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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国前30年的改革是农村支援城市，现在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其实，这30年，农村并非风平浪静，农民也并非个个死守着一亩三分地或削尖了脑袋往城里钻。一直有一些执著的农民。虽然文化不高，虽然一穷二白，虽然也走弯路，但仍然像野草一样疯长着。演绎出一篇篇惊世传奇。
       年广九：中国第一商贩
       他只会写5个字：年、广、九、同、乙；
       他率先雇工12人，给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他结过4次婚，为人们鄙视暴发户提供了佐证；
       他有5个儿子，却难以享受到天伦之乐；
       他一生只感谢一个人：邓小平。
       崭露头角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填饱肚子，年广九干起了小商小贩的行当，为此，因为“投机倒把”，他两次被关押。被释放后，他又做上了炒瓜子生意。
       1976年，举国上下都在忙于“国丧”，年广九却不愿放下手中的活计。有人劝他：“傻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公安局的小黑屋你是不是住上瘾了?你也不看看都什么时候了，还不丢下你那货郎挑，找死呢?”
       年广九狡黠地笑了一下，低声答道：“你才傻呢，越是这时候越没人管哩，公安局哭都来不及哩，哪顾得上管这事。”
       果然，那两年里，年广九虽然还不停地做他的小生意，却风平浪静，安全无事。
       生意虽小却越做越火，久而久之，人手渐渐有些紧张。这时，他似乎也没有再听到别人说他是在搞“投机倒把”，于是，胆子也就越来越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雇了一些帮工。
       渐渐地，年广九的瓜子炒制坊便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小工厂，经营规模从最初的几百斤、几千斤，直到后来的上万斤。
       嗑着年广九的瓜子，芜湖人才猛然发现，“傻子”年广九已经把腰包给装满了，干个体不再是长“资本主义尾巴”了!于是纷纷效仿“傻子”炒起了瓜子，摆起了小摊位。不到3年的时间，在这座仅仅几十万人的小城市里，冒出了57家瓜子工厂、商店、炒货铺。
       1981年春节，难得有一点闲工夫，年广九点起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在街上溜达。他发现小贩的摊上摆着的不止是他一家的瓜子，他敏感地意识到，以后的生意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做了。
       没过几天，年广九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把“傻子瓜子”的价格给降了。当时，市场上瓜子的价格是两块多，年广九一下子就把“傻子瓜子”降到了一块七毛六!同时，他在炒瓜子的技术上下的功夫却越来越大。
       没过多久，芜湖的瓜子业渐渐疲软起来。各家的炒货积压得越来越多，而新贩进的生瓜子又不能不炒，不少店铺一连几天也不开张，有的甚至不得不暂时关门停业。而此时，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于是，便有人学着年广九把瓜子价格降了下来，以求保本。
       积压的瓜子越来越多，降价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市场上的瓜子价格降到了不能再低的时候，年广九却又悄悄地把“傻子瓜子”的价格一点点地升了回来。
       不管年广九把价格如何地又降又升，“傻子瓜子”的销量却一直没有下来。芜湖的同行们不得不承认，年广九轻轻松松不动声色地给他们念了一次“生意经”，并且念得他们心服口服。
       闻名全国
       瓜子价格战之后，年广九开始把目光瞄向整个华东市场。那年冬天，正好上海一家副食品公司闻讯前来参观和考察，没费多大的周折便找到了在芜湖已经家喻户晓的年广九。双方一拍即合。
       “傻子瓜子”一打进大上海，就把素以“美食家”自称的上海人给震住了。很快，“年广九”这个名字便响彻大江南北，报纸、广播、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他的消息。上海人还把他的形象搬上了话剧舞台，剧名就叫《傻子进行曲》。
       那时候，中国的大江南北，很少有人不知道年广九的，甚至有些外国客商到中国洽谈生意，还专门绕道芜湖拜访他。
       而更多的中国人，因为吃傻子瓜子而知道了在安徽有一个叫芜湖的小城。
       1982年下半年，已经吃惯了“傻子瓜子”的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队，有时候，长队竟达四五百人。商店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所有的顾客，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的告示。
       上海缺货!华东缺货!订货单如雪片一样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
       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毅然决然地套购了其他品牌的瓜子10万斤，分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后运到了上海。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被人愚弄的愤怒立刻变成了对“傻子”品牌的口诛笔伐，这番讨伐，还引出了年广九的偷逃税款和雇工问题。
       年广九陷进了人生的低谷。他和“傻子瓜子”的声誉一落千丈。在街谈巷议闲言碎语面前，年广九越来越苦闷，他常常一个人呆着抽闷烟。他不明白，自己给社会捐了那么多钱，怎么就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为什么人们总是揪着他的一个小辫子死死不放?
       年广九怎么也没想到，他炒瓜子的事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这无形之中是给“傻子瓜子”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并且广告的档次和品位之高。恐怕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也属罕见。
       大起大落
       也许是邓小平的肯定使他过于激动，他决定搞联营，他说：“这一次，我要挑一个大西瓜。”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3家开始联营。年广九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后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九出任总经理。
       为了尽快地让刚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见到效益，年广九选择了一条当时还很少有人走过的路——有奖销售。
       一时间，全国几十座大中城市到处可见“傻子瓜子公司”的广告：“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
       有奖销售开展得很顺利，第一天芜湖市就卖掉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全国各地共销售“傻子瓜子”230万公斤!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辉煌。
       那一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热”，鉴于不少人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搅乱了市场秩序，有关部门开始出面制止，禁止一切单位再从事这种活动。
       有奖销售一取消，公司里的瓜子便大量积压，并且越生产越积压，资金无法回笼。“傻子瓜子公司”一下子损失了63万元。对于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傻子瓜子公司”来说，这等于是两次彻底的倾家荡产!
