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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18岁开始闹革命，族中兄弟叔侄百余人相与追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长征途中以及随后的革命斗争中牺牲，遗下72个红色寡妇含悲抚孤。
       守寡难，守活寡难，身为红色寡妇守寡或守活寡更难——“闹红”岁月里，要设法躲开敌方的追杀；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要应对反动派的监控、骚扰与迫害；共和国成立了，有的却还要在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蒙受委屈、歧视与牵连……
       山川无语，岁月留痕，本文择取的6个女性，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同样可以感受到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与历史烟尘，共和国会记下她们的苦难、寂寞与贡献。
       向元姑，与贺龙共同生活8年，坐牢5年，寡居17年；胡琴仙，与贺龙共同生活3年，寡居68年。
       她们是贺龙近旁的两株木棉，用自己花一般的年华，无怨无悔地分担寒潮、风雷和霹雳，却没有共享雾霭、流岚和虹霓……
       向元姑、胡琴仙：根相连叶相依
       1920年5月上旬，年方十九的新娘向元姑，身着露水衣，头戴蒙面丝帕，乘一顶花轿，在送亲队伍吹吹打打簇拥下，出嫁到贺龙家来了。
       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婚礼。
       几天前，贺龙的父亲贺士道、弟弟贺文掌惨遭土匪杀害。制造事端的罪魁祸首，是在贺龙手下当过参谋的谷膏如。贺龙回忆说：“1919年我当团长时，有个谷膏如被策反。本来早年他同我一块去慈利搞枪的，因为他被捕了，失掉了联系，放出来后，一心只想当官。因为没有担任部队主要职务，他对我怀恨在心，仇恨很大。不久，他勾结神兵烧了我家的房子。后来，勾结土匪把我父亲和弟弟杀害了。”
       贺龙说得很简略，其实，谷膏如先是于1919年7月勾结神兵血洗贺姓人家，惨烈到了“婴儿也当纸撕碎”的地步，残杀无辜男女三十多人；事隔几个月，谷膏如又勾结土匪再次血洗贺姓人家，贺士道等人遇害。
       贺士道是当地受人尊敬的长者，遇害后，族中众人纷纷提出要加倍索还血债。赶回洪家关奔丧的贺龙大姐贺英率先砸了谷家祠堂，贺谷之间的家族械斗一触即发。悲愤难抑的贺龙语重心长地开导众人：“贺谷两姓世代通婚。贺家嫁谷家，谷家嫁贺家，少说也有百把人，光我家就有一个姑姑、两个姐姐是谷家人的媳妇。冤有头债有主，不能因为谷姓出了个谷膏如就滥杀无辜。如果贺谷两姓他杀我，我杀他，世世代代结怨仇，正好中了外人奸计。”
       谷家人深为贺龙的宽宏大量所感动，派出代表前来向贺姓人家赔礼道歉，并为贺士道老人杀猪宰羊，披麻戴孝，一场大规模的家族械斗风波平息了。
       贺氏家族按照传统习俗，一边给贺士道老人操办丧事做道场，一边选定秀外慧中的向元姑，为贺龙举办婚事。早在1911年，贺龙就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当地农家女子徐月姑成了亲。徐月姑大贺龙几岁，成亲第二年，生了个女儿，此‘后疾病缠身，一直没有子嗣。眼下家中遭此惨祸，父殇弟亡，族中长辈一番合计，为贺龙选定向元姑，于丧葬期间择日完婚，借以告慰先灵，后继有人。
       向元姑的舅舅肖珍元是本县名儒，曾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班毕业，一回到桑植，就被贺龙请到军事讲习所讲演时事。向元姑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塾师。受他们影响，向元始不仅天生丽质，花容月貌，而且知书达理，聪慧异常。
       贺龙非常疼爱这个美丽清纯的妻子，将她送往桃源女子师范学习。空暇的时候，向元姑讲念书的感受和学校的新鲜事，贺龙则讲他小时候如何调皮的故事。
       这样温馨的日子没过多久，贺龙就奉命率部换防，直到1925年，他出任澧州镇守使时，二人才过了几个月相对安定的日子。此时徐月姑已因病去世，向元姑见自己结婚几年，还没生下一男半女，就由继母出面，促成了胡琴仙与贺龙的婚事。
       1925年10月，湖南督军赵恒惕出兵讨伐贺龙。贺龙撤离澧州，向元姑则带着老老少少二十人前往武汉贺公馆。
       1926年初，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的贺龙奉命兴师北伐。向元姑、胡琴仙相邀为北伐军送衣送鞋，在江汉关设茶水站为叶挺独立团攻占武昌端茶送水。
       直到11月中旬，贺龙才秘密来到武汉，与家眷相聚。农历二月初九是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向元姑在贺公馆操办家庭宴会，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要来拜访，向元姑担忧地说：“这些人心狠手毒脸皮厚，今天认你做朋友，明天就会翻脸不认人，嘴里讲得蜜蜜甜，背后拿着勾勾镰。”
       贺龙哈哈大笑，说：“志德长大了，一河浑水也看得透了，可喜可贺啊!”志德是向元姑的学名。几天后，贺龙不怕打狗欺主，毅然决然将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逮捕。
       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标志的白色恐怖很快笼罩全国。1927年6月底，贺龙与军委书记周恩来一番倾谈，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决心。7月，贺龙召开连以上军官大会，宣布了坚决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定。
       回到公寓，他对向元姑、胡琴仙说：“我跟共产党干，随时都有可能失败，随时都可能掉脑壳，随时都可能株连家人，你们怕不怕?”二人深情地望着丈夫那刚毅的神情，一个说：“只要你认定自己走的路是对的，你上山为妻跟你上山，你下水为妻跟你下水，你做官随你做官，你讨米随你讨米。”一个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你这条活龙，就跟着你往云里走。天上起云发大雨，好人就会欢喜坏人就会发愁了么!”
