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道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孙玉蓉女士编纂的《俞平伯年谱》，近日，买到一册，断断续续看完了，感觉好像漏写了一笔，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当年在五七干校唱样板戏的那一幕。
这一旧事是俞先生当年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士杰撰文披露的。刘先生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的《中华读书报》上，文中写道：“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想，熟悉俞先生的人读此文后都会发出和刘士杰一样的感慨，俞平伯唱样板戏这一幕的确太富有戏剧性大让人震动了。
为什么会让人震动?从俞平伯的家世背景到他的诗词文章乃至他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看，俞平伯先生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温文尔雅”的代名词，说《
红楼梦》，写《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唱昆曲……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俞平伯先生整个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陈年老窑里精心烧制出的一件精致瓷器，他不以黄钟大吕著称，美学风格不是崇高一派而是秀美一路。可样板戏是什么呢?尽管有人替它招魂，但说它以“粗鄙化”为特征大概是无疑义的，无论是内容、程式，还是到戏里表达的情感，无不以粗疏、粗放、粗犷直到粗鄙为能事。俞平伯先生唱儒雅到了极点的昆曲自是本色行当，然而时平命乎，俞先生却唱上了样板戏，其中的反差太大，让人别扭让人百感交集。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这个意象也许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人不可避免地被粗鄙化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过程无论是文人主动去顺应，还是外力强加的，都是中国文化的悲衷。昔日用近乎雕琢的美丽文字“画梦”的何其芳，到了”76年赋诗，诗中便多见这样的句子了：“这一帮叛徒、内奸、工贼！／这一窝害人虫、变色龙、毒蛇!……”何其芳是具有深厚古典文学素养的诗人，他在诗经和唐诗宋词中浸淫了那么久，说一句调侃的话，他呼吸都差不多要带唐人气了，却怎么会用这样粗鄙的词句去经营一首诗?而且还拿出去发表?
《南方周末》曾经刊载了一篇关于宋庆龄女士晚年的文章。宋庆龄痛骂江青为“婊子”。此事也让许多人感到惊奇：宋庆龄女士向来以雍容、优雅的风度著称，她怎么会如此破口?按笔者的看法，其实很简单，曾几何时，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严重变异、脱轨；超出了宋庆龄等人所熟悉的经验范围，在一个以粗鄙为荣的语境下，你不愤怒不抗争则已，要想抗争，大概只有以粗鄙对抗粗鄙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粗鄙才能得到环境和人群的认同，只有粗鄙才能避免被另眼看待，才能算回到了兄弟怡怡的大家庭，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粗鄙化”，才能卑微地生存，那么即使是浑身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流才予，他不去主动地顺应，或被动地适应，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经过革命熔炉锤炼的保尔和昔日的贵族小姐冬妮娅重逢了，保尔故意用粗鲁的言行羞辱初恋情人和她的丈夫，“粗鄙”在这里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身份的、象征了。而被粗鄙吓坏、羞死的冬妮娅注定要被平地而起的飓风抛弃。
儒雅不再，风流不再，书卷气不再，贵族气不再，甚至连一点神经质也断乎不可再得了。细究这其中的得失，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但不说别的，这至少是少了一点趣味吧?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这一意象进出了几分酸楚几分悲凉，也有几分唐突几分荒谬，后世之有心者当能从中咂摸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