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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革命文艺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像《白毛女》那样。在歌剧、电影、京剧、舞剧四方面均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每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堪称时代的经典。在这些经典背后。流传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取材于民间传奇
       歌剧《白毛女》最初取材于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
       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为抗战服务。没过多久。他们发现有些地方晚上开斗争大会时常常显得冷冷清清，暗地里一了解，才发现其中的缘由。原来村民们晚上都去奶奶庙给“白毛仙姑”进贡去了。关于“白毛仙姑”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有的说这个“白毛仙姑”是个受到地主迫害而只身逃入深山的少女，由于长期过着缺少阳光和盐的生活，致使全身毛发皆白。还有的说“白毛仙姑”是一个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一切祸福的神仙。为配合“斗争”的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拉回来，战地服务团的诗人、编剧邵子南便结合“白毛仙姑”的传说。编了一个以“破除迷信。发动群众”为主题的民间传奇，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1945年，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当时党的七大召开在即，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了邵子南写的本子后很感兴趣，决定对这个故事主题加以提炼，创作一部以“白毛仙姑”为题材的大型舞台剧，作为鲁艺向七大的献礼。
       当时曾有人认为，“白毛仙姑”是个神鬼故事，没有思想意义，不值得改编。但周扬等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个故事虽然带着浓厚的传奇性，但是它的广泛流传反映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反映了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以及广大农民与邪恶势力抗争的精神，很有教育意义。
       在周扬的指导下，鲁艺专门成立了舞台剧《白毛仙姑》创作班子，邵子南以他原先创作的本子为基础，很快就写出了演出本。马可等几位曲作者也在很短时间内以秦腔为基调给剧本配了曲。但试排效果却并不理想，周扬看了后也很不满意，认为无论是从立意还是艺术形式以及表演格调看，《白毛仙姑》都缺乏新意。后来根据周扬的意见。调整了创作人员，编剧也改由鲁艺文学系的贺敬之、丁毅担任，并将这出戏定为歌剧，剧名也由《白毛仙姑》变为《白毛女》。新剧本将民间传奇“白毛仙姑”的主题升华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白毛女》后来的其他艺术形式的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几代喜儿领风骚
       “歌剧版喜儿”王昆
       作为歌剧，《白毛女》要求演员不仅戏演得好，还要歌唱得好。喜儿的扮演者原来由林白扮演，但当《白毛女》改到第二稿时，她却意外怀孕了，妊娠反应非常厉害，根本没法排戏。林白不能上。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正当大家为此苦恼不已时，一天，《白毛女》曲作者张鲁被一阵甜美而又嘹亮的《信天游》吸引了，循声望去，没想到唱歌的竟是一个瘦骨伶仃，扎着两个丫丫辫，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这个姑娘演白毛女倒是挺合适呢。张鲁心里一阵欢喜，私下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名叫王昆的姑娘还是不久前刚从晋察冀来到延安的。为了谨慎起见，张鲁一连跟了王昆好几天。没想到王昆不但歌唱得好，而且还真喜欢唱歌。桥儿沟的山坡上、麦地里、小河滩头，不时地响起她银铃般的歌声。后来，因为张鲁的极力推荐，王昆成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当她在台上深情演唱时，台下的观众全被感动得哭了。
       “电影版喜儿”田华