       1927年8月1日，贺龙任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武汉三镇贴满了通缉贺龙的告示，贺公馆成了搜查的主要对象，贺龙副官陈少南冒名提走了银行的存款，不辞而别。向元姑身边只剩下胡琴仙、贺干臣、贺学痒、贺金莲四人，他们搬出贺公馆，辗转于日、英租界，并四处打听消息。
       11月初，身在上海的贺龙让贺锦斋给向元姑、胡琴仙等人带去他的亲笔信。贺龙不知道存款已被陈少南提走了，在信上嘱咐她们去银行取钱交贺锦斋买枪。向元姑就将自己的两对金钗交与贺锦斋，贺锦斋用两对金钗换来的钱买了四支手枪，同时请湖北省委将向元姑、胡琴仙等人的情况报告党中央。
       很快，周恩来派人专程赶赴武汉，护送向元姑、胡琴仙等人至上海，与贺龙团聚。贺龙依然是那么爽朗、乐观，他说：“南昌我们打胜了。可在去广东的路上我们失败了，人打散了，枪也丢了。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是一个光杆泥腿子起家的，像一匹野马闯荡，闯得了一个国民革命军军长。如今我是共产党了，还怕闯不出一个穷人的天下来?”他放声大笑。大家受笑声感染，一扫大难不死后的沧桑和伤感，心情一下子变轻松了。
       按照党组织要求，贺龙将全家人改姓王。当时上海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当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可他照样早出晚归，家里人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他却开玩笑说：“我有隐身法，敌人抓不到我的。”
       相聚何依依，离别何匆匆。1928年1月，
       贺龙受党中央委托，回湘鄂西搞革命根据地。向元姑、胡琴仙等人留在上海。临行时贺龙一再叮嘱：“革命一定会成功，等着我来接你们。”
       孰料此番一别，向元姑与贺龙竞成永诀，胡琴仙在时隔22年之后与贺龙重逢，却是咫尺天涯。
       由于叛徒告密，193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国民党逮捕了向元姑。胡琴仙当时外出未归，加之特务机关还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因而得以侥幸脱身。当局指控向元姑一家人是“湘鄂西共魁贺龙在上海设立的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为了从她嘴里掏出所需要的东西，国民党特务用尽了酷刑，向元姑一次次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1933年11月，江苏高等法院上海第三分院，判处王向氏(向元姑)有期徒刑12年。
       中共得知消息，辗转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立即委托著名律师史良和唐豪出面营救。由于史良的据理力争，原判有期徒刑12年改判为5年。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向元姑获释出狱。一同被捕的贺龙堂弟贺干艮却病死狱中，贺龙女儿贺金莲也因病去世。
       在囹圄铁窗备受摧残的向元始，以其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赢得人们的由衷称道。在党组织帮助下，向元姑很快找到了胡琴仙。当时的上海，日军天天狂轰滥炸，国民党正在组织淞沪抗战，向元姑他们必须迅速撤离。
       此时，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结束长征，驻扎在陕西的富平县。鉴于贺龙已与蹇先任结婚，而共产党干部队伍实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党组织决定：向元姑和胡琴仙回桑植老家。
       1937年8月15日，向元姑等人来到折骨异乡的贺干臣、贺金莲墓地，焚香烧纸，痛哭失声。悼念毕，向元姑送走了将奔赴陕北的堂侄贺学痒，说：“告诉你大叔，我们在桑植等待革命胜利，等待他回来接我们。”
       向元姑、胡琴仙回到洪家关，才知道自从贺龙“闹红”以来，贺姓人家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当局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
       胡琴仙是第一次进夫家的门，好在家族内外的人都善待她，尤其是向元姑对她百般照看。
       1938年春，向元姑在贺家祠堂办起了一所私立小学，叫崇先小学，由家族中威望很高的贺锦章任校长。学校主要为穷人培养人才，周围几十里的贫困子弟二百多人纷纷前来就读。向元姑经常穿一件青色士林布旗袍，教学生唱《国际歌》和抗日歌曲。
       向元姑与共产党人朱端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朱端绶从重庆不断给她寄来《新华日报》和各种进步书刊，向元姑和胡琴仙就利用这些资料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
       正当崇先小学办得兴旺红火之际。地方政府却以赤化为由，下令予以取缔。此后。地痞恶棍骚扰不断，守身如玉的向元姑便与胡琴仙一同迁居泉峪肖家湾。此时贺龙已没有什么家产，两人又都不会种田种地，为生活所迫，她们托人买些布料、棉纱，向元姑做成布鞋，胡琴仙织成袜子，又托人卖了换些粮食糊口。她们天天遥望北方，盼望贺龙打垮日本鬼子好回乡。
       1939年，贺龙堂弟贺文慈率领的革命武装在重兵围剿之下只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贺文慈等人手持向元姑亲笔信，去麦地坪向虞卿处藏身。向虞卿与向元姑是本家，又是贺龙的挚友，接到她的信后，当然是悉心照料。
       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又与共产党打内战，姐妹俩只得耐着性子盼啊盼。由于乡长韦跃元倚仗权势不断骚扰，向元姑偕胡琴仙搬回夏家峪娘家居住。
