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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晓华
       1945年4月1日，日本万吨巨轮“阿波丸”号在台湾海峡牛山海区遭美军潜艇袭击沉没，2008条生命和价值50亿美元的财宝永沉海底……27年后，首作“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送给中国政府一份“厚礼”：黄金40吨、白金12吨、钻石15万克拉，甚至包括早已离奇失踪的无价国宝——吸引全球目光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当然，这份“厚礼”全在“阿波丸”上。
       中国政府据此情报秘密地进行了长达4年的艰苦寻找，但仅打捞出价值5000万美元的货物……是受当时潜水技术和打捞条件的局限，以致那巨额的财宝依然静静地沉睡在海洋深处？还是美国人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世界超级之谜！
       １战争状态下的绝密交易
       1945年4月1日，夜，台湾海峡海面上浓雾弥漫。编号为SS—393的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犹如一条时浮时沉、凶猛无比的巨鲨，警惕地警戒着海面和水下目标，监视检查一切过往船只，对日本军舰进行攻击性巡逻。
       从离开夏威夷海军基地算起，“皇后鱼”号在太平洋上已经游荡了4个月，成功地扮演着一群海狼中头狼的角色，不断给日军补给舰队以重创。最近两周时间里，它始终在台湾海峡的浅水区游弋，并瞪大眼睛，寻找着下一轮攻击目标。
       舰长查理·拉福林上校此时的情绪尤为亢奋，因为他知道，4月1日对美国和日本来说，都将是一个注定被镌刻进历史的重大日子。
       就在这一天，58万美军打响了冲绳争夺战，那种排山倒海、一往无前的激战场面让他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困兽犹斗的日本人不会束手就擒、轻易认输，两军在冲绳岛进行的必将是空前惨烈的殊死争夺战。
       前一天晚上，拉福林已经接到司令官的命令：“可以对经过台湾海峡的任何日军舰船实施攻击！”
       当日中午12时，拉福林收到僚艇“海狐”号发来的讯号，报告它刚刚用鱼雷袭击了一艘日军运输船。
       这一消息使拉福林提高了警惕，牛山海区地处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距离日军占领的中国福建省辖区平潭岛只有18海里，“海狐”号这一大胆的攻击行动，极有可能遭致停靠在马尾港的日本舰队的疯狂报复。
       21时15分，“皇后鱼”号以8节时速（每小时1海里为1节），在牛山岛东北约8海里（1海里为1852米）的海面上巡逻，打开了艇上的巡视灯，雪亮的光柱顿时像利箭一样刺穿了漆黑的夜空——此时四周视线范围仅为300码（1码为0.92米）左右。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舰长，拉福林丝毫不敢大意，因为他深知日本海军一向具有在恶劣环境下作战的传统和能力。要是真的到了那时候，他能依赖的，就只有船上的声呐系统和自己的经验了。
       风疾浪高。海面上雾团滚动翻卷，雾色愈发浓重。
       21时48分，“皇后鱼”号被大雾密密笼罩，视线范围缩小到200码以内。
       两分钟后，声呐显示，在距离“皇后鱼”号约15海里的东南方向出现了一艘船只。
       早已呆在战位上的官兵们兴奋起来，全神贯注地跟踪观察。目标正以16至17节的航速前进。
       拉福林爬出船舱，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那家伙块头颇不小。“皇后鱼”号发出警告，令其减速接受检查。但是，巨轮不但不理睬，反而像是一头受到了惊吓的野兽，航速突然提高到18节，开始仓皇逃窜。
       拉福林和副手根据经验，作出了相同的判断，这应当是一艘巨型的日本军舰，而且极有可能是驱逐舰，因为其他军舰不可能拥有如此之快的航速。
       拉福林立即向附近的僚艇“海狐”号报告发现日军战舰，并告知其方位、航行速度与预测的航线，自己继续跟踪前进。
       拉福林提醒自己，下手一定要快，一定要准，一旦日舰通过牛山岛，就有可能改变航线，给攻击造成障碍。他看看腕上的夜光表，时针指向22点25分，立即发出命令：“全速前进，靠近攻击，决不能让它逃掉！”
       拉福林通知“海狐”号舰长，他将用右舷的远距离发射管攻击。
       在贴近敌舰开始用鱼雷攻击前，“皇后鱼”号上的哨位士兵、轮舵手以及船长都在努力辨认日舰的型号，但由于雾浓夜黑，始终未能确认。
       22时59分，仿佛是上天试图作最后的努力，月亮从厚厚的的云层边露出脸来。但是，海面上仍然浓雾密布，视线范围仅恢复到300码左右。
       此时，“皇后鱼”号与目标距离不过1100码。
       拉福林此时对巨轮的身份或许还存有一丝疑惑，但职业军人的素质促使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鱼雷攻击！”
       “鱼雷攻击！”
       “鱼雷攻击！”
       舰长的命令被急速传下。早已等得着急的鱼雷手屏气凝神，摁下了发射按钮。
       时间：23时整。
       第一枚鱼雷带着沉闷的呼啸声，从舰尾的发射管破水而出——
       一瞬间，仅仅是惊魂战栗的一瞬间，震天动地的一声爆炸冲天而起，巨轮猛烈地抖动了一下，旋即在团团雾霭中腾起一片巨大的烟云。
       但是，日本巨轮并没有停止航行，也没有发出任何表明身份的信号。如果它这时候改变主意，也许就不会犯一个世纪性错误。
       拉福林最后的一点儿疑惑消失了，随着他的一声命令，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鱼雷又跟着射出。
       “轰、轰、轰”几声巨响，先是船体的上层结构与舰桥纷纷扬扬裹着黑烟飞上了半空，随后天地间蓦地一闪亮，整条巨轮断成两截，变为两团巨大的火球，开始急速下沉。
       冲天的火光撕破了浓雾与黑夜，在方圆数海里的范围内清晰可见。
       23时零5分，声呐所显示的敌舰信号完全消失。
       10分钟左右，“皇后鱼”号加大马力，赶到了沉船现场。
       雪亮的巡视灯柱在海面上急速扫射，巨大的敌舰早已无影无踪，密密麻麻的死尸和大大小小的死鱼在水面飘浮。
       从重油和橡胶气味浓烈的沉船现场，美国水兵只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人的获救极为偶然，一个大浪把他直接卷到了“皇后鱼”号舰艇的甲板上——当美军水兵把他塞进船舱时，他早已人事不醒，毫无知觉。
       笼罩在成功喜悦中的拉福林舰长立即向美军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发去电报：
       “在浓雾笼罩的牛山岛海面上，北纬25度26分零1秒，东经120度零8分零1秒海面上，击沉据认为是敌国驱逐舰的船只一艘。时间，4月1日23时。”
       但拉福林万万想不到的是，由他指挥实施的这次“成功”的攻击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中的荣耀，恰恰相反，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他都要为这一次冒失地下达攻击命令而不停地向各色人等一遍遍申诉，每一次申诉无疑都是一种痛苦与折磨。