       有人问年广九，损失这么大怎么办?年广九依然是当初的那副口气：“只要我‘傻子’年广九还在，我就会接着干下去!”
       不久，年广九又与蚌埠市中市区商业公
       司联营生产“傻子瓜子”，把企业命名为“傻子瓜子公司蚌埠分公司”。
       联营后，效益并没有太大的起色。1986年3月。中市区商业公司突然提出让年广九单方承包这个公司。年广九欣然接受了对方的请求，并在协议书上签下“年广九”三个字。
       按照协议的规定，年广九在承包了蚌埠分公司之后，不单是接受分公司的所有债权，还要接受分公司亏损几十万元的债务。
       承包仅仅4个月，蚌埠市中市区商业公司突然以年广九违反协议为由，将状子送到了法院。年广九连忙四处请律师。
       1986年11月20日，经过一整天的辩护，法院宣布：年广九败诉，赔偿蚌埠市中市区商业公司损失29.7万元。
       与此同时，“傻子瓜子公司”又不得不先后派人到上海、新疆等地，与另外7家公司因经济纠纷对簿公堂。
       3年之中，“傻子瓜子公司”150万元的巨资付诸东流。闻名全国的“傻子瓜子公司”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败。
       1989年秋天，年广九因为贪污、挪用公款又一次被逮起来了。事实上，这全是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公司”账目混乱造成的。不久，因罪证不足，年广九被释放。
       然而，年广九玩弄妇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芜湖市中级法院根据诉状的指控，经调查，认定他在1980年到1987年期间，利用金钱引诱和帮助解决工作为名，先后玩弄女性达10人之多，其情节恶劣，已构成流氓罪。法庭上，年广九却说，不是10人，是12人。
       1991年5月11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时隔不久，南巡的小平同志又一次提到年广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很快，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回抗诉，释放了年广九。
       年广九开始重操旧业，试图重振雄风。芜湖市的许多领导也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然而，年广九却没能给市委市政府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链接：年广九和他的家人们
       钱并没有给年广九和他的家人带来幸福。
       1980年3月，年广九与他的结发妻子耿秀云离婚了。耿秀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她身上有着传统女人的朴实、善良和勤劳。与年广九结婚20年，并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
       至于离婚的原因，二人闭口不谈，也许是耿秀云再也受不了年广九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的坏脾气，也许真的是年广九另有了新欢……
       1989年，52岁的年广九与23岁的彭晓红结婚生子，不久即因“流氓罪”身陷牢狱。在他被羁押的那段时间里，年广九把“傻子瓜子”商标授权给彭晓红，彭晓红因此一举成为商界新秀。但年广九走出牢狱后，两人就起了冲突，1995年，两人的婚姻宣告破裂。
       1998年8月，彭晓红在芜湖市繁华的中山路上租了家门面，并办理了“傻子瓜子经营部”执照。年广九得悉后，立即以“傻子”商标注册人身份向工商部门提出制止并撤销彭晓红的请求。
       彭晓红气蒙了。她找到年广九，质问道：“你以前给我的商标授权书，现在还算不算数?”
       年广九不紧不慢，答道：“以前我们是夫妻，现在我们是什么?”
       1999年底，他们终于闹上了法庭。法庭上，彭晓红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指着年广九的鼻子数落道：“你年广九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当初被关在牢里时，你把撑起‘傻子瓜子’市场的大任交给了我，我没有辜负你。现在你在全国已有210家专卖店，什么人都让开店，难道就容不下我们母子二人这10个平方米……”
       最终，法院宣判原告彭晓红败诉。不久，年广九设在伟基商业中心的办公室遭到彭晓红的冲砸。
       在年广九困难的时刻，第三任妻子李爱华出资并为他融资，有力地帮扶了他一把，也因此主政“傻子瓜子”。也许是功高盖主，1997年，年广九削去李爱华的一切职务，不许她再染指“傻子瓜子”。随后不到3个月，年广九又将李爱华请回。但是，由于年氏家族内部有很多牵扯不清的官司，很多矛盾是非都聚焦到她的身上，李爱华于2000年与年广九离婚。
       同年，小年广九30岁的陈慧芳，为他生下了小儿子年龙。
       在年广九的数次婚姻中，他与儿子们的亲情一次次稀释。
       年广九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孙女时，孙女已经20岁了。一天，孙女骑着自行车来到步行街，不知道往哪儿停车的她把车子推进了“傻子瓜子”的店里，随后，巡店的年广九指责店员：“把自行车推出去，谁把自行车停到店里?”
       店员告诉年广九那是他孙女的自行车，年广九愣了一下没再说什么，他一直等到孙女回来，甩手给了孙女3000元钱。后来，这3000元钱又被退还到年广九手里。
       在年广九试图重振“傻子瓜子”昔日雄风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年金宝和年强也举着“傻子”的旗帜开拓前进。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一度合作，成立了傻子集团，但好景不长，年广九因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集团成立仅月余，他就借机发难，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损失数千万元。
       两个儿子不想与他正面冲突，他们经过冷静分析，一口气注册了27个商标：“傻王瓜子”、“年氏瓜子”、“小傻子”、“傻王”、“傻媳妇”……涉及饮料、茶具、电子产品等。“傻子”又生了一大帮小“傻子”。
       2001年，年广九宣布，将自己的商标权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并“退出江湖”，但是二儿子年强却很快出来反驳。年强和年金宝最终对簿公堂，官司一直持续到2006年年金宝死亡。
       2007年2月，年广九宣布收回“傻子”商标，并再度出山。他和二儿子、三儿子的关系继续恶化。他因此把感情都倾注在妻子和小儿子身上。
       在年广九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照片，小儿子年龙坐在他的腿上，近旁是温情相望的陈慧芳，而年广九名片的正面，也印着他和陈慧芳的恩爱照片。
       邱满囤：善于炒作的灭鼠王
       他曾是乡人们眼里的“败家子”；
       他曾被路人视为“神经病”；
       他是百姓心中的“土专家”；
       他说：我是好猫，灭鼠无罪!
