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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绀弩全集》的第十卷，是整卷题为《运动档案》的材料。这不是绀弩为了发表给读者看的文章，而是他在1955年至1957年因历史问题、胡风问题、右派问题被批斗时期的系列交代材料和检讨书。堪称特殊环境下的滴血的扭曲心灵的记录。
       不同于圣·奥古斯丁或卢梭的《忏悔录》，那是忏悔者自愿的心灵告白；被批斗者的交代和检讨则是在当时严酷的压力下，在紧张的恐惧气氛中被逼作出的，略等于罪犯的招供书，有大量的自诬和可以想见的违心之论。这些材料的当事人是羞于将这些难堪的又确是自己写下的文字公诸世人的。
       当事人肯将这种材料公之于世，是需要点勇气的。在此以前，我只见过两种这类应该称之曰“文献”的记录。最早是诗人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另一种是今年出版的经本人同意并协作的由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我说这类记录是当事人羞于拿出来，拿出来需要勇气，可以邵燕祥的自述为证。在《人生败笔》的序言中，燕祥写道：
       在我，无论违心的或认真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
       在我，这是可耻的十年。
       敢于将这些自己深觉“可耻”的记录向世人自我曝光，难道是懦夫能做到的么?
       绀弩没有亲自把这些记录公之于世，是遗稿整理人和《全集》编者特设这一卷的。但我深信，他也会同意将这些羞于示人的记录公布。他是阅透人生的选人，并且深深理解这些不仅是他的“可耻”记录，更是我们大家所身经的历史的“可耻”见证，这将有利于后人更能感知这段历史。
       我们这辈人碰上了一个各种运动频仍的年月，而且多半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不说较早的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就从上世纪50年代起到“文革”结束这二三十年中，此伏彼起的运动便未断过，何况“改造”是无间歇的，知识分子谁也逃不脱交代检讨和揭发检举邻人。几乎无人能在压力下不作自诬或诬人的违心之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不是把自己说成一无是处，丑恶不堪，罪恶累累，自认是混账王八蛋，便是把检举对象的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以表明心迹和觉悟提高，而非如此也不能过关。这就叫“改造”，就叫“脱胎抉骨”，改造到人把自诬和自辱不当一回事，人格尊严成为难求的奢侈。几十年后如重睹这些可耻的材料，当事人必然羞愧无地；但是，熟悉当事人的读者便能从这种自诬自辱中读出其当时难堪的可悲处境而不胜衷凉，不用说，更会浩叹迫使人如此灵魂扭曲的那个可怖的时代。
       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读完这一卷的。绀弩的《运动档案》约有20多万字，篇幅最多的是交代历史问题。绀弩早期是黄埔军校出身，又被派赴苏联留学，在国民党政府里干过事，和反动的上层人物甚至臭名彰著的特务头子康泽、谷正纲等都有过交往，直到1935年成为共产党员后，还因党的指派和私事同这些人有来往。因此，即使干干净净，自问无愧，也有许多讲不清楚的麻烦。绀弩又是大而化之不很拘泥小节的人，某些方面还颇有些“江湖气”，疑点就更多。我还记得绀弩曾当作笑话谈起过的一件得意的轶事：1943年吧，他和几个朋友，都是左翼人士，只记得其中有胡愈之，一同从桂林到重庆。到重庆对江的海棠溪时，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属下的军稽查站将他们一行盘查扣留了，押送到了稽查站的驻所。正在窘急无计时，一个少校站长出现了，一见绀弩，吃惊地主即立正敬礼，原来那人在北伐前的东征时期，是绀弩手下的文书上士。绀弩以“长官”姿态吩咐他：“好好，快去准备点吃的，我们都饿了。”于是吃了一顿开路。这便是绀弩的性格，不大注意避嫌的。可以想见，这样随便的人如果要怀疑，就有的是可疑之处。历史问题就成了他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交代项目。
       胡风问题更是当时雷厉风行要追究的问题。绀弩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就和胡风相识，历上海“左联”。时至抗战时期在重庆都关系密切。“皖南事变’，后胡风去了香港，还曾将《七月》杂志的编委托绀弩代办，这样的关系怎么脱得了手?所幸的是，解放前的几年中绀弩在香港，一回大陆就于1952年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风案事发前的理论斗争他没有卷入。可能冯雪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也是绀弩聿免于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原因。当然，绀弩“以进为退”的“彻底交代”也起了作用。他自称“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凰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和胡风)办刊物在一块儿；喊口号在一块儿(按：指“两个口号之争”——引注)；写文章了先给他看，听取他的意见修改；大小事都找他商量；夫妇吵架也找他调解；他写的文章总认为是对的……”(《全集10卷58页)如此“推心置腹”的交代倒反而使人能相信他胸无芥蒂，更何况上头根本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罪案，检讨到这个地步也就算了。他一面违心地谴责胡风，比官方的声讨斥责得更到位，也似乎恳挚得出自内心，但人所共知，他根本不相信胡风有罪，交情始终未变，胡风被囚禁时他频频作诗致意，彼此唱和。人到了这份上，也不得不当两面派。
       右派问题表面上虽以绀弩参与周颖的发言为题目，但实际上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人际纠纷结下的怨。所谓“宗派主义”和古典案的“独立王国”问题便是人际纠纷之故，人际纠纷是最能调动起妒忌和仇怨的，尤其是和王任叔的关系搞得很僵。这回绀弩终于没有逃脱被划为右派并被遣送到北大荒服劳役的命运。
       这份扭公心灵的材料虽然读来令人沉重，确也可以读绀弩在窘迫下的微妙的心理活动；特别是，交代中几平包括他整个生涯中的重大经历和社交中的关键性内容，确有利于知人论世。尤其是能让后来人知道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的悲剧性质，有心人当紫不住为之浩叹。
       邵燕祥赠我《人生败笔》一书时，在扉页上题了一行字：“不堪回首又不敢或忘。”我想，对那个时代，这句话也完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