       1946年腊月，震惊湘省的“洪家关异党案”案发，39人被无辜被关进大狱。案发当天，向元姑闻讯从夏家峪赶回洪家关，问明情况后，决定组织妇女请愿，以援救入狱的人。她当即与贺锦章胞妇贺月姑一起，联络洪家关妇女六十余人于贺家祠堂集会，她说：“当年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最后获得了胜利，只要大家一条心，就能把我们的亲人援救出狱。”1947年春节刚过，八区专员张中宁及省府特派保安司令部军法室主任叶宰鼎赴洪家关调查案情，贺月姑率六十余名妇女前往喊冤请愿，迫使张、叶二人据实向省府写出案情调查报告。
       1947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向元姑征得其兄向昆南同意，以续修《向氏族谱》的名义，邀来湘鄂边区九县向氏族长与头人共七十余名，齐集夏家峪，商讨组织武装迎接解放的有关事宜。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很快被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探知。他们当即派出警力将各地代表驱散，并严厉警告向元姑“要安分守己”。也就在这时，原由她提议派入民团和海军的族人全部被清洗回家，弟弟向启海险遭杀害；贺满姑之子向楚明痛打伪保长后无处容身，经她同意加入张月峰的土匪队伍，寄希望伺机暴动以策应解放军南下，不料张月峰决意投靠国民党，向楚明只好脱离出来；堂弟贺锦章因“异党”案身陷囚牢；贺文慈、贺学孟、贺文圭等人亦如笼中的困兽；兄长向昆南忧病交加身亡……连生计亦无着落的向元姑，深感孤掌难鸣，为保全自己的气节，1948年春，她走进桥自湾的仙姑庙，成了佛家弟子。深山古刹，木磬声声，寄托着她为祈祷夫君贺龙平安归来许下的无限祝愿。
       然而，由于身心长期蒙受摧残，体质虚弱的向元姑染上伤寒后一病不起。贺、向两家派人将她抬回洪家关，弥留之际她念念不忘的仍是“再也不能重睹夫面”……
       一唱雄鸡天下白。桑植解放了，好消息不断传来：贺龙率部解放成都，当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外甥肖庆云，一直跟随贺龙南征北战，这时在成都某部任职，1950年回乡探亲，把胡琴仙带到了成都。
       众所周知的原因，胡琴仙没能与贺龙再续前缘。贺龙通过他的部下和亲属，送她进革大学习，毕业后根据她的特长，安排在纱厂做管理工作，后来改行到幼儿园做管理工作。无论贺龙在大西南，还是进京以后，她都工作得很好，生活也很平静。贺龙的另一个外甥向黑樱，也在成都任职，他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同这位奶奶住到一起，以减少她一个人独居的寂寞。胡琴仙白天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打打闹闹。下班回到家里又有孙儿笑脸相迎，她知足了。来成都后，她的名字一直就是“王林”。因为这个名字是贺龙给她取的，她要用这个名字留作纪念。
       “文革”期间，贺龙成了“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胡琴仙也遭殃了，大字报刷上了街头：“王林是贺龙的臭老婆!”她被剃成了阴阳头，每天被拉去批斗。别人要她揭发贺龙，她总是一句话：“我所知道的贺龙是好人，不是坏人!”批斗她的人说：“好人干吗讨几个老婆?”她反驳道：“稍有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旧社会没有规定讨几个老婆。新社会规定一夫一妻制，贺龙身为领导人，就带头执行政策了嘛。”
       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与贺龙相处的三年多光景，胡琴仙依然深情款款地说：“他那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那寻求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那豪放乐观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
       汤小妹：生命写就华章
       
       汤小妹是贺连元的结发妻子，贺连元是贺龙族兄，长沙政法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戎于贺龙麾下。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期间，贺连元任营长兼川盐局局长；北伐时期升任团长，人称“老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后，受伤住院未能随军南下广东，稍愈即率一批康复的伤病员返乡组织游击队，为夺取县城，七进七出，终将县官驱走；1928年贺龙回来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当即率部归队，参加桑植起义。在鹤峰战斗中再次负伤，被担架抬回海龙坪汤小妹娘家，终因抢救无效，于1930年6月8日亡故。
       临死前，贺连元抓住汤小妹的手，用十分虚弱的声音对她说：“这些年，把你整苦了。你给我贺家生下四男一女，民国八年，神兵就砍了三个。你也晓得，革命就难免砍头送命。知妻莫若夫，你不得怨我的。我不行了……这个家就指靠你了……”说着说着，脚一蹬断了气。
       汤小妹呼天抢地，哭喊着：“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你们爷崽四个一走，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啊……”
       汤小妹刚安葬罢丈夫，又传来三儿子贺学传在澧县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噩耗。贺学传在红军第四军军部直属手枪连任连长，单人赴澧县执行任务时被叛徒认出，党组织多方营救未遂，1930年8月慷慨就义。贺学传临刑时面不改色，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要当红军不怕杀，再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
       1931年5月的一天夜间，贺龙突然出现在汤小妹娘家。贺龙平素特别敬重这位嫂子，他不止一次安慰汤小妹，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活着的人只有努力革命，才能让牺牲了的人在九泉之下觉得没白送生命。贺龙留下六个伤病员，请她照顾好，掩护好，他说：“敌人咬我们咬得很紧，只好先把他们往你这里放几天。嫂子，拜托你了!”