       拉福林的喜悦也没有持续多久，当那个该死未死的日本俘虏清醒过来后，从其口中吐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名字——“阿波丸”，拉福林作出的第一反应是，恶狠狠地大骂了一声：“狗屎！”
       8天后，日本当局并没有按照航行计划见到“阿波丸”平安归来，而且失去了联络信号，顿时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就在4月1日中午，他们还收到过“阿波丸”的联络信号，称其正按原计划在台湾海峡上航行，一切正常。但从那以后，联系就中断了。
       4月2日整整一天过去了，“阿波丸”音信杳无。直到此时，还没有一位日本政要会想到“阿波丸”早已葬身海底。因为他们事先得到过美国方面绝对的安全保证，还设想是“阿波丸”的通讯器材发生了故障。
       4月4日，“阿波丸”也没有按预定的计划返回日本门司港……
       苦苦等到4月10日，日本方面这才断定该船已遭不测，立即通过日本驻瑞士代表团，就这一事件向美国政府发出质询，并且通过电台发布寻找“阿波丸”的消息。
       而“胜利”一方的美国政府接到来自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官的紧急报告，得知拉福林击沉的是“阿波丸”后，同样大吃一惊，甚至可以说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战果”事关重大，非同小可，被政要们当作一起严重的突发事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之策。
       而知道自己有可能接受调查的拉福林舰长却振振有词地辩称：“‘皇后鱼’号潜艇事先并不知道攻击的目标是‘阿波丸’。”“那是战争状态，我攻击的是敌国军舰。在实施攻击的前一天晚上，我已接到潜艇司令官‘可以对经过台湾海峡的任何日本军舰实施攻击’的命令。我的行为是在忠实地履行一名美国军人应尽的职责。”
       美国政要们知道，由于这一攻击，他们必将在国际上无法避免地遭遇一次难以应对的尴尬，更要命的是他们的“软肋”——东南亚地区被日军控制在手中的17万盟军战俘和侨民，极有可能遭到残酷的报复。这样的手段对付美国人屡试不爽、卓有成效，每一次美军战俘和侨民遭到屠杀的噩耗传回国，都无异于在领袖心窝上扎进一把尖刀，社会也必然因此引发新一轮剧震……
       “阿波丸”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会令公开处于交战状态并打得你死我活的美日双方有如此不一样的反应？要弄清这些疑问，还得回到太平洋战争初期。
       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日军在菲律宾群岛实施登陆作战。担任进攻作战任务的是本间雅晴中将，他的对手则是麦克阿瑟。麦帅成为大名鼎鼎的将军，是后来的事，而那一仗，他被本间雅晴打断了脊梁。
       战役打响时，麦克阿瑟统帅着14万美菲联军，277架飞机，还有哈特将军指挥的1个有着40余艘舰艇的混合舰队。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美菲联军与日军在东南亚丛林中展开殊死战斗。最终美菲联军被打得退缩到巴丹半岛防御。3月中旬，日军攻势愈发猛烈，罗斯福为避免麦克阿瑟落入敌手，急派专舰前往巴丹，将他接至澳大利亚，美菲联军交由副手温赖特少将指挥。
       主帅临阵脱逃，日军乘胜发起猛烈攻击，美菲联军既无援兵补给，又乏士气，战死病死者无数。苦战至4月9日，万念俱灰的温赖特不顾早已躲到澳洲的麦克阿瑟要他“决一死战”的强硬命令，率领75000名联军向日军举起了白旗，写下美军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笔。
       狂热崇尚神道教与信奉武士道的日军，对敌国战俘和侨民从不具备人道主义的基本意识，75000名盟军战俘在得不到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被迫在东南亚的酷暑中长途行军，15000名战俘被杀死、渴死、饿死、病死。
       这些落入敌手的战俘和侨民，由此成为美国领袖随时被对手拿捏的“软肋”。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想为身陷绝境的士兵和侨民提供帮助，但是，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协助才有可能实现。奸诈的日本人又喜欢充分根据战局的变化，随时调整应对之策。
       进入1944年，日军已明显处于不利态势。救助心切的美国政府抓住机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派员在瑞士与日本官员秘密进行接触。此时的日本由于在军事上接连遭受重大打击，故而也一反常态，与美国人一拍即合，作出妥协，通过了一个对日占区盟军战俘和侨民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议。
       美国代表进而提出，由日本政府派出一条商船，美国提供战俘和侨民最需要的药品、食物、服装等，由日方转交到盟军战俘和侨民手中。
       日本提出的交换条件是，美国政府必须允许这条为盟军战俘和侨民运送救援物资的商船，搭载在东南亚作战负伤的官兵回国。
       因此，当彼此同意对方的条件，达成救援协议后，一艘名叫“阿波丸”的日本商船驶进了双方的视野。
       “阿波丸”名义上是商船，实际上，1943年3月5号建成下水的它，无论规模、性能，都和真正的军舰毫无二致，全长5084英尺，总吨位11429吨，最高时速达到20节。也曾专门从事过运送军事物资的任务，先后6次往返日本至东南亚航线，为远在海外作战的日本陆军运送给养和弹药。
       为确保万无一失，日美双方还在协议附件中特作如下约定：“阿波丸”撤掉高射炮和舰首大炮，撤走士兵；在船体明显部位涂上白色，并在上面画上绿色十字；夜间行船时则用灯光加以照明，以便美军战机和军舰识别。
       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绝非儿戏。
       但是，对于海上力量已经消耗殆尽的日本来说，并不甘心完全依照协议，仅仅让“阿波丸”为盟军战俘与侨民运送救援物资并带回自己的伤兵，他们还将利用它做更多的事情。这也为日后“阿波丸”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从来不遵守国际信用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获得了美军的安全通行证后，1945年2月17日上午，“阿波丸”在滨田松太郎船长的指挥下，按照与美方约定的航线，装载着2000吨救援物资，在战火与硝烟中开始了它最后的一次旅程。
       此时，美国及其盟友的大反攻横扫千军，势若破竹，日军则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就在这种状况下，“阿波丸”来了！
       这对于困守在东南亚，已经为失败的阴影所笼罩的日本人来说，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大喜讯。
       谁都知道“阿波丸”握有美国政府颁发的“免死牌”，同时也是能将他们从绝境中撤回日本本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日本驻东南亚的高官，军界的首脑人物，大批中上层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以图挤上这条“希望之舟”。
       最后，从雅加达到新加坡这一路上，除物资以外，还有两千人拥上了“阿波丸”。其中有日本驻缅甸的最高长官小乡宦一郎，日本外务省次长，日本驻东南亚秘密部队的总参谋长岩桥一男中将等要员。
