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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中国民族文化在这里震撼、凝聚。而作为“今古传奇体”之突出展示的“新悬念小说”，自2005年底推出以来，也走过了三年历程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个比方，是读完了一个硕士，接下来该是博士的崭新平台了。
       关于新悬念小说的特征，我在2006年初曾总结为“宏大、密集、深沉”的三种文学感受；一年以后，我更进一步以“题材的广延性、背景的文化性、动力的心理性、形式的技术性”来表达了新悬念小说的整体之“新”。而三年以后，在“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展示中，新悬念小说充分表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特质。
       更快：新悬念小说的叙述更成熟
       所谓“更快”，是新悬念小说在技术上的日臻成熟，“新悬念”作为作品的情节动力得到了更加突出和成熟的表现。所谓情节动力，是作品结构布局和线索发展的交织，在形式性和审美性层面上得到充分展开，成为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营造出无尽的审美余音。
       在这方面，辛保平的《致命游戏》在“更快”层面上得到了极好的表现。这部作品十分善于运用悬念线索推进故事，陈成被杀，没有任何线索，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知识推理上，似乎天衣无缝；而紧接着的一连串谋杀事件，凶手总是走在警察前面。这就构成了两个叙事动力层面的交织，表面上是科学思维逻辑与技术操作水准的智慧竞速，而其背后则是高智商的心理变态与法纪秩序二者之间的道德较量。虽然谋杀的过程被刑事技术一件件还原，但却总是在时间上落后半拍。直到叙述过半，“杀人组”才活着与读者见面，但真正的凶手以及真正的原因却仍然扑朔迷离。其带来的阅读感受，就是时光飞梭，一气呵成，线索密集而不觉其乱，头绪众多而不觉其迷。悬念的新异表现，是作品得以成功的技术保证。
       “更快”使新悬念小说更具观赏性，在艺术上更加成熟。
       更高：新悬念小说的文化更深刻
       所谓“更高”，是新悬念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上的品位提升，在“新悬念”背后是对人性本质、社会风气、文化传统的富有启发性的深刻揭示。如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所说，“一个时期和地点活生生的文化”，“它的活动和价值的一般的模式及其感觉的结构”，“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的“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富于社会时代广延和文化传统纵深的表现，就是作家把一般意义上的传奇故事提升为“新悬念小说”的任务。
       就时代性而言，周建新的《天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原本贫穷荒凉的野杏村，因为偶然发现了钼矿，犹如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魔咒，拉开了狂欢背后灭顶之灾的大幕。对金钱作为欲望之源与毁灭之因的表现，本不新鲜；但如果金钱与欲望之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初“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善恶斗争，直至需要以生命为代价，那么，这里的时代性之中，就富含了沉重的思索，通俗上升为严肃，传奇上升为深沉，悬念上升为反思，作品就在这样的进程中提升了自身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品位，和同一作者在2005年发表的《江山无虑》相比较，《天谴》显然已经更上层楼。
       就传统性而言，则钟连城的《最后的刽子手》可称新悬念小说之翘楚。自1840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近代”的历史时期，文化传统在这里被迫发生了痛苦的转型。钟连城笔下的四代“刽子手”，作为封建末世的一种特殊职业，在其沿袭数千年之后，心灵的悲哀与痛苦这才开始得到发散。小说没有大案推理，但艰难时世的人物命运构成的悬念，却一步深似一步地撞击着读者。没有人甘当刽子手!徐正威在道光年间悟得的刽子手之道，却以徒儿陈天明的早逝告一段落，而后又在第三代陈文虎那里再次得道，然而此时已是末世，第四代陈民生只好避世而成为逃荒山民。四代人的大起大落，首先构成了刽子手职业是否能够顺利传承的悬念，也是人物个体的存在意义与生活命运的悬念。如果说2006年周浩晖的《烟花三月》是人物雄心壮志的悬念，是文化雅趣的悬念，是轻松愉悦的悬念；那么，《最后的刽子手》则是人物生存挣扎的悬念，是文化传统的悬念，是沉重悲凉的悬念。就文学的审美性而言，如果说《烟花三月》是文化展示的优美，《最后的刽子手》则是悲剧层面上的崇高，而命运悬念的捉弄，则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
       “更高”使新悬念小说更具主流性，在内涵上更加深刻。
       更强：新悬念小说的心灵更震撼
       所谓“更强”，是新悬念小说在心灵表现上更具有震撼性的力度，“新悬念”选择了宏大场案中壮烈的生死与复杂场景中扭结的心灵，形成震撼性的阅读心理冲击。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我发展的机会，但也就把人抛入了一个更难于自我把握的多因素复杂选择系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原则，但无疑，在生死面前的义无反顾，不仅是人类智慧力量的纵横搏击，也是人性力量在本真与变异之间的殊死搏斗，是公理力量与私欲力量在普适性道德层面的搏斗。
       更强首先是要涉及到题材选择的，东方明和老枪合作的两部作品，《国家行动》和《决杀丛林》，正面人物虽然只写了阿尔山和袁明的壮烈牺牲，而所有人物却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一线的危局、千钧一发的紧张和毫厘千里的惊险，无时无刻不营造着强烈的悬念。这样的情景，本来是好莱坞大片司空见惯的，但东方明和老枪把小说放到重大题材的层面而以揭秘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安全的宏大布局，就伴随着动作大片的感官冲击，造成了震撼效果。
       更强也在心理层面的震撼上得到表现。弃政从商而又写小说的辛保平，在《致命游戏》之后《我的几句絮叨》中说：“有许多东西，尤其是心理上的细腻感受，没有写出来。”这实际上是在提醒，如果能够让人物心灵以及社会心理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新悬念小说当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其实，《致命游戏》作为高智商的“游戏”，从杀人者次第出现开始，无论是王勇还是郝玉红、杨月林，都有复杂的心理表现，而其心理根源，则既有基度山伯爵复仇式的，也有于连自卑式的，更有哈姆莱特忏悔式的，只不过，如何表现得更深入更震撼，则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话题。不仅如此，也许会因为心理深度不足，《天谜》会成为类型英雄，《决杀丛林》会成为群像英雄；而《最后的刽子手》相比而言则有良好的表现。
       “更强”使新悬念小说更具震撼性，更有魅力。
       新悬念小说如何更“新”
       三年来，新悬念小说取得了不俗的进展，但这正如登梯。上到一个平台之后，也就预示着一个瓶颈，往往会出现一段停滞。在新悬念小说发展壮大的背后，一些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其核心点是新悬念小说如何具有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我曾以为：“‘新悬念’之‘新’，应当就是以一个更大更新的系统，展示出智慧能力、知识系统、社会结构等等更加广阔的画面，而不同于传统的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悬念’，‘新悬念’将成为开启上述智慧之门的钥匙。”因此，新悬念小说首先要从题材的多元化进而扩展到内容的广阔性，由故事情节的“传奇性”进入到内容表现的主流性，基于广阔性和主流性的宏大、密集与深沉的文学表现，在对基于人类主流社会的知识体系和基于科学思维逻辑的智慧能力展现上，开掘“悬念”的内在构成，深入到人类心灵的细微表现之中，表现出既具有理想主义光辉又具有崇高悲剧体验的人类性和时代性来，乃是新悬念小说的当下任务。
       (作者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