       贺龙交代的事情，当然要拼尽全力去办。虽然丈夫死了，汤小妹回娘家居住名正言顺，但她的两个兄弟都在贺龙手下，村里肯定有人眼珠子鼓起灯笼大，瞪得死死的。汤小妹一琢磨，打定主意把六个伤病员藏到将军岩附近的岩洞里，悄悄从家中取来粮食、蔬菜、油盐和炊具，悉心伺候。这地方山高林密，没有人烟，在这里隐蔽下来养伤治病，照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当地有人走了消息，不几天，桑植县清乡总队长谷必卿带着中队长钟焕然，调集团防兵四处搜山。
       眼见搜山的队伍越来越近，情势所迫，汤小妹跟六位伤病员叮嘱了一声：“千万莫动。莫出声，不要管我!”说罢爬出洞口。待走出一截路，就大喊大叫着朝将军岩的悬崖方向跑。不料小儿子贺学伦一直跟在后面，喊着妈妈追了上来，搜山的敌军见了，马上从四处包抄过来。清乡队的头目大喊：“不准打枪，抓活的!”
       眼见包围圈越来越小，汤小妹故意哭喊道：“刘营长，张排长，胡子把你们几个受了伤的人交给我，你们怕连累我，一声不响就跳了岩。我怎么向胡子交代啊?胡子回来向我要人我怎么搞啊?”这么边哭边嚷，边抱起幺儿转了半圈，猛然一咬牙，将幺儿贺学伦往悬崖外抛去，嘴里喊道：“儿啊，要死我们娘儿俩与红军死到一处……”转眼间，她亦快步纵身跳下悬崖。悬崖有数十丈高，崖下是深不见底的天坑。敌人见汤小妹连儿子和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就信以为真，认定几个红军伤病员已畏罪跳崖，于是朝崖下砰砰乱放几枪后，就撤走了。
       正好贺龙率部回洪家关，得知情况后，当即组织力量营救。汤小妹的两个弟弟汤顺池、汤顺立自告奋勇，腰系长绳坠下悬崖，找到他们英雄的大姐时，她已经牺牲了。找到小外甥贺学伦时，他全身血糊糊的结满了血痂，却还能轻声作答，当即喂以泉水，救了下来。贺龙非常动情地跟身边的人说：“贺连元、汤小妹二人，加上四儿一女，两代七个人已经死了六个，只剩下学伦娃儿这一根秧秧了。真正是满门英烈啊!可见革命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过，贺家有这么勇敢、机智的媳妇，实在是我们贺家的骄傲!她的血不会白流!”
       12岁的贺学伦奇迹般地生还以后，找到族叔贺龙，要求参加红军，贺龙不忍拒绝，答允他留在军中，先以见习小战士对待。贺学伦16岁时已积功升任排长，1935年在鹤峰县朱家山作战时身中数弹牺牲。
       刘定姑：梦魇伴随终生
       1916年暮春时节的一天，是17岁的刘定姑出嫁的大好日子。新郎是长期追随贺龙的贺干臣。
       没想到，花轿刚刚走到半路，洪家关就来人报信：“白军把洪家关街上占了，主人家要大家躲躲再走。”白军是为贺龙而来，没抓到贺龙，就掳掠民舍。几个轿夫刚刚将新娘抬到近处。小山坡的树林里，就有十几个兵边打枪边往这边追来。
       从未经历过这等场面的新娘刘定姑，吓得浑身如筛糠一般，大脑一片空白。等到白军撤走，旁人才发现新娘子的衣衫撕烂了几道口子，脸也划破了。婚后好长时间，刘定姑老是被噩梦缠绕，家里人多次请人来作法，她才渐渐平静下来。
       1919年农历七月二十七，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刘定姑做妈妈了。洪家关的人何曾料到，一场血光之灾正在悄悄逼近呢?
       夜半时分，酣睡中的洪家关人在喊杀声中惊醒。谷膏如勾引的神兵，分别从泉峪、二户坪和陈家山等方向涌出，朝洪家关呼啸着扑来。他们头缠红巾，肩背神水筒，手握大刀，首先从洪家关大桥桥头的贺龙家开刀。
       刚刚分娩的刘定姑，因为婴儿吃奶，当时还没睡着，一听到四处吹响了牛角号，接着就是发大水一样的吆喝声，估计又出事了。危急之际，哪里还顾得上刚刚分娩的赢弱之躯，急忙喊醒家里人，准备往外躲到山里去，一见火把亮了，知道硬闯不行，急忙就近往菜园子的苞谷垄里躲。贺龙家里的人也躲在苞谷垄里，贺干臣的父亲贺士造与贺龙的父亲贺士道是亲兄弟，两家就隔着一片菜园子。婆婆贴着刘定姑的耳朵叮嘱：“让娃儿把奶子含到嘴里，半声都哭不得的，一哭，老老少少就完了!”