       由于美国政府允许“阿波丸”在返航的时候搭载一部分伤兵，每天都有日本侨民化装成伤兵，蜂拥到码头上，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寻找一个回国的舱位。原设计装载236名乘客的货轮，这一次竟然挤上了2009人。
       另外，与过去颇不同的是，“阿波丸”此番一到雅加达、新加坡等地，便进入了严格的保密状态。只是等到夜色降临后，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下，才由络绎不绝的卡车，把货物运到码头，紧急吊运上船……
       ２日本人突然放弃索赔
       据大难不死的夏田堪一郎回忆，“阿波丸”遭到攻击之前，船上发生了一个插曲。
       “当时，三菱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的夫人在船舱口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孩子清脆的啼哭声，打破了船上的沉闷，船上一时间充满了喜气，一张张因对日本以及自身命运绝望而显得木然的脸膛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以为这预示着某种吉兆。不少人慷慨地拿出酒和食品，提议为女孩儿的出生举行一个庆祝会。”
       谁能想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竟然成了“阿波丸”上最小的蒙难者。
       按照“皇后鱼”号的记载，几乎就在女婴出世的那一刻，艇上的雷达声呐就发现了“阿波丸”，并开始尾随跟踪。
       也许是已经处于绝望之中的日本人对国家、民族、自己及家人的命运过于悲观，难得有这样一个宣泄感情的机会，也许是庆祝活动的场面太过喧闹疯狂，“阿波丸”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在喝得醉醺醺的人们歇斯底里的狂歌疯闹声中继续航行。
       此时，“皇后鱼”号的航速与“阿波丸”完全一致，都已经达到了18节……
       夏田堪一郎是在“阿波丸”上煮饭的大师傅：“由于船上人员众多，我和炊事员们不停地做饭，一直到当天夜间11时左右，才供应完晚餐。这时，我疲倦得要命，在闷热的舱房里呆久了，感到很烦躁，头也有些眩晕。我就独自钻出船舱，爬到挂在高处的一只救生艇里躺着透透气。也就在这个时候，鱼雷爆炸了，我被抛进了大海。”对他而言，或许冥冥中真有天照大神保佑，一个大浪竟然将已经昏迷的他打到了高速赶来的“皇后鱼”号舰艇甲板上，把他送到了正准备对落水者施救的美军士兵手中。
       其实，当“皇后鱼”号赶到沉船现场验收战果时，除了夏田堪一郎外，还有少数幸存者在波涛浪峰间起伏飘荡。在雪亮的探照灯光柱的照射下，正准备对落水的日本军民施救的美军官兵们目睹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强烈无比的恨意促使落水者全部拒绝了搭救，作出了与船共沉的选择——溺水者们抛掉漂浮物，高呼“天皇万岁”，纷纷沉入海底。很快，海面上只剩下厚厚的重油、货物、船体碎片，和海水一起沉浮。
       对这样一个已经被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熏陶毒化得半人半鬼，视自身和所有人类生命为弃履的民族，美国水兵们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感到可怕、可怜，也隐隐地有些敬意……
       发生在中国牛山岛海面的这次海难震惊了全世界。4月1日恰好是西方的“愚人节”。对于“阿波丸”事件，日方认为是美军蓄意攻击，而美方后来则坚持是日本违约装载，才遭致美军攻击。那么，究竟是谁愚弄了谁？
       “阿波丸”沉没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愤怒到极点的日本政府强烈指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置两国协议于不顾，悍然对得到美方安全承诺的“阿波丸”实施攻击，给日方造成重大的财产与生命损失，美国人最无耻、最无信的本质得以最大程度地暴露于世，并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向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日方的一切损失。
       具有尊重国际游戏规则理念的美国民选政府，一下子被置于了极端尴尬的处境，罗斯福不得不下令“挥泪斩马谡”，将拉福林舰长送上了军事法庭。
       成为被告的拉福林在法庭上始终声称自己无罪，当时气候、海况复杂，即便自己指挥失当，也纯属误击。
       他向军法官作出的辩解是：“当时由于浓雾的笼罩，能见度几乎为零，到日舰靠近到潜艇发动攻击这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艘日本军舰。判断的依据是声呐所显示的信号和以前的经验相吻合。此外，在对方前进所向区域，9个小时以前僚艇‘海狐’号就曾经使用鱼雷攻击过一艘日本运输船。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判断，这是一艘正准备对自己实施报复性攻击的日本军舰。”
       拉福林的解释即便再无懈可击，显然也只能影响美国军事法庭，而对愤怒的日本人，则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接到美方解释的日本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认为拉福林的陈述破绽百出：“声呐捕捉到的船只信号，凭什么判定就只能是军舰？仅凭浓雾与航速过快等理由，就能够作为判断是敌舰的依据吗？果真如此，那么美日双方事前多次交涉，并相互确认的关于‘阿波丸’的详细资料，又有什么用处？”
       日本政府坚持认为，“阿波丸”是严格按照日美救援协议所规定的航线行驶的，如果仔细辨认，完全应当分辨得出它是一艘特殊的非军事船只，美军潜艇的攻击，绝对不是误击，而是一次蓄意的违约行为，美国政府必须公开道歉，并赔偿日方的一切损失。
       最终，美方通过法庭调查，自知理亏，不得不承认对击沉“阿波丸”负有责任，并宣称决定对拉福林舰长进行惩罚性处分，承诺赔偿日方的一切损失。但也在末尾留下了伏笔，提议此事留待战后再行解决。
       美国人当然不是傻瓜，这么做，既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人充分尊重国际准则，是一个敢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大国，又对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留下了“起死回生”的余地。
       1945年4月，美军发起冲绳岛战役，日本的南大门轰然洞开。冲绳岛的失守在日本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是致命的，小叽国昭内阁因此战役的失败而倒台，铃木贯太郎受命组阁。
       可是，即使在日本全线溃败的时候，新的内阁仍然没有放弃对“阿波丸”索赔的权利。
       1945年8月10日，也就是日本天皇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5天，铃木内阁依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详细的索赔条款：赔偿2008名遇难者抚恤金72万美元，赔偿规格、条件均与“阿波丸”相当的船只一艘。