       漂泊异乡
       1957年邱满囤因病复员，回乡务农。可是他就喜欢在田间地头捉狐子撵兔子，不喜欢面朝黄土背朝天。此时，山西正在进行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邱满囤“二流子”的名声令人们对他避之不及。
       1958年，全国提倡除“四害”，几乎一切都是指令性的，张家人口多，就交100只老鼠尾巴；李家人手少，那就交50根。
       天天琢磨逮动物的邱满囤顿时“火”起来了。他家的50根老鼠尾巴很快就凑够了，一直被人侧目的邱满囤第一次“先进了”。有人捉不来老鼠，就来求他帮忙，有人相求是邱满囤始料不及的，他满口应承。
       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有些田地打的粮食几乎不够种子的数量，几乎家家都断
       粮了，种粮一时提到政治的高度。然而，邱满囤仍把精力放在老鼠身上，总在上工时呼呼大睡，他的“预备党员”也因此被支部取消了。
       有天晚上，邱满囤摸黑上床，一声女人的尖叫吓得他连忙把灯点上，只见妻子唐月罗正躲在床边瑟瑟发抖，他有些不解，用手去拉她。唐月罗又尖叫了一声，把邱满囤的手打在一边。一向温柔贤惠的唐月罗竟喊了一声：“滚!”
       “怎么了你?犯神经啊。”邱满囤有些不高兴。
       “你身上一股老鼠味!”唐月罗说，竟张嘴干呕起来。
       唐月罗干呕了一会儿，呜呜地哭起来。又累又困的邱满囤心情也不好，别人不把自己当回事也就罢了，连老婆也发牢骚，看不起自己，这怎么行?于是两人大吵起来，邱满囤一气之下又来到院子里，借着星光观察起老鼠来。
       这时，全国都在放“卫星”，日子更苦了，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人。邱满囤偷偷制了鼠药到邻村去兜售，回来一算，竟赚了3毛钱，心中大喜，胆子也壮了。过了两天，他又出去兜售自己的“产品”，村干部带着民兵连长不由分说把他绑了起来。在送往公社的途中，邱满囤才知道自己长了“资本主义尾巴”。
       面对屡教不改的丈夫，唐月罗绝望了。她说了声“离婚”，便背着女儿回了娘家。离婚手续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办好了。不久，传来女儿夭折的消息，邱满囤痛哭一场后，把全部的积怨仇恨都算在老鼠身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弄出一种药，统统判它们死刑。
       日子一天比一天穷，邱满囤又身无分文，怎么办?他心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卖房子吧!
       卖房子是人们心中的一个大忌，邱满囤刚刚失去孩子，又要卖房子，乡里乡亲为他伤透了心，觉得人走了邪路的确无可救药。但是眼见着邱满囤活得越来越窝囊，心就软了下来，帮他张罗买主。
       有了钱，邱满囤更不安心干活了，他不断地买药买粮食制鼠药。经过多次的实验，邱满囤终于觉得可以把握老鼠的脾性口味及用药的深浅，他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并向大队推销自己的产品。
       可是，人都吃不饱，哪还有钱买药治老鼠?饿急了的干部说得更黑：“毒药能让人吃饱了也是好的!”
       邱满囤见在家乡再无立锥之地，便向山东境内进发。流浪的生活是残酷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若不把鼠药尽快推销出去。自己挨饿事小，弄不好连老鼠的食饵都买不起，只能沿街乞讨。
       一年又一年，一村又一村，他四海为家，历尽沧桑，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
       衣锦还乡
       从1957年到1982年，邱满囤从一个毛头小子熬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先后研制了2000多个配方，进行了4000多次实验。
       1981年的正月十六，天上浮动着一抹铅灰色的云彩，把茅屋上残留的积雪映衬得尤为刺目，邱满囤灵机一动，想想雪已化尽，正值老鼠出来觅食的时候，何不当众表演让大家看看他的本事呢?庄稼人有句谚语：“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若是真能表演成功，起码吃饱饭不成问题了吧?
       邱满囤敲响洗脸盆，将村民们吸引过来。看着交头接耳、满脸疑惑的乡民，他咳嗽一声，矜持地看看大家，说：“乡亲们，我叫邱满囤，我是卖老鼠药的……”
       村民们一阵骚动，有人说：“我当是唱大鼓的，原来是卖老鼠药的，卖这东西弄这么大动静干啥?”