       堂侄媳郭三妹慢了一步，还没来得及找地方躲，就被神兵头子王朝章捉住了。王朝章要她把贺龙交出来，郭三妹说：“大叔他早就转身回城去了。”
       “大叔”指贺龙，王朝章一听，拔刀往她头上劈去，吓得刘定姑差点儿叫出声来。郭三妹把头一偏，右耳朵被削落地上。
       王朝章又厉声喝叱：“把他老头儿交出来!”郭三妹忍着剧痛回答说：“道三爷他也进城去了。”
       王朝章就又逼问：“贺龙婆娘她们娘娘崽崽呢?”这时，郭三妹已奄奄一息，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斩了她!”王朝章狂吼。一伙神兵将郭三妹一顿乱砍之后，扔往河中。也是命不该绝，郭三妹恰好被一棵鸟桕树的枝条拦住了。被砍了21刀的郭三妹，居然又活了过来。
       接着神兵一把火烧了洪家关几十间房屋，连洪家关大桥也烧得干干净净。在一片血光火海中，刘定姑张大一双失神的眼睛，欲哭无泪。
       尽管刘定姑给贺家生了一个儿子，夫妻感情却一直平平淡淡。常年在外的贺干臣，后
       来又在津市娶了个溆浦女子戴氏做二房。1936年他病死狱中。
       洪家关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团防部队的反复清剿、烧杀掳掠。红属为躲避搜捕，四处躲藏。一天，刘定姑和二房戴氏随众人一起躲在谷罗山。突然，有人说敌人来了。要马上转移。戴氏刚走到苞谷地，啪的一声枪响，戴氏当即倒地。饮弹的戴氏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哆嗦着自己解下裤带来勒脖子，才咽了气。
       历经无数次惊吓与摧残，刘定姑的精神一度失常，受不得任何刺激，否则，就失语，就不要命地逃窜。
       1956年，刘定姑的儿子贺学辉因酗酒过度，生病死了，当时他们母子就住在贺龙家空出的马厩房里。1958年县民政局办起洪家关光荣院，刘定姑就住进了光荣院。
       第二年，公社党委组织各大队、生产队的负责人到洪家关大队来开禾苗密植的现场会，刘定姑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吓得脸色惨白：“坏了，白军又来捉人了。”说着不要命地往屋后山里钻。
       1971年春节前夕，县武装部派人下来慰问老红军和烈属，刘定姑一见，又以为是捉她的来了，扑通就往猪栏圈后面的猪粪池子里跳，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猪粪水齐到胸脯了。人们把她从池子里拉上来时，她一身棉衣棉裤全泡湿了，上下牙齿直打架，嘴唇冻得发乌。
       “文革”时，刘定姑知道了贺龙遭迫害的消息，一天到晚地念叨：“胡子打倒了。没救了。”有一次，她看见洪家关街上开大会、游行，好多人举着手喊口号“打倒贺龙”，回到光荣院她就哭个不住。当天夜里，光荣院派人跟她讲这讲那，宽慰她，开导她，她才渐渐才平息下来。
       第二天早上，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她还没起床，光荣院的人就去敲门喊她，她已经用绳子吊死在床架子上了。带着那个驱之不散的梦魇，老人告别了人世。
       李金莲：尝尽人生百味
       十五六岁时，李金莲已出落成芭茅溪的一枝花。贺龙堂弟贺文慈的队伍驻扎在此，托人跟李金莲的母亲一说合，择个日子吹吹打打就把李金莲娶进了门。
       芭茅溪山高林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又是湘鄂两省边界之地，是国民党当局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贺文慈按照贺龙的要求，组建好湘鄂游击大队，敌军来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往深山跑。所以敌方组织的进剿，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了了之。
       贺龙带着主力部队东奔西突，那些老老小小的红军家属则往贺文慈这里一丢，既减轻了主力部队的压力，也有利于红军家属的安全。
       贺龙带着红军主力转移到洪湖去以后，游击队就成了当局的主攻目标，处境就更为艰难。1935年，大部队长征，贺龙把贺文慈留了下来。贺龙说：“老弟，我们这次打出去，只是一次战略转移，不久就会回来的。桑植是红军的根基，红军家属、伤病员需要保护，你留下来守住，保护好，千万不要把芭茅溪、四门岩丢了。”不料转移后来演变成长征，一去陕北没有再回来。
       身负贺龙重托，从1935年到1939年，芭茅溪、四门岩这块地盘始终在贺文慈的掌控之下。1939年，省府派来海军陆战队第三团的营长巫祯进驻桑植，在朱凡甫、朱怀玉、郁连城等地主武装的配合下，气势汹汹直取芭茅溪，围剿贺文慈。贺文慈早有防范，接连打退了巫祯部的三次进攻。
       农历七月十四清早，天才麻麻亮，卫兵杨伢儿发现河坑上的人多得像蚂蚁，骇得连打三枪。屋上的人听到枪声，贺文慈和另一个卫兵莫春生当即从后门翻墙而出。被包围在家的，就只剩下李金莲和贺文慈的大夫人李大妹了。房屋前后筑有院墙，墙体厚实，子弹打不透。敌人借河堤掩护，派出六名敢死队员往前面的槽门冲，开枪一梭子打死了卫兵杨伢儿。李金莲和李大妹表现得勇敢极了。叭叭叭……当即扬枪将冲进来的六个人击毙。紧接着两个人借着晨雾掩护，一人两条枪，还拖着两箱子弹，从后门绕到小河边的柳树丛里。