       面对日方开出的条件，美国政府表现得十分慷慨大度，通通答应，但又坚持说，暂时不予约定，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赔偿。日本政府对这样的回答当然不会满意，坚持要求立即予以赔偿。在讨价还价声中，随着两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上空的巨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还面临着巨额的战争赔款，国民人均收入仅有可怜的20美元，而有关“阿波丸”的赔偿，仅现金一项，就高达72万美元，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无异是一笔巨款。然而，就在“阿波丸”沉没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49年，当时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宣告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正式结束，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等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均已被处以绞刑，却在4月7日这天，日本执政党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议：主动地而且是无条件地放弃“阿波丸”被美军潜艇击沉这一事件而产生的所有赔偿要求，善后问题一概由日本政府自己承担！
       4月14日，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至此，日本正式放弃了因“阿波丸”被击沉而产生的各项要求。
       7月7日，日本政府赔偿“阿波丸”抚恤金的法案获得国会通过。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政府以平均每人190美元，也就是7万日元的标准向2008名死难者家属支付了抚恤金，同时向“阿波丸”当年的所属公司——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支付赔偿金5万美元，两项共计44万美元。
       而这一事件的另一方呢？美国政府承诺惩罚的拉福林舰长的命运理所当然地柳暗花明。原本，美国军事法庭判定拉福林存在一定过错，不得不暂时解除他的军职，以在国际上维护形象。但从骨子里，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意处罚自己的一个忠诚能干的军官，所以拉福林借此东风，重返海军，而且从此官运亨通，最后官至华盛顿军区海军司令，七十年代时以海军中将的身份光荣退役。
       这些戏剧性转折的背后，是日本投降后，美军获得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包括“阿波丸”装载军事物资的证据。美方据此重新作出结论，“阿波丸”号装载大批战略物资，属于严重违约行为，美军潜艇有充分理由对其发动攻击。
       1946年2月22日，“阿波丸”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夏田堪一郎被遣返日本，受到了驻日美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接见。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麦帅对这位幸存者说了些什么。事实是，从这以后夏田将所有蜂拥而来的记者关在了门外。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阿波丸”上奇迹般生还的唯一获救者，始终对那天夜里发生的真相保持沉默。
       关于“阿波丸”事件的调查，从此很少被双方政府提起。
       然而在民间，探求“阿波丸”沉没之谜的呼声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阿波丸”是如何沉没的？它究竟装载了什么神秘的货物？日本政府为何会突然宣布主动放弃对“阿波丸”的索赔要求？
       世界需要答案。2008条生命需要答案。而解开这一连串答案的谜底，就在牛山岛海面几十米深的水下。
       ３美国总统送来一份重礼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断交长达二十几年后，首次访问由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
       美国《共和党报》特刊披露，为了这次被尼克松称之为“东西方巨人之间的握手”的访问，美国总统特别为中国政府准备了一份精心挑选的贵重礼物：“阿波丸”沉没在中国领海的大致方位和所载货物的详细清单。
       《共和党报》称，这份情报是通过人造卫星与中情局人员的努力勘制的，并希望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
       这一重大消息，迅速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英国以及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日本，也争相与中国政府联系，提供自己掌握的“阿波丸”沉船资料以及对财宝的判断，并强烈要求能够参与打捞。
       中国政府依据美国人提供的财物清单，并综合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阿波丸”装载财宝，有了一个大致的估算。这批财宝包括：
       黄金40吨
       白金12吨
       钻石15万克拉
       总价值按照当时市价估算，约合50亿美元之巨！
       尤其令中国领袖兴奋的是，尼克松送来的那份清单里，竟然还有已经神秘失踪多年、举世瞩目的“北京人”头盖骨！
       难道1941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真的就躺在万顷碧波之下，等待着被人们再次唤醒？
       1972年，日本港湾代表团访华，提出允许日本一家打捞公司打捞“阿波丸”，并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击沉该船的美国“皇后鱼”号舰长拉福林关于击沉情况的报告和其他一些资料。
       1973年7月和8月，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三次来信，要求打捞“阿波丸”，并提供了沉船内装载的重要物资种类和数量。
       1976年4月和6月，美国国际打捞公司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联系，要求到台湾海峡用360个工作日打捞沉船。
       由于打捞“阿波丸”沉船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的管辖权，而且该海区又处于中国福建前线军事戒备状态之下，因此所有的要求均未获得同意。
       1977年，将军出身的交通部叶飞部长，在打捞人员找到“阿波丸”后第10天召开的“77·13工程”领导小组会议上，曾豪气冲天地阐述了中国人在打捞沉船上的观点：
