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纪实］天下第一街
作者：刘富道
《今古传奇》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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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它是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
改革开放以来，它“买全国，卖全国”，一度执中国小商品市场之牛耳；
1988年，本刊以它为本，独家首发《万元户大世界》；
2008年的本期，应读者建议请求，特为您献上全方位的纵深纪实盛宴——《天下第一街》。
正街官街今日汉正街
北方城市，地面大体平坦，街道布局呈井字型，东西南北都是直通通的，外地人也不易迷路。武汉就不同了，市境被江河、湖泊、山峦分割成不规则的块块，而且是高一块低一块，几乎找不到一条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街道。别说外地人，就是本地人，走进汉口的巷子里，也有找不着方向的时候。很早很早以前，民间就有句俗话：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这句话起初并不是形容汉口的大，而是形容汉口街道里巷的不规则。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长期生活的武汉人，方向感一般比较差。外地人在武汉问路，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朝前走”“笔直走”，或者是“朝上走”“朝下走”，听了也摸不着头脑。上和下，是以长江汉水的流向而言的，还有点儿方向感，更复杂的方向感武汉人就没有了。
《汉口丛谈》中范锴说：“汉口自明以来，久为巨镇，坊巷街衢，纷歧莫绘。”正是那样。汉口的街道，特别是汉正街一带的街道，纵横交错，难以描绘。范锴对汉口的比喻是：“形如眠帚，上直而下广。”如果把汉口比作一把躺着的扫帚（依我看也像一只躺着的皮靴），汉正街就在这把眠帚从跟部到柄部的位置上。
汉正街是一条与汉水平行的街道。汉口的街道在四百多年的发展扩张过程中，早期是以汉正街为基准，凡与汉水、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称为某某街，其主要干道则称之为某某大道；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称为某某路。这里所使用的“平行”也好，“垂直”也好，都不是严格的数学概念，只是大体的方位走向而已。好了，如果你是外地人，又有了这点儿小知识，可以跟我一道走进汉正街了。
汉正街最早就叫正街。明、清时期，汉正街西起硚口，东到龙王庙，贯穿汉口始终。当年正街分为两段，贯穿全镇。上段西端在硚口，东端直通小河口龙王庙。下段由黄陂街起，直抵租界区的洋街。上段与下段首尾错位不衔接，下段与长江平行。大码头为正街的上段与下段的分界点。年湮代久，正街下段后来演变为黄陂街的一部分，今人眼中的汉正街，不再包含下段了。
民国初年，正街上段曾分段命名，由西而东有玉带门正街、杨家河正街、武圣庙正街、石码头正街、五彩正街、永宁巷正街、沈家庙正街。1926年，改夏口县为汉口市后，这些街道统称为汉正街。汉正街，汉正街，“汉口之正街”。严格地说，到了民国初年，汉口中山大道形成，汉正街的“汉口之正街”的地位，已经被中山大道取代了。
汉正街最早也称官街，这是因为有许多地方官署曾经设在这里。
汉口市场自清初日益兴盛，人口越来越多，市政越来越繁剧。
伴随着汉正街商品集散地的形成，汉正街南北两面都有街道发展起来。北面有夹街（今大夹街、小夹街）和堤街（今长堤街），南面有河街（今沿河大道）。不过，旧时沿河一带，因水拍浪洗，河岸逐年崩溃，直达正街，河街不复存在。从《续辑汉阳县志》的舆图上，可以看到汉正街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巷子，都直通河边。今天的沿河大道，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年整理河岸，兴建防汛墙，拓宽通道而形成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较长的安定时期，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汉正街百业兴旺起来。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十里长街铺设了条石路面，在当时这是足可炫耀的一大进步，在今天就叫形象工程。当年的条石路面，承载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历经了三个世纪的风雨，直到民国时期才逐渐被沥青路面所取代。
石填街道土填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汉河前贯大江环，后面平湖百里宽。白粉高墙千万垛，人家最好水中看。
上面两首竹枝词，生动地描绘了汉正街当年的情景。真正的瓦屋竹楼，从古籍上得知，由于火灾频仍，市政当局出面明令拆除了。但我是看到过沿河一带吊脚楼式的店铺的。它们倚河岸而建，房屋后部的木柱立在斜坡上，地板悬在空中，蹲厕所，烧火做饭，都如同高空作业。涨水季节，站在店铺后边看浊浪滔滔，有如站上了一艘行驶的船。
街名一半店名呼
汉正街一带，街巷名称有点儿意思。直白，粗俗，明了，卖什么东西叫什么街名。一般是这样。叶调元这么唱道：“街名一半店名呼，芦席稀稀草纸粗。一事令人惆怅甚，美人街上美人无。”原注为：“纬子、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等街巷，皆以店名。惟美人街则山榛隰苓，徒忾慕乎西方矣。”你说，连衣服草纸之类都可成街名，除了拉屎拉尿之外，什么不可以成街名？可惜的是，美人街上，卖的尽是山坡上长的榛子，湿地上长的苓子，却没有成堆的待价而沽的美人。《汉口竹枝词校注》对“惟美人街”两句，有引经据典的解释，以为语出《诗经·邶风·简兮》，其中美人为“西方美人”，借指贤者。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我宁愿相信，叶调元的惆怅，是走到美人街上，看不到满目美女油然而生的感叹。
街名一半店名呼，而另一半呢？不是与行业有关，就是与寺庙有缘，再就是与张家李家的姓氏相关联。如淮盐巷、关帝庙巷、朱家巷……杨千总巷，恐怕就是一个姓杨的千总住过的巷子了。以往留作防火通道的地方，也修起了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
一条街巷成名之后，经营项目发生变化了，地名却并不一定要跟着变更。打扣巷在明朝中期就有了，到了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以成衣、打制中式扣结为主的打扣巷，后来设有官钱局、钱庄和票号，一时成为汉口的金融中心，不过还叫打扣巷，一直叫到如今。如今这里不打扣结了，但一听这个名儿，人们就有兴趣追问它的历史。
永宁巷的得名，则见于《杨州府志》卷五十二《人物笃行》章（古杨州即今扬州）。李茂是流寓汉口的扬州客商。他看到汉口人烟稠密，经常受火灾威胁，就出资买下民舍若干楹，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开辟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从此就叫永宁巷。李茂的善举使众多街坊邻里受益，由此，他被封为朝议大夫，去世后被甘泉人作为乡贤祭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儿子李天祚，也继承了父志，乐善好施。正因为李茂的家族做过许多善事，才在《杨州府志》记上一笔。
皇上的足迹
到汉口来的皇帝，有在任上来的，有在登基前来的。他们到汉口来，可能是公务在身，也可能是游山玩水。不过，我倒觉得一个皇帝能够到处走走看看，就算是游山玩水，总是好事情，总可以领略一下山川地理，总可以了解一些社情民意。
历史上，凡是皇帝走过的地方，地名都会打上光荣的印迹。汉正街，就有一些这样的地名。接驾嘴、报驾巷、送驾墩，一看地名，就知道是皇帝来过的地方。不过，几百年过去了，这些地名都被讹传了。接驾嘴讹传为集稼嘴，看起来还有些道理，让人联想到这里是个五谷杂粮的集散地。至于今天一些懒汉懒婆娘，把集稼嘴写成集家嘴，就毫无道理了，令人无法容忍。
我们只说说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熜与汉正街集稼嘴的故事。
朱厚熜在13岁时死了父亲，他以世子身份处理封国事务。按当时的礼仪规定，朱厚熜要守3年孝。在他只守了两年孝，丧服还没除去时，就接到皇上圣旨，承袭了封国之职。仅仅过了5天，所任封国之职的屁股还没有坐热，这小子的运气又来了，正德皇帝驾崩。皇上死的时候才31岁，尽管后妃一大排，却没有后嗣。
谁来继承皇位呢？皇上有三个堂兄弟，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南，还有一个就是朱厚熜。皇上临死时说了，三个兄弟，谁先到京，谁就接他的班。
这个消息用当时最快的速度传到湖北安陆（今钟祥），也去了20天。朱厚熜想，等他赶到京城，至少也得20天吧，恐怕等他赶到了，也就没他的戏了。于是，他请了个算命先生算了一命，问他有没有可能当上皇帝。算命先生说有，但是按正常的途径是当不上的。小兴献王就说，你说按什么途径好，如果我按你的办法当上皇帝，就重赏你。算命先生说，当不上呢，你岂不要杀我的头么？朱厚熜说，你说你的办法，我拿我的主意，我当不上，那是命中注定的，不拿你是问。算命先生看这个才当了几天兴献王的小伙子还算面善，就如此这般说了。
这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行入继大统的人马，顺汉江水道而下，抵达汉口集稼嘴，再由汉口驿站，车马日夜兼程，直奔京都。朱厚熜果然当上皇帝了。从此，集稼嘴这个地方就叫接驾嘴。
在汉正街，还有几个与这段光荣历史相关的地名。有报驾巷，俗讹呼为鲍家巷；有送驾墩，俗讹呼为宋家墩。
可是，近些年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世宗朱厚熜临幸集稼嘴一说——
朱厚熜为了抢先进京登基，以防路上遇到麻烦，便乔装成囚犯，坐在囚车里一路通行无阻赶到了京城。这就是算命先生给他出的主意。他没走水路，而是走旱路，经襄阳樊城，一个驿站一个驿站赶到京城。明史记载，他只用了20天时间，就到了京郊。算下来，一天要跑50公里呢。一个15岁的小娃子，呆在囚车里，吃的苦头也不小。明史还说，他到京郊以后，还谦虚了一番，说，遗诏要我继承皇帝位，而我不是皇长子不同意登基。皇太后于是催促群臣上书劝他登基，他才勉强接受了皇位。
那么，接驾嘴究竟接的谁的驾呢？一位作家对地方史志作过多年研究，他说，世宗入承大统走旱路无疑，但是，的确有一班人马，是走水路到汉口，上了接驾嘴。原来，小兴献王为了避人耳目，转移对手视线，挑了个太监当替身，声势浩荡地顺汉水而下，再由汉口乘车北上。
这个说法，实在让武汉人太扫兴了。原来武汉人让这个15岁的小娃子给蒙啦，我们接的不是替补皇帝的驾，而是接了一个太监的驾！
不过，世宗朱厚熜到汉口不止一次，如果不算入承大统这一次的话，应该还有两次。他登基两个月后，就派人把他的母亲接到北京去了。嘉靖十七年，他母亲去世了，他先回钟祥看过墓地，再护送母亲灵柩到钟祥。这两次回湖北，都有可能从汉口走过。
嘉庆《汉阳县志》有记载：“明永乐二年建，初名塞口寺，世宗临幸，敕赐回龙寺。”你看，回龙寺这个寺名，还是世宗皇帝亲自送给的呢。
《黄鹤楼志·大事纪略》还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为黄鹤楼书写“江汉仙踪”四字横匾，后又御制“百岁寿民吴国瑞四世一堂”的诗碑置于黄鹤楼中。由此又可以看出，乾隆曾经到过武汉，不会是空穴来风了。
汉正街泉隆巷，从古地图上看，在武圣庙与万安庵之间，南北走向，直通小河边。相传，乾隆皇帝到汉口来，即从这条巷子走到河边，上船过河到汉阳那边去了……
大码头上的大买卖
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年代，唯有水运交通优势，能够促使一个商贸中心形成。汉口有长江黄金水道，又有小河口天然避风港，市镇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路商货和商贾的集结中心。可以说汉口首先是从汉正街发展起来的，汉正街首先是从码头发展起来的。
汉水北岸，有八码头之说。叶调元注释为：“一云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为八码头。”其实，码头却远远不止8个，至少还有杨家河、沈家庙、宗三庙等一些大码头没有列入，且众多小码头都没有计算在内。
据《汉正街市场志》的“粗略统计”数，清初，汉江两岸泊船量常年达到2.4万至2.5万艘次之多，所以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景观。
在明万历年间，汉口被定为湖广诸省漕粮交兑和楚商行盐总口岸。一个漕粮，一个盐务，把个汉正街一线的水码头搞得轰轰烈烈。
到清道光末年，“楚米济江浙”，达到3000万至4000万担，约占国内省际之间粮运的五分之一。如此之巨，要多少船，跑多少趟哟。
明末，汉口港分销淮盐数量约83万引,当时1引相当200公斤，致使汉口“商船鳞集”，“万舰千艘”。乾隆初年，由汉口转运两湖的淮盐高达90万引。根据史料统计，当时汉口分销的淮盐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所以汉口有资格被看作国内“淮盐转输第一口岸”。这又需要多少船，跑多少趟哟。
明清以降，直到近代，四方货物，无不以汉口为寄留分配之所。汉正街渐次形成粮、盐、棉、茶、油、纸、药材及洋广杂货八大行。因此，汉口素有八大行之说。所谓八大行，行行都是大宗买卖，行行都离不开码头。
江汉码头装运的商品，据《湖北通志·食货考》记载，计有18大类，230多个品种。湖北省内的各色鲜鱼，湖南鄂南的茶叶，江汉流域的棉花布匹，吴越的丝绸及海产品，山西陕西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云南贵州的木耳、生漆，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以及广东广西的日用杂货，如此等等，“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的，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不仅本省“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予汉镇，而且外省同湖北之间的商贸也大半通过汉口转运各地”。
正是由于位置的特别重要，码头势必成为各行各帮争夺之地。
那么，码头是怎样形成的呢？一般而言，是先下手为强，一块地方谁先占住，就成了谁的码头。久而久之，从小硚口到集稼嘴，按帮口势力、宗派范围划分区域，形成了大大小小30多个码头。码头一旦划定，外帮船只就不能进入了。其时，湖北本帮商船、江西商船，多集中于北岸港口。江浙及徽帮商人，资财雄厚，势力强大，占住了北岸最方便的港口。而川黔等地商船，只有停泊在南岸码头，起了货再送往汉口，或者汉口有货要装船，都得另雇渡船了。
划界分疆，就是码头上铁定的行规。这样的行规，是以流血为代价加以维护并形成传统的。在码头上，无论是起坡卸货，还是下坡装船，都是各行其道，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一旦有外帮船只停靠码头，就被视为来者不善，极有可能引起争斗。
船民结帮，基于自我保护意识。同乡、同行、同路者，抱成一团，患难与共，生死与共，维护共同的利益。从硚口到小河口一带停泊的船只，有渔船帮、咸宁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帮口。
宝庆帮的形成，与资水一脉相承。宝庆府五县，物产丰富，又有资水通洞庭湖达长江，与汉口之间连成一条川流不息的航线。每年，有大批木材、纸张、茶叶、山货、锑锭、铸锅、石灰、石块，通过这条航线源源不断运往汉口。宝庆人在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前，就先占了迴水湾，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自己的码头。宝庆帮的船只，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地上没有留人留船看守，给了外帮可乘之机。徽帮对这块地觊觎已久，一俟宝庆帮返航，就占领了码头。等到宝庆帮下一个航程的船只到了，徽帮就不让靠岸了。由此引起宝庆帮和徽帮旷日持久的争斗。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宝庆帮在两帮争斗中屡屡失利。嘉庆中叶，宝庆帮出了个人物何元崙。何元崙是新化县黄牛山人，兄弟3人以驾洞驳子为生。洞驳子以产于武冈洞口镇而得名。这种木船，两头尖，肚子大，一船能装载2吨重，而且坚固耐用。宝庆帮第一次同徽帮进行争夺码头的武力较量，就是使用洞驳子作战船。何元崙排行第一，人称何老大，乾隆末年受教于诸生邓显鹃门下。这个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青年船民，不忍再看到宝庆帮的屈辱，请出侍读学士新化人刘光南出面干预。刘光南从新化出发赴京，乘船到了汉口，正好碰上徽帮阻止靠岸，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立即多方联络，运用权势，三箭把宝庆码头搞定了。从此，何元崙受刘光南指使，同老船民江太公一道看守码头。退出码头的徽帮，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其中富商巨贾操纵安徽籍白莲教船民，与襄阳船民结成襄徽联盟，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但几经械斗，徽帮都失败了。
现在汉正街板厂二巷，是刘光南三箭定界的第一箭着点，何元崙在这里建起宝庆旅店。宝庆旅店是宝庆人聚会联络的场所。宝庆人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何元崙发起募捐，筹集资金，建起宝庆会馆。此时何元崙已经有40多年争夺码头的经验，被同乡推举为首任会长。
何老大治理码头有一套理论：“以礼为人，以武为帮，以智谋事。礼要服人，武要制人，智要取胜。胜者荣也，败者耻也。”在同乡中提倡：“以勤持家，以业致富，以助为乐，以学为进。”同时在同乡中间，反对不良习气，提出：“惰者耻也，盗者耻也，赌者耻也，吸鸦片者耻也。”“宝庆码头人，以何老大的这些话，定于一尊。”