       两人没有半点儿惊恐，借着柳树丛的掩护，一个装子弹，一个往敌人一侧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开始，敌方没有发现她俩，依着河堤墙脚，子弹像雨点一般朝着房屋射击，被李金莲和李大妹两个这么一打，乱了阵脚。两个女人愈战愈勇，一枪一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一直到配合贺文慈带领部队发起夹攻，把敌人击退为止。
       偷袭的敌人是打退了，可巫祯调集的桑植县地主武装和其他武装杀气腾腾而来，已呈重兵包围之势，迫使贺文慈收缩在芭茅溪这一弹丸之地，形势十分危急。贺文慈审时度势，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贺文慈回到洪家关的当天深夜，与向元姑、贺锦章商量后当即决定，枪支就地隐藏，贺文慈、贺锦章等人持向元姑亲笔信，连夜前往官地坪向虞卿处隐匿。果然，巫祯穷追不舍。将贺锦章之父贺星楼扣押作为人质，点名道姓要枪要人。贺锦章只得返回洪家关，将所藏枪支交出，并筹措了200块银元将老父保释回家。
       这时，贺文慈才得知他的母亲因不肯随他们撤离芭茅溪，被郁连城杀害了，郁连城在芭茅溪一口气杀了百多人。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贺文慈让大夫人李大妹带着过继的大儿子贺学海悄悄回到永顺娘家避风；又悄悄将李金莲以及她生下的一儿一女接走，由官地坪转移到天子山，自己化名张登之，借住于当地村民张关士家中，务农做阳春。
       1943年，县警察局分队长邹志武带着四十余人前往缉拿，当时贺文慈刚好去井边挑水。他们进屋不见贺文慈，就把还在坐月子的李金莲和五岁的儿子、两岁的大女儿、没满月的小女儿，连同户主张美士一并抓走，丢进县里的大牢。半个月以后提审时，县长岳德威要李金莲答应三个条件：一是交出贺文慈藏的地方，二是交出20条枪，三是交二两金货。
       李金莲当时就回答：“你们的人没捉到他，才把我们娘儿几个当替死鬼捉来的，我在牢房里，哪里晓得他躲到哪去了?至于枪，早就由贺锦章交巫营长了，哪还有枪交出来?屋给你们抄家抄了个底朝天，梳子梳，篦子篦，还哪来的金货?”审了几回，敌人见榨不出油水，从此不管不问，每餐一碗稀粥水，才满月不久的小女儿，生生给饿死了。
       过了些日子，一些大户人家找监子里的女犯做鞋子，每双两块钱。李金莲就没日没夜做，一个月下来，做得二十双。她就拿这个钱改善伙食。关了整整三个年头，李金莲才被保释出狱。回到洪家关，家中要锅没锅，要碗没碗，要粮没粮，要柴没柴，全靠贺家人一家凑一点，才住了下来。儿子贺东海在牢房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出狱后不久就出天花死了。李金莲出狱后不久，又追随丈夫奔波于烽火硝烟之中。
       因震惊湘省的“洪家关异党案”，贺文慈被关进县牢，被灌辣椒末、吊“半边猪”，坐“老虎凳”……备受折磨，八个月后才出狱。
       共和国成立前夕，湘西局势紊乱。1949年6月，陈策勋探知人民解放军南下已打过长江，就千方百计和贺家拉关系。在贺锦章的支持下，贺文慈将计就计，临时成立一个独立
       营，自称营长，挂靠到陈策勋部队名下，主要任务是保卫洪家关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以迎候贺龙带部队打回来。转眼到了七八月份，解放军一进双溪桥，陈策勋就往内半县逃。当部队了解到贺文慈是胡子家乡的地方武装时，就请他们帮助收集军粮，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桑植县临时政府成立后，由县长贺锦章联系，把枪交给了政府。
       与此同时，县人民政府任命贺文慈为长瑞乡乡长。但是，后来有关部门以贺文慈曾接受过陈策勋改编为由，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贺文慈的日子不好过，妻子李金莲及子女自然而然跟着背黑锅。
       1960年，贺文慈患了一年多水肿病，临死前说：“可惜我没有等到胡子回来，把问题搞明白。不过，我自己对我的一生是问心无愧的，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搞明白的，只是迟与早的问题。只是你和娃们跟着我受苦了。”言罢气绝，唯有蓄满泪水的眼睛久久不肯合上。
       丈夫一死，除了家庭重担落到李金莲一人肩上，那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移到她的头上。“文革”一开始，每有批斗会她都必须参加。为把四个儿女拉扯成人，帮他们成家立业，她只能忍辱负重。
       一直到1983年落实政策，贺文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才被摘掉，按“投诚人员”对待，家属每月可领取10多元补助。贺文慈的生平事迹还写进了县里编的“统战史”。
       可是，李金莲硬是高兴不起来。起义投诚本来是敌人一方的，而他们跟着贺龙出生入死，脑壳时时提在手上，实实在在是为打天下出过力的自己人。解放前夕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才跟陈策勋敷衍了不到两个月。这道理一讲谁都明白呀。解放军一来，陈策勋立马逃往内半县，而他们高高兴兴帮解放军筹集军粮，维护治安，清肃土匪，实实在在是把解放军当成胡子的人，当成自己的人呀。他们把枪交给自己的部队，怎么能叫做“投诚”呢?