       “这个问题，从1975年开始到1976年，日本向我提出过一次照会，并两次通过民间渠道，第三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我们提出照会，提出打捞。交通部、外交部商量了一下，认为沉船位置在我们领海线内，我们要保卫主权，明确拒绝了。接着，美国又来了两次照会，提出打捞，我们同样拒绝了。去年8月，我们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自己打捞。根据同日本交涉提供的材料，美国提供的位置，我们找到了‘阿波丸’。5月1日我们开始打捞后，发表公告划定了作业区，宣布了禁区范围。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这个买卖。日本船只经常靠拢我们，看我们怎么搞，有没有本事完成这个作业。这在我国是第一次。海军、交通部都是第一次，是第一次长期深水作业。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新问题。他们不太相信我们有这个本事。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时还是会求他们。英国‘利士顿公司’也想捞，提出要和我们技术合作，我们拒绝了。西德也想，提出和我们技术合作，我们也拒绝了。法国也想，也作出暗示，都想插一手。这个任务是经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亲自批准的，打捞任务首先体现出的是政治上的伟大意义，证明了中国人有力量、有能力打捞它。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
       事实上，难度对当时的中国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研究“阿波丸”沉船的国际著名专家福密接受一家日本财团的聘请，带着专船前往台湾海峡进行实地搜寻，甚至潜入中国领海牛山岛一带——这让他有机会在“阿波丸”和巨额财宝头顶上飘然掠过，与一些曾经捡到过“阿波丸”上的货物，诸如橡胶捆包之类的海盗有过接触。如果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和合法的权力，在中国领海展开更为全面、细致、深入的搜寻，那么，他或许就真的大功告成了。
       现实是，福密得不到这一重要的条件。
       福密在回到日本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怅然若失、感慨万端地说道：“过去曾经被许多人寻找过的‘阿波丸’现在深深地长眠在台湾海峡，和许许多多死难者的灵魂在一起，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可惜现在仍然不知道‘阿波丸’沉船的确切地点。我们姑且不论那些令人心惊肉跳、夜不能眠的巨大财宝，只为了现在还未得到祭奠的亡灵，也希望能够尽早地发现他们长眠的位置。”
       长久以来，揭开“阿波丸”的谜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点和焦点。
       ４蚂蚁啃骨头般的深海打捞
       一转眼到了1976年年底，“文革”浩劫刚刚画上句号，一份专题报告和一封长信就摆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的案头上。
       这份报告产生于当年7月在青岛举行的一次交通部与海军的联席会议。交通部上海打捞局高级工程师邹积宝，根据该局所掌握的国内外相关情报与信息，提出了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测量船，对“阿波丸”进行独立勘测的计划与具体方案。上海方面的意见是：一旦勘测到了就立即着手打捞，勘测不到则作为一次例行的测量任务。
       当时，邹积宝所代表的上海打捞局的意见并未在会上得到与会领导的肯定或否定，邹积宝发完言，见无任何反应，也就认为没戏了，会议完后便悻悻地返回了上海。
       谁知到了11月份，邹积宝得到通知，叫他赶快到北京向高层汇报。到了北京才知道，他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极大重视，当时与会领导未表态，不是不重视，而是因为事关重大，需以专题报告的方式向上请示后才能表明态度。
       当时会议结束后，与会的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便立即写了一封长信，会同会议报告一并送到了李先念手中。刘道生信件的基本内容就是转述了邹积宝代表的上海打捞局的意见，并提议由海军和交通部一起组织打捞。他认为：时机已到，时不我待。
       李先念看完信后，提笔写下批示：“海军积极，交通部也应该积极。”
       很快，刘道生的信又转送到了中央军委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成员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手中，而且全都作了圈阅和批示，并指示由交通部和海军联合主持此事。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政府所要做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不过，即使这样，寻找打捞“阿波丸”的计划，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心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上海韩哲一副市长到北京向李先念汇报打捞“阿波丸”一事，话刚出口，李先念便伸手指着墙上打断他：“不要汇报了，你看看墙上。”
       墙上挂着一张翻拍的“阿波丸”大照片。
       对于“阿波丸”所装载的宝物，交通部领导也同样满怀憧憬。叶飞部长在天津作报告时问台下的干部：“你们现在每月的猪肉定量是多少啊？”回答：“半公斤。”叶飞：“我告诉你们，我们把‘阿波丸’打捞起来是个什么概念？”旋即霍地站起，眉飞色舞，提高声调说道，“全国人民一人一头猪，我的个伙计，一人一头猪啊！”
       当众多国际探宝者纷至沓来的时候，一直稳坐不动的中国人开始行动了。
       1977年4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向海军、交通部和福州军区下达了编号为国发77年13号文件，明确指示，同意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的方案，即后来的‘77·13工程”，打捞工程的基地，设在中国福建省的平潭岛。
       很快，平潭县奥钱镇前进村的渔民被组织到了镇里。县镇两级领导告诉渔民，中央已经决定打捞一艘沉没在牛山岛附近海底的日本沉船，但还弄不清楚沉船的准确位置，所以组织渔船出海，到牛山岛东北方向进行联合作业，用拖网查实沉船的准确位置。
       地方政府一共组织了10条20匹马力的渔船，每条船上有15名渔民。
       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渔民们拿出了捕蟹虾专用的渔网。这种渔网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相互连结，形成长达十几公里的巨大网阵，在海底拖行。一旦渔网被障碍物挂住，他们就在海面设立一个浮标，并向上级汇报。
       与此同时，参与打捞前期准备与军事保障的相关部门迅速集中到平潭岛上。粮食、蔬菜、药品、肉禽蛋、各种打捞器材等大批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岛上，为即将到来的深水打捞工程，作好一切铺垫工作。
