有识之士、连老大的朝廷都意识到，下诏罪己、祷告祈福的举止，已经无济于事。继之而起的，是呼吁船坚炮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于全盘西化。留美幼童，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
       和斋戒沐浴、下诏罪己相比，选派幼童留美的做法当然要踏实得多。然而，考虑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毕竟只是一种出于善意、想当然的企图而已。以一小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幼年，就希望能扭转一个庞大无比的古老体系；不但清廷无从配合，一般社会更是鞭长莫及。毕竟，社会要能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能正常运作的典章制度；还需要在面对考验时，有适当的机制，能因应、调整、自我更新。幼童留美计划的波折乃至于中辍，并不是偶然，而几乎是必然。
       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写道：“新中国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后，已具备数字管理的能力。”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大清留美幼童的史料，再想想中国历史上面对变局和考验时的做法，可能不会有如此天真、乐观、简单的判断吧！
       被忽略的译后记
       林大中
       平素读译作，不大喜欢读译者的介绍文字或者序跋。因为落套的、平庸的、指鹿为马的居多。只是出于礼貌，翻一翻，很少留有印象。但最近却有几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掀翻了这种成见。
       译者们的这类文字，有时也会放到译本前面，称作“译序”或“译者前言”之类。但大抵是在译事之后所写，统称“译后记”恐怕是靠得住的。译者完成译作后会觉得有话要说。一般是先说所译的作品，兼及作者，有时会对读者说话，做些交代或者鸣谢，这一般就是“译本序”；也有时就为译事本身，为译后的心绪，非要说说不可，为自己而说这一般就是“译序”。有时候，前者就说前者，后者只谈后者，但也有时候，两者会互相换位，这也就会分外地有些意思，譬如李文俊先生为《押沙龙，押沙龙！》所作的《译序》和韩敏中先生为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所作的《译本序》。
       李文俊先生的序文一开始用了一页多的篇幅，铺叙了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这部作品几起几落、终成完稿的大事记。然后从作品的评论、背景、故事，说到它的语言、叙事方式和人物，通篇无非在说一个“难”字。说作者写作的“难”，预期中读者阅读的“难”，文本自身所构成的种种的“难”，以及最终的翻译的“难”。难到了“前辈翻译家的办法……好像都不行”了。但或许因为气质所致，李先生说话总平平的，绝不高声大气，我们只是知道了这些“难”，还不能很好地感受到它们。但当先生笔锋一转，写到自己时，这所有的“难”及其背后的意蕴，都轰然一下托了出来。虽然依旧是那种平平的、就事论事的语气。查了工作日志，我动手翻译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等到把这部篇幅不算大的书译完，已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九日了。那天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是完成了。……法国的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著，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他捡起此书想译，已觉力不从心，终于未能如愿，他因此极为后悔，恨自己没有在较年轻时做这一件事。相比之下，即使我的译文还不理想，但我至少是完成了这件事的，我至少不会为没有做而感到遗憾。今后，我倘若还能拿出什么工作成果，可以说都是‘白捡’的了。”
       平铺直叙的，几月几日，又几月几日，然后笔一掷，身子一仰，想起某位法国人。这样的文字，须看怎么读。一个人走过了很长的路，疲累已极，所能做到的，也无非一坐或者一躺。但须看他走过了怎样的路，躺在了什么地方。
       普通的翻译，就如一般人的晨练。名著的翻译，则如专业或者半专业的“户外运动”。福克纳作品的翻译，譬如攀登喜玛拉雅的各个山峰。《押沙龙，押沙龙！》的翻译，则是征服珠峰，而且是由很少有人取道的“北壁”。李先生的“一仰”，是“仰”在了由“北壁”而上的珠峰顶。
       登顶珠峰的人，自然会想起——不是简单地想起，而是在始终铭记后“想起”：他是第几个登顶的人，在他前面有多少成功者，又有多少半途而废或者未能成行的人。这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竞争者惺惺相惜的心息相通，因为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真正懂得他们所做事情的艰难、快乐和意义。
       在中国，能够读懂这部作品的读者不到××个，会关注李先生这篇序文，关注他如何“笔一掷，身子一仰“的人又会有几个呢？落下这段笔墨的时候，李先生恐怕完全没想这个问题。人是自我完成的。在那一日下午的四时四十五分，将笔一掷，身子一仰，事后又把它们记写下来，都属于这个完成过程的一部分。像是一个句子的句号，非有它不可的。并不“为什么”。
       译完这部作品后，李先生又“白捡”了一部《福克纳评传》，然后病倒进了医院。病愈后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写得很漂亮，原只为他自己和所“for”的人。征得李先生同意，转录在这里，愿有更多的人分享其中“生命”的情愫。
       “No Pieta Now”
       ——A Sonnet for Dr.L K Zhang
       飘飘袅袅，一缕幽魂
       正飞离这纷扰的人间
       带着些尚未完工的遗恨
       深信不会被冷酷抛弃
       他蚂蚁般善良又勤奋。
       果然，一双手再三将他拉回
       从幽冥深谷，那里响着闷雷，
       这手莹白、温柔、坚强却又纤巧
       有如圣彼得堂一角那座大理石雕。