       如果说歌剧《白毛女》造就了王昆，那么电影《白毛女》则成就了田华。与歌剧《白毛女》一样，导演水华等人开始也为没有找到电影中女主角“喜儿”的扮演者而苦恼。后来还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向导演推荐了田华。他说，田华在延安时曾演过舞台剧，人挺朴实，很适合演苦大仇深的“喜儿”。于是正在延安的田华被专程赶来的水华和陈强接到了剧组试镜，只试了几个镜头，水华便高兴地说：“喜儿就是她了!”在排演中，田华将自己在农村度过的苦难经历很好地融进了角色中，真实而细腻地表演出了喜儿的痛苦、仇恨与欢乐，从而出色地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朴实、善良而又富有斗争精神的农村姑娘的形象。影片上映后，田华生动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成了知名度最高的“第二代喜儿”。
       “眼泪版喜儿”延文
       1995年，韩延文因在歌剧《白毛女》中成功饰演喜儿而获得了全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殊荣。这个“喜儿”是用眼泪哭出来的。
       韩延文很小的时候就会唱“北风吹”。但和前几代“喜儿”相比，她距离那个年代毕竟远了一些，于是，她就多看资料，常听前辈们讲历史讲戏，让自己的心理尽量往“喜儿”身上靠。这一靠。韩延文的眼泪便流个不停了。想戏的时候哭，排练的时候哭。做梦的时候也哭。她不会演戏，但只要一听到《白毛女》的音乐，她就情不自禁地想哭。好几次演出时，因为她哭得太厉害了，旁边的演员就小声地提醒她：“小韩，别哭了，再哭，戏就没法演了。”韩延文说，她也是女人，她实在太同情“喜儿”了。每次演完《白毛女》，韩延文的眼泪都会流好几天，但她觉得很值，因为观众看到“喜儿”的悲惨遭遇时，眼神里都充满了愤怒和同情，看到“喜儿”获得了新生时，他们都会高兴得鼓掌。这才是她这个“喜儿”最感欣慰的事。
       戏里戏外的故事
       大春喜儿谁当魁?
       《白毛女》主要讲的是喜儿的故事，她应是当然的第一号人物。可是，江青在影片拍摄前提出的“要尽力突出大春”，使本已明明白白的事情，突然变得复杂含混。虽然大春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政治地位显然在喜儿之上，但是，这出戏主要写的是喜儿。谁是第一，谁是老二。若是在舞台上表现，只需在站位上多动动脑筋即可将就，可是，电影画面就那么大一点儿，谁在前，谁居后，谁的戏分多，谁的戏分少，观众一目了然。到底怎么“突出大春”呢?摄制组问上海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徐景贤，可他也答不上来。凑巧，张春桥因事来上海，顺便接见摄制组。摄制组便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没想到张春桥也卡了壳。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只是无人敢逆江青的意罢了。张春桥讲不出要点，只能强调：“不仅是拍一部电影，而且是一场革命!”最后，摄制组没办法，只好将大春和喜儿都算“一号”。
       “黄世仁”屡受打击
       陈强因为成功扮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历尽了坎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歌剧《白毛女》剧组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为七大代表举行了演出，这也是为观众进行的首场演出。整个礼堂被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挤得满满当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也都前来观看。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
       走进后台，与演职员们亲切握手，向剧组表示祝贺。当毛泽东走到扮演黄世仁的陈强面前时，只见他那原本舒展的眉头一下子皱得紧紧的。对黄世仁的愤恨使还沉浸在戏中的毛泽东竟然越过这位演员而去。陈强成了全体演职员中唯一没有同毛泽东握手的人，这使他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第二次是在1946年，正是张家口保卫战激烈进行的时候。陈强随华北联大文工团到怀柔县前线演出《白毛女》。当戏演到斗争黄世仁一幕时，台上演员“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口号声一响起，台下突然像下冰雹似的飞来了无数的水果。一个满载愤怒的水果，有力地砸中了陈强的左眼，“黄世仁”顿时变成了“乌眼青”。
       最危险的一次，要算联大文工团在冀中解放区河间县为部队演出。当时，部队新式整军“两忆三查”，刚刚开过诉苦大会，就来看《白毛女》。舞台上的悲剧气氛，演员们逼真的表演，强烈又自然地打动了战士们。人们已说不清是观戏。还是目睹过去生活的再现。台下一片啜泣之声。演到最后一幕时，有个翻身后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突然举枪瞄准了“黄世仁”。他的班长发现不好，一把将枪夺了过去，问：“你要干什么?”那个新战士一边哭泣一边理直气壮地喊着：“我要打死他!”后来，每当陈强回忆起这件事时，都笑眯眯地说：“多亏那位班长发现得早，不然从那时候起，我就再也不会与观众见面了。”
       “喜儿”不幸遭污辱
       新千年一则《“喜儿”茅慧芳状告某四川作家名誉诉讼案》，格外引人关注。