       1985年，在李金莲的支持下，儿子贺学明决心上北京去讨个“说法”。贺学明找到了蹇先任、贺捷生、薛明等知情人。不久，《贺龙传》编写组致函桑植县政府，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贺文慈的情况作了通报，建议县里派员“通过谷育箴同志等调查，恢复贺文慈的本来面目，承认他担任工农革命军游击队长，保护过大批革命同志和红军家属的历史功绩，对其家属给予必要的照顾”。
       桑植县于是组织力量，通过向老红军调查，并查阅历史资料，1989年11月，县人民政府终于下达了《关于追认贺文慈为红军失散人员的批复》和《关于确认李金莲为红军失散人员的批复》。
       对于这份“迟来的爱”，李金莲和她的儿女们都十分珍惜。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只要一家人往后生活得舒坦、顺心，不被另眼相看就好了。如今92岁的李金莲耳聪目明。谈吐自如，家庭兴旺，儿女孝顺，真可谓苦尽甘采。
       余秀英：追忆峥嵘岁月
       余秀英的老家在现今怀化市溆浦县的一个山沟沟里，父母强迫她嫁给了一个又赌又嫖的败家子，她除了每天要受婆婆的呵斥外，还要经常挨男人的拳头。有孕在身了，却因为遭他毒打而流产。她伤心透了，终于不顾一切逃了出来。为避免一个青年女子出门在外的种种难处，她把自己弄成一副沿途乞讨的叫花子模样。一次偶然听人说桑植出了个贺龙，是天上的神龙转世，你去抓他毛都抓不到，他出兵打仗每打必胜，领头闹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穷人欢喜富人愁，政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得，真是个了不得的角色!还主张男女平等，女人可以跟男人一样当红军……余秀英于是几经周折来到桑植。把她引去红军女儿队的人。就是在红军里头干军需长，后来成了她丈夫的贺士银。
       红军女儿队为余秀英展示了此前无法想象的另一种生活。姐妹们在一起，平等友爱，有的为红军洗衣做饭，有的为红军刺探情报，有的照顾红军伤痛员，有的从事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总之大家干得有滋有味又有劲。女儿队队长是上过中学的学生妹，肚子里有文化，讲话特别能鼓舞人。她说：“红军是为贫苦大众闹翻身的队伍，我们妇女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活了!我们也要闹翻身，不要缠小脚，不要穿耳朵，不要当童养媳和佣人!男女平等的社会才公道!穷人不受地主老财欺压的世界才公道!”余秀英听着这些话，脸兴奋得发红；她跟着姐妹们学唱《妇女歌》，脸兴奋得发烫。
       余秀英的爱情生活，是同红军女儿队联系在一起的。队长知道余秀英有过装扮“叫花子”的经历，一天就安排她装扮成“叫花子”，想办法去某地摸清一处地主武装的情况。给部队提供可靠情报。余秀英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乞讨”过程中，把那处地主武装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返程途中，意外地遇到了同样是化装外出办军需回到队伍上去的贺士银。贺士银很早就追随贺龙在外面闯荡，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在余秀英面前，当然是年轻的“老革命”了。可他一点不摆老资格，给人厚道、沉稳的感觉。余秀英进了红军女儿队之后，他还来看过她几回。二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更多的是听贺士银讲跟贺龙相关的故事和传说。本来就互有好感的两个人，因为这一美好的相遇，自然而然发展成了爱情。两个月后，红军女儿队为他们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婚后仍处在热恋状态中的余秀英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中意的爱情和婚姻。原来是这么甜美!
       贺士银在主力部队，经常有战事，安营扎寨的地点频繁变动，因此两人总是离多聚少。余秀英有空时就给丈夫绣鞋垫，因为当初贺士银来女儿队看望她的时候，就夸过她的鞋垫绣得好，开玩笑说自己要是能穿上这么好的鞋垫儿，就真是有福之人。她活学活用，将在女儿队学到的文化，绣在鞋垫上：绣好一对鸳鸯，还要别出心裁绣上“红军”、“革命”之类的词儿。一次，贺士银顺道回家，见她做了这么多鞋垫，又是心疼又是感动，说哪要做这多的鞋垫儿哟!你不见红军行军打仗都是穿的草鞋吗?余秀英不依，她说眼下不能穿，就留到革命胜利了穿，穿得你是一辈子的有福之人!