       4月27日凌晨，此前刚升任交通部部长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张智魁，亲率以交通部上海打捞局3100吨的“沪救捞3号”为指挥舰，2600匹马力拖轮一艘和海军的测量船一艘，救生船一艘，海军的101、403两艘猎潜艇组成的庞大打捞编队，在厦门前线隆隆的炮声中进入福建平潭，在岛上设立了打捞基地。
       当时参加打捞的人数上千，仅海军和交通部派来的潜水员，就多达六百多人，摆开了一副不干则已，干则必须成功的架势。
       由于严格地实施了保密制度，直到这时候，许多打捞队员才知道这次兴师动众，是专门来打捞一艘叫做“阿波丸”的日本沉船。而且那船上装有日本人从东南亚各国抢劫的多得不得了的黄金珍宝。
       虽然打捞队手中有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提供的沉船大致地点等资料，但是，“阿波丸”被4枚鱼雷击沉后，躺在深海之中已逾30年，沉船位置和船体破坏情况，由于资料不足，现在尚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勘测探摸工作。
       当地渔民得知政府着手打捞海底沉船，纷纷前来提供信息。平潭和牛山岛周围的渔民，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渔民，是沉船事件和沉船位置的“知情者”，他们说起“阿波丸”沉船津津乐道，被打捞队视为最为重要的情报。
       为了全面搜集来自民间的信息，张智魁率人深入平潭和附近岛屿上大大小小的渔村，进行广泛的调查。
       中老年渔民纷纷反映，解放前的五六年以前，在牛山海面打鱼捕蟹，水下从来没有遇见过障碍物，自1945以后，经常遇到水下障碍物挂拉渔网。好几位老渔民肯定地说：“那障碍物肯定不是暗礁，像是沉船。”
       调查人员发现，有时候老百姓的口述历史往往比官方的文字记载更具“含金量”。
       在青峰大队，一位七十多岁的渔民刘老汉对调查人员说：“日本沉船的第二天，我在白犬岛海面（牛山岛以北约30海里）捞到过钻石。”回忆当天情景，老汉记忆真切，“那天上午雨下得很大，海面雨雾蒙蒙看不清楚。下午，天放晴了。我看到海面上漂着一个小草袋子，还有死人尸体。我捞到了草袋，打开一看，用蜡纸包着6小盒钻石。”
       调查人员问：“您怎样知道那是钻石呢？”
       “开始也说不准，有一天夜里起来小便，发现放在桌子上的东西闪闪发光，知道这东西有些来历。不料这消息传开后，一天晚上，保长和渔霸各带了一帮人来我这里，抢这东西。他们互相争夺，还打伤了几个人。后来他们拿去卖了不少钱，才晓得真是钻石。”
       调查人员随即走访了气象部门，经核对气象历史资料，查实1945年4月2日的天气正好是上午大雨下午放晴，从而证实刘老汉所言属实。
       另一老渔民周由发反映说：“1945年春天，我们出海捕捞时，在牛山岛附近捞到过橡胶捆包和日本军装。”
       此言证明牛山海区确有日本轮船沉没。
       张智魁还从渔民那里学到了不少土办法。渔民说，他们以习惯的岸标法确定沉船方位，以免渔网挂在沉船上，发生麻烦。比如，以杨梅山山头南面的杨来山，同王爷岭南面的白犬山北角连成一直线，又以草屿同牛山岛北岸100步的某点连成一直线，两条直线的交点就是水下障碍，也可能是沉船位置。
       这一土办法在日后寻找沉船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待到万事俱备，打捞队随后进入敏感的牛山水域，开始寻找充满神秘色彩的宝船。
       这次任务对外宣称是“清除渔场障碍”。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捞工程，终于启动了。破解“阿波丸”之谜的重任，落到了技术上仍处于摸索阶段的中国打捞队员的肩上。
       打捞船队到达牛山岛以东10海里的方位后，打捞总指挥兼现场作业组组长张智魁开始布置任务。两艘猎潜艇利用声呐寻找“阿波丸”，一旦认为找到目标，就立即抛一个浮标。
       经过猎潜艇声呐扫描，海军确定海底有两个船形障碍物。可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这两个障碍物里，究竟有没有“阿波丸”？如果有，哪一个才是“阿波丸”？
       而且猎潜艇送到指挥船“沪救捞3号”上的声呐扫描资料也让张智魁感到十分困惑，因为，两个船形障碍物之间相距大约有三四十公尺，一段短，一段长，他无法据此判断出海底究竟是什么情况。
       4月28日，福州军区朱绍清副司令员登岛，在平潭县城福州部队水上警备部队的海军招待所主持会议。交通部、海军、打捞局有关负责人济济一堂。张智魁以交通部部长顾问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朱副司令员直奔主题：“谁能说说找到这条船要多少时间？把问题集中到找船的准确时间、具体方案上。”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贸然开口。
       最后，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到了张智魁脸上。
       如同当年在战场上指挥“英雄团”打仗一样，张智魁的发言简短精炼而且明确，几句开场白后，接着说出的话就让在座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的计划是，7至10天内找到‘阿波丸’！”
       昔日的“英雄团”团长果真不失英雄气概，此言一出，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会场上顿时议论声四起。客气一点儿的，说他的豪言壮语实在“离奇”、“不可思议”。直率一点儿的，则认为他“不切实际“、“好大喜功”。更有甚者，低声嘀咕此人“脑壳有问题”。
       显得十分孤立的张智魁敢于独发奇论是因为他胸有成竹，这些年来，在座的不可能有人比他下在研究“阿波丸”沉船上的功夫更多、更深、更细。但他也知道，在海底障碍物情况不明的前提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潜水员下水，这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队员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任务一下来，人人都想第一个、第一批下水。那场面就像战士上战场，又像武林较技，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潜水高手，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谁不想露上一手。问题也随之而来，开始领导对潜水员说船沉在大概40来米的海底，故而人人跃跃欲试。可猎潜艇一测量，沉船离水面竟然深达60米左右！好多想立功的人脸上虽然不露怯，心里却暗暗发毛了。潜水队员们都知道，即便是在技术发达的国家，常规潜水标准不过是50米。50米深度被认为是一个极限，超过这个深度，水下压力增大，则可能引起氮麻醉，造成潜水者四肢麻木以致神智昏迷。而60米，那更是无法想象的深度，一旦冒险涉入，甚至可能发生比氮麻醉更为严重的事故，氧气中毒、氧气自燃，任何一种事故对潜水员来说都是致命的，真到了要命的关口，连神仙也没办法救助。
       还有新冒出来的复杂情况令潜水队员们担忧，据前些时候参与搜寻沉船的渔民介绍说，海底障碍物经常挂拉他们的渔网，一定会有大量渔网缠绕在障碍物上。在这种环境中潜水尤其危险，一旦潜水员被渔网挂住，就很难脱身。
       既要突破生理极限，又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复杂水下环境，面对生死考验，下海犹如上战场，中国潜水员中依然不乏勇者，纷纷请战，有的甚至写下了血书。
