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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1949年10月2日，安徽寿县63岁的农民陈于根回到家里，他的脸上挂着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笑了。他向全家人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改朝换代了。他补充说，我们分来的田不会再收回去了。
       事实上，这几天，全中国有一大半人都像陈于根这样兴高采烈，拍手欢庆。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改朝换代像这一次这样彻底，像这一次这样去彻底改变一个入的命运。
       有人欢喜有人忧。对于另一些人，则意味着他们要被迫离开故土，流亡海外，甚至要失去所有的财产乃至生命。
       中国大地，在笼罩了上百年硝烟弥漫的雾霾之后，终于在这一年里，艳阳高照，风和日丽。
       人物
       毛泽东：进京赶考
       时任共产党中央主席，56岁，
       1949年3月23日，上午11点，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挥手告别了前来送行的西柏坡乡亲父老和地方领导，分别登车上路。道路崎岖不平，沿途尘土飞扬。
       毛泽东感慨地说：“今天是3月23日，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喽!”
       北平，后来的北京，那里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毛泽东把进京称作“赶考”。
       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又失眠了。这天下午，他刚刚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直到凌晨2点多，他还在床上辗转反侧。见毛泽东还未入睡，警卫进来问他要吃点什么。
       毛泽东半晌才说：“不搞饭，弄点麦片粥吧。”
       20分钟后，警卫员端来不凉不热的半缸子麦片粥，放在他的床头。约摸半小时后，警卫进屋准备收拾餐具，发现麦片粥一动未动。
       早上6点，毛泽东仍未入睡。警卫又过来提醒他：“主席，该睡觉了。”
       “好，但我无睡意。”毛泽东微微地笑着说。
       蒋介石：孤悬海外
       时任国民党总裁，62岁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1949年是最令他痛心的一年。这一年，国内的形势令他眼花缭乱，他几乎来不及去认真思索发生在他眼前的每一件事情，结局便出现了。他丢掉了大陆的几乎所有地盘。1949年，他过得那样的匆忙、短暂而又零乱。他用尽所有的心力来挽救自己的败局和颓势。但最终他知道，他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越过台湾海峡，去岛上栖身。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提心吊胆，担心海峡对岸的毛泽东一声令下，便有百万雄师打过来，让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所。
       10月1日晚上，蒋介石久久不能入睡，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道，尽管收音机里杂音很大，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这时收音机里的一则北京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的消息，使他屏住呼吸，仔细听着。
       “阴谋捣乱破坏人民政协，匪特木剑青被我捕获。……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他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蹿上脑门，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
       骂得身边的人半天没敢吱声。
       张国焘：惨被抛弃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52岁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在逃往台湾前，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家里宴请张国焘。毛人凤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强调说这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他认为共产党绝不会杀他，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如张国焘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显然，国民党对他已是彻底失去了兴趣。但张国焘最终还是去了台湾。
       在台湾，张国焘成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人，当局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租住的房子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侵占。张国焘说自己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对方根本不理睬他这个所谓的“中央委员”，将房子强要了过去。
       张国焘为此很受刺激，于1949年冬带着家人移居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香港。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
       萧清：一路奔逃
       时为国民党老兵，30岁
       1949年国民党大撤军。一天早上，排长紧急通知马上出发，萧清把枪一丢，跟着就走。当时在路上若有谁跟不上，团长就命令其他士兵下死手地打。当时部队有规定，开小差的轻则由全班战士或全排战士轮流毒打，重则活埋，萧清也亲眼看到过其他团的战士不愿撤退私自逃跑被活埋的情景。
       他们从武汉出发，日夜往前赶，一直走了整整28天，才到达海口。部队要求轻装上路，衣服破得披一块搭一片的，有好多人的屁股都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赤脚赶路，打出的血泡磨穿，疼得要命，脚上的皮磨掉一层又一层。萧清又累又饿，大脑差不多已经麻木了，什么都不想，只晓得跟着队伍拼命地往前赶。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萧清就想逃，但一想起被活埋的那些战士，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们到达海口后直接乘船抵台。
       到台湾后，萧清的身体已经垮了，得了严重的寒腿病，不能工作，每月靠领取生活费过日子。
       解密
       宋美龄要蒋介石逃往瑞士
       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寻求援助，她感到，美国不再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也守不住台湾。
       宋美龄思前想后，决定给蒋介石发电文，劝他到瑞士避难。但蒋介石并没有复电。宋美龄等得焦急，就又给蒋介石发电说，由于跟美方打交道十分困难，她觉得蒋介石应马上到瑞士去。
       然而，蒋介石的态度并不积极，这让宋美龄更着急。无奈之下，她决定去求孔祥熙、宋霭龄帮忙，要他们出出主意，但孔祥熙、宋霭龄也想不出劝蒋介石离台的好办法。最后，还是宋美龄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她叫孔祥熙的女婿，也就是孔令仪的丈夫陈继恩专程去一趟台湾，以“到瑞士休养一段”为由，劝蒋介石离台。
       1949年12月初，陈继恩到达香港，意外地碰到了何应钦的老婆王文湘。何应钦与其他许多国民党高官一样，人虽已到台，因担心台湾不保，不敢将老婆接到台湾。王文湘对陈继恩突然到香港十分关切，想从他那里打探到一些消息，以便为她和何应钦寻找最佳避祸方案。在王文湘的一再追问下，陈继恩把到香港和即将赴台的任务透露给了王文湘。王文湘听了，心里一惊，心想：蒋夫人都认为台湾不保，想往瑞士跑，那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
       陈继恩到台湾秘密会见蒋介石，将宋美龄的意见转告了他，并全力劝说蒋介石去瑞士。但蒋介石告诉陈继恩，共产党即使攻打台湾，也需两三天才能登陆，到时离台也来得及。蒋介石还说，台湾即使保不住，他也不会到瑞士，要去就去日本。
       陈继恩返回美国，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宋美龄。宋美龄就没有再逼蒋。
       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宋美龄决定回台。然而，就在动身
       前，香港《工商日报》突然登出一条消息：蒋夫人即将回台促蒋公赴瑞士。消息传到台湾，在台湾军政界引起一阵恐慌。
       蒋的秘书周宏涛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但没有否认宋美龄要他到瑞士避难的事。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说，美国不打算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杜鲁门的声明，让宋美龄感到失望和痛苦。1月13日，宋美龄回到台湾。(汪幸福)