       邱满囤咬牙平息了一下心绪，继续说：“乡亲们，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邱满囤是个实打实的人，真是真，假是假，如果把老鼠诱出洞，争着吃毒饵，大伙便鼓个掌，如果表演不成功，大伙尽可以咒我骂我。”说完，他把鼠药布在鼠洞周围。
       真有这回事?那可太神啦!村民们像打了兴奋剂，冬季沉寂的乡村顿时活跃起来。
       话音未落，奇迹出现了。一只大灰老鼠从洞里探出头来，人群中有几个姑娘“妈呀”的叫喊声响过之后，四周一片死寂。人们像施了定身法，呆呆地看着眼前真实的一幕：那老鼠左瞧瞧右看看，在众目睽睽之下直奔毒饵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第二只、第三只……接连从洞里跑出了9只大老鼠。它们像大烟鬼见了烟土一样，争抢着毒饵。毒饵吃尽，一个个昏昏沉沉地跑回洞里。
       10分钟过去了，人们盯着老鼠洞观察，脑袋思索着这神奇的现象。半小时、1小时过去了，该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了，人们仍没有离开原地。
       “瞧啊，耗子又出来啦!”
       吃过毒饵的老鼠像霜打的草，无精打采地爬出洞来，双目痴呆，浑身颤抖，挣扎几下便仰天倒在地面。一共9只。
       “哗!”掌声四起，善良的村民欢声雷动，为邱满囤神奇的鼠药所折服。
       不久，邱满囤发现鼠药好卖了。以前以生产队为单位来买鼠药的几乎没有，现在有些大队也找到他，一买就是一批，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件高兴事儿。
       原来，农村推行了责任制，农民解决了温饱后，存粮便成了一件大事，家家户户迫切需要像邱满囤这样的人为他们铲除鼠患。一时间，邱满囤感觉应接不暇。
       经过摸索，邱满囤找到一种白色无味晶体状药物。老鼠们只要吃了，在短时间内就会暴毙身亡，而且无药可救。邱满囤将自己发明的这种药物叫“王牌一扫光”，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鼠尸遍野，就似童话中的儿童吹响魔笛，成群结队的老鼠排着队向河中挺进自杀。
       邱氏灭鼠像一股旋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原一带激荡起来。邱满囤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终于结了婚，结束了长达11年的流浪生活。
       全国几十家媒体的报道，使“灭鼠大王”和“邱氏鼠药”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有人找上门来，开门见山地说：
       “邱师傅，你要是跟我们合作，保证全家转商品粮，要多少工资给多少工资。”
       “邱师傅，说简便点儿，你要多少?10万，还是20万?”
       面对重金和许诺，邱满囤拿出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函。美国有人提出以270万美元买邱满囤的配方。邱满囤说：“老外花这么大的价钱买我都不给……”可是上门讨药的人仍络绎不绝。
       就在邱满囤受盛名之累时，他的老家——河北省无极县有一个人正悄悄关注着他，这个人就是后来使邱满囤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
       一个邱满囤就是几万吨粮食啊。1987年夏天，邱满囤被刘日请回了阔别多年的故土。见过大世面的邱满囤滔滔不绝：“你要是听到老鼠打架，那准是公老鼠。母老鼠跟母老鼠从不打架。母老鼠跟公老鼠更没有纠纷……”
       刘日笑了，问：“你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公母?”邱满囤睁大眼睛，模仿老鼠的声音，说：“公老鼠叫起来‘吱吱吱’，母老鼠叫起来‘咕咕咕’……”
       所有人都被逗笑了。刘日听完邱满囤的话，又看了他的表演，当即决定：给新华社和《河北日报》挂个电话，要大力宣传邱氏鼠药；把邱氏一家请回无极县城，转成商品粮户口；给上级打报告，要在无极建一个最大的鼠药厂，由邱满囤挂领帅印。
       不久，一座现代化的全国最大的鼠药厂在无极县拔地而起。在县委书记刘日等领导的帮助下，邱满囤及邱氏鼠药捷报频传，业绩非凡。
       1992年春，53集电视报告文学《无极之
       路》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全国17个省市转播。一时间邱满囤及邱氏鼠药，成为该年度的风云人物及议论焦点。人们把邱满囤称为“改革风云人物”、“农民英雄”。
       中华鼠案
       1992年4月6日，《健康报》刊登了《误食邱氏灭鼠药饵发生多起中毒，灭鼠专家深感不安，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一文。
       文中5位专家指出，通过对11种“邱氏鼠药”进行化验，表明：“邱氏鼠药”内含国家严禁使用的剧毒氟乙酰胺。5位专家认为，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狙击“邱氏鼠药”的疯狂行为。
       一石击起千层浪，媒体纷纷转载这篇文章，“邱氏鼠药”再次被“炒”得沸沸扬扬。
       此时的邱满囤早已今非昔比，虽然他也听说过一些“洋专家”对他的“邱氏鼠药”持有怀疑态度，但根本没放在心上。邱满囤太忙了!