       最终，第一次下水的任务，被全国劳动模范，上海打捞局潜水大队大队长马玉林接了下来。
       张智魁与马玉林共事已经长达二十余年，他对这位老同事出色的潜水技术与超人的勇气充满信任。
       在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马玉林穿上120斤重的潜水衣，顺着舷梯缓慢地下到水中。在他的脚下，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水下世界。
       接下来便是令人提心吊胆的等待，10分钟、15分钟、20分钟。40米、50米、58米，马玉林靠着超人的勇气，已经突破潜水界的极限，达到了当时我国潜水打捞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原来，他已经触摸到了沉船上一根粗大的桅杆，他心中涌上一阵惊喜，庆幸啊，自己终于到底了。假如沉船的位置再深下10来米，他就只有望船兴叹了。他鼓足勇气，顺着桅杆继续下潜，发现桅杆上挂满了丝丝缕缕的破烂渔网，而且下面的船体大概倾斜有四十五六度，因为他抱在怀里的桅杆明显是倾斜的。
       这下，他终于有把握肯定自己正悬在一艘沉船的头顶上。他按捺不住激动，立即向上面报告，顿时，他从电话里听到指挥室里响起了兴奋的喊叫声。
       张智魁根据马玉林的报告，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条沉船，就是令他神往了许久的“阿波丸”。
       具有丰富舰船知识的张智魁知道，桅杆的直径和船体的规模呈一定的比例，仅从马玉林报告的水下沉船的桅杆直径，他便可以作出这艘沉船应当是一艘万吨巨轮的判断。在这一海域的沉船里，只有“阿波丸”是万吨巨轮。从桅杆推算吨位，进而判定沉船身份，仅仅符合逻辑，是一个推断，还缺乏有力的物证。
       水面“咕嘟咕嘟”冒开了气泡，很快，马玉林钻出了海面。由于水深与压力限制，潜水员每次在水下作业不能超过30分钟。
       张智魁提醒大家，马玉林创造的58米，是中国潜水打捞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他告诫潜水员们不要超过这个深度，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意外。
       第二批潜水员紧接着下水了，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老潜水员顾存孝、严土法。
       快到30分钟时，顾存孝浮了上来。
       唯独严土法，迟迟不见踪影。
       35分钟，40分钟，依然没露出头来，糟糕！莫非严土法被渔网缠住了？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落到水面上，心悬到了嗓子眼儿上。
       45分钟，指挥船向严土法发出了严重警告。
       就在这时，海面水花直冒，严土法出水了。
       这个魁梧的壮汉，竟然气喘吁吁地从海底抱出来一块银光闪闪重达50公斤的锡锭！
       一上到作业船上，严土法便瘫倒在甲板上，连四肢都无法动弹了。
       第三批下水的顾忠顺、张石铭也有重要收获。两人下到海底后，发现沉船并登了上去。双脚一踩着倾斜的舱面，顿时被激起的淤泥、浮游生物、各种杂物遮蔽了视线。船上到处都是破烂的渔网，重量达到数百吨。他们逐一进行切割清理，小心翼翼地进入到沉船的驾驶舱。首先进入眼帘的是许许多多的箱子，两名潜水员兴奋不已，立即把箱子打开。然而，接连打开几只箱子，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失望地离开驾驶舱，钻进了后面的第一间舱房。舱房里竟然有一具尸骨，软组织没有了，只剩下一副还算完整的骨架，张石铭立即将尸骨连衣装进布袋，通知作业船拉出水面。接着，又把能弄走的一切装进布袋，一只接着一只地拉了上去。尸骨到了指挥舰上，才根据军装上的领章发现，这是一名日本陆军中将。
       可是，在清理同时打捞上来的遗物时，负责清理工作的高级工程师赵孟仪等人并没有寻找到任何可以准确无误地标明死者身份的证据。死者的身份得不到证实，沉船身份也就无法得到确定。
       接连三批尖兵已经将沉船情况摸了个大致不差后，大批的潜水员下水了。普通照明灯和镭射灯将黑暗的海底世界照耀得斑驳陆离，绚丽多彩。
       紧接着，第一批沉船装载的物资出水了，只不过，一口口一米见方的小箱子里装的并不是种种资料言之凿凿的金条、金砖、钻石、珍宝，而是在海底浸泡了32个年头却依然显得光亮的锡锭。
       赵孟仪注意到，每一块锡锭上面都模有“BANKER”的字样，后来才弄明白，“BANKER”的意思就是印度尼西亚一个著名的出产锡锭的地方，叫做邦加岛。
       那么，眼下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这是装载着锡锭等物资，从东南亚开往日本本土的日本运输船。
       但，依然还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条沉船就是“阿波丸”。
       邦加岛产的锡锭，怎么会在二战期间的一条日本沉船上出现？
       在战争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战略物资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战争初期，美英等国就对日本实施了禁运。日本一直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支撑着这场战争的，这也成为了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国不宣而战的导火索。
       由于东南亚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橡胶、锡、石油的主要生产地，日本一开始就寄希望于掠夺当地的战略资源，用以支持他们岌岌可危的战局，这就是所谓的“以战养战”政策。随着几次战役的失败，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运输被美军切断，“以战养战”的政策也随之彻底破产。在1945年的几次战斗中，日军飞机的许多关键部位，已经到了用竹子加以连接的境地。这种飞机几乎没有防卫能力，所以，以自杀式攻击闻名世界的“神风敢死队”，实际上是日本空军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不过后来被日本右翼分子刻意地加以美化而已。
       1945年2月，“阿波丸”启航的同时，美日双方正在硫磺岛展开激战。据当时驻新加坡海事特务机关的首脑日高震作等人回忆，日本方面为作困兽之斗，曾密令“阿波丸”尽可能多的装载锡和橡胶等物资回国。沉船上这些产自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的锡锭，与“阿波丸”装载货物的情报相吻合。
       打捞队据此认定，水下的沉船，极有可能就是“阿波丸”。
       证据很快便出现了，潜水员又从船舱里找到了两个名牌，一个是夏修三的，一个是杉浦隆吉的。经过与日本人提供的“阿波丸”乘客名单核对，夏修三、杉浦隆吉均在其内。
       时间、吨位、物资、死难者身份，4个方面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阿波丸”。
       奇迹，简直是惊人的奇迹！
       “半年找船”的设想，在张智魁和他率领的打捞人员手中被浓缩为“五一”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夜色笼罩着浩瀚的大海，当调查、判断、确认的工作完成之后，两则由张智魁签发的急电分别被送到了福州军区司令部和交通部部长的手里。