       “Pieta”里抱着基督（三日后，基督复活）的圣母说：
       “先不要悲悼，也别唱安魂祭，
       让人之子再快乐地忙上几年，
       直到‘哈利路亚’在他耳际升起
       老蚂蚁安恬地闭上疲惫的双眼。”
       二○○○年二月八日
       韩敏中的《译本序》，通篇虽然都在说译著中英国人的事，却又分明是一个中国人在说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阿诺德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或曰其‘主流文化’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保守’的一面，但他所坚持的理想具有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总是如此黑白分明地定义和区分‘保守’与‘进步’，乃至‘保守’总带着贬义，成为抱残守缺、进步的绊脚石的同义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一向较多地引进、吸收了启蒙运动以来具有革命性能量的思想和著作，而对阿诺德这样的思想家却知之甚少。即使不谈我国的近现代史与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偏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就以我们处在日益向西方和全世界开放、经济实力飞速增长的时代而言，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价值理想，耐心地听一听我们所不习惯的话，或许会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个人坦然宣称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全社会有多么重要，这个人如果不是一个自大狂者，就是一个对社会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以序文对英国文化的熟稔来看，这应当是书斋中埋头治学的学者，从书斋中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令人感到振奋，也令人感到惭愧。
       十多年前，当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转向九十年代之初，那种普遍的忧患和焦虑，已经被人们“展拓”到了各自不同的方向上去。重新追回已无可能，也无必要。我们早就应当从更大的视野来清理一下自己了。这篇序文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词汇：社会稳定性——不是指社会横断面和外部秩序的稳定性，而是指社会纵向发展中内在沉积的稳定性。韩敏中先生为此向我们介绍阿诺德，提请我们重新审视“保守”与“进步”的关系，以及“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和其他的相关问题，审视阿诺德所说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我们同样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只是比当时的英国更复杂一点，同时承担着向“后现代”转进的任务，或说被全球化的后现代“拖进”着。
       “阿诺德所说的‘文化’……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这种宽阔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应成为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其化身应是能够传承人类优秀思想遗产、整合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权威’或‘中心’。”——在我们这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文化”像《茶馆》里的纸钱一样漫天飞舞着：饮食文化、旅游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时装文化、时尚文化、手机文化、手机佩饰文化……“文化”已经作为刺激消费的辅助手段、附属品进入了市场，文化本身还在不断深入地向市场转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文化确实“成为”了“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只是与“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越行越远了。
       “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说，在阿诺德的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这几乎同时是在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伊格尔顿还说：“与柯勒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捆绑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并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很难超越学术界、思想界的“茶杯”或者“酒杯”，为什么呢？
       “阿诺德严肃检讨英国的国民性、习惯、心理定式，找出英国最缺乏的东西，提出人类全面、和谐、整体地走向‘完美’的目标和标准，提倡以‘文化’或曰广义的教育作为走向完美的途径和手段……”——而在我们这里，作为广义教育最主要途径的“舆论”，正在全面转向“媒体”；“狭义教育”也在不断调整着，为了更好地“占领市场”和“为市场服务”；“茶杯”里的人们已被“展拓”得所剩无几，所剩无几的人们又与外界隔绝着。“谁”来实施这些“教育”，又“谁”来教育这些“教育者”呢？
       人是自我完成的。人要是有了理念，完成自己并不很困难。社会也是自我完成的。社会要有理念，就比较地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