会馆这样的民间组织，实质上是外乡人在汉的自治机构。有文章这样描述：“宝庆会馆成立后，组织经营，助济同乡，扩建住地瓦房，一片兴旺。同治年间，办有宝庆学堂，民国初年开办宝庆小学。”“小学备有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很是热闹。每年春游，与鹦鹉洲宝庆小学，相互来往，举行联欢会，会馆予以招待师生。”“并资助湖南会馆开办旅鄂湖南中学于蛇山。”可见当年会馆兴盛景象之一斑。不仅如此，会馆还在汉阳邓家岭买了一片坟山，用以安葬同乡。还有同乡互助会，交5块光洋即可入会，用会费利息每年清明会餐一次。“入会者聚餐，八人一桌，吃米粉肉等菜。米粉肉可用棕叶穿孔提携回家。”更有甚者，“每年有些外帮孤老、乞丐、重病者爬到宝庆码头公坪厕所去死。宝庆帮以他一生一次，慈善为本，不加干涉。死后，会馆开三联单，写‘无名氏’，派人以毛板板子钉棺埋葬。”本不准非同乡死者入内的邓家岭坟地，在边缘上特别开辟了一块无名氏墓区。
何元崙主持宝庆会馆，背靠军政要员。咸丰六年（1856年），何元崙在会馆盛情接待了时任云贵总督的湘军将领刘长祐，刘长祐还邀请来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刘曾二人到宝庆码头看看，显然为湖南人撑了腰。于是，有了“丙辰盛会”之传。自此，时已70高龄的何老大，壮心不已，操练人马，准备再向徽帮寻衅械斗。徽帮也非怯懦之辈，先发制人，向宝庆帮发起了攻势。何老大指挥宝庆帮，兵分三路，迎战从汉正街方向来的徽帮。两帮死战，打了一天，血染宝庆码头，双方死10人，伤者无数。宝庆帮取胜了，趁势扩大地盘，把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延广福巷的大片地段，划归自己所有。
宝庆帮与徽帮，一来二去，打打斗斗，没有宁日。双方各有背景。宝庆帮有军政头目暗中支持。徽帮在安徽人程祖洛任湖南巡抚、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也都寻求过支持。
话说徽帮向湖北布政使蒯德标上了诉状，蒯德标一笔批转汉阳代理知府陈庆煌审理。陈庆煌是下江人，得了徽帮一千两银子，派出公差到宝庆帮住处拆屋赶人。宝庆帮人团团围住公差，痛打公差中的安徽人。听说陈庆煌要追捕打人凶手，宝庆帮又有能人献策，向布政使衙门反告陈庆煌受贿，并四处扬言要告御状。蒯德标怕这事闹大，嘱陈庆煌慎重审理，不得偏袒。审案那天，堂前炉火熊熊，一双练武铁靴，烧得通红。陈庆煌高坐堂上发话了：今天两帮人都在，谁要穿上铁靴，在堂上走三步，码头就归谁所有。正在两帮人面面相觑时，一小生自告奋勇走到堂前，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倒在地上。此人是宝庆帮的一个理发匠。陈庆煌当即将码头断归宝庆帮。如此奇特的断案方式，让今人自愧弗如。同时宣判，宝庆帮殴打官差，要交出凶手顶罪。此时，宝庆帮又站出个英雄彭澧泉，正是他献策反告陈庆煌的。彭澧泉收监以后，死在狱中。宝庆会馆后来修建了彭公祠，以纪念彭澧泉和理发匠。
争夺宝庆码头的斗争，就这样持续了140年之久，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算告终。
百年老字号
街有街名，店有店名。前面写到汉正街的“街名一半店名呼”，那么汉正街的店名呢，就得看哪一行了。譬如药店，就是“招牌一半借山名”，仁山、荣山、香山、寿山、松山、春山、长山、南山、泰山、华山、嵩山、恒山，皆药店名。
《汉正街市场志》摘引清代彭久恒《安乐永平室随笔》：“旧时招牌名号组合常用字有五十六个：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谨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组合方式，讲究义理，有雅有俗，有的直白言利，有的义利参半。
字号招牌的义理、书法、工艺，体现出市场文化品位。汉正街旧时的字号招牌，大都要重金礼聘当时著名书法家题写。20世纪20年代，多为山西人路达所书，1930年以后，多为浙江人谢翘所书，也有延请政府官员题写的，比如民国初年汉正街大兴酒楼的招牌，即为夏口知县手题。
清道光末期，汉正街逐渐形成一批著名招牌：蓝田室雅扇、玉露斋烧腊、罗天源帽、何云锦鞋、洪太和丝线、牛同兴剪子、叶开泰丸药、高黏除膏药、汪玉霞茶叶……一些百年老字号，历经风雨洗礼，历经兴衰起落，在人们的记忆里留存下来。
记得小时候，谦祥益绸布店的宝蓝布，是唯一能够与舶来品阴丹士林竞争的国产布。1954年，谦祥益以人民币47万元的资本，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行列，1958年改为国营谦祥益商场。
现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广告节目中出现的武汉健民，其前身是叶开泰药店。
现在坐车从武昌到汉口，下江汉桥引桥，擦身而过的长江食品厂，现虽属国有企业，打的仍然是汪玉霞的品牌。
汪玉霞茶叶，在汉口是一个品牌。在民间，汪玉霞糕点名气更大。汪玉霞糕点，特色是酥中之绝，有绝酥的美誉。传统时令产品，如春节的京果、酥糖，端午节的芝麻糕、绿豆糕，中秋节的各色月饼，都誉满湖北城乡，声名远播省外。在武汉地区订亲的聘礼盒中，汪玉霞的喜饼是不可或缺之物。这种风俗，延续了多少代人。直到现在，汪玉霞糕点，仍然是武汉人馈赠亲友的首选礼品之一。
会馆·公所·学院
17世纪中叶，汉口开始出现行业团体组织，第一个行业团体是药材行帮公所，成立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到民国初年，汉口已是会馆、公所、书院林立，而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据《汉口小志》记载，1913年汉口警察局统计，汉口有一定地址的会馆公所有84处，另有各商团组织成立的业主会、夏口工业分会、棉业会、大布公会、花布公会、纱业公会、花业会、丝油会、洋货杂货公会等名目。
会馆公所，大体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同乡会性质，有一个省的，如江苏会馆，有一府一州的，如宁波会馆、宝庆会馆，也有联县的，如黄冈、麻城两县同建的帝主宫；一类是同业性质，大到药材行帮公所，小到豆芽公所，连收荒货的也有个荒货公所；再一类是同乡又同业性质，如河南船帮公所、江浙绸缎公所、河南覃怀草帽公所。
会馆与公所，没有级别高低大小的差异。一般而言，行业团体称为公所，地域性团体称为会馆。但也有地域团体称公所的，如苏州苏湖公所、江西南城公所。有些同乡团体和同乡又同业的团体，既不叫会馆，也不叫公所，而以寺观名出现，如神农殿就是拆药业的会所，太清宫就是银楼坊帮的会所。汉口有些书院，不止是商户子弟的学堂，也可能同时具备会馆公所的功能。还有同乡性质的团体，就叫同乡会，如江西就有一个庞大的同乡会，会长曾是汉口总商会主席黄文植。
汉口的会馆公所如此之多，其背景就是商埠日趋繁荣，商界斗争日趋激烈。大批外省商贾拥入汉口，必然产生地域之间的摩擦，行业内部的冲突。因此，为了维护本地域商户的利益，为了协调管理本行业的交易行为，各种会馆公所应运而生。湖北本地商户为了抵制外来行帮的挤压，也结成一些本帮团体。直到民国时期，政府发布了《商会法》、《同业公会法》，各商业团体依法进行改组，会馆公所渐次消失。1933年，汉口商界按照《同业公会法》组建的商业分会和同业公会有154个。据1933年《汉口市政概况》统计，有78个行业公会设在汉正街及周边市场，占汉口行业公会总数的一半略多。这些同业公会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时才消失。
茶肆·酒楼·游乐
明清时期，汉正街一带有数万坐商，常住居民日渐繁聚，流动人口与日俱增，汉正街也随之成为一条吃喝玩乐的街，周边的茶肆酒楼兴旺发达起来。不唯如此，一河之隔的汉阳，也成了“游人都从汉口来”的游乐去处。
坐茶馆，是汉口人的一大风俗，也是一大享受。有事无事，都要坐茶馆。一般而言，只有闲人才坐茶馆，藉以消磨时光。其实不然，有事坐茶馆者，比比皆是。茶馆也是个交易场所，很多生意是在茶馆里搞定的。苏恒泰伞店每到腊月，都要确定雇员来年的去留，凡是被邀请上茶馆去喝茶的，就是来年留下的，没有被邀请的，不言自明。生意场中，邻里之间，遇到了纠纷，也要请出中人，到茶馆来摆平。“路旁何事苦相争，前面茶楼号味春。约得街邻三五个，是非且付大家评。”（民国初年湖北黄安人蔡寄鸥《茶酒楼竹枝词》）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形：“不作商人不作田，足登革履手携烟。成群结党茶馆坐，十个铜钱混一天。”（民国初年《兰氏吟草》手稿本，作者不详）
汉口人爱坐茶馆，与气候多少有些关系。日本人写的《汉口》一书中道：“夏间热度颇烈，……男女多爱吃茶，以故茶楼日渐发达。”
汉口人喝茶，讲究个章法。先岳父大人年轻时在汉口做过事，给我讲过一桩轶事。旧时有一同乡在汉正街开了间茶庄，凡家乡去的人，都奉为上宾，沏上盖碗茶，陪坐慢品闲聊一会儿。有一回茶庄来客，听说是同乡，照例唤小倌泡上好茶。哪知这位仁兄不懂规矩，揭开茶碗盖，待茶稍凉，举碗仰脖，一饮而尽。茶庄老板不忍看此村夫举止，谈兴全无，起身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事后遇同乡便说，那样的好茶，让那人喝了，穿肠而过，实在是可惜了。可见，汉口人喝茶，不唯是解渴，更注重情调和情趣。就是坐茶馆，也不是大口大口地喝，而是小口小口地抿。
民国时期，汉口《镜报》有首竹枝词这样描写茶庄：“雨前龙井更毛尖，纤手分来色色鲜。难怪泡茶多异味，姑娘二字本香甜。”雨前，即谷雨节气之前。湖北人称清明前采制的新茶为明前茶，谷雨前采制的新茶为雨前茶。这首词后附注写道：“汉市各茶叶铺多雇用若干妙龄女郎拣茶，每于店堂中辟一长案，各女郎分列两边，极手挥目送之妙，好事者恒称其为茶姑娘。而所拣出之茶泡以开水，更觉香气扑鼻，其味如醇也。”
叶调元的竹枝词，描述了清道光末期汉口茶馆业兴旺的状况：“无数茶坊列市阛，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原注写道：“女唱曰丝弦，屠户、菜佣聚集而唱曰局班。”这么说来，当时坐茶馆的人，不分男女，也无论身份高低。
旧时茶馆按照规模分为四等，甲等有25张桌子以上，15至24张桌子为乙等，6至14张桌子为丙等，丁等只有桌子5张以下。茶馆无论大小，又分清浑两大类。清茶馆为清静安神之所，单卖茶，也可供遛鸟下棋。浑茶馆为热闹宣泄之所，除了喝茶之外，可以看皮影戏，听说书，也可以自己清唱、抹牌。也有茶馆附设澡堂。一般茶馆要提供瓜子，还有所谓闲汉提着竹篮来往于各茶馆之间，叫卖油条、麻花、馓子、油炸锅巴及米花糕之类的小食品。
《汉正街市场志》写道：“宣统元年（1909年）汉口有茶馆250家，主要分布在汉正街一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汉口茶馆已达1373家。由于市区扩大，茶馆分布较广，但汉正街一带仍是商业集中地段。仅处于汉正街中段的大火路上就有汉口、龙泉、合兴、联兴、清香、洪发、万利、春来、汉泉等17家大小茶馆，被称为‘干不死的大火路’。”
至于吃的，在清代道光年间，汉正街一带菜馆就有苏馆、西馆之分。苏馆苏肴适合下江人口味，西馆西馔适合山西、陕西人口味。到清末民初，汉正街的馆子，分帮立派更加细化。比较有影响的有本帮馆、徽帮馆、巴兜馆、杂碎馆。
老大兴属于本帮馆，湖北风味，当头炮的菜是扣肉、鱼杂。这类菜不赚钱，但可以招徕顾客。大江楼是徽帮馆的头块牌，拿手菜是做鱼，最有特色的是红烧鱼头，生铝钵蒸的饭也大受欢迎。巴兜馆是普通劳动者的馆子，一二毛钱可以吃一个蒸肉，或者一个猪头肉的炒全盘，几分钱可以吃一个压桌——一笼蒸藕或蒸芋头，醒目标记是高高的小蒸笼。最下等的是杂碎馆，以王仁记、艾小贼最为有名。门口一口大锅，熬一锅牛肠、牛肺、牛骨头。四种菜馆，虽然消费档次有差异，但都考虑到适应大众的需求，吸引大众掏腰包。
民国时期汉口有句俗话：玩在新市场，吃进升基巷。新市场，就是后来的民众乐园。汉正街的升基巷，是汉口有名的好吃街，全巷餐馆一个挨一个，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门牌13号的老大兴园。
一家菜馆名气大不大，除了看去吃的人多不多之外，还要看谁去吃过了。譬如说一代伟人毛泽东吃过汉口老通城的豆皮，这就成了这家酒楼永久的金字招牌。吃过老大兴三代鮰鱼大王的拿手鮰鱼菜的，既有国民党的军阀，也有共产党的元帅，所以老大兴也有耀眼的金字招牌。
老大兴园最初是蔡甸人刘木堂开的一家饭馆，1838年开张，整整经营了50年，直到1888年刘木堂去世。刘木堂无嗣，他的徒弟吴云山、吴宝成兄弟之间，发生了继承权之争，结果大兴园这块招牌被吴云山继承了。吴云山与刘木堂的遗孀、张顺记肉馆老板张三拖以及朱某4人合股经营，生意兴隆。1890年，吴宝成在升基巷另起炉灶，再开一家新大兴园酒楼，与只隔两个门面的大兴园唱起对台戏来。当时，用“大兴”做招牌的还有几家。民国初年，吴云山重金聘请夏口县知县侯祖畬手题“老大兴园”四个大字，制成金字招牌，以示自己为老字号，非“新大兴园”也，更不是一般“大兴”等闲之辈。侯知县还示意同业不准在夏口县再开第二家“老大兴园”。那时知县一句话，就是商标法，确保老大兴园独树一帜，逐渐在同业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
吴云山1900年退掉其他3股，开始独资经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特色。老大兴园以鱼菜为主，湖北风味名菜以粉蒸肉、大鸡鸾最为有名。选料务求新鲜，特别是鮰鱼。吴云山买菜看货很刁，小了不要，大了也不要，如买鸡只要黄陂孝感一带3斤以上的黄鸡，买鮰鱼只要10斤以下的。但他只要东西好，从来不讨价还价，不赊不欠，所以能够吸引鱼贩子鸡贩子以及其他商贩接踵而来。在老大兴，喝的酒必是隔年窖藏的，吃的面条必是当天轧制的，炒菜的猪油是埋在地下恒温储存的，菜肴是一碗一碗精制细做出来的，总之，一应细节，务求精当。店铺有一楼一底，楼上雅座承办宴席，供上层人士聚会，楼下散席摆设整洁，满足大众需要。服务不分楼上楼下，做到贫富无欺。
老大兴园第一代鮰鱼大王于1936年正式挂牌。刘开榜帮过多家馆子，还是洪帮老五。由于他的技术和靠山都硬，吴云山以每月50银元的高薪，把他拉过来了。
刘开榜的拿手菜有红烧鮰鱼、双黄鱼片、烧青鱼、大鸡鸾、海参碗鱼和荷包丸子，以红烧鮰鱼最为讲究。他非簰洲湾以上水域的鮰鱼不用，非活口不用，只用2至4斤大小的。烹饪技巧，除了善用佐料之外，就是火功。刘开榜做出的活儿，掌握火候达到了增一分嫌长、减一分嫌短的境界，滑而不腻、鲜嫩爽口。
1944年9月25日，美机炸武汉，老大兴园房屋被毁，第一代鮰鱼大王刘开榜葬身火海。年底，吴云山集股重建平房，恢复营业。
第二代鮰鱼大王曹雨庭是刘开榜的门生，得其真传，1946年37岁，在老大兴园扩建升楼开张时正式挂牌。1953年，武汉还是中央直辖市，张执一副市长请叶剑英元帅吃饭，文史资料记载“特派小汽车接曹雨庭做菜”，他的烧鮰鱼、氽鮰鱼深得叶帅欣赏。
1955年商业部在京举行全国食品展览，曹雨庭去露了一手，做了红烧鮰鱼、荷包丸子、海参碗鱼、大鸡鸾四大名菜，令京城四方饕客为之倾倒。1959年，曹雨庭以高超技艺获得“名师巧匠”称号，成为武汉市一位功臣。他在操勺的18年间，为老大兴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其间经历了1956年的公私合营，经历了1958年的大搬迁，老大兴由汉正街中段搬到了上段的居仁路。
汪显山12岁从师刘开榜，又在曹雨庭身边参师学艺7年，在1964年曹雨庭病故以后挂牌掌勺，成为第三代鮰鱼大王。他除了得前两代鮰鱼大王真传的手头功夫之外，还是个肯动脑子的细心人，对不同地段、不同季节的鮰鱼进行观察研究，按照各个体的特点，摸索出不同的烹制方法。他使鮰鱼菜肴增添了50多个品种。汪显山桃李满天下，使得鮰鱼大王后继有人。
老大兴园在1966年迁到了汉口航空路口。
那么，哪里又是玩的去处呢？
一位学者给我讲过一个“踏龟盖”的笑话。清雍正乾隆年间，汉阳人徐志写了不少《汉口竹枝词》，有一首写汉口人游龟山：“剥残角黍尽偷闲，药店椒行一概关。黑伞遮头日正午，大家挈伴上龟山。”徐志为这首词加了注：“五月午节，估业家各停作一昼，剧饮歌呼，招朋结侣，齐上大别山，谓之踏龟。盖大别山俗呼为龟山也。”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不会有多大障碍，那是因为已经加了标点符号。有位先生，看的是古籍，却不会断句，把个“谓之踏龟”之后一句的句首语气词“盖”，当作了名词，连在一起读成“谓之踏龟盖”，堂而皇之登在报纸副刊上。
汉正街与龟山隔河相望，沿河设渡，几文钱就可以过河去作登山游。站在龟山上，鸟瞰长江汉水交汇，俯望晴川阁，远眺黄鹤楼，三镇雄姿尽收眼底。端午踏龟，就像这一天都要吃角黍（粽子）一样，成了汉口人的风习，连汉正街各行各业的大小老板，都要开恩歇业放假一天呢。
月湖就在龟山北麓。喜欢到月湖一游的，尤以女性为多。有诗为证：“月湖堤上报花开，游女都从汉口来。谱上群芳终日看，息夫人庙伯牙台。”《烈女传》称：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灭了息国，息国君王夫人殉夫而死。《左传》上说，息夫人被楚文王掳去为妻，生了二子，但终年不说话。位于月湖堤上的息夫人庙，周围遍植桃树，当春花开如海，故又有桃花夫人庙之称。1852年，太平天国军攻克汉阳，清军溃逃时放火烧毁了这座庙。
伯牙台是钟子期、俞伯牙两位知音相遇的地方，当今称为古琴台，依然游人不绝。
明太祖朱元璋饮马的后湖湖畔，也是汉正街人踏青的好去处。后湖雅称潇湘湖，俗名叫黄花地。康熙年间，汉阳人彭心锦一首《后湖竹枝词》，唱出了后湖当年的胜景：“车如流水马如龙，未怕春寒料峭风。相约潇湘湖上去，踏青先看燕儿红。”后湖每到退水季节，菜花齐放，麦穗低垂，平畴千顷，一片黄云。
后湖在哪里？有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解放大道的中山公园一带就是后湖。这种说法也对，却不是很准确。现在的中山公园和整个解放大道一带，当年都囊括在后湖之中。历史上，后湖洪汛年年威胁汉口商市，于是于明崇祯年间，就在镇后筑起了一道袁公堤。所谓后湖，顾名思义，就是镇后之湖，在袁公堤之外。袁公堤后来变成了一条堤街，也就是今天的长堤街。以现在的街道格局来看，现在的长堤街以北，中山大道一带，就是后湖了。当年从汉正街到后湖茶肆，不过半里之遥。
不过，这些胜处，如今大都已无踪影了。
青楼轶事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青楼，成了妓院的别名。明清以来，及至民国，许多文人，特别是旅居汉口的文人，留下了大量描写汉口青楼的诗文。
这当然不是武汉的光荣。
但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
旧时汉正街有三大毒害：鸦片烟、妓女、赌博。
《汉口丛谈》记载：“汉口青楼，有官私之别。上路以义和轩巷，下路以青莲楼为著名。”其实古代妓院，并无国营私营之分，都是私人开的。“所谓官者，门前晚悬大灯，内则五六人，或八九人，歌韵悠扬，筝琶杂弄，以动游人之听，客至则杯盘狼藉，嬉笑喧呼，不忌也。私则闭门寂静，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而居后街幽巷间。”这么说来，差别在于，前者具有公开性，后者具有隐蔽性，仅此而已。