       谁料贺士银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说余秀英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可惜他没这个福气消受，这辈子是没办法还她的情了，又说如果她同意的话，他想把她托付给自己的弟弟贺士周。贺士周也是红军，人诚实厚道，比他更机灵，尤其是身体比他好得多。吃得做得，在部队里打仗是把好手。悲痛欲绝的余秀英，这时候哪有心思考虑那些事。可呼吸越来越艰难的贺士银，眼睛定定地望着她。百般不忍中她胡乱点了点头。贺士银随即把弟弟贺士周喊到身边，嘱贺士周这辈子要好好待她，千万千万不要辜负了她。直到两人当着他的面点了头，他才脑袋一偏，含笑离开了人世。入殓时，余秀英将一双双崭新的绣花鞋垫放进了棺材，让它们陪伴自己的丈夫，直到化为泥土，直到地老天荒。
       遵照贺士银生前的意愿，也恪守两人在贺士银面前的承诺，余秀英与贺士周成了亲。尽管同样是离多聚少，但两人恩恩爱爱，十分
       珍惜共处的时光。开始，余秀英见到贺士周就老是想到贺士银，后来她索性就把两人想成一个人，再后来她就把对贺士银的那份情意。全部移到贺士周身上。
       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之后，贺龙带着部队接连打大仗。余秀英所在的女儿队，主要任务是接应和照料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替伤员们清洗衣服。没过多久，红军要离开桑植、离开湘西，开到别的地方去。余秀英当时住在桑植城郊的朱家台，随同开往仓关峪的三只船行动。每船三十人，两只船装伤病员，一只船装女儿队的人，从南岔上船，逆水而上。怕沿途有地方团防过不去，朱家台这边本来要派红军去送的，可仓关峪那边的队伍来信说不必送了，就由他们负责接。当天开到大溪的破池，宿了一晚，第二天船往上开，船工说你们这次都是做队长太太去的。没人把他的话当真，以为开开玩笑而已：等船开到两河口的岩狮子菩萨上面的河潭里，从对面长满桐子树的山上蹿下来三十多个团防武装，都是团防头子王湘泉的人，边朝河里打枪边喊：“你们这些狗婆娘通红军，快快把船拢岸，不准动了，要动就开枪敲了你们!”船上一片骚动，当即就有人被挤下河，也有人扑通跳水。伤病员毫无抵抗能力。女儿队的人也没有武器，说好由仓关峪这边的部队来接的，却不见人来，让这帮家伙钻了空子。三只船上的人，在这些土兵的枪托下，被迫按照他们的意图往马子岭、麻溶方向走；走在后面的那些伤病员，进了妖雾溪的沟里，就被这些匪兵杀掉了。余秀英她们女儿队的人，则被押送到王湘泉的团防驻扎的地方。
       王湘泉淫笑着，一脸得意，让女儿队员们站成一排，举着桐油灯挨个照过去照过来，找漂亮脸蛋挑。女儿队员们一个个蓬头乱发，不让他们看，有的又哭又叫，要跟他们拼命。有个副队长不耐烦了，吼道：“把这些哭哭闹闹的拉出去枪毙了!”等王湘泉把最漂亮的选定了，就按官大官小排开先后继续挑选。满屋的女儿队员被一个一个选走了。剩下一个病恹恹的年轻女子李桂香，蜷缩在屋角，面黄肌瘦，气若游丝的样子。王湘泉就将她卖给了附近一个老光棍。余秀英被一个姓王的男人领走后，就装作顺从的样子。让那人放松了戒备，喝得个烂醉如泥，余秀英趁机逃出魔窟。
       得知一船女儿队的人被团防截走后，红军刘团长即率部前来营救，在老坡庄与王湘泉打了一仗，王湘泉败走。可是那些被截走的女红军，已给强占她们的匪兵藏到各家各户了，没办法找到。除了像余秀英这样机灵些的女儿队员，寻找各种机会逃走外，大多只能忍辱负重，与苦难相伴终身。刘团长根据逃回部队的女儿队员反映的情况，发觉其中必有蹊跷，一查这一蒙难事件与那个绰号“老丝瓜”的船工告密有关：是船工“老丝瓜”与他的姘头过夜时，那姘头得知有一船女兵，派人连夜上山密报王湘泉，并讲妥事成后付她一百大洋好处费。愤恨，至极的刘团长，将千刀万剐也难解其恨的船工和他的姘妇，一并处以极刑。
       余秀英逃出来以后，直奔仓关峪去找部队，可部队已经开走几天了。遇上一个同样没赶上部队的红军战士，刚好跟贺士周一个连队。战士告诉她，贺士周几天前作战牺牲了。惊魂未定的余秀英，在突如其来的噩耗面前，木了。天昏地暗恸哭一场，才匆匆赶回去料理后事。队伍是无法赶上了，想到这么好的两个男人，说走就走了，她觉得自己命好苦好苦。她也不打算再嫁人了，也许她真是一个克夫的八字，因此不能再去害别的男人，就守着女儿过日子，把女儿带大算了。
       打定主意后，余秀英就一直寡居在家。1969年她60岁，民政部门接她住进了光荣院。离开队伍这么多年了，她仍然梦见当年在红军女儿队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