       然而，很快，他的邱氏鼠药厂有了一些麻烦：许多买家看到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消息，排着长队来到邱氏鼠药厂要求退货。
       从没见过这阵势的邱满囤隐约感到一种更大的威胁向自己压来。
       邱满囤权衡利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状告5位专家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至此，震惊全国的“中华鼠案”拉开了序幕。
       邱满囤使出浑身解数：拿出李铁映同志参观现场会时的照片，开始频繁的巡回灭鼠表演，召开记者招待会……
       人们很快被邱满囤感动了。一个个口诛笔伐。冲向5位专家。
       邱满囤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却充满了“智慧”。他把手一挥，将视线引向纷繁的社会世象。
       谁料想，正在这时，一纸举报，将邱氏鼠案从低速无序的状态中拉了回来。
       举报的是绥芬河市爱委会主任。1991年10月。绥芬河市爱委会下属一个边贸公司与河北无极邱氏鼠药厂签定了出口60吨鼠药的合同。并付给邱氏鼠药厂25万元。邱氏鼠药厂第一批20吨货抵绥芬河口岸后，因包装上标有“剧毒”字样，被俄方拒收。
       公司急了，好不容易找到邱满囤，他却满不在乎，说西方不亮东方亮，俄方不行国内就地处理。
       爱委会主任只好带着邱氏鼠药样品，急急跑到北京，请权威机构测定一下，谁知。一连跑了4家权威部门。张张化验报告上均有“氟乙酰胺”4个大字，主任一下子傻了。小小边贸公司。花25万元买来一堆禁药，该如何是好?他只得横下一条心，来到农业部打假办公室，举报邱氏鼠药存在严重的欺诈假劣行为。
       海淀区法院得知绥芬河事件后，立即前去提取样品，并将样品送交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化验结果为：含有氟乙酰胺，证明确为禁药。
       但是，法院对这个结果似乎不满意，又派人去绥芬河、无极邱氏鼠药厂和其驻京办取样，3处样品交给北京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检测。而检测结果不仅没有氟乙酰胺，就连氟元素也没有。
       1993年5月12日，海淀区法院通知被告方，邱满囤将于5月14日表演灭鼠。地点保密。不准带记者。
       5月14日上午8时，被告方按时来到海淀区法院门口，而原告方却没按规定到场。车出北京，被告方才得知邱满囤已早早候在表演地点——涿洲郊区公路旁，并邀请了河北等地数十名新闻记者守候在那里。
       表演开始了。邱满囤将香烟叼在嘴里，习惯性地耷拉着眼皮，看也不看什么人，便和助手在一小饭店后面忙活起来。
       药投完了，邱满囤站起来向围观者朗声宣布：“大家看着表，保证15分钟出老鼠。”15分钟过去了，地面上风平浪静。
       邱满囤见状，又高声补充：“半个小时准出来!”半个小时又过去了，仍然浪静风平。
       邱满囤改口道：“大家不要着急，一个半小时是死亡高峰。”现场上，人们的信心被邱满囤的语言再度点燃，大家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地面。
       一个当地围观者打趣道：“今天老鼠不在家。进城开会去了!”人们“轰”地笑了。
       这时邱满囤面色灰暗，早没了初时的沉稳。法院的同志为他解了围。他们宣布：将表演时间再推迟一个半小时。
       眨眼工夫，时间又流走了。围观的乡亲们摇摇头，看着邱满囤怪可怜的，不忍说什么就走了。连法院的女法官也撑不住了，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是不行了。”
       鉴于表演的失败，一个被法院请来做仲裁的专家当场总结：3个小时，在界限内没见到死鼠，“邱氏鼠药”基本无诱鼠力。
       但1993年12月29日下午。海淀区人民法院还是判决被告5位专家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邱满囤名誉损失人民币3千元整，经济损失人民币5千元整。
       5位专家败诉的消息瞬间震惊了中国科技界，也震动了全中国。1994年1月13日，5位专家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邱氏鼠案”烽烟再起。在科学家们同仇敌忾的讨伐声中，在全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1995年2月22日上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2)海民初字第2121号民事判决，驳回邱满囤的诉讼请求。”
       邱满囤面色如灰，神情沮丧，操着一口冀中方言说：“我是好猫，灭鼠无罪。”
       链接：我要做一个全能灭害王!
       1995年，官司败诉、厂子停产，关于邱满囤的谣言开始满天飞。随后，为还债，邱满囤卖了他仅有的资产——鼠药厂那套3居室的房子。老伴和孩子们回到陕西，他一人借住在朋友的闲院中，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
       2004年8月，邱满囤的处境出现转机。在无极县城最高级的建筑——无极大厦。邱满囤结识了这座大厦的主人刘斌。
       首次见到邱满囤，刘斌就吃了一惊，70多岁的老头，穿着大红衬衣，头发梳得很亮，张口就是“我是手榴弹绑屁股——危险人物”。
       谈话间，邱满囤说得最多还是灭鼠，透露沧州有人要和他合作开发粘鼠板。作为商人，刘斌察觉这是个不错的商机，但要亲眼看看邱氏诱鼠剂的效果。
       在石家庄华北食品城附近的空地上，邱满囤放上撒着诱鼠剂的粘鼠板，两人站着看了40分钟，没见一只老鼠出来。刘斌正准备离开时，一只大老鼠被粘住了，紧接着七八只都被死死粘住，这下他服了。刘斌与邱满囤签下合同，买断他的发明权、肖像权和社会活动权。
       此后，邱满囤带着他的“邱氏粘鼠板”再次出山。邱满囤说，诱鼠剂还用10多年前使用的配方，但杀鼠药不再用，而用无毒的粘鼠板。
       在后来的一场灭鼠现场会上，邱满囤当场把诱鼠剂的包装撕开，抓了一大把放在嘴里嚼起来，他仍未忘记10年前那场官司，“谁说我的诱鼠剂有氟乙酰胺，咱不用毒药”。
       如今，在石家庄大小饭店使用的粘鼠板上都印着一张照片：一个老头拿着夹子拎着一只大老鼠。这个老头正是邱满囤。
       2006年，这位无极农民再次亮相，并当众演示其最新灭害成果。两个纱网制成的演示箱前，74岁的“灭鼠大王”邱满囤手持他的最新成果——灭蟑喷雾剂，自信地冲着箱中的近百只苍蝇、蟑螂接了几接，然后倒数“十、九、八、七……”果然还未数到“一”，停在箱壁的苍蝇们就掉落箱底，几番翻滚便不动了，而有“不死虫”之称的蟑螂也在10秒之内被全
       部“剿灭”。其实，他就是想告诉大伙：“俺老邱这两年没闲着。”
       邱满囤介绍说，他与无极青年企业家刘斌联手开办的“邱氏粘鼠板厂”已成长为集生产、研发、服务为一体的科贸有限公司。在他的专利产品引诱剂的基础上，不仅自主创新研发了诱鼠粘板和诱鼠毒饵系列产品，还开发出了灭蚊、灭蟑、灭蝇系列杀虫剂，并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批准。
       如今的邱满囤，不再只是一招鲜吃遍天的“灭鼠大王”，他的“研究方向”更加多元化，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一个走向国际的“全能灭害王”。
       邱满囤可以东山再起吗?只有时间知道。
       禹作敏：居功自傲的“土皇帝”
       他常常口出狂言：“局长算个屌，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他常常妙语如珠：“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记者张伟说：“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
       企业家鲁冠球说：“这个老头太任性。”
       浮出海面
       历史提供给禹作敏的舞台很小——一只有7.25平方公里的大邱庄，并且全是盐碱地；老幼4千，并且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熟悉大邱庄过去的人都记得这句顺口溜：“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
       从1954年上任的那一天开始。禹作敏就发誓要揭掉“穷”这块伤疤。
       禹作敏知道，要想富，单靠种地是绝对不行的。1977年，他发动全村群众借款10万元，又贷款5万元，办了一个轧钢厂。工厂没开工，就有人对禹作敏说：“大邱庄要是能靠这个富起来，让村民们有钱花有饭吃，我就爬着去给你拜年。”禹作敏回敬说：“要是我不能让大邱庄人靠这个有饭吃有钱花，我爬着去给你拜年!”