当年的义和轩巷，就是私妓隐身的地方。对那些暗室低楼里的私妓的拉客方式，范锴作了细致的描述：“每至于傍晚，有游手务闲者，名曰打枪。暗伺客过，辨色而起，蹑踪来问，必盛称某家有绝妙佳丽，可以愒足。闻者艳之，随其纡径而往。款门以入，一一出见。合则留，不合则去。略为赏给打枪者，虽历叩数扉，引走不倦。如有惬意者，则香杯交饮，玉体横陈，一入其彀，鲜有不为花迷月醉矣。”
汉正街的送驾墩，后讹为宋家墩，在新安会馆后面，那是歪妓的聚集处。歪妓，泛指私娼，在语义的感觉上，似乎歪妓比一般私娼更逊一筹。范锴笔下的米厂一带，歪妓的藏身之所，甚至连“暗室低楼”都不是。“席篷作屋，竹片作床，卖笑倚门，招摇论价，人而禽兽，即眼前地狱也。”
汉口娼妓业发展到如此程度，究其原因，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无关系。大凡商品经济繁盛的城市，必然滋生一个饱暖思淫欲的群体，而流动人口的聚增，必然有及时行乐者。正是范锴所言，“于是贵游公子，旅食词人，或跌宕文酒，或流连声色。”你看，那些旅汉诗人，同本地有闲阶层，所干的是同样的事情。
在1920年编纂的《夏口县志·丁赋志》上，有个值得注意的人口统计资料。其时，夏口县分为9区，城区有4个。总计正户114795户，附户19419户，正户与附户的比例约为100：17。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附户应该是流动人口组成。在4个城区中，男丁与女性的比例悬殊。清末民初汉口104万人中，男性约占67万，女性约占37万。在上述统计数字中，可能还不包括仅作短暂停留的人员。
自古以来，外出经商者，多为男性，一般在立足未稳之前，都是单身一人在外。在汉口这么大的商贾云集的都会，前来淘金者，川流不息。这里就存在一个潜在的广阔的性市场。性行当几乎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育过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商业社会里，出卖肢体劳动，是一种谋生手段，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其他器官作为谋生或谋利的手段。
以妓待客，也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泛滥于汉口行栈。叶调元写道：“趋承富客与豪商，无过行场与栈房。小轿频抬陪酒妓，卧房常住浣衣娘。”
从史志记载看，文人与妓女之间的确留下一些有情有义的故事。《汉口丛谈》上记：
明清以来，到汉口做生意的江西人很多。嘉庆年间，有一江西青年姜佑，跟随父亲进了汉口的生意场。姜佑为人本分，一进汉口的花花世界，也经不住烟花诱惑，偶尔也作狭邪游。狭邪游，就是逛妓院的意思。也算是缘分，认识了年方十七的陈小翠。
陈小翠不知何方人氏。小时候，她被一个无赖带到汉口，卖给了陈姓娼家，于是有了名姓。陈姓娼家见小翠天生丽质，也不急于让她接客，而是对其进行文化启蒙，教以唱歌弹琴。幼时即显得姣艳夺目，楚楚动人，让人一见便生怜爱之情。有一湖南客见过小翠就说，这孩子红颜薄命，只怕像秋海棠一样，经受不住西风呢。
小翠初到成年，容采溢发，技擅琵琶，成为籍中名花，招来车马盈门。然而，每当酒阑人散，独自临风怅悒，悲伤接踵袭来。
话说姜佑慕名而来，一见小翠就喜欢上了，小翠也觉得同他投缘，两人便心相契洽。有一天，姜佑又来了，小翠终于说出了自己平生第一个真心的爱字：“堕入风尘，妾之命也，蒙君爱我，愿以终身相托。”姜佑欣然答应了。小翠又说：“君既许妾，妾身已属君矣，幸早为计，拔我于污泥中也。”从此，小翠誓不见客。
那时，姜佑已经订过亲，迟迟不敢把同小翠好上了的事情告诉父亲。其实亲友中早有人知道了，而且有人同情小翠的一片痴情，就婉转地告诉了姜佑的父亲。姜佑为独子，因此讨了个便宜，没有受到父亲的责备，而且被允许先娶订婚女子，再纳小翠做妾。
就在好事多磨期间，陈姓娼家强迫小翠倚门，小翠不从，受到百般虐待诟辱。小翠逃不脱陈姓娼家的手掌心，姜佑也想不出救助的办法。有天晚上，小翠托人请姜佑来了，像往常一样，同姜佑卿卿我我，并对姜佑说，不管命运如何，我决不负君。其实，小翠话中有话，只是姜佑不解其意。翌日一大早，小翠整饰衣裳，悬梁自尽了。年仅十七，香销玉殒，姜佑悲恸欲绝。姜父也十分痛惜，嘱咐儿子安排厚葬。
纵后湖那么好一个休闲去处，本以自然风光天然景色怡人，也少不了性服务的色彩。茶社花枝招展的妓女，酒肆的青布幌子，每日都在招徕路人光顾。范锴的一个朋友常芝仙在后湖留下了两句诗：“红袖嬉茶社，青帘动酒人。”
“娓娓清谈坐绿窗，有时北调或南腔。要郎替我光场面，摆罢单台又摆双。”这些南腔北调的人，是妓女还是嫖客？可能都有。
“银筝低唱月儿高，燕语莺歌分外娇。花样妆成时样巧，要郎一见一魂销。”这种通俗文学的长处是，毫无矫饰，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清末民初，汉口妓女已形成苏帮、扬帮和本地帮等帮派。妓院内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有客人进院，先是打茶围：上茶水，点香烟，摆果盘，由客人指定的妓女陪着谈话。“东家去了又西家，燕燕莺莺莫管他。访旧寻新无一定，一回堂打几回茶。”客人来去几次，与妓女相熟了，就可以在一起做花头：设牌局，摆酒局。吃花酒有摆单台或双台之分。一张方桌为单台，两张三张方桌连在一起为双台。如果遇上一个款爷做叫局人，摆起双台，妓女就觉得“光场面”了。吃花酒时，妓女站在各自的恩客后面，人不多时就傍坐恩客身边，可以为各自的恩客代酒。“座上无花酒不香，醉乡多半在柔乡。任人呼作骚胡子，余勇独能战一场。”这就是当年汉口款爷们纸醉金迷的生活。
富人传奇
汉正街的商业机会，使许多人一不小心就富了起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汉正街，诚然有发不义之财的人，但也有经过正当的商业竞争而发财的人。那么，“有义之财”，是不是也如浮云呢？
旧时，对于富起来的汉正街人来说，那么多来得太容易的钱或来得太不容易的钱，怎么个花法，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人做了很大很大的善事，有人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也有人做了很可笑很无聊的事。历史记载了他们的一些轶事。
这里辑录几则传奇色彩浓厚的故事，以博读者一笑。或许对于今人后人，有所借鉴。
李本忠传奇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里有首词是写龙王庙的：“龙王庙口汉江连，急浪惊泷似箭穿。水果行开飞阁上，渡江船舣木簰前。”
现在的龙王庙一带，不准停泊船只，也禁止下水游泳。清代中叶，这里却是可以停船的。当时扎了一个大木簰，用木桩和铁索固定在岸边，外面可以停泊船只，里面用长跳板连接岸坡，过客商旅无不称便。这个办法，是汉正街的大盐商李祥兴想出来的，也是他出资建造的。
李祥兴何许人也？李祥兴其实是大盐商李本忠的商号牌名。
这个李本忠可是天下第一傻人，他把全部资产，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公益事业了。龙王庙木簰，只是小事一桩。
李本忠旧志称其为汉阳大智坊人，现在说就是汉口人了。生于1759年，卒于1841年。他的祖父李武从事贸易，往来于川楚之间，在归州（今秭归老城）城下泄滩覆舟溺水，货毁人亡，尸骨无还。他的父亲李之义也遭覆舟之祸，不过幸免于难。母亲乍闻恶耗，以为夫君已去，殉情自尽了。李本忠继承祖业以后，立志整治长江三峡航道，“凿险滩，永杜后患”。
嘉庆九年十月十四（1804年11月15日），李本忠赴归州，向知州甘之朝呈文，请求倾“所有独立乐输之财”弃商治滩。这该是件好事吧，却未获准。到了第二年11月6日，他再赴峡江。这回他不找那个归州府了，而是呈文宜昌府，到14日就得到了允准。随即，李本忠同好友周步洲一道，开始实施泄滩、牛口滩的治理工程。两地雇请石匠、挑夫600余人，同时开工。历时3个多月，修筑泄滩纤路83丈，开凿牛口滩槽道34丈，还有莲花滩槽道15丈。次年春竣工不久，即逢夏季山洪暴发，所修纤路、槽道毁于一旦。入秋，李本忠再行重修月余，终于将泄滩纤路和牛口滩河、莲花滩、八斗官、雪鸣洞与白洞子滩等槽道建成了。
到1823年，李本忠已64岁，又与周步洲入川，具呈开凿奉节黑石滩、石板峡诸险，获得批准。恰在这时，周步洲去世。李本忠另招阎文哲、张履泰入川为驻工经理，同年11月兴工。为了除去黑石滩的扇子石，李本忠采取煅毁之法，雇了7条小船，每船载炭1.2吨，用炭火逐层煅损，凿碎运到深潭里。直到1825年2月，扇子石除去三分之一，才使水势减缓。此举得到道光皇帝称许，颁“乐善好施”四字，赐四品章服，下旨夔州府建坊嘉奖。
在整治四川夔州府所属14处险滩之后，1826年，李本忠重返归州整治碎石滩。碎石滩靠近江南岸，顾名思义，是由碎石横亘江心形成的险滩。这里山民长期烧山垦田，造成土石下滑，日积月累所致。李本忠这次在归州得到了知州的恩准，疏浚了碎石滩河道，同时用优价买下江岸两座山，将山民迁出来，然后将两山入官封禁，控制水土流失。此举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民资买山保护环境的第一例。
此后10多年间，李本忠继续整治了乌牛石、莲花滩、青鱼背等20多处滩险，费银18万两。
李本忠著有《平滩纪略》、《蜀江指掌》。前者记述了川江48处险滩的治理经历，后者记载了三峡25处著名险滩的地理特征、水文变迁、凶险状况和行舟须知。这是他在1840年81岁高龄时完成的。他在第一篇后记中，还念念不忘汇滩南岸嘴未除，纤路未开，还有归州下首钉子碛、攒灶子滩等险滩未凿。“倘蒙天假以岁，明年将此二处之滩开工凿除，则余之心可庶稍慰矣。”而次年，他抱憾而终了。
历史将永远留下汉正街这位为富且仁的好人的名字。
沈家庙传奇
清朝末年，武汉曾经发生过一个“黄鹤楼飞金叶”的传奇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一掷千金的浑小子，就是汉正街的。其父原是个捡渣滓的，后来一夜之间成了富豪，养下这样一个不争气的独生子，也许就是暴富得来的报应。
捡渣滓，也叫捡破烂，还叫拾荒，武汉人过去的叫法是收荒货，如今的叫法是收购废品。其实，这个行当，细致一点儿分，可以分成几部分，有只捡不收的，有只收不捡的，也有又收又捡的。收荒货是小本经营，挑担箩筐，走街串巷，一边打着铜板，一边叫唤“破铜烂铁换钱”。有会叫唤的，常常叫出一串串可以换钱的废旧物品名称来，让人听起来不仅不觉得讨厌，而且搜肠刮肚地想想有什么不用的东西可以换钱。如果所收的荒货，只是一个牙膏袋子，一块生锈的铁皮，也可以不付钱，敲块麦芽糖给小孩儿解解馋就行了。这种糯米麦芽糖，很松很脆，一整块放在箩筐上的簸箩里，用锤子和钻子一块块敲下来。
话说清末一个叫沈元喜的穷汉，在汉正街收荒货，只身一人，在九如巷一个破棚子里栖身，全部家当就是一担破箩筐。他的业务范围是，能捡就捡，能收就收，又捡又收。因为他经常捡些脏兮兮的东西，让人看着恶心，也就不便敲麦芽糖了。
有一天，也就是他运气来了的一天，他挑着一担空箩筐串街，从金庭公店后院经过，刚刚喊出“破铜烂铁换钱”，就有一老妇人应声喊道：“收荒货的！”收荒货的立即停下脚步。这老妇人是金庭公店内烧火做饭的，她拿出两块霉锈斑斑的铜块来，问他收不收。他瞧了一眼，放在手上掂了掂，付了几文钱收了。
沈元喜回到家中，闲着无事，拿出铜块来擦拭，竟然越擦越亮，渐渐地现出闪闪金光。莫不是金子？果然就是金子，是两块金砖。沈元喜知道，从此他的命运就要改变了。
这个收荒货的，其貌不扬，智商却不低。隔了一天，他再次来到金庭公店后院转悠，想再碰碰运气。他知道，这个金庭公店里，住的都不是等闲之辈。这里住的是前清的退休官员，用今天的话说，就相当于一个干休所。历朝历代，对老干部都有优惠政策，这个干休所也极其富丽堂皇，只是到清朝末年了，已呈衰势，不再如往日那般风光。在沈元喜的吆喝声中，老妇人又出现了。她觉得那些碍手碍眼的东西，能换几文钱，也是一笔小小的收入。于是，她把收荒货的引进院里，用烧火棍指着墙角说，那堆东西，如果你想要，都卖给你算了。沈元喜自然都要下了。一次挑不完，再挑两次，把一堆黑不溜秋的破烂都挑回破棚里。这些破烂当然不可能都是金子，但里面确实有金子，还有不少的金子。于是，一个收荒货的，顿成汉正街的大富翁。
但是，沈元喜没有一般暴发户的轻浮和骄狂，他想，如果一旦露富，肯定会有人怀疑是不义之财，说不准会招来横祸，甚至吃官司。于是，他在汉正街升基巷开了一间成衣店，随后再做些贸易，经常跑跑外地，做出很忙碌的样子，让人们感觉他是靠勤劳致富的。
沈元喜结束了打光棍的生活。不过，老婆无生育，再讨个小老婆也无生育。到了50岁上，他有些急了，到处求医问药，求神拜佛。有一天，他在庙里许愿，只要生个儿子，让沈家烟火传下去，他一定还愿，修一座大庙，塑一尊金和尚。不知道是药力生效，还是感动神灵，隔了一年，大老婆果然生了个儿子。沈元喜得了儿子，喜不自禁，立即履行还愿的诺言，在汉正街中段大兴土木，修起一座规模可观的沈家庙，庙里供起一尊铜和尚。这尊铜和尚实为纯金塑造，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沈元喜秘而不宣。
也许是晚年得子的缘故，沈元喜的这个儿子，智商远不及同龄人，也不及他这个捡渣滓的父亲。眼看自己一天天老了，沈元喜下决心培养儿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让他锻炼锻炼，做出一番事业，在汉正街站住脚。有一天，他把儿子叫到跟前，交给他一只匣子，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人世，你是沈家唯一的继承人，从现在开始，你到生意场上去闯。这是为父的给你成家立业的本钱。”就在打开匣子的一瞬间，这个傻儿子突然不傻了，认出全是金叶片。这些金叶片，金光万道，在他眼前飞舞，他的脑子承受不了了，抱起匣子，发狂似的跑到小河口，上了渡船，向黄鹄矶头驶去。上了岸，登上黄鹤楼，大叫一声，将匣子抛向空中。金叶片有的飞到江中，有的飘落地上。当他看到人们哄抢金叶片时，竟狂笑不止。
这件事对沈元喜打击太沉重了，他再也不敢对儿子寄予什么厚望。他开始用自己花不完的钱，行善积德，在九如巷接济百户穷人。到了60岁上，他心力交瘁，阳寿已尽。临终前，对儿子说了四句话：“放账不收账，无钱打和尚，九如莫改名，家庙是祠堂。”这个遗嘱告诉儿子要善待他人：别人借了钱，让他自己还来就是，不用催逼；九如桥接济的人家，要继续提供衣食，不要改变为父扶贫济困的初衷；庙堂为沈氏家族共有的祠堂，只有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才可以将金和尚打碎变卖。而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在家产败得一干二净以后，就打起了金和尚的主意。金和尚值钱再多，也不够一个一掷千金的败家子挥霍，沈家父子富了两个半代，就从汉正街消逝了。
张五婆传奇
这是一个离我们今天不算太远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没有留下芳名，在当年汉正街户籍上，她的代号是张冯氏，张是夫姓，娘家姓冯。其夫张中健是湖北黄陂县张家大湾人氏，在汉口开过裕德衣庄，破产以后在利济路口摆摊测字，做无本生意。在衣庄歇业8年以后的1946年，张家突然间在黄陂张家大湾购置了6处田产，买下了汉正街祥和里7号的房屋。钱从何来？这么多钱靠测字当然测不来。
1946年7月间汉口发生一起爆炸性新闻，张五婆大骗案败露，她与同伙的诈骗数额达到了13亿元之巨，直接间接受骗者有数千人之多。
13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当然，这个13亿元是法币。1946年6月银元与法币的比价为1：1550，那么13亿元法币，大体相当84万银元。
张五婆，没有文化，没有职业，没有资产，没有权势，不过是一个年逾五十的妇道人家，她暴富起来，靠的是标会。标会，是武汉民间相传已久的一种借贷形式，由于标利较低，带有互助性质。标会也称邀会，一般而言，是由急需钱用的一方出面，邀集三朋四友出钱来会，来会者按轻重缓急依次得到每月所集的会钱，首月所集会钱自然该急需钱用的标主所得了，越到末位得到的利息越高。有闲钱的人可以一次出两份钱或更多份钱，没有钱的人也可以两个人合出一份钱，出半份的叫做来半个会。一些有闲钱的人，往往把标会当作存钱的方式，同时加入几个标会，从中获得利息。标会十分讲究信誉，因此标主往往是某个人请出来的，或大家推举出来的。张五婆平日梳妆打扮得干净利落，一双小脚成天东跑西颠，一副热心快肠的样子，自然讨邻里喜欢，她出面当标主也自然有人响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无力控制金融局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想通过来会存款保值。由于来会利息越来越高，很多人趋之若鹜，张五婆就开始动脑筋要把这件事情做大了。
古今社会，形成一个惯例，越是穷光蛋，胆子越大，发财梦做得越香。后来成为张五婆同案主犯的王翼飞就是这种人。王翼飞32岁，汉阳五岭岗人，武汉沦陷时期当过皇卫军的少校副官，从皇卫军下来，就一文不名了。但他有个漂亮老婆值钱。此人山东籍，时称王赵氏。王赵氏虽然已过佳丽年华，但是口齿伶俐，擅长交际，很会来事。这对夫妻就靠标会和代人存款放款牟利，购置了汉正街凌云里的房屋。王翼飞又人模狗样起来，平日西装革履，出门有自备人力车代步，还在一家公司投资弄了个公司协理的名分。1945年，经人牵线认识张五婆。一方在交际场合有头有脸，一方在街坊邻里有号召力，于是一拍即合，决定联手聚敛钱财。
汉正街光裕里有个吃斋女人叫刘汉斌，此人名为斋姑，实为交际花，身后常跟些身穿制服的军官。她以前帮张五婆代收会钱，得过一些好处，后来也加入到诈骗行列。
邀会标会，女人居多。张五婆手下，有一排干女，人称汪大姐、韩二姐、陈三姐、杨四姐、柯五姐、刘六姐、俞七姐、孙八姐、黄九姐、吴十姐。她们多是中年妇女，因为都认张五婆是干妈，就结拜为十姊妹。张五婆的这些心腹女人，就是联络社会的纽带，她们分头串联，以一串十，以十串百，以百串千，以致天天标会，甚至一天标几个会。
张五婆、刘汉斌和王翼飞夫妇三个山头，互相勾结在一起，把罪恶的魔掌伸向社会，使标会规模急骤扩张到数千人。渐渐地由标会发展到高息揽存。刘汉斌在外面收存款，付利息1分到1分半，转手存到张五婆这里，利息就变成2分到3分，当然有暴利可图。张五婆收到的会钱和存款，只用来购买了一些黄金首饰，为自家置了些房屋田产，并没有用于实业投资，死钱没有变成活钱。她只能靠不断揽存以支付利息，无异于割肉补疮。
到1946年7月，一些存款人受来会人和下线存款人的催促，纷纷向张五婆追索债款。张五婆哪来钱还？到了7月下旬，她诿称有12亿元和一些金银首饰都放在王翼飞手里，一推了之。本来，张五婆与王翼飞夫妇之间的银钱往来，就只凭口对账，没有任何手续，钱到哪里去了，也说不清楚。放款人找到王家，王翼飞一口否认张五婆有钱放在他这里，反说他有2亿元放在张五婆处，他本人只负外债8000万元。于是，东窗事发，来会人和存款人一片哗然。
8月18日，债权人齐集百余，将张五婆、王翼飞、王赵氏以及王家车夫梁家茂扭送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路上，愤怒的债权人有的朝王翼飞脸上吐唾沫，有的揪住王赵氏的秀发叫骂，有的老太婆走不动坐人力车跟随，当时跟随的人力车就有27辆之多。