       原来是曾写出一些较有影响作品的四川某名作家，从十多年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胡月伟所著长篇小说《疯狂的上海》一书中，看到有关芭蕾舞学校学员芳芳不惜出卖肉体当上造反派司令的情节而获得灵感，写出了一篇指名道姓的纪实文学，指向曾主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的茅慧芳。该文中，洋洋洒洒地记录了茅慧芳在动乱期间的人生沉浮，并重点叙述了她从芭蕾舞台跳到政治舞台，又从政治舞台跳进了监狱舞台的故事。该纪实文学发表在郑州一家文学期刊上，不但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也惊动了早已在美国定居的茅慧芳。这一“爆炸性”文章的公开发表，给茅慧芳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这凭空飞来的横祸和人身污辱，茅慧芳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将四川作家和郑州的那家文学期刊告上法庭。其结果，当然是遭受诬陷的茅慧芳胜诉。这虽然是《白毛女》的题外话，但据此可以看出，“高明”的四川知名作家却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为了抢占和制造名人“喜儿”的“秘闻”，错误地把长篇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芳芳”同真实生活中的人物“茅慧芳”画上等号，本想以此为噱头，却用公开的不实文字伤害了当事人。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喜儿”再次戏剧性地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红色经典传海外
       《白毛女》的歌剧版、电影版、京剧版、舞剧版因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而且在国外也同样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尤其在日本，更是倍受青睐。
       1952年5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访华。为宣传新中国，周恩来赠给帆足计一个电影《白毛女》的拷贝。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崎世民等在日本各地作访华报告的同时，策划了电影《白毛女》上映会。
       同年秋，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在东京江东区的一家小礼堂，第一次看到电影《白毛女》，极为震惊。回家后，他极力推荐夫人松山树子也去观看，此后，两个人成了《白毛女》迷，他们跟着放映路线一路看过去，每一个放映点他们都没落下。出于对《白毛女》的酷爱，他们决定将它改编成芭蕾舞剧。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使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了他们一生的事业。
       日本芭蕾舞一向西洋化，很难将中国民间故事装进这个“洋罐子”里，更何况还要承受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不过，所有的困难都不在清水正夫夫妇话下。没有资料。他们就写信给中国戏剧家协会。1953年底，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给他们寄去了厚厚的歌剧《白毛女》剧本、乐谱及舞台剧照。日本作曲家林光参考歌剧《白毛女》的乐谱，创作了芭蕾舞《白毛女》的音乐。清水正夫改编剧本，扮演喜儿的松山树子设计了银灰布料的贴身舞台装，用剪出的毛边来表现破衣烂衫，不像中国歌剧中的喜儿穿着肥腿棉裤。
       两年多后，万事俱备，可是没有“东风”。当时东京剧场极少，要演出必须先交钱，再排队抽签。松山芭蕾舞团破釜沉舟，抵押房产向银行贷款，终于幸运地抽到两个演出日。1955年2月12日，松山芭蕾舞团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芭蕾舞《白毛女》，从此成为世界上唯一演出中国剧目的外国芭蕾舞团。后来，据清水正夫说：那天非常冷，但是人山人海。大部分面孔是大学生和工人。首场谢幕的掌声不停，观众和演员都在流泪。
       就这样，松山芭蕾舞团在日本连续演出四十多场《白毛女》，虽然每次都遇到重重阻挠，但他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松芭”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团长清水正夫还当选为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理事长，他们所从事的日中友好事业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责任编辑：毛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