       高岗建议把东北献给苏联
       1949年7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他建议把东北作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报以掌声，但是刘少奇非常生气。对此，斯大林批评高岗是“张作霖同志”。
       1949年9月，一个香港百万富翁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团回到北京后，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虽然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倒好像是苏联。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泽东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条，即讨论“照片问题”。
       政治局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大约清晨四时左右，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了高岗。他将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照片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摘除。
       高岗走后，苏方有关人员即向莫斯科报告。第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苏方有关人员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的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而毛泽东的照片几乎看不到。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70岁生日。这节车厢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俄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科瓦廖夫)
       苏联驻华大使南下广州之谜
       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决定南迁广州，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国驻华使馆，建议他们随同迁往广州。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不赞成政府南迁，但孙科还是固执已见，于1月26目将行政院南迁广州，并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正式办公。
       在国民党政府出现“府院之争”的情况下，欧美各国驻华使馆都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但拒绝随孙科内阁一道南迁广州，而且一直留到南京解放以后都迟迟不肯离去。与此相反，苏联却明确指示其驻华使馆遵从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的建议，随之移驻广州。随后，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大使罗申的带领下，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将近4个月，直到5月30日苏联大使馆才撤离广州，但仍没有彻底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随孙科内阁南下广州感到难以理解。恰在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指派密访西柏坡，负责同中共领导人商讨中国革命问题。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在同米高扬会谈时趁机提出了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请来高扬作出解释。当时，米高扬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中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罗中大使随迁广州，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对美国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
       还有人认为苏联大使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有些消息证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与苏联谈判在新疆共同建设几个工业项目，斯大林想在新中国成立前使之成为事实，不论国民党胜败都能从中谋取利益”。罗中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堂堂一国政府为此区区小利而在外交上采取如此行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秦立海)
       毛泽东邀司徒雷登北上真相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要其南下的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参赞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71天，内中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较劲”。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
       此前，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蒋介石政权。随着美国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深入了解，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马歇尔特使推荐司徒雷登做了驻华大使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建议。
       司徒雷登对中国有着“故土情结”。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从小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他自称“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后来又被任命为北京燕京大学校务长。陶行知、黄华、龚澎都是他赏识的学生。
       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泽东。燕大许多学生奔赴解放区时，司徒校长在饯别学生时还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期间，司徒雷登还曾两次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一是为中央接收敌伪外交档案；二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5月5日下午，黄华来到南京，打电话给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学友，约好次日见面。见面时，傅泾波提出：“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老校长啊!”5月13日晚上8点半，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老校长，交谈了近两个小时。6月6目，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他还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而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料，美国政界两派激烈争斗的结果，又拟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终于，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到了7月2日，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述职，终于关上了中美谈判的大门。这样，一次历史上难得的“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司徒雷登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后，带着遗憾飞离南京……
       8月18目，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于鸿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