当天，债权人在汉正街光裕里抓刘汉斌，正好遇上两个军人，不动声色地把她带走了。几天以后，刘汉斌又出现在大街上，又是那两个军人随行。债权人发现了，才知道其中必有蹊跷，就上前盘问。那两个军人见势不妙，仓皇溜走。刘汉斌被债权人送到了法院。
世界上最容易受骗的人是女人，最容易骗人的人也是女人。许多直接在张五婆、王翼飞、刘汉斌那里标会或存款的女人，既是受骗者，又是骗人者。她们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串一串的债权人。这些债权人眼看会钱没有着落，串联起来到法院告状，到武汉行辕、警备司令部、市参议会、市政府请愿。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8月30日，汉口法院刑庭开庭公审，庭上秩序大乱，只得停止审讯。随后3天开庭，王翼飞夫妇都遭到殴打，庭审无法正常进行。直到9月12日，法院才公开宣判，王翼飞、王赵氏、张冯氏3人各判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7年。王家车夫梁家茂无罪释放。当庭宣布“关于债务部分应付假执行”，并对何谓“假执行”作了解释，即由法院搜查及查封被告人之财产，以后拍卖，偿还各债权人之债务。所谓“假执行”，直到1947年4月才真执行，对张五婆和王翼飞的动产和不动产进行了公开拍卖，以偿还债务。
那个斋姑刘汉斌如何处置呢？9月12日公判时曾宣布，刘汉斌蓄谋诈骗有据，应检察官调查，提起公诉。但事后却不了了之，个中原因，只有让后人作出种种猜测了。
华街冷眼看洋街
《汉口小志》有段记载20世纪初汉口人怎样打电话的文字，读来饶有趣味，对于今天手持手机呼机商务通的年轻人来说，听起来也许会喷饭。以下引文，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电话公司创办于前清光绪三十年冬，成立于三十一年秋，是为官办。至三十四年改为商办。民国元年又改为官办。其法：凡设电话之处，均有逐电机器一架，以铁丝二根达至该公司之总机房。如甲拟询问于乙，先须摇电逐动总机器之铃，嘱接乙处，然后再摇电机，待乙回铃，手执听筒，然后娓娓而谈，如同见面。”
有资料表明，武汉开通电话的时间，比上述记载还要早一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张之洞在武昌抚署东街和汉口张美之巷即已开办电话。1901年10月，德国人在租界内设立租界电话。1902年刘歆生在汉口六渡桥设立商办电话。《汉口小志》在汉口开办电话10多年之后，如此煞有介事地像拟电话使用说明书一样地描述打电话的方式，可见是时电话还只是为极少数人所使用的奢侈品。
汉口进入近代文明城市的行列，是从19世纪下半叶逐渐开始的。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出现了华街与洋街之分，出现了华人与洋人之别，出现了西方生活方式向中国古老传统习俗的挑战。当年汉口租界以外的地区，称为华界、华街、中国街。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83岁大寿，英国国王派遣特使马卡特尼远涉重洋前来朝拜。其实，英国人前来朝拜，并不是想一睹中国皇帝的尊容，而看重的是中国市场。当时，英国特使提出的要求是，英国派人驻京及与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通市。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英国特使提出的通商请求。他说，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不需要同外国贸易。
大清帝国的统治延续了267年之久。乾隆皇帝83大寿时，处于清代中期，正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方兴未艾的发展时期。紧闭的中国广阔市场，也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目标。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在屈辱中打开了市场的一扇大门。
于是，忽然有一天，汉口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钢铁的庞然大物，有人惊奇地喊道：“看啊，洋船来了！”洋船，成了汉口人脱口而出的一个新词。
这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这艘洋船，是英国海军舰长柯林逊率领的军舰，从上海吴淞口闯入中国内河，实测长江航道，首开洋船上溯汉口的记录。是时，中英之间，没有任何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条约，可以允许英国舰只进入汉口。这是一次入侵。汉正街人纷纷拥向龙王庙看洋船，并不知道洋船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
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之一，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美英法四国于1858年6月相继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就在这年的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同清政府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放下签字笔，额尔金当天就迫不及待地率狂风号、报应号两艘巡洋舰，迎风号、鸽号、驱逐号3艘炮艇，从上海启航，上溯长江，勘察水文、气象、航道，于同年12月6日出现在汉口江面上。
1861年3月7日这一天，一艘英国火轮再次出现在汉口江面上。这艘英轮上，载有英国官员威利司，上海颠地行行主英人韦伯，以及译员随员近40人。第二天，威利司等数人入城会见湖广总督官文，确定立行通商。韦伯回上海前，在汉口以400两银年租租下一所栈房，自此汉口开埠揭开了序幕。同年3月12日，受额尔金委托，英国海军提督贺布和参赞巴夏礼率远征队军舰4艘，领兵三四百人，再次从吴淞口出发，到达了汉口。巴夏礼在汉与湖北当局签订《英国汉口租地原约》，会同汉阳府在汉口镇下街杨林口上下踏勘，划定宽250丈、深110丈地基，合458亩零80弓，四至立石为界，是为汉口第一个外国人的租界。此租界每年向汉阳县缴纳地丁漕米银92两6钱3厘1毫。
随着英国人在汉立足，接踵而至的有美、法、德等国。同治年间，在汉口通商的还有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光绪年间，巴西、葡萄牙、刚果等国也进入汉口通商。汉口随时可以看到欧美侨民招摇过市，所以有“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之说。汉口江汉关以下地段开辟了租界区，租界区沿长江一带长约3.62公里，由南到北依次为英、俄、法、德、日等5国租界，总面积约1.87平方公里。外国人在汉口有自己的码头库栈，兴建了工厂公司，开办了航运业。开埠以后，汉口的商业中心，从沿河一带向沿江一带转移。汉正街的繁华盛景，逐渐被六渡桥、江汉路以及租界滨江商业区所取代。汉口人的日常用语中，除了洋船之外，多了洋火、洋油、洋蜡、洋布、洋铁、洋油灯等一系列洋字号的名词。
在洋街的影响下，汉口向近代城市迈进的脚步缓慢地移动了。《夏口县志·交通志》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冬，清政府在汉口设立招商局。“李鸿章恐中国之利尽为洋商所侵，因请设局招商，自置轮船，分运漕米，兼揽商货。”皇上准奏以后，设立了招商总局，汉口为海内外19个分局之一。1889年，洋务派人物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以后，加速了汉口前进的步伐。
汉口走向近代化的时间表是——
1864年，设西医医院。
1871年，设招商局。
1884年，通电报。
1897年，通邮。
1900年，通电话。
1906年，通火车。
1908年，通电。
1909年，通自来水。
1909年，后城马路通汽车。
多少代汉正街人，吃水靠挑夫从汉水挑上岸来，卖水在汉正街一带是个常年不衰的行业。汉正街大水巷，就是供卖水人的水担和辘轳送水的通道。这一带开了许多水巷，凡水担和辘轳所过之处，终日都是湿地。
汉口开埠以后，租界区内有自备水塔供水，有自备电厂供电，有古典壁炉取暖，连拉屎撒尿都是新式抽水马桶。汉正街人是怎样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因为没有自来水，只能用木制马桶，比较讲究的家庭，马桶装在一个木柜里，这种木柜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柜。每天凌晨，有专业人员前来倒马桶、洗马桶，这项工作汉口人叫做下河。每天凌晨，汉正街的里巷里，到处可以听到篾帚在马桶里搅动的沙沙声。汉正街人多少年来就是在下河晨曲的奏鸣中走进新一天生活的。
汉口用电的历史始于1861年英租界开辟不久，英商集资创立了汉口电灯公司，专供英租界内用电。1896年法租界和俄租界开辟以后，也由它供电。德商的美最时洋行附设有电厂，供德租界内用电。日商创设了汉口电灯厂，供日租界内用电。
直到20世纪初年，汉口华界仍没有电流供应，一到晚上，洋街灯火摇曳，中国街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照。
热心洋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于汉口人用水用电事，十分关注。开辟汉口用水用电市场，有大利可图，因此各国洋商竞相揽办，但是，张之洞认为，水与电事关中国主权，不准外商染指。
1906年，既济水电公司创建，发起人是宁波旅汉商人宋炜臣。此人有较为雄厚的资金，19世纪末在汉口开设了华盛军装皮件号和燮昌火柴厂，与清廷高级军官过从甚密，被张之洞视为有为之士。他联合浙江、湖北、江西商人11人申办，张之洞批准了，并允附官股30万元，以资提倡。
宋炜臣成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任经理。公司命名取《易经》“水火既济”之意。公司地址设在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江汉路），水厂在硚口宗关汉水边，水塔建在后城马路（中山大道），电厂就在大王庙（利济南路）。水电两厂都由英籍工程师穆尔氏设计，1906年同时兴工。
1908年电厂送电，最初装机容量为1500千瓦，可燃16瓦灯泡26000盏。通电设备有大电杆1112根，架设紫铜包皮电缆，37股100公里，19股35公里，17股20公里。当年装电灯18000盏，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繁华闹市区，入夜一片光明。
1909年水厂送水，日供水约500万加仑。从此开创了华界供水供电的局面。最初的自来水，并不是直通各家各户，而是在街上设立公用水站供水。现在的江汉路步行街上有尊《卖水》的雕塑作品，就是表现当年华界居民到公用水站挑水的情景。话说汉口华界有了自来水，开业的第一天竟无人问津，原因是怕喝了肚子疼。第二天，宋炜臣乘坐4人抬大轿，亲自出马来到汉正街的一处公用水站。这时过往行人都驻足围观，宋炜臣从自来水管中放满一杯水，激动地说：“各位父老兄弟，有人说，这机器水是浑水，还说这洋水有毒，我们中国人喝不得，喝了犯肚痛病，这是没有的事。本人宋炜臣，虽非汉镇土家，但也是中国黄种。”宋炜臣操着地道的宁波口音说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手中的一杯自来水一饮而尽。
水塔为八卦式7层高楼，塔高41米，是当时汉口建筑物的第一高度，它在半个世纪里鹤立鸡群，独领风骚。
《夏口县志》对于水电二厂，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议论，值得一提：“该二厂之设，为用至且便。自来水之便民救患，尤为民生之必不可少。吾国近时创办电灯之处，颇亦不乏，惟自来水殊不多见，上海虽有，其规模迥不汉口若也。电灯仅富户，自来水兼惠贫民。电灯犹有时为害，自来水则兼能远害……”我是第一次听说水比电好，水电有高下之分。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举措。他抱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以前所未有的开拓气魄，使湖北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
首先是修筑了京汉铁路，1906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1214.49公里。此前中国仅有直隶开平矿务局所修自唐山至胥各庄的运煤铁路11公里，于1881年建成。京汉铁路在汉口玉带门、循礼门、大智门、江岸共设车站4处，玉带门车站为南端第一站，在汉正街区域内。
汉口中华邮政局，是中国最早的邮政局，比大清国家邮政还要早18天，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直属交通部管辖。汉口有支局8处，分布在硚口、大王庙、新街、黄陂街、白布街、大智门、华景街、三元里。上述支局，多在汉正街市场区域内。
1907年，张之洞下令拆除城垣，沿墙基修筑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从硚口到江汉路一段。这是汉口华界出现的第一条可以通行马车、汽车的宽阔平坦的道路。
清末民初，汉口市区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和马车，汉正街及周边计有停车场16处。在后城马路上，有皮轮铁轮人力车1000辆，均由警察厅编定号牌，按月纳捐。那时候，人力车是城市走向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在今天，有人说如果一个城市允许机动三轮车（麻木）存在，就甭谈现代化了。
罗汉的竹枝词《华界》写道：“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但是，常住在汉口的两千多外商，也直接间接影响了汉口人的生活。我有位朋友她外公当年在汉正街卖牛肉，头一天外国人来买牛肉遇到语言障碍，第二天他奇迹般地同外国人说起英语了。当年汉正街传说他一夜之间学会了英语会话。
当时汉口的舶来品很多，像车轮前大后小的自行车，就是英国货。也有照相机、洋烟、洋酒等等。
华人中间，以模仿洋人为时髦的风气也日盛一日。“目光渐短视迷离，眼镜凭将补憾遗。近日例同装饰品，镜边欢喜镂金丝。”徐明庭先生写的题解很有意思：民国初年，不近视的人戴眼镜，不吸烟的人衔雪茄，年纪不大的人拄手杖……
“难民区”与三镇市场
汉口日本租界开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最后一处租界。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全国一致进行抗日战争，日本驻华使节和侨民退出中国，中国政府收回日本租界。不过事隔1年，抗日军队撤退，武汉沦陷。1938年10月25日，日本军队进入汉口，不仅占领整个武汉，而且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接管了汉口法租界。
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汉正街一带，就成了日本侵略军践踏之下的难民区。
何谓难民呢？日本侵略军将没有撤退出去的汉口市民，统统称为难民。原住汉正街一带的，可以回去居住。汉正街一带以外区域，划为军事区的，或者房屋被烧毁的，也作为难民被赶到汉正街一带居住。日本人圈定的难民区，初定范围上起硚口汉正街，下至汉正街利济巷口，前抵汉水沿岸，后迄中山大道马路边。两年后难民激增，难民区又延至大夹街新街口。整个汉正街市场几乎全部被置于铁丝电网的包围之中。
《沦陷后的汉口难民区》一文描述：沦陷之初，不足3米的利济巷，中间布置了带刺铁丝木架，把一条窄巷分成互相隔绝的两半，两边对门对户，不能直接来往，要想一见，必须绕道而行。当时难民区只有两个路口，一个在硚口汉正街口，一个在利济巷汉正街口。路口设置哨卡，初为日本宪兵值勤，难民凭安居证通行。通行者必须向哨兵脱帽鞠躬，才能放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毒打，甚至以游击队嫌疑罪名致死。日军规定日侨不准进入难民区。
在难民区里，没有任何管理机构，只有教会组织的难民区委员会，在汉正街循道公会办公，向难民施放大米，救济难民。1940年汪伪汉口特别市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将难民区美其名曰中华区，其范围再次向东延伸到集稼嘴。
日本侵略者对难民区实行极其严密的统治，维新路设有宪兵分队，三民路设有警备队分哨，满春路松田兵站部设有苦力收容所，维持会设有警察总监部。到了汪伪时期，民区警察机构网罗密布，设有3个分局13个分驻所，还分区设有多个联保办事处。
日军占领的第二年，霍乱流行，难民区人烟过于集中，疫情迅速蔓延。日军为了保护日侨免受其害，对难民区实行封锁，某一里巷发现疫情，立即封闭全巷，不准出进。居民出入哨卡，必须全身喷洒药水，先喷正面，再喷背面，如果转身不及，拳棒就会落在身上。
许多历史资料记载，当年难民区是一个烟、赌、娼三大毒害恶性泛滥的世界。日军设有一个戒烟总局，这实质是一个由汉奸把持的机构，通过发放执照，配售鸦片，从中牟取大宗利益。当年大大小小的售吸所，几乎遍布汉正街的每个里巷，到处是昏昏沉沉的瘾君子在游荡，一些中国人就这样被麻醉了。汉正街那时也有娱乐所，那就是赌场，赌场受维新路日本宪兵保护。那时难民区内有旅社48家，都是些藏污纳垢之所，都是与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密侦相关的人开设的。在民族路六合里，一家旅馆高悬汉口乐天地招牌，内有中国年轻妓女百余人，专供日军兵士淫乐。日军在汉口设陆军慰安所、海军慰安所，慰安妇都是日本人，也有胁迫来的朝鲜人。整个一个汉正街，整个一个大汉口，被日本侵略者搅得乌烟瘴气。
汉正街市场在日本人占领武汉前后，经历了一个起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组织华北工厂内迁，沿海工商企业内迁，上海、山东、河南等地170多家工厂在武汉落户，许多政府机关也迁到汉口办公，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正街市场出现繁荣局面。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汉正街市场渐渐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日军占领武汉，汉正街一带成为居民稠密如蚁的难民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小商品市场又有了起势。