       轧钢厂当年就盈利30万元。这是华北地区第一个乡镇企业。
       就这样，大邱庄的工厂由一个发展到四个，再由四个发展成十个、几十个、上百个……
       大邱庄富起来了，但禹作敏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拿出30万元办学校。有人心疼地说花这么多钱办学，不如再开一个工厂。禹作敏正色道：“过去大邱庄穷，穷根儿就是没有文化，现在把钱花在人身上，就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在他的坚持下，大邱庄推倒了土坯教室，建起了四层教学楼，安了30台电脑，并且规定大邱庄的学生初中不毕业不准进工厂。从此大邱庄实行11年义务教育，无一失学者。接着，他又与天津理工学院协商，办起了全国第一家农民大学——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部，将大邱庄的高中毕业生送进去深造。
       禹作敏还挖空心思地招凤引凰。他先后聘请16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1000多名经营管理人才到大邱庄就职或兼职。
       到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全村办起各种企业256家；拥有进口高级轿车200多辆；农业全部实现机械化，全村纯收入过亿元……
       这组数字，有力地陈说着一个事实：大邱庄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首富村。
       禹作敏不仅善于搞经济，而且善辩。他有许多“惊人”之言：
       “凭我禹作敏的能力，可以当一个国家副总理，谁敢动我?”
       他对一位前去参观的高级干部说：“过去你们是带着穷人打富人，现在我是带着穷人当富人。”
       他问一位记者：“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
       ……
       权力给他带来的愉悦目渐增多，“王者之风”便尽数显现出来：他抽中华牌香烟；山珍海味和各种补品几乎不离口；在四层70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镀金电话就有6部；坐骑为奔驰600；电话号码是948888；他背对着一位副部级领导，一摆手说：“不见!”他一诺千金，拨50万元赠给大寨的郭凤莲……
       无法无天
       正当禹作敏为奋斗欣喜感慨时，一抹阴云悄悄遮住了大邱庄上空的五彩光环。
       199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一则题为《包庇罪犯，阻碍执行公务——禹作敏刑事拘留》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禹庄主”究竟干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1992年下半年，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人死了，交接就出了问题，因为许多账目必须问死者才能明白，财经纪律如铁的大邱庄第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束手无策。
       经过思索，禹作敏派出刘绍升、刘云章、陈相歧和李振彪做审查员，到万全公司进行审核。随着工作的展开，几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业务员危福和身上，说危福和贪污。危福和不肯认账，公司经理又无法作证，在反复的对质中几个人决定给危福和点儿颜色看看。在饱受各种刑法之后，1992年12月13日，危福和含恨离开了人世。
       禹作敏得到危福和的死讯是在当天下午。他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头也不抬地说：“先避避风头再说……”
       1992年12月14日零时30分，大邱庄通过电话向静海县公安局报称：“我们这里在审查一贪污案子时，引起民愤，进去二十多人，拳打脚踢，把人打死了。”
       天津市公安局接县局报告后，立即派出刑侦人员赶赴现场。经勘察，刑侦人员发现很多疑点，并初步得出结论：报案者谎报了案情，刘绍升、刘云章、陈相歧、李振彪很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为进一步检查现场情况，12月15晚，天津市公安局由刑科所副所长宋忆光带队，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刘洪春陪同，6名刑事技术人员乘标致牌警车直驱大邱庄。
       宋忆光一行进入万全公司办公大楼，正准备开始工作时，一二十名表情愤怒的村民叫嚷嚷地来到楼道，冲着干警们喊：“你们是干什么的?”
       没容宋忆光他们说话，村民们一拥而上，将门上了锁，堵住楼道两侧，将干警们看守起来。
       宋忆光侦破过许多大案要案，从未见过这样公然阻挠侦破的事件，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村民们咧咧嘴，嚷嚷道：“你们深更半夜来这里干啥?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有个刑侦人员气不过，掏出证件说：“我们是天津市公安局的，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请打开门!”
