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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盛行揣摩学。在封建时代，不惟奴才要学会揣摩主子的心思，主子也要懂得揣摩奴才的动向。奴才会揣摩，才能讨得主子的欢心与赍赏；主子懂揣摩，方能更好地驾驭奴才。揣摩是一种估测，便有个准确与否的问题。揣摩准了，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揣摩错了，后果将是不堪的。秦代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那位不懂得赵高用意的秦二世胡女先生说，丞相你错了，把鹿说成了马。如此“天真幼稚”的低智商者怎能坐稳江山?一些榆木脑瓜的臣僚不同意赵高的瞎说，后来都难逃赵高的加害；惟有深谙赵高用意的阿谀奉承或假装糊涂不吭声者才得以自保“安全”。故揣摩学，旦在官场盛行，便假话盛行，是非混淆，说轻点会败坏官场风气，说重点会贻害社稷江山了。
       这里再讲一个揣摩错了招致杀身之祸的故事：取大唐政权而代之的短命王朝后梁的开国之君朱全忠(朱温)未登基前，“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卒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朱全忠对榆木才能为车毂而柳木不宜为车毂的常识是心中有数的，他故意说那番话，他的僚佐们揣摩不透他的用意都不应声，而那几位游客想顺其意起而附和，做了冤死鬼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固然告诉人们，拍马屁如果拍到了马腿上会自取其辱，却更让人领会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险恶。朱全忠本是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部将，后来叛农民军降唐；降唐后又反唐，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作风上也是个喜怒无定，让人难以揣摩其心思的诡诈凶残之徒。
       中国历史上也有个别“开明之君”是鄙夷揣摩学的，唐太宗就是一位。“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苹泽，不能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矣。君者正源，人庶犹水，君自伪作，欲臣下行直，是犯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唐太宗正是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来治国，不对臣属胡乱猜忌，不玩弄权术“考验”臣属是否赤胆忠心，深晓上梁不正下梁歪，源浊而流难清的道理，才能开创出“贞观之治”政治清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