《汉正街市场志》记载，1939年，帝主宫市场被日军纵火夷为平地，划为军事据点，修筑了围墙。原有商户失去经营场地，只得迁到广福巷一带摆摊设点。广福巷场地太小，生意做不开，正好公安巷边的三镇茶楼楼下有200平方米的卖菜空地，适于小商品摊贩集中经营。于是，商人茅贡南邀约刘甲山、刘仁山等人投资，将茶楼下空地整修成小商品经营场所，然后划地招租，开张应市。因有三镇茶楼在此，小商品市场就定名为三镇市场。
三镇市场两端分别与公安巷、旌德小巷相接，场内摊架呈井字型，场周设置木栅栏，早晚定时开闭。三镇茶楼就成为商家联络洽谈的场所。原帝主宫商家，纷纷从广福巷撤过来，三镇市场日益红火，并且带动了周边的街巷，汉正街小商品经营区又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三镇市场商户占汉正街市场商户总数的一半。1944年，美军从重庆等地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汉口日军，汉正街内的三镇市场也被炸成废墟。待局势稍定，又有商户胡少周、李桥山、黄永年合伙修复了市场，重新发租，市场得以复兴。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武汉光复。撤离武汉的商民重返家园，重振旧业，汉正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兴业时期，三镇市场再次活跃起来。
汉正街谁主沉浮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汉正街有34家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商店，从事批发业务，经营范围有小百货、小五金、小针棉织品，等等。1956年，汉正街三镇市场几家较大的商店合并为公私合营复隆小百货批发商店，归属武汉市百货公司管辖。文革期间，复隆小百货商店改为人民小百货商店，成为国营企业。到了1971年，人民小百货商店并入市百货公司，并从汉正街迁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关闭了，小商品无人经营了，市场供应日趋紧张。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若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而到汉正街来考察的政府要员、经济学家、作家记者，就不能不看个体工商户郑举选了。
郑举选是汉正街个体户中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元户。郑举选是汉正街半个世纪的一部活辞典，也是一部活的汉正街改革开放史。郑举选又是个盲人。正因此，也就更具传奇色彩。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汉正街个体户事迹的书籍上，郑举选都是作为头块牌出现的。许多外国记者到汉正街来拜访郑举选，把他的名字带到了异国他乡。
在汉正街，没有人不知道郑举选，但是汉正街人，没有谁不喊他的外号。他的外号，就是他的传奇色彩的一部分。他曾坦率地对我说，汉正街商界的老少兄弟，都对我非常客气，当面喊选哥，背后就喊麻瞎。
这个外号，刻骨铭心地记录了他童年的心酸。6岁那年，乡下流行天花，死神在短短的25天中，夺走了他的5个兄弟姐妹，他侥幸活下来了，脸上却留下了死神“仁爱”的标记，视力也变得十分微弱。
郑举选于1940年出生在汉阳县侏儒乡，现在为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郑家算得上是经商世家，祖辈就在街上摆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他家搬到汉正街多福巷，1948年家里就买下了两栋房子。看来，汉正街真是个捡得到金子的地方。
1958年，硚口区三曙合作商店极勉强地接受了这个视力不好的青年，给他开最低工资，并派他外出推销商品。从此，他开始在商海中独自摸索前进，逐渐掌握了一套推销规律。谁也没有想到，商店开展红旗竞赛，插红旗最多的竟然是郑举选。
可惜的是，从商初露锋芒，就被派到治理黄孝河工地，挖泥担土一年多。1961年，郑举选从工地撤下来，没有回到三曙合作商店，自己在旌德小巷43号挂起了“协记百货”的牌子。国家刚刚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使国民经济受到重挫。启动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汉正街老三镇市场又开始复苏了。郑举选做的是批发生意，日渐红火起来。他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生活。
1967年，汉正街更名为兴无街。既要兴无，务必灭资。这次更名，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到1969年，一些私下进行买卖的个体经营者，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加以批判处罚，有的被遣送到农村去强制劳动改造。到了1971年，武汉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停止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颁发经营证照，对原有个体经营户采取“逐步安排出路，成熟一户，安排一户”的政策。至此，汉正街市场个体经营趋于消失，汉正街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自古以来的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一个萧条冷清的居民区。
但是，有许多小商小贩，国营商店合作商店接纳不了，游离在社会上，他们要生存，只好偷偷摸摸地做点儿小生意。
郑举选视力微弱，几近于盲人。中国盲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有三行，金行的算命，洋行的唱戏，西行的要饭。这三行都在文革期间禁绝了。郑举选的妻子户口在乡下，呆在城里被赶来赶去。还有个年幼的女儿，也有一张要吃饭的嘴。郑家三叔1949年前去了台湾，红卫兵小将在郑家掘地三尺，声言搜索变天账和敌特电台。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有一天，郑举选出门卖纪念章、红五星，听人喊纠察队来了，赶紧溜回家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女儿正在撕心裂肺地哭，妻子倒在地上痛苦地痉挛，满屋子敌敌畏农药的浓烈气味。他明白了，妻子是在寻短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妻子，精神受了严重刺激，留下后遗症。女儿在半年以后得了脑膜炎，不幸早夭。所幸的是，郑家的苦难，感动了一些好人，街道办事处和公安局帮忙，把郑举选妻子的户口迁到城里来，安排在街道办的五金厂做工，一月有了30元收入。不幸的是，郑举选卖纪念章和红五星被抓住，本钱和货被没收，还挨了一顿打。妻子时常生病，又有了一个儿子，父母还需要奉养，郑举选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一样，时刻想冲出去干点儿什么。
1968年，武汉市场铰链奇缺，工厂不生产这种小玩意儿。郑举选得到一个信息：长沙有卖的。虽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虽然不准谈情说爱，而年轻人照样要结婚，结婚照样要打制箱子柜子，打制箱子柜子就少不了铰链。当年被打砸抢破坏的门窗，也需要大量铰链才能修复。郑举选本能地感觉到铰链生意可做。尽管妻子死活不同意他去冒险，郑举选还是说服她准备了一桌酒菜，请了个小兄弟。他视力不济，由这个小兄弟陪伴，一起到长沙去进货。当时长沙一副铰链1角1分钱，一帮盲人朋友带到大街小巷卖1角8分钱，十分走俏。几箱铰链，几天就出手了，郑举选隔几天就得去一次长沙。
那时候，有许多人需要的小东小西，国营商店合作商店没有卖的，郑举选就做些针头线脑、渔钩渔漂等等小百货的生意。每天晚上，盲人们身背货囊，一手搭肩，一手拄竿，一串一串到郑家来打货。在荆楚大地上，活跃着一批盲人组成的小商贩队伍，这就是人们所称道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那时经商，政治风险比经济风险更大。郑举选们的这条看不见的战线能够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郑举选作为一个盲人头子，具有非凡的凝聚力。他对待盲人客户，如同手足。1973年，有个盲人客户在郑家打了100元货，却有20元的渔钩未拿走。郑举选比失主还急，丢下手上的生意，带人到车站码头寻找失主，找了一天总算把失物交给了客户。天门竟陵镇盲人老何不能算命了，做生意又没本钱，找到郑举选这里，郑举选二话不说，赊销近百元的货给他，使他在街面上摆摊，维持一家生计……有郑举选这样的人领头干，盲人们信得过，使城乡之间，建立起一条货源通道。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并非果真隐蔽得叫人看不见。几位曾在“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工作的人说，他们对郑举选的经营活动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又不忍心去夺盲人的饭碗，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看见。
在汉正街，郑举选早已是藏不住的一条资本主义尾巴，应该说还是一条大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割他的割谁的？他这条大尾巴被狠狠地割了两回。
本来，铰链生意好做，一听风声紧了，郑举选就收手停下来。汉正街有个老姑娘，也想做这个生意，她还想摸清进货渠道，直接从源头做起。她找到郑举选的小兄弟，这位小兄弟讲义气，没有提供货源地址。后来在老姑娘小恩小惠的感动之下，替她走了一趟，打了几箱货回来。他家房子小，人多嘴杂，没敢把几箱货运回家，就存放在朋友小元家里，准备夜间送到老姑娘家。当时武斗成风，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小元的父亲胆小怕事，以为是几箱子弹，立即到公安局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马上行动，把几个箱子收缴去了，撬开一看，原来不是子弹，一场虚惊。但在当时，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如同犯罪一样，此案移送工商所处理。小兄弟被工商所请去了。
小兄弟已经有两天没进选哥家门了，往常他每天都要来围着选哥转，莫不是出事了？选哥心里正犯嘀咕，小兄弟仓皇跑来，通报他去了一趟长沙，弄出事了。审讯他时，他不敢交代出老姑娘，老姑娘因为经济问题坐牢刚放回来；也不敢说是自己，自己在厂里有公职，搞投机倒把，饭碗都会弄丢；他把郑举选供出来了，选哥是残疾人，就是抓去了，总会好说一些。他没忘记给选哥报信，让选哥快跑，快躲起来。
选哥能往哪里跑呢？选哥对小兄弟说，我现在到硚口公园去，你快把几个朋友给我叫来商量一下，然后我就去自首。他前脚出门，抄家的后脚就到了，妻子始终没有交代他的去向。选哥到了硚口公园，找块石头坐下，他想这回“进去了”，又少不了一顿打，自己肺结核刚好，再一打还有命呀？朋友们一个个闻讯赶来，他交代完后事，当晚就去自首了。
这一回，他进去了没有挨打，原来是朋友们的外围工作发生了作用。学习班上，他一个人担了，没有供出老姑娘，没有供出任何人。
讯问：卖给谁了？
回答：卖到马路上了。
讯问：赚的钱在哪里？
回答：赚的钱都滚在这几箱货上。
关了几个月，由于选哥始终说他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也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只好放了。
再一回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郑举选又一次被抄家，抄走了5万元的存货。1978年1月18日，一个吉祥日子；长江巷8号，一个吉祥的门牌号；然而，对于郑举选来说，却都是不吉利的，他被关进了号子。当时的政策是，工商局办案，公安局关人。他依然不老实交代来往的客户，对付办案人员的讯问，总是一句老话：“我是个瞎子，我不认识人。”办案人员还把他的妻子抓来交代问题，把他9岁的儿子抓来带路寻找盲人客户，还欺骗他的盲人客户，说郑举选已经交代他们一起搞投机倒把了。直到1979年6月30日，才对他宣布无罪释放。长江巷8号18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双目中最后一线光明消失了，从此眼前永久地挂上了一道黑幕。
汉正街是1972年恢复原名的，但是1972年以后，仍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请记住郑举选走出看守所的时间是197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整整半年了。
想起长江巷8号就不寒而栗。一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人，这一回可是要痛改前非了，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一个盲人商贩竟然得到如此脱胎换骨的改造，应该说是兴无街兴无灭资“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汉正街商市到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绝境。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9年，汉正街又出现了一些货摊。一张竹床，铺上塑料布，摆些小东小西，开始公开做起生意来。武汉市政府率先发布了一个红头文件，给个体工商户颁发营业执照。
郑举选按兵不动。他心如枯井，手无本钱，更怕长江巷8号。
“选哥，干吧，如今政策不同了，邓小平为我们撑腰呢！”
盲人朋友一串串摸来，劝选哥出山。他们知道，有选哥领头，他们的生意就好做，他们进货就放心。选哥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供出他们，他们知恩必报，不能看着选哥捡菜叶子，也都想帮选哥一把。
1979年11月，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从牢里放出来的活鬼，又出现在汉正街的摊位上。他是汉正街第一批核发小百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103户之一。这103户，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汉正街兴起的个体户的元老。
不过，在选哥的摊位上，只有两个玻璃瓶子，装些渔钩顶针勾针，可怜兮兮的。他只有卖冰棒攒下的15元做本钱。15元本钱，两个玻璃瓶子，能做什么生意？笑话！当时，的的确确有人在看笑话。但是，也有人预言，选哥只要出山，汉正街就有希望，汉正街头块牌就是他的。
果然，在选哥的摊位旁，人来人往，人气好旺。不是他那两个玻璃瓶子有什么好看头，也不是纯粹为了可怜他。有人是欠他的情，他在号子里没乱咬一个人。有人是知道他有客户，货到他手上好销。于是，陆续有人请他代销货物，销完了再给钱。虽然没有本钱，但他在薄利中，逐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壮大自己的实力。
郑举选对汉正街及周边最初的贡献，是凭着他敏锐的商业头脑，使一些工厂得以起死回生，使一些废物得到了充分利用。
一家针织厂的垃圾堆里，有大量废弃的勾针，稍加打磨就成了家用编织工具。郑举选帮助刘老汉做成了这笔生意，没几天就销往各地去了。
一家毛笔厂的零碎竹节堆积如山，搬掉这座垃圾山，要花费许多劳力和财力。郑举选对毛笔厂的头头说，卖给我吧！毛笔厂头头并不觉得眼前这个盲人脸面不顺眼，而是怀疑他是不是有精神病。郑举选找到住在精武路的一些山东人，请他们利用这些竹节做成吹气球的嘴子，他付工钱，负责包销。毛笔厂一座垃圾山被搬走了，汉正街到处盛传愚公移山的故事。
郑举选看不见世界，世界却在他心中。他的手伸得很长，伸到了空军部队，也伸到了全国各地。那些报废的降落伞带子，到他手上，就成了钥匙带子。街道上有几十户人家替郑举选加工，选哥给他们发工资。这种钥匙带子，带有军用品的印记，美观大方，一时成为时髦的饰物，畅销到全国各地。
一个有200多人的武汉打火石厂，1983年发不出工资，面临倒闭的危险，成吨成吨的打火石堆积在仓库里销不出去。这回是厂长自己找到郑家门上来的，选哥这时已经名气很大了。选哥听了厂长一席话，自信地笑了，说：“全部拖来吧，我要了。”本来只是想试试看的厂长，绝对没想到总值10万元的打火石，成包成包地从选哥手上，销到中国广大的乡村去了。
武汉打火石厂的业务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这些明眼人难道不如一个瞎子！”生意做开了，产品有销路了，工厂有工资发了，这些业务员自以为选哥的套路也清楚了，他们就把选哥甩开了，自己按选哥的套路往农村跑。万万想不到，产品又积压下来。厂长只好厚着脸皮带他们到汉正街来，向选哥负荆请罪。选哥姿态很高，不计前嫌，让他们再把积压的打火石运过来。
一些精明的商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一个选哥，联络的是成百上千个个体商户，甩开选哥，就是甩开广阔的乡村市场。天下究竟有多少盲人同选哥在做生意，谁也说不清楚，选哥也说不清楚。不唯独盲人同选哥做生意，明眼人也争着同选哥做生意。同样的货，选哥有人家也有的，客户偏偏要找到选哥这里来。
那年头，选哥可风光了。天南海北，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接应，常常是请还请不到呢。选哥就凭他的胆识、智慧、义气，帮助许多人走出了贫困，帮助许多小厂走出了困境。
80年代中期，选哥步入了人生的辉煌期。那时候一个万元户何等了得，他是汉正街最早的百万元户。百万元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他在汉正街买下了6个门面，汉正街除了谦祥益老字号，就数选哥门面大。那时真可谓门庭若市，除了做生意的客户之外，许多对汉正街的经济奇迹产生兴趣的人士，都纷至沓来。
选哥发了以后，仍然在他的蜗居里，没有一点发迹的派头。临到外国记者来了，有关方面为了维护中国个体户企业家的形象，特意安排他在文化电影院一间办公室里洽谈。