       几个村民冷哼一声，小声嘀咕：“现在假的东西太多，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宋忆光一听这话，便示意刑侦人员不必同他们解释。他看了人群一眼，问谁是负责人，见没人搭他的茬儿，才知道这些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此时，在驾驶室内休息的司机见事不妙，便机警地发动车辆，村民见车内有人，手执砖块、石头向汽车冲来，司机沉着驾驶冲破几重阻拦，借着夜幕的掩护向县局方向驰去。当夜，司机便将整个事件原原本本地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16日上午9时，情况被报告给了市委市政府。市长聂璧初震怒了，当即指示：严令大邱庄立即将刑侦人员放出，不得有误!
       禹作敏接到命令后，沉吟不决，直拖到11时30分，才将6名干警放出。到这时，办案干警已被拘禁了13个小时。
       随后，静海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与禹作敏谈话，再次要求他支持、配合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对此，禹作敏写信给天津市市委负责人：
       
       “……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以(依)法办案，千万要注意，因破案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防止意外事情发生。我不知道，我不负责。”
       天津市市委负责人面对禹作敏的来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15支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个猎枪厂，以往又发生过目无法纪的行为，觉得有必要向中央反映。中央的批示很快传达下来：依法办事!公安机关经市委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立即组织了400人的警力，在距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本来热闹非凡的大邱庄顿时被一种紧张的氛围所笼罩。
       1993年2月17日上午9时，市公安局、市检察院、静海县负责人共9人到达大邱庄，向禹作敏说明来意，依法执行任务：公开张贴通缉令；对4名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搜查；对村内宾馆、招待所和万全公司等10余处案犯可能藏匿的地方进行搜查。
       禹作敏当即表示：张贴通缉令和搜查都是不行的，这会影响生产和正常生活。他还质问道：“出动这么多警力不像是办案的。”最后，禹作敏干脆说，大邱庄这个官他不干了，没法干。村党委其他成员一听，也纷纷表示，要交上辞职信，不干了。
       正在双方进行交涉时，外面突然拥进二十多个村民，围住了前来办案的9位负责人。
       与此同时，村民们在村保安人员的指挥下，迅速调动了一批汽车、拖拉机、马车等，设置了重重路障，将通往大邱庄的路口全部严密封锁。并在各路口纠集了两百多人，气势汹汹，声音传出老远。面对迅速恶化的事态，为了防止与不明真相的村民发生冲突，市公安局除留下30名公安干警待命进村执行任务外，其余警力于2月17日晚撤回，并将撤回的情况通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常委、委员们。
       禹作敏决定抓住“战机”，再干一下。2月18日上午9时，他召开全村大会。他在高音喇叭上说：“市局已在大邱庄四面八方布置了一千多部队士兵，还带着小铜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大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我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全部照发……我年纪大了，想退休了，今后，上面来了人，不要再找我了，我也不出面接待了……”
       禹作敏一席话，说得数万群众顿时骚动起来。靠近办公大楼的人有不少已冲了进去。此时，公安部门的办案人员就在这座大楼里，有些人冲进会议室，对市县派来准备执行公务的几位领导同志进行围攻、质问和推搡。
       事态越来越严重，2月18日晚10时左右，市长聂璧初明确表示：“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同志必须保证在大邱庄执行公务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市县几位同志的人身绝对安全，让他们返回静海县城，此事必须执行，不得有误!”
       与此同时，驻守在庄外路口的武警在得知4名嫌疑犯下落不明的消息后，奉命全部撤离。他们走后不久，一张启事出现在大邱庄各个路口。
       启事上这样写着：“因天津市向大邱庄派了公安武警防暴队员多达千名，我们不知原因何在，已造成停产，故谢绝参观，望谅解。请新闻单位的同志也给予理解。”
       大邱庄的启事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迫于政府的威力。禹作敏于2月19日上午表示，执法人员可以进村张贴通缉令并对四名重大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搜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21日。禹作敏又以村党委的名义向社会各界散发了一份名为《天津市出动千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的材料。该文企图把阻挠政法机关正常执法，煽动群众制造事端的后果嫁祸于政法机关及政府。这份材料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由于各地宣传部门有效地控制了敏感话题，没有哪家报纸刊登此材料。然而大邱庄公然对抗政府的态度却成为1993年人们的热门话题，在社会上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发现这一情况后，天津市市委办公厅，于2月22日晚，电告静海县县委转大邱庄党委：“以大邱庄党委名义，发出这样与事实不符的材料是错误的。违背了党章规定的组织制度，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并追回已发出的材料……”
       次日，大邱庄办公室“解释”说：“对电报中‘不符合事实’与‘违背党章规定的组织制度’的提法，我们很不理解”，“最好尽快给予答复，不然我们没法写情况”。
       天津市委办公厅负责人遂又通过静海县县委给他们答复：“大邱庄党委对此应该清楚。必须按要求执行!”