几年前，在离开汉正街的地方，在一个城乡接合部，选哥有了一幢私宅。这幢房子倒不算小，但从外到内都很随意，同左邻右舍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
我已经得知选哥的投资方向转移了。他在老家侏儒镇包租了一片山湖田，总面积1000多亩。他把资金投到了678亩湖面上，养了60万只螃蟹。真不凑巧，2000年，百年未遇的大旱，沿湖农田和60万只螃蟹争起水来。这是选哥没想到的。他说，再旱两天，我的60万只螃蟹，就要全军覆没了。
初次见面，我说，你从汉正街撤退了？
他说：“现在还不算撤退，还没有离开汉正街。讨饭几多年，我的根呀、把呀，都在汉正街。”武汉人把果实的柄称为把。
选哥生意处于巅峰时，遇到两次拆迁，蒙受巨大损失。前一次，他租下汉正街600号整个服装市场，订于1992年8月8日8时8分开业。在开业前，接到拆迁通知。看来，他真与这些吉祥数字无缘。随后，他在汉正街老三镇市场买下6个门面，1993年，汉正街三期改造工程启动了，他的门面又在拆迁之列。他只好重租门面，重租仓库，处理堆积如山的存货，再次遭受巨大损失。
老三镇市场的新建大楼，成了一个大服装市场。大楼里有一条条通道，通道里有一间间门店，门店里挂满了各种新潮新款服装。我走进通道里，看到每个门店都站满女模特，一道道奇异的景观出现在眼前：上衣专卖店里，模特只穿上衣不穿裤子，整个下身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裙裤专卖店里，模特只穿裙子或裤子不穿上衣，一对乳房肆无忌惮地耸立在胸前；更有甚者，有许多模特一丝不挂，亭亭玉立在奇装异服中间。这一切，或许就是商家诱惑客户的小把戏。选哥看不见这些，看不见世人的穿着打扮，赶不上服装潮流。他的强项是小百货，如何能做服装生意？因此，他在这幢大楼里得到的门面，都不能亲手经营了。他的资金从汉正街流出去了一部分。
我同选哥的友谊，是在第一次拜访后两天建立起来的。当他的60万只螃蟹就要全军覆没时，老天爷发了慈悲，下了一场大雨。那天夜里，淅淅沥沥的雨声令我激动不已。我给选哥拨通了电话，他马上听出了我的声音。我问那场雨能不能救燃眉之急，他说可以了。他感动了，在他困难的时候有个人只是关心地问了一下，他就感动了。重阳节来临了，他来电话说，拐子（武汉话，“兄弟”之意）方便的时候，来吃螃蟹。到家里，到湖上，都行。我从来不到哪里打秋风，但我后来竟然去了，去了只是想把我看到的世界的一部分说给他听，也听听他的心声。
汉正街谁主沉浮
坚守在古街新店里
20年前汉正街的本地老板，大都从汉正街消失了。做大的，出去发展了；年老的，让给了子女；做垮的，收了摊子。改革开放20年，汉正街个体户从103家发展到13000家了。杨占芬不是第一批，她是第二批，103家之后的。早期在汉正街摆摊的老板，像她这样继续留在汉正街的，可谓凤毛麟角。
杨占芬在汉正街个体劳动者协会担任基层会长。一见面听口音发觉她不是本地人，原来是北京人，在沈阳电力专科学校读书，分配到广州工作，1959年到青山热电厂学习，认识了男朋友，就留下来了。先生家住汉正街，她就成了汉正街的媳妇。
在她的印象里，汉正街是麻石板地，板皮房，最高两层楼，就是这么个地方，养育了这么多人。丈夫的父亲是开海味号的，克诚海味号，在汪玉霞旁边，划了个工商业兼地主。那时候，她阶级观念薄弱，不然不会嫁到这样的家庭里。谈话中，她没有提到家庭成份对她产生过什么影响。
她是1980年拿的执照，1981年搞个体户。申请执照时就把工作辞了。起初不摆地摊，搞塑料包装，土机器也是她自己搞的。她一个人搞，包括印字。工商局看她有点儿文化，叫她出来做点儿工作。1982年，国家工商局在汉正街召开现场会议，在文化电影院露天广场开大会，杨占芬代表个体户讲话。这应该算是一段光荣历史。
工商局看她兼顾个体户工作，太辛苦，就让她在外面摆个竹床，卖点儿铅笔本子文化用品。到1990年，转向搞玩具，绒毛玩具。这样做开了，现在在石码头开了一家兆丰精品玩具总汇，在汉正街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玩具商场。营业面积有1700多平方米，请了53个人。
似乎很顺利，我说。
哪有那么顺利的？她说。
一开始，服装不能卖。1983年，永宁巷、新安街，开辟了服装市场。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场的。汉正街一条街，可以卖童装，不能卖长袖衬衣。长袖衬衣属于大商品。针织品长袖又可以卖。电子商品不能卖，可以卖扣子型电池。838不能卖。838，就是当时对计算器的叫法。
1983年，长途运输困难，沿途关卡多。计算器，广州有卖的，不给发票。上火车托运，没有发票就没收。所幸的是，她家的货没有被没收过，都是女婿出差带回来的。一次几百元，相当现在几千元。那时做生意，真担心受怕。
1984年，从广州进汽泵热水瓶，汽车在半路上被扣下来了。
开始限制很多，国家政策不明朗，没吃定心丸。后来，才有多年不变一说。如今，当年一起摆摊的老板，都各奔东西了。她留下来，还在当老板，还在当个协基层会长。
远走的并非个个英雄，留守的并非不能成功。
他从货摊上悄然隐退
陈永镒先后送我三张名片。一张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有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高级经营师、自由撰稿人；另一张名片上，只有一个头衔，《汉正街市场报》永镒茶坊专栏编辑、主笔，附有两句类似广告语：讲述汉正街老板自己的故事，探求儒商经营之道做人之道；第三张名片，是皮服销售信誉卡，上面所印的售后服务专线是6位数号码，武汉电话早已是8位数，可见这张信誉卡是很多年前印制的了。陈永镒说，他是全国第一家实行皮服信誉卡的。
也许这样采访他的人太多了，一见面，陈永镒就十分警惕地说：“一个前提，一个原则，我们是不会出赞助的。”
初次见面，如此一席话，令我隐隐不快。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包香烟来，介绍说，一种是两元一包的东湖牌，一种是十元一包的红金龙牌。他请我抽红金龙。听我说不抽烟，就把抽出的一只烟重新装进去，再从东湖牌里抽出一只自己抽起来。
我很纳闷，他不是汉正街的老板吗？也许他看出我的心思，自己说开了：“我抽怀货烟，喝怀货茶，买的都是处理品，很少坐飞机。”武汉话里，称次等物品为怀货，怀货不是坏货的意思。武汉话有很多十分生动的字眼，可惜有音无字。这里也是借用的一个同音字。后来有一次我们在汉正街管委会见面，我将一支用尽的圆珠笔丢弃在烟灰缸里，他问我是不是不要了，我说是，他略略迟疑一下，就捡起来装进自己的皮包里。在汉正街只用掏5角钱就能买一支很像样的圆珠笔，他为什么吝啬到如此程度呢？我知道，问汉正街老板有多少钱是犯忌讳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他的生活状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他说他为了把孙子培养成为优秀的乒乓球选手，花去的钱在六位数。
陈永镒出身工商业世家，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汉口统一街开有山货行、猪鬃行、牛皮行，猪鬃行，小有名气。在前进一路八元里开了个永益香烟厂，设备从英国进来，有一定规模。陈永镒认为父亲最出色的一件事情，是1946年出资在老家黄陂天河建了一所学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润世学校。我知道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珍珠小学。他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自己的商号和工厂里去见习，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镒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相当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他的名字，表示他在父亲心中的分量。从小时候起，父亲就给他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故事，训导他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其实，不用父亲训导，生活就给他安排好了，有的是机会劳其筋骨，苦其心志。1962年，发现先天性的肾代偿功能不全，几乎被医院判了死刑。文革期间，父母都被扫地出门，遣送到他们创建学校的黄陂天河乡下去了，他从学校毕业以后得不到分配，只有做些零工维持生计。1976年，在乡下呆了10年的父母返城，全家5口人住在9.6平方米的房子里，睡的是破绷子铺刨皮。
生存，是本能，也是学问。文革当年，郑举选抓住年轻人结婚需要打制家具的契机，做起了铰链生意，陈永镒与选哥算是同龄人，英雄所见略同，他做的是家具图纸生意。他经常到武汉图书馆里出出进进，悄悄地从图书杂志上绘下家具草图，记下标准尺寸，回家整理成图纸。于是，一条龙的生产销售线运作开了。他刻蜡纸，弟弟油印装订，父亲上街叫卖，母亲望风。每本1角，走俏得很。
1980年春天，陈母办了一个执照，在汉正街摆起摊子。1982年陈永镒正式进入汉正街市场，成了第一批做服装生意的人。1987年，从六渡桥到南京路，开了6个皮服专营店，成为有名的皮服大王。
陈永镒做生意，与人不同的，是加入文化含量，曾被媒体称为既卖服装又卖文章的边缘人。
从商与从文，两者在他心底的分量，是文重商轻。还是在读书时，就经常背着书包，揣着文稿，进出报刊编辑部。高中毕业以后，四处投稿，终于投中一次。但是，他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他想得到的赞扬，从父亲冷冰冰的面孔上，他看到当务之急是生计。1984年，他进入了万元户行列，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又开始技痒，试着写了一篇稿投出去了。报社编辑一看来稿盖着一家国营餐馆公章，谈论的却是如何选购服装，而且作者对女装十分在行，就有些疑惑不解。原来他怕报社不接受个体户的投稿，耍了个小花招。编辑后来知道原委，大笑不止，请他再不要干借公章的把戏了，尽管赐稿就是。从此，陈永镒一发而不可收。
陈永镒说：“我得天独厚。汉正街是名牌，我是汉正街资深个体户，有写不完的东西。”从商家角度看，陈永镒其实干的是吃里扒外的活儿。他写《汉正街揭秘》、《购物省钱七诀》、《购物防骗术十种》等文章，还介绍讨价还价的方式和额度。他的文章，立场完全站在顾客一边，替顾客说话，帮顾客出主意，赢得消费者的认同，同时也培育了市场，给自己带来收益。80年代中期，他经营一家蒸汽烫衣店，开张后门庭冷落。他就在报纸上介绍蒸汽烫衣，做不花钱的广告，生意做起来了，还得稿费。经营皮服，他就策划有关选题，介绍皮服的识别和保养知识……
外界人以为汉正街到处都是暴发户，以为在汉正街上只要弯腰就可以捡到钱，对于个体户的酸甜苦辣，未必清楚。陈永镒频繁来往于沪宁苏杭，不坐飞机，乘火车买硬座，到目的地一块面包填肚，然后就直奔市场采货。有一年在广州故衣街市场买下三大袋货，想省下脚力钱，他动动脑筋，先背两袋走一段，再回头背另一袋，如此反复，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货弄上了火车。在汉正街守摊，他最怕看到熟人，有损自己的形象。到外地谁也不认识他，只要能省钱，什么形象也不顾了。这些，谁知道，谁理解？他操起笔，讲述汉正街老板自己的故事，写出《一个汉正街老板的心里话》、《汉正街的忧思》、《汉正街上往前走》、《汉正街铸造辉煌》、《汉正街的货为什么便宜》等文章，就是要让世人了解这个群体，让世人不光眼红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艰辛，给予他们一些关注与同情。十多年来，他的近300篇文章，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汉正街一支笔”的称号，获得了儒商的头衔。陈永镒也成了本地报纸和电视台多次报道的新闻人物。
虽然陈永镒说过，商人最忌讳写他们的失败，但他还是写了自己的失败。他没有在商业上获得大的成功，究其原因，他写了三点。一是囿于无债一身轻的观念，不敢融资下注，丧失做大生意的机会。二是轻信家族式管理模式，任人唯亲，黑洞诸多，至爱亲朋，防不胜防。第三，不慎轻商重儒，原本商人，角色转换，成了自由撰稿人。
陈永镒没有在生意场上恋战，皮服大王销声匿迹了。1996年汉正街成立总商会，他被推举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从此生意甩给了妻子儿子。他对总商会那张办公桌情有独钟，尽管分文不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了。
“打”进汉正街
汉正街如今是外地人的世界，乡下人的世界。本地人大多搬出了寸土寸金的汉正街，到租金便宜得多的周边去住，把自己的房屋租出去，靠租金生活就行了。一个乡下人，到汉正街立足了，就会引来一串，带来几十几百，甚至一个村。
汉正街一幢新大楼里，住着一家湖北应城人，他们进汉正街之前，就是看见两个应城人在这里做得好，就挨靠他们，到汉正街来闯世界了。
这家应城人，创办了湖北光辉贸易有限公司，男主人张国华名片上的头衔是董事长，女主人黄腊芝名片上的头衔是经理。看了女主人的名片，我笑了，我说好谦虚呀。如今老总满街走，如果天上掉块石头到大街上，肯定不是砸到赵总头上，就是砸到钱总头上。光辉公司颇具规模，年产值数千万元，女主人居然不以总经理自居，不以副总经理自居，只轻描淡写地印了个经理头衔，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我知道，这家民营企业最早是从女主人发端的。从手机号码似乎可以看出夫妇出道的先后，两位同是139台，男主人的号码远远排在女主人的号码之后，相差近1万个号。
女主人黄腊芝原是应城黄滩镇飞跃村的妇联主任，丈夫在外工作，自己带5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她只上过小学，却心灵手巧，从1977年起在家扎草包、扎扫帚、做粉笔，卖了贴补家用。1979年整党，身为中共党员的黄腊芝，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没办法，她就辞了妇联主任的芝麻官，到城关做缝纫，后来开了餐馆，买了出租车。真是时来运转，1985年应城市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她当上了会长，次年还出席了省个体劳动者首届劳模大会。她当劳模，也算是全家的代表，小儿子13岁就独自到汉正街帮她进过服装。小儿子怀里揣上几千元，外面穿件烂衣服，搭长途车闯汉正街。老板看他那模样，不卖货给他，他就出去打个转，脱下外面的烂衣服，再来打货。真是人小胆大。
应城市区，只有那么大。黄腊芝同丈夫一心想奔汉正街。
1988年春节过后，他们卖了汽车、餐馆和缝纫机，加上一点儿积蓄，又借了一点儿，凑了4万多元，租了辆130汽车，带着女儿儿子，一家4口，一车拉到武汉了。当年，乡下人进城经商，不准办执照，只能办个出摊证，找个摊位也不容易。他们就在汉阳月湖堤一家小旅社住下来，每天早上炒口饭吃，然后步行通过江汉桥，到汉正街来找摊位。正好碰上一个云梦人赌博输了钱，做不下去了，就把紫阳大楼的摊位连同存货一起转给他们。他们的4万元钱也所剩无几了。那时，本钱小，人不熟，单打鼓，独划船，起步十分艰难。不是挨靠两位应城老乡吗？可是，生意场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坐一起吃喝玩乐都可以，不能谈生意。学做生意全靠各人的悟性，除了老子教儿子，没有人教你怎么做生意。
那时，张国华还是应城市一个区政府的企管办副主任，就在应城与汉正街之间两边晃，留条后路，可进可退。直到1990年，才办了“两不管”手续，一条心做生意。
黄腊芝进汉正街，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租下同兴巷26号17平方米的房子，人住在暗楼上，下面堆货。白天在紫阳大楼守摊，晚上在屋里卖货，一天到晚闲不住。跑广州进货，也是一个人独往独来。
有一年到福建石狮进货，黄腊芝身上扎着40万元现金，也像小儿子当年到汉正街进货一样，罩件破旧褂子，而且把脸上弄得脏兮兮的。到福建某市换车，下车已是晚上，一群人围上来拉客上车。黄腊芝本能地警觉起来，故意装聋卖傻，不予搭话，等观察清楚以后，才跟着其他打货客上了一辆可靠车。到了石狮，一大早就上了服装市场，只要看中的各式棉袄，统统要了。那可是财大气粗呀，指哪要哪。回到汉正街，正是入冬季节，而且这年寒潮来得早，所有进货被一抢而光。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候。有回到汕头，汽车过渡，车翻到河里，差点儿淹死了。还有过半路上遇到车匪路霸的经历。
几个钱赚得不容易呀。而且，一次失误，一夜之间，就成了穷光蛋。那是1991年，小儿子到石狮进货，颜色没有选好，10万元的服装卖不出去，全压下来，本钱没有了，只有低价甩出去。从4万元到10万元，历尽艰辛，一锤子买卖，就搞熄火了。一个小户，无法承受如此重大损失。到1992年，到应城银行贷款，才重新启动。
拜访黄腊芝之前，听说许多乡下人在汉正街发了，但钱不知道怎么花。因为这些人文化素养有限，平时几十几百元，几角几分钱，可以算得很清楚。一下子腰缠万贯，就不晓得怎么办了。一不会发展，二不会享受。有的百万家产，住进高楼大厦，照样是臭鞋子烂袜子，破竹床垮桌子。让城里人看了，啼笑皆非。
而黄腊芝家很宽敞，装修也很到位，给人的感觉是不奢不俗，恰到好处。
如今，这个家庭，女儿儿子，各守一方，武汉应城，互相照应。他们在广州有化工公司、服装厂和门店，在上海开了分公司，在北京的营销部专做俄罗斯订单，销售自已的天意牌服装。但是，他们没有离开汉正街。他们一年上交的70万元税款中，有10万元上交到汉正街隶属的硚口区了。他们公司的生意做得很大，对应城家乡的贡献也很大，带动了应城的一些企业，带出了家乡一些人，使许多人获得了就业的机会。对社会公益事业，也常常慷慨解囊。
老板队伍中的才子才女
一个文盲，一个捡渣滓的，在汉正街耳濡目染，自己摆个摊子做起来，要不了多久，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富翁。在汉正街，这不是什么神话，而可以有名有姓地说出一串。
然而，汉正街发展了，再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遍地都能够捡到钱。而且商业竞争越来越严酷，越来越无情，你赚的那些钱，来得快也去得快。说不定你原先赚了，接着就叫你赔个精光。汉正街需要文化了。一些文化人也看重汉正街的商机，打进了汉正街。
于是，汉正街逐渐出现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以新观念、新套路，在这里站稳脚跟。
王康的翠园艺品礼仪有限公司，1996年8月18日正式在汉正街开业。日月都带上8字，应该说是个好日子。但是，开业以后的3个月里，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一些从乡下来打货的包袱客，进店来看看排列整齐的货架和统一着装的彬彬有礼的营业员，除了在明亮的方块瓷砖上留下几个脏兮兮的脚印之外，什么都没要就走了。
是什么原因，使这里留不住顾客？
慢慢地，王康知道了出师不利的原因。说起来是个笑话。那些从县城，从乡镇，来汉正街打货的包袱客们，原来看惯了粗放的经营场地，看这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反倒不习惯了。你们的营业员穿得这么光鲜，你们手里拿着大哥大，是不是羊毛都要出在羊身上？
王康手下的人，看了汉正街的门店，回来说，人家是货堆得越高越好，地上摆得越乱越好。一些老汉正街也说，王康会不会做生意呀？
王康是进入汉正街的第一个有硕士学位的商人。他在武昌有一间电脑公司，在汉口南京路还有一间与汉正街挂相同招牌的工艺礼品店。翠园在汉口王府井、佳丽、武广、武商等几家最大的商场，都设有零售点，都做得好好的。现在，他把大商场做零售的儒雅风格搬到汉正街来做批发，一些农村来的客商，看里面太干净了，不敢进去。那么，咱们是不是也回过头去，把文明经营改变成不文明经营，以适应汉正街的环境呢？
3个月过去了，王康没有动摇。亏本就亏本吧，他心理承受得了。王康说，我的格言是：做任何事情，尽全力去做。做不好，也不责备自己，因为尽了力。
他没有向汉正街的习惯屈服。几年下来，翠园在汉正街站住了，做大了。四方客商都知道汉正街的东西便宜，翠园的东西也便宜。正是像王康这样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学者进入汉正街，使汉正街的形象提升了。
而顾王明加盟汉正街，应该说是汉正街的荣幸，也应该说是学界的悲哀。他是投身汉正街商海学历最高的一位。他是学船舶结构力学的，1990年至1993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读完了博士研究生。1994年至199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博士后。硕士博士学位都拿到手了，博士后也读完了，再读什么呢？他算是念书念到没可念的了。
1998年，他在汉正街石码头巷开了一家星光家饰艺品店。
一见面，就谈起他的学历，他是怎么想到下到商海的。
他说，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学的是船舶力学，搞的是基础理论，这方面有成果，是公共的，大家都可以采用的。而另一部分人是搞实用的，容易出成果。国家的目光短浅，比较看重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先是在学校，后来在各行各业，评专业技术职务。简称就叫评职称。关于评职称，民间流传有顺口溜：讲师满街走，教授多如狗。尽管教授数量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也有该评而不评的。
1994年，顾王明的老师认为他可以评正高。当时的要求是，发表论文5篇就可以了。顾王明已经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20多篇，在一般性刊物上发表文章60多篇。他的学术成果，可以在图书资料中检索得到。但是，要论资排辈，就不行了。他没有要副高，他不愿意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对那一套深恶痛绝。
一位已经在船舶结构理论方面有点儿名气的年轻学人，从内心来说，并不愿意放弃学问。
我说，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教授头衔，你愿不愿意回去？
他说，给两个教授也不去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刚刚开始那会儿，白天做生意，晚上做学问，二者还能兼顾。现在，越来越忙，生意上的事情，把学问上的事情，完全盖过去了。
我说，你就愿意与汉正街的生意人为伍？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了一个认识的女大学生的经历。她在学校里也是数得着的人物，现在也在汉正街与扁担客为伍。她说，管他呢，赚到钱就行，没必要注重形式。他习惯了，没感到掉身价。
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书，跑来做生意，在我看来，于国于己，都有点儿不合算。我说，你读了这么多书，对做生意有什么帮助？
顾王明说，没念书，肯定做不了这个生意。念的书多，眼光远些，胆子大些。
这当然也是一家之言。在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艺高人胆大。但生活中往往出现另一种现象，是艺不高而胆大。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不说是书读得越多越愚蠢，至少是书读得越多越谨小慎微，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问，同王康熟吗？
他说熟。
我说，你们都是高学历，是同行，也是竞争对手。
他说，在生意上，我与王康避开。
天下第一街
从何时起，汉正街号称天下第一街？我没有查到出处。可以肯定地说，明末清初，汉正街是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那时可以算天下第一街吧？
改革开放以来，汉正街“买全国，卖全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曾经是拉萨商人进货到成都，成都商人进货到汉正街。走遍全国各地城市，到大市场去问：这件衣服从哪儿进的？回答是汉正街的。不需要说武汉，不需要说汉口，就说汉正街，谁都知道就是大武汉的汉正街，大汉口的汉正街。那年月，汉正街可以算天下第一街吧？
中国有哪条这样的小街，像汉正街那样吸引了那么多国家领导人，那么多黑眼睛的蓝眼睛的经济学家，那么多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纷至沓来？
有人说汉正街是武汉市最大的超市，最大的量贩店，此话有理。这里有经营户1.3万户、加工户200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万人。经营范围包括服装、布匹、鞋类、箱包、副食、家用电器、工艺礼品和其他小商品，有10大类、6.2万个品种。1999年，销售额120亿元，纳税9203万元。现在拉萨商人进货可以到成都，也可以直接到汉正街，成都商人进货可以到汉正街，也可以直接到义乌。在全国兴起一些汉正街式的商市街以后，还没有哪条商市街能取代汉正街的地位，汉正街仍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贸区之一，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业品批发市场。
年轻的女作家邓德玉，曾经在湖北钟祥市胡集当个体户练过摊，她以自己到汉正街进货的切身体验，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大雁工程》。一群个体户商贩在小集镇上包租一辆车，夜晚出发，天明到汉正街，进货以后晚上再向小集镇返回。作家写的就是这些像大雁一样结伴飞来飞去的人们的生存状况。汉正街周边，有数不清的停车场，接纳来自全省各地、全国各地的客车货车。汉水一带的码头，在水路运输萧条以后，也变成大雁工程的停车场。我走过十来个这样的停车场，看到每个场内都有通往几十个点的线路，许多外省专营汽车上，直书某地至汉正街。每天，参与大雁工程的10万大军，夕发朝至，早来晚归，围绕着天下第一街，实现各自发财的梦想。
为第一大水货市场正名
有人说，汉正街满街都是水货，是中国第一大水货市场。
如果说汉正街满街都是水货，这话恐怕只对了一半。
水货，《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指通过水路走私的货物，泛指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出口的货物。
武汉人所称的水货，不是这个意思，是指非正宗名牌货。由此，又派生出水货师傅，水货司机等等，这就是指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员。还有更简化的说法：说某物“水得很”，是指质量差；说某行业师傅“水得很”，是指技艺差；说某产品“做得越来越水了”，是指质量今不如昔。
汉正街人并不否认自己卖水货。他们说，我是卖的水货，但水货是水货的价。如果你把他搞烦了，他就会补上一句：你有钱就去穿正宗名牌。
汉正街有大量的仿名牌商品，仿得逼真，又不构成侵权。今天出了个什么名牌，明天汉正街就有仿名牌上货架，其速度之快，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尽管仿得惟妙惟肖，汉正街人会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水货。水货就是水货的价格，低得惊人。前些年，我在汉口大街上见到一个认识的女孩子，我例行地赞美她穿着打扮得太潇洒了。她坦然地说，一身水货。接着，一件件地向我公开价格。虽然是水货，但在她身上搭配起来，效果与正宗名牌毫无二致。
汉正街也有正宗品牌卖，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正宗名牌打进汉正街。
我到汉正街采访的第一天，就听说过一件真实的事情。中组部一位处长，在别的城市买过一口旅行箱，花去1500元。来到汉正街，逛箱包市场，看到同样品牌同等质量的旅行箱，开口价才800元，老板说只要想要，还可以谈。可以谈到什么程度？谈到600元成交。这位处长越谈越后悔。
日本有个社会团体来汉访问，武汉市政府接待办出于对客人的尊重，领他们到汉口一家有名的商场去购物，这家商场全卖高档商品，洋货特别多。一位日本客人在那里看到露手指头的摩托车专用皮手套，每双50元人民币，也许他觉得比在日本买要便宜得多，一下子买了几双。这些日本人后来到了汉正街，在摊子上看到同样的手套，开价5元人民币。这位买过手套的游客，身上已经没有人民币了，赶紧掏出日元，又买了几双。
汉正街的货为什么便宜？陈永镒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写道，汉正街的东西确确实实便宜，比武汉市其他市场的同类商品，一般要便宜15%到40%，有的便宜100%。他打了个比方，高弹力踩脚裤，每条批发价18元，在商店的零售价标到38元。这个差价大得惊人。“汉正街的货为什么便宜？难道汉正街老板做生意不赚钱？”他从经商谋略的角度，揭示出其中的奥秘。一是薄利多销，量大就有赚头。二是买好了才好卖，到产地直接进货，老主顾会得到照顾，现金交易还能得到优惠。三是选择最佳交通路线和最划算的交通工具，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还有一条，汉正街老板做的批发生意，批发零售是有差价的，碰上零买客也不放弃，就按批发价成交。他们想得开，“只当是多批发了一件两件的”。
汉正街到处写着耸人听闻的广告语：“跳楼价”、“大放血”、“瞎卖了”、“绝对大甩”、“全世界找不到的价”。还有不绝于耳的播音广告：“买两件15元，15元买两件。”“看得上你就买，看不上你就甩。”这些话，夸大其词，信不信由你，但是价格便宜又由不得你不信。
汉正街什么都有卖的。经济学家童大林说，夹克的松紧带，上海买不到，汉正街买得到。何止松紧带，走进永宁巷，服装上的一切辅料，各式花色的扣子，应有尽有。甚至以假乱真的商标，不应有的也尽有。现在市场分工细化了，卖鞋子是卖鞋子的地段，卖电池的和卖电池的在一堆，只要找对地方，哇，任你货比三家，任你挑挑拣拣。
2000年汉口江汉路修建步行街，沿路商家同步进行门面装修，就是这时候，武汉中心百货商场借机大兴土木，将商场全部存货大甩卖。一时间，很多人来买便宜货，把个商场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原有存货甩光了，还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商场紧急从汉正街调来一批货补充进去。有记者将此事披露报端，并公开讨论。此事已经过去一年了，对于商场是不是应该从汉正街补充货源大甩卖，再没有谈论的意义了。我倒是认为，既然商场从汉正街进货，用大甩卖的低价出售，说明还是小有赚头，不然不会多此一举。
第一所私立学校
1988年4月20日，汉正街出现一个影响全国的新闻：私立武汉市汉正街个体工商户学校开学了。武汉、湖北、北京的媒体，都发了消息。《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加拿大周刊》等国外媒体，也作了报道。
汉正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
自1949年10月以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私立学校完全消失了，以致在半个世纪里，全部学校一律姓公。
准确地说，汉正街这所私立学校，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创办的第一所私立学校。
80年代中后期，武汉提出打开三镇城门的口号，打破了长途贩运的禁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四面八方的外地人源源不断进入汉正街。许多进入汉正街经商的农民，文化层次不高，不懂得商业规范，也没有多少依法经营的观念。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或者为了牟利而违规违法，或者因为不懂法规上当受骗。因此，提高这部分人的经营素质，迫在眉睫。
第一个提出创办个体工商户学校的人，应该说是有商业眼光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个体户老板，当时还在汉正街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第五支会任职。1988年春节过后，他的办学设想，得到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管理所和汉正街管委会的支持。市教委和区教委都十分重视这件事，很快发了批文下来。
最初阶段，这所学校属于夜校形式，设置了税法、商业会计、营销知识等课程，在原工商联会议室授课，聘请相关专业人士任教。当时入学年龄限定在30岁以下，有近60名学员。
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汉正街有个体工商户2800户，其中45%是外地人。一些年轻夫妇，带在身边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上学遇到了困难，有的为了子女上学，只好放弃生意，打道回府。汉正街个体工商户学校，顺应历史潮流，从成人夜校转化成了正规义务教育的学校。就在1988年秋季，招收了两个班，一年级50人，学前班50人。一个学生只收100元学费。
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由7人组成。董事长由发起人担任，他捐资5000元。当时5000元的概念，就是半个万元户。各位董事捐资数额为1000元、2000元不等。一位董事将承租的打火石厂的房子，让出两间大的作为教室。工商管理所当时管理1400户个体户，动员每户出资20元，收了28000元，作为开办经费。经汉正街管委会同意，工商所拿出两个摊位，交给学校发租，不收税费。永宁巷一个摊位月租700元，紫阳布批市场门口一个摊位月租800元，由学校收作办学经费。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92年8月28日之前。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大楼开楼以后，马路市场关闭，两个摊位费的来源就没有了。学校后来主要靠收学杂费维持，收费比市教委核定的收费标准略低。
汉正街一带，近些年来公办小学生源不足，有的停办了，而这所私立学校每年招生，学生爆满。现在这所学校，在新河巷附8号有正规教室，已经发展到8个班，在校学生530名。进入四年级，学生转到板子厂小学。
我同校长讨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体户不把孩子送到公办小学就读？他说，许多家长说，我们的孩子到城市孩子中间，可能受到歧视，感到压抑，心理上不平衡。到这里，都是乡下来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并不是所有个体户都发了财，都能送孩子上贵族学校。我在校长办公室里，碰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来给孩子补交130元学费。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实在是困难，没办法，等过几天再来交。已经开学很久了，还没有为孩子筹齐学杂费，我瞅空问她，怎么会这样。她说，几十万全亏了，亏在门面租金上，本钱弄光了，只好给一家餐馆打工，一个月吃了喝了有300元。她由一个老板又变成一个洗碗端盘的打工妹……
连续多年，这所学校被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集体。这里的老师事业心强，责任心强。每天早上，父母出摊，孩子6点左右就送来了，学校有老师接应。中午，一些学生在学校用餐，也有老师管理。这里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质量也有保证，自然受到个体户的欢迎。
我在前面，一直吞吞吐吐没有说出这所学校发起人的大名，因为有难处。1995年，学校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位当上董事长的发起人，以学校名义办厂，卷走学校资金4.2万元。本来他应该在历史上留下名来，但是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把商人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只好隐去他的姓名。后来，董事会7人中，除他本人之外，其他6人提议罢免了他的董事长职务。再后来，董事会自觉没有精力办学，移交硚口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从此由私人办学转化为社会团体办学，学校重新注册为武汉市汉正街个体工商户学校。
抢注风波
自从汉正街在改革的春风中重新崛起以来，汉正街的品牌效应就在不断延伸。
汉正街的无形资产是多少，好像还没有评估过。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而且还在与日俱增。