       几天过去了，天津市市委才接到大邱庄的汇报，说是已向有关单位发出收回这份材料的传真。但关于检查，报告中一字未提。
       庄主之殇
       权威人士说：“这事出在大邱庄虽不是个例，但仍令人震惊。”权威人士之所以讲“不是个例”，是有事实根据的。
       1990年3月中旬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经理刘金刚说，禹作敏用数百万元公款为他的两个女儿在县城内盖了3栋洋楼。
       这句话传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勃然大怒：“在社会各界都在参观报道的今天。岂容不和谐之音破坏大邱庄的歌舞升平?”他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让大家发表意见。党支部副书记张玉银说：“我看刘说的事情没有多大，不必闹得这么大。”禹作敏当时没说什么。会后。张玉银的所有职务便被撒掉，家也从别墅楼中搬了出来。
       随后禹作敏下令查刘金刚的问题。结果查了两天。也没查出任何问题。禹作敏说：“刘金刚没有问题，不代表刘家没有问题，刘金刚的弟弟刘金会有没有问题?不用查了。勒令刘金会组织家庭成员开会，挖对我禹作敏态度问题的思想根子。”
       不久，刘金刚四兄弟均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抓了起来。还有人来到刘金会家里，大肆搜查。将他的个人存折和现金全部搜去。
       事情远没有了结。4月11日上午9时许。刘金刚之父刘玉田被禹作立拖到大街上，用棍棒、三角铁、带铁头的胶管残酷地殴打。刘父痛声哀号。惨不忍睹。围观的群众试图阻拦，却听禹贺田大声喊叫：“打死他!打死他我抵命!”
       身为大邱庄党支部副书记的禹作章，目睹惨状，不但不上前阻止。反而劝阻愤怒的群众，让他们不要过问此事。
       结果，光天化日之下，刘玉田被活活打死。
       下午1点左右，禹作敏召开全村职工现场大会，他说：“刘玉田应该早死。他死得太晚了。死有余辜……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街。”
       禹作敏还下令对医院实行戒严，不准死者亲属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仅如此，大邱庄街头竟出现了一支1万余人的游行队伍，他们一路上高喊：“打倒刘玉田!”“刘玉田死有余辜!”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漫画。
       禹作敏在给上级的汇报中这样写道：“刘玉田一贯横行乡里，欺压群众，早有民愤。”称杀人凶手是“为民除害”。与此同时。刘金刚四兄弟及亲属却被非法拘禁，受尽折磨。
       禹作相、禹作立等7名罪犯被作出无期和9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终审判决后，阻挠未果的禹作敏又迫不及待地在全村大会上宣布：“大邱庄每200户养1户(罪犯家属)，吃住全负责。”他带头为凶手们捐款10万余元，像对待有功的英雄模范。
       1993年的春天来得很早，刚到4月中旬。
       华北大地已是百花争艳万木葱茏了。然而，一向自信的禹作敏突然觉得有点儿莫名的心慌，他刚刚接到市委的紧急通知，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想要见见他。去，还是不去?禹作敏反复掂量着。去，这几个月同公安部门对峙的情况如何向书记交代?不去，情况就会更加不利。最终，禹作敏决定还是去一趟。事情总得有个了结吧?再说，新来的市委书记时大邱庄怎么个看法，脾气如何，自己还不知道。前去晋见不仅表示礼貌和尊重，而且还能够趁机向这位天津市的最高领导人面陈自己的理由和委屈。
       为了预防万一，也为了给自己壮胆，禹作敏亲自挑选了8个身强力壮、忠心耿耿的保镖，分乘4辆轿车，鱼贯离开大邱庄，向天津市进发。50公里的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大门口。保卫人员礼貌地告诉禹作敏一行，上级只见禹作敏。其他人员一律远离。禹作敏犹豫了一下，有些不高兴。但终于没说什么。示意随从不要为难保卫人员，车子直接驶入了院内。下了车，禹作敏认真看了看左右，便心事重重地跟着工作人员，走到了指定的房间，禹作敏突然一惊，嘴巴大张，面色变得青黄。
       等待禹作敏的没有市委书记，只有几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
       禹作敏锒铛入狱了。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因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的儿子禹绍政也同时被判10年徒刑。
       禹作敏表示，服从判决。不作上诉。
       禹作敏时代彻底终结。
       链接：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
       禹作敏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1993年10月16日，禹作敏的妻子和女儿到监狱探望时，他深情地说：“让绍国(禹作敏的儿子)要学法、守法。我就是不懂法才进来的。”
       后来，禹作敏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河医院实行保外就医。那时，他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郁、焦虑、困顿之态溢于言表，相较之前的谈笑风生、威风八面，判若两人。
       1997年春，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允许他回家探望，这是他被关押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因心脏病忽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在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而在次日凌晨1时死亡)，终年69岁。
       如今，位于泰山路的那栋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已经易主。禹作敏的5个儿女，现在都不在大邱庄居住了。有多家媒体想采访他们。都联系不上。他们只希望过一种不被打扰的平静生活。据说，他的两个儿子在天津经商，3个女儿有的在静海县，有的在天津。
       禹作敏出事之后。大邱庄也是沧海桑田。所有的外来投资人都撤资了；企业的管理散了架，4大集团，有3家经理处于半退休状态，效益不断下降，集体资产不断流失……大邱庄一下子陷入了困顿。
       1993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开始了变公有为民营的过程。“能人”出资融资“入主”原集体企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大邱庄形成了只有两三家集体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
       2002年下半年，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外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80亿元。
       随着改革的进程，大邱庄的村民们也经历着阵痛。
       当年，禹作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村民以“从襁褓到坟墓”、包括房与车以至医疗的14项福利待遇。而在禹作敏时代结束的第三年，这些待遇逐步被取消了。
       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打工者，地位与角色转变了，原有的福利丧失了，他们一时无法习惯。
       而企业人士则说：“过去福利很好，却根本没有自由创业的可能，而现在，完全看你的本事了，有本事就赚大钱。”
       三个人，三种性格，却都摆脱不了流星的命运。农民的身份，一方面赋予了他们坚韧的品质和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但更主要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无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为后人留下诸多启示……
       改革还在继续，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责任编辑：王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