在汉正街的生意人中，有几位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注册了一家“湖北汉正街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还发行了股票。我的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就买下了2万元的原始股票，他说有汉正街这块牌子，这支股票一旦上市，就会牛气得很。
就在汉正街的大老板小老板盯着这支股票准备掏钱的时候，1997年8月14日，《武汉晚报》爆出一条轰动性新闻，正题是：“汉正街”遭一企业抢注，副题是：汉管会要求依法撤销该公司的注册商标，导语是：武汉人引以自豪的汉正街，其冠名权被一家民营企业抢注。
抢注主体是武汉市华镒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民营企业。
当时有人戏说，在汉正街还在睡大觉时，一夜之间，“汉正街”就被别人抢注了。
汉正街管委会认为：“且不说汉正街这一具有500年历史的古老商埠的无形资产被一民营企业独占于理不合，单就政府多年巨大投入所增加的无形资产落入私人腰包也于法不容。”自1979年以来，汉正街进行了三期改造，总投资3亿元。
一时间，各方面人士都发表意见，武汉顿时闹得沸沸扬扬。
武汉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伍新木的意见是：“汉正街”这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应属国有资产，一家民营企业独占“汉正街”这块招牌，无疑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占。
武汉达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杨大矛认为：“汉正街”是一地名，地名的使用权归国家专有，由国家分配。“汉正街”这一地名含有财产内容，它是商业流通旺市的标志，它所包含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属国家。我国对地名管理的机关是民政部，具体到武汉市便是民政局授权的地名委员会。不管企业性质如何，只要能获得地名委员会的批准，就能合法使用“汉正街”这一地名。
……
关于“抢注”之争，引发出谁来保护名老商号的话题。有记者写道，面对“汉正街”冠名权的纷争，其他名老商号不能隔岸观火高枕无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后来，在媒体上看不到这一事件的结果，直到人们已经淡忘了它的时候，2000年1月21日，《武汉晨报》突然蹦出个消息——
争“汉正街”商标昨出结果：个体户输了
该报道称，国家商标局裁定，民营企业华镒集团申请注册“汉正街”商标失败。
这家报纸次日报道，华镒集团说是主动放弃的。
如今，华镒集团总部早已从汉正街迁出，告别了拥挤的窄街，告别了古老的小楼，到解放大道游子乡大厦A座落户，可谓今非昔比。不过，我在淮盐巷的老淮盐局旧址徘徊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块华镒集团的旧招牌斜靠在门廊墙上，好像主人有意留下对汉正街的一片眷念之情。从江汉桥通过时，还可以看到汉正街上高耸着华镒集团的广告牌，华镒仍然坚守在汉正街的风水宝地上，虽然它的总部登上了游子乡大厦。
冒险家的乐园
在汉正街可以靠勤劳和智慧发财，也可以靠歪门邪道发财。汉正街流行的一些新词汇，就表述了一些人的生财之道。
“闹环境”。初入市场的人，或者处境不好的人，耍弄手腕，打通关系，千方百计为发财做铺垫。也可以引伸在仕途上。
“做笼子”。卖家在同伙的协助下，设下圈套，诱骗顾客上钩。譬如有的老板一家开两个店，或摆两个摊位，街南边一个，街北边一个，两边经营同样的货物，两种不同的价格。当顾客在一边犹豫时，另一边就叫开了，价格肯定低些，很快可以成交。顾客以为占了很大便宜，实际比市场价高得多。这种手段属于文笼子。还有武笼子，就是以武力相威胁，逼迫顾客买货成交。
“射垛子”。举例说吧，某甲积压了一批货，想转嫁他人，就请某乙到某丙店里订货，订的就是某甲积压的那种货。当某丙从某甲处进货以后，某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射垛子射成功了。
不过这些都是雕虫小技，发不了大财。
汉正街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越是胆大的，越是发大财。
汉正街什么最赚钱？可能不是小百货，也不是大百货，应该说是玩钱最赚钱。
一个来自洪湖水乡的中年人，在汉正街玩钱，玩了几把下来，不得了啦，在京城买下了恭王府的一个院落。
冒险家周训和是怎样走进汉正街的？
1990年，他调任农行峰口镇办事处主任。一个人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就会被当地人尊为钱老板，就有厂长经理找上门来送礼拉关系。周训和破例，请厂长经理来作客，发表了鼎力扶持企业的演说，使厂长经理们受宠若惊。没多长时间，小镇经济复苏了，峰口的小社会红火起来，农行峰口办事处也成为本系统一面红旗。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好在经过查账，没有发现问题。可是周训和病倒了。
这场病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
他来到汉正街同安坊，住在妻子的衬衣店里，在汉口寻医问药。1991年，妻子厂里发不出工资，就自谋生路到了汉正街。15平方米门面，年租金高达6万元，仍有可观的赚头。这使他萌发了放弃铁饭碗，告别是非窝子的念头。银行虽然钱多，但都是别人的。他回到镇上，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汉正街给妻子打工。
周训和的第一次冒险，是从福州一次进4万件短袖衬衣，同时加工1万件花衬衣，投放市场，赚了20万元。紧接着的一个冒险行动就是，从外地进1万多套套裙，净赚100多万。1992年夏天，他得知温州西服街有大量库存，就拿出所有资金并从银行借贷一笔巨款，去把整条街各个店铺的28万套西服全部买下了。入秋以后，全批发到湖北各地农村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
他已经有本钱做更大的买卖了。正好武汉内燃机三厂在大夹街25号的一栋楼房出租，他毫不犹豫地交了押金50万元，付了当月租金8万元。朋友们都说这是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办商场年收入在千万元以上。
毕业于湖北财政金融专科学校的周训和并没有被年收入千万元的梦想所陶醉，反倒觉得办个商场实在太可惜了，这里应该开一家金融机构才是物尽其用。
在中国以民间的名义办一家金融机构谈何容易，但周训和找了金融界的老领导和老同学，竟然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搞定了。
1993年4月18日，以周训和为总经理的湖北大江城市信用社开张了。周训和主办了一个汉正街市场行情研讨会，邀请个体户老板出席，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制订出符合汉正街老板意愿的服务措施，很快赢得广泛的声誉，使客户迅速突破了千户大关。他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网络了一批人才，其中有资深教授、高级经济师、县级官员，有一批高学历的年轻人。1995年7月17日，他给一位职工的父亲的亲笔复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大江的业务量是全省同行业总和的12%，现金回笼量是武汉市总和的90%，钞票营业量高峰时期每天7000万张，平均日营业量5000万元，传票高峰日3000张，日平均2000张。全社160人，包括家庭在内配备电话90部，移动电话和BP机70多部……
大江蒸蒸日上。他就在大江周年庆典那天夜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周训和从酒店出来，发现自己的车被许多来历不明的车围着，他立即意识到来者不善，要发生什么事了。他的部属让他和妻子上了自己的子弹头车，冲出了包围圈。随后发现又被一辆黑色轿车穷追不舍，大有不撞车不罢休的势头。司机加大油门，冲过江汉桥，抢过红灯，摆脱了黑色轿车。突然，路边树林里冲出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又是直撞过来。司机猛打方向盘，躲过红色夏利，差点儿撞到树干上。紧接着，是一辆闪着警灯、鸣着警笛的桑塔纳直扑过来。周训和的部属感觉到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行动，趁着拐弯之机，把周训和和他的妻子推下车去。周训和滚到路边阴暗处，妻子上前挡住他的身影，看着警车紧追子弹头车过去了。他们刚上了出租车，听见前面一声惨叫，有人喊撞死人了。子弹头车紧急刹车，警车也停下来了。他到了一位老朋友家，马上得知子弹头车撞上横过马路的小孩儿，幸好前挡板低，把小孩儿撮上车盖，只有头部受了轻伤，没有生命危险……
在汉正街1.2公里长的路段上，有37家金融机构，竞争非常激烈。大江是一家民营金融机构，不断有强台风一般的谣言袭来，一忽儿是周训和拐款潜逃了，一忽儿是大江被查封了。但身正不怕影子斜。1995年，大江被上级评定为AAA级优秀信用社。
雄心勃勃的周训和，1996年组建了延华集团，1997年延华集团总部北迁，进驻北京柳荫街24号。这座院落，是清王室留下的遗迹，乾隆年间曾被大贪官和珅据为己有。和珅伏法以后，这座院落和近邻的宅第被朝廷赏给恭王。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安置杨虎城将军遗属在这里居住过。而后来，周训和——一个来自洪湖岸边的湖北佬，在这里会见了俄罗斯第一夫人奈娜。
大江如此牛气，在汉正街37家金融机构中一枝独秀，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竞赛场，有约定的比赛规则。譬如说打篮球只能用手，不能用脚，打足球只能用脚，不能用手。如果准许一方手足并用，无论是打篮球还是打足球，谁还比得过他们呀？当汉正街所有金融机构都按照国家统一利率进行存贷运作时，大江一家民营信用社采取高息揽存的方式，能不把储户都吸引过来吗？
但大江出事了。一位女士说，5年前我就预见大江要出事。它是不规范的运作，把别人的市场抢了。
周训和栽了。他栽在一个比他胆子更大，更不讲比赛规则，而且智商远不及他的人手里。
在汉正街管委会1999年大事记上，有如下记载：
3月18日，受幸福信用社停业整顿影响，大江城市信用社出现挤兑风波。
……3月28日，大江城市信用社挤兑风波平息。
从新浪网上，我下载了海融证券网发布的有关幸福集团的资料。
1998年3月3日，江汉平原腹地，一个名叫张金的小镇，一家由幸福集团控股的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社，暴发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6个月的挤兑风潮。挤兑风潮表面上是因幸福信用社无力支付高息揽储的存款本息，实际根子还是在于幸福集团的“三大工程”。所谓三大工程，包括一家日产10吨铝材的湖北最大的铝材厂，一个拥有3台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发电厂，一座22万伏的输变电站。幸福村村长、幸福实业的董事长周作亮的思路其实是这样的，在铝材走俏时，他办了个铝材加工厂，铝材厂需要铝锭，他认为买铝锭难，不如自己冶炼，冶炼铝锭需要大量耗电，他认为买电难，不如自己发电，用不完的电，还可以卖钱，于是开始办电厂，建输变电站。三大工程，总投资15亿元。
这实在是个荒唐透顶的狂想曲。这里远离江河，我不知道发电用水从何处引来。
一个幸福村，哪来那么多钱呢？当时就靠办信用社，融资10多亿元。而所募集的资金，全部丢进三大工程的三个大黑窟窿里了。
幸福信用社在汉正街老三镇大楼的二楼上有一个营业点。当年楼梯口挂个小牌子，却有几千储户，靠的也是高息揽存。潜江的挤兑风潮越闹越凶，愤怒的人群，封锁汉宜高速公路，波及到了汉正街。
1999年3月15日，老三镇的幸福信用社宣布停业整顿，挤兑高潮再次到来。狭窄的楼梯上，一次只允许进20人，大楼周围挤得水泄不通。
在幸福信用社发生挤兑风潮的第4天，1999年3月1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大江信用社搬家，从大夹街搬到新扩宽的多福路，在汉正街中心商城落户。这一搬，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以为大江也在跑了。于是，储户们又开始把大江信用社围了。尽管大江召集了上百个大户开会，说大江不会垮，但是挤兑的人群仍有增无减。据传，当时出动的警察就有千人之多。
湖北省人民银行和武汉市出面，向储户承诺，所有储户的钱确保，才使这场金融风潮延续了10天就平息了……
我多次到已经封门的大江门前张望，只看到少数几位保安人员守着人去楼空的营业大厅。大门前隔些时候就有一张新的通告出现。
据说，大江很多钱投在了幸福集团，变成了不值钱的股份。大江是被“幸福”拖垮的，大江跟着“幸福”遭罪。
据说，周训和躲在洪湖一个岛上，一天换一个手机。警方还是通过手机定位，包围了孤岛，找到了周训和……
未来不是梦
汉正街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路为市、以地为摊的经营方式已不复存在了。过去拥挤不堪的街道，现在可以任摩托车等通行，有些地段可以任的士通行。多福路一带，20多层的高楼群拔地而起，许多居民告别了百年木板房，告别了吱吱呀呀的楼梯，告别了夏天一张竹床露宿街头的习惯。
汉正街周边，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可供旅游休闲的优美环境。从东往西说上去吧。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龙王庙，是长江堤防的重中之重，历史上多次发生河岸脱坡、码头断裂的险情。1931年汛期，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曾经在这里烧香磕头，祈求上天保佑，结果并没有逃脱水漫汉口的厄运。1998年8月14日上午，当长江第5次洪峰逼近武汉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亲临龙王庙，登上草袋子垛起的子堤，向正在排除险情的官兵挥手致意。这年汛期过后，到次年汛期到来之前，武汉实施了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以后两年汛期，再不用草袋子了，防水墙外修筑了1200米的沿江观景平台，成为人们俯瞰江汉汇流的休闲地。
龙王庙对岸的南岸嘴，历年都要受到洪水的威胁，1998年被洪水淹得一塌糊涂。在龙王庙险段治理的同时，南岸嘴也进行了治理。一个重大的举措是，将南岸嘴坡岸后退60米，以利于汉江洪水泄入长江。请注意啰，汉水的长度，不再是1532公里，准确地说应该减去60米才对呢。我到南岸嘴踏访过，那里已经有一片清静的园林，站在那里看左汉右江，令人心胸开阔，神志舒展。那里的旧楼古宅都已拆迁了，武汉市政府要在那里做一篇大文章，把南岸嘴建设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游览胜地。
南边南岸嘴，北边集稼嘴，如今已经飞架一座虹桥。汉正街与汉水改道前的汉阳崇信坊又连在一起啦。美丽的虹桥，名曰睛川桥，它是小河口的一道景观。
往上走，有凌空飞越汉江的索道，把汉正街与汉阳龟山公园连接起来。
往上走，是连接汉口汉阳的江汉桥，这是汉水上最早架设的一座公路桥。
再往上走，就是连接汉口硚口和汉阳月湖堤的月湖桥。月湖桥上的斜拉索，像巨大的琴弦一样，续着古琴台的琴声。
汉正街周边，历史上有许多座桥，今天又有许多桥。武汉是一座桥城。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这么多桥取名发愁呢。仅在汉江上，已建和在建的，就有从江汉桥到江汉五桥，还有一座铁路桥。
在向20世纪告别的时候，2000年11月19日，中国武汉汉正街市场跨世纪论坛开幕。武汉作出决策，要在5年内为汉正街提档，使汉正街成为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信息中心、展示中心、配送中心和旅游购物中心，成为一个文明、繁荣、发达的现代化商贸新区。
汉正街的宏伟蓝图，正在变成眼前的现实。一个集旅游观光、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汉正街新概念正在诞生。
这里，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的地方。
而今也是藏龙卧虎之地
20世纪后50年，汉正街既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汉正街出小偷小摸的人，也出大仁大德的人。汉正街出小打小闹的财主，也出大腕级文艺明星。
2000年4月7日，武汉《今日快报》的一则消息，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大开眼界。这则消息的引题和正题是这样的——
谁整理出《归藏》我送他一间房
沈老汉悬赏觅知音
消息报道，一个多月来，汉口六渡桥北侧200米处马路旁，一位老汉守着自已打出的海报，公布一个“好消息”，静候知音。
海报称，小房一间送给自愿开发从甲骨文整理出《归藏》者。
另有关于小房的说明文字：
汉正街巷内 2/2 21平方米 独厨无厕 值2.5万元。
这位不多说话的老汉，经过记者多次探访，才知道他姓沈，65岁，膝下无子女，有一间产权房。但老汉不吐露家居何处。只有谈及《归藏》为何物时，老汉才眉飞色舞，微笑作答，思路清晰而严谨。根据史籍判断，《归藏》可能是商朝的一本书，用甲骨文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哲学，后来失传了。沈老汉希望有人将《归藏》整理出来，以示后人。
无独有偶，正在这段时间，武汉图书馆文献参考部每周六都会接待一位查阅甲骨文资料的学人。在这则消息中，误把此人与沈老汉当成一人。
看了这则消息，我就想，那位到武汉图书馆文献参考部查资料的学人，是不是看过沈老汉的马路海报呢？他是不是有兴趣研究《归藏》呢？但愿是。
如果我们只是想到汉正街是个商业街，只是看到近20多年来闹哄哄的汉正街，是怎么也想不到这里还会有人在潜心研究甲骨文，潜心研究《归藏》的……
作家在线
刘富道，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获1982年“五四青年文学奖”，《眼镜》、《南湖月》分获全国第一、三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人生的课题》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电影文学剧本《杨得志围城打援》获2007年第七届百合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