       报告：今日在牛山岛东10.99海里、方位100.3度位置发现“阿波丸”沉船！马玉林、顾存孝等下水探摸成功，已捞出大批锡锭和两块遇难者名牌……
       午夜12时，福州军区。激动不已的朱绍清副司令员叫人把“77·13工程”领导小组的人都“轰”了起来：“快快，张顾问已找到了‘阿波丸’，我们明日出海！看看他们怎样把金娃娃抱起来！”
       工程指挥部一片欢腾。也有那些坚持“落实领导指示不走样”、“半年找船”的同志既羞愧，又对张智魁陡然增添了敬意。
       ５揭开谜底留待后人
       1977年5月4日，也就是发现“阿波丸”后的第三天，中国政府决定，以“清除渔场障碍”的名义，对沉船实施打捞。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深水打捞工程，进入到了实战阶段。
       在打捞前，潜水队员轮番下水，无数批次地对船体进行更为详细地探摸，为制定翔实的打捞工作作最后的准备。
       沉没32年的“阿波丸”深陷在淤泥里，数百吨的渔网缠绕覆盖在桅杆、船舷，和任何尖锐突出的部位，阻碍着打捞工作的进行，更威胁到潜水员的生命安全。潜水员们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把这层“厚厚的外衣”脱下来。
       清障的第一步是进行水下爆破，通过不停的爆破，沉船的甲板被炸裂，船体上的淤泥与附着物也被震松后与船体分离。随后，潜水员下到船上，切割甲板，并在关键部位打孔，拴上粗大的钢缆，作业船上的浮吊接到讯号后，拉动钢缆，一块块的船甲板连带着附着物就从沉船船体上被揭了下来，这在打捞工程里，叫做“揭盖”。
       沉船被炸开了一个个的大口子，大量的橡胶和杂物涌出船舱，密密麻麻地漂浮在海面上。
       据打捞者描述，这些橡胶分白色和黄色两种，每桶分别重220和200公斤，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每公斤橡胶值1美元。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对“揭盖”大量货物涌出估计不足，现场出现了意外。
       当时海上风疾浪高，沉船甲板被揭开后，大量橡胶捆包蜂拥而出，涌上海面，作业船上的人员手忙脚乱，打捞不及，被海浪冲走的橡胶比捞到手的橡胶还多出许多。
       造成这一损失的还有一个令人愤慨的原因，由于指挥部系各单位联合组成，统属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担心功劳被别的单位抢去，彼此保密，事先不组织、也不通知。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海军的一只小艇为争捞货物，忙乱中竟自沉水中，造成险情。多亏众人手忙脚乱救助，才使之免于葬身海底！
       除了可以漂浮的橡胶之外，沉船上还装载了大量其他的战略物资。总共打捞出3000吨锡、5.661吨云母、1285.5公斤铌钽、11公斤黄蜡，以及大批橡胶。从私人物品中发现了一些金银首饰，但并没有美国人清单上列出的大批黄金、白金与钻石。
       单是这3000吨锡锭，后来卖给香港一家公司，便为国家挣回5600万元的美金外汇。
       “阿波丸”装载的物资，大都是制造飞机的主原料。据专家们估算，一旦它们被偷运回日本，就可以制造出接近硫磺岛战役时日军所投入的空中力量。对负隅顽抗的日军而言，这将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战局危急，日本当局不得不铤而走险，背信弃义，密令“阿波丸”将战略物资偷运回国。
       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军才决定在“阿波丸”返回国内的半道上，对其进行攻击。
       一场悲剧，就这样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艰苦的打捞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由于我国的打捞设备相对落后，实际上采取的是手工作业，大兵团投入，以蚂蚁啃骨头的战术进行。
       虽然打捞工作马不停蹄，日夜进行，但全靠潜水员们一次又一次从深达五六十米的海底将货物捞出，最多者一整天也只能捞出15块锡锭。总量达3000吨的锡锭，加上橡胶等货物共6000余吨，按照这样的进度，仅靠目前的这600名潜水员，粗算起来也得花上8至10年的时间！如果再加上清除塞满淤泥的船舱，爆破覆盖在船体上厚厚的烂渔网，要捞尽船上的全部货物，不知还得增加多长的时间！
       水上的清理工作同样浩繁复杂。所有的尸骨和物品出水之后，都必须先冲洗干净，然后晒干、造册编号、装箱。一些已经破碎的木牌，记录着遇难者的姓名，更须细心拼对，用胶布贴牢。
       2008名遇难者，已经变成了重达一千多公斤的白骨。
       打捞上来的还有各式用具：手表、瓷盘、花瓶、茶具、化妆盒、银链、牙雕、神像、印章、金笔，一一分类整理，经与资料检验，绝大多数与遇难者的情况相符。
       张智魁一再嘱咐：虽然死者中有日本军政要员、战争罪犯，又有无辜平民，他们的遗骨混淆难分，但整体上说遗骨寄托着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因此，要小心翼翼地装箱存放，准备归还日本人民！
       如此缓慢的打捞工作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沉船的身份才得到最直接的证明。
       1980年7月9日，“沪救捞3号”在冲刷淤泥，寻找货物时，发现了金属的闪光。打捞人员急忙对它进行冲洗，当淤泥除尽，在场的人员几乎一齐惊呼起来：“阿波丸！”
       是的，“阿波丸”三个汉字清楚地刻在硕大的船盅上。并标明了建造年代和所属公司：“昭和十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由于船盅是船舰身份确凿无误的标志，这个物证已最有力地证明：中国打捞工作者历时数年打捞的沉船，就是“阿波丸”。
       打捞队从物资的出水情况判断，美日两国提供的“阿波丸”装载货物的资料，基本属实。
       资料还提到了3个保险柜，强调它们就是藏匿大量珍宝的金库。但让打捞队感到困惑的是，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位置，他们并没有找到这3个保险柜。
       金库，到底被藏在哪里呢？
       打捞小组决定从客舱入手。这样做，有两个目的。首先，这是事前便已经决定的主攻方向；其次，他们也希望从死难者的遗物中寻找蛛丝马迹。在打捞队员眼里，这些死者的遗物是会说话的。从一批明显具有东南亚风格的木雕上，他们看到了这艘船的出发地。在遗物中间，还有标明了死者身份的铭章、首饰、纸币和汇款单。在水下浸泡三十多年后，这些纸币和汇款单依然完好无损，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难道，它们的主人早就有不祥的预感，所以仔细地进行了封存？
       通过进一步搜寻，打捞队有了两个新的发现。一个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去世以后分给后人的圆砚，其上还刻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还发现了郑孝胥儿子郑禹的一方印，而郑禹并未出现在“阿波丸”的乘客名单之中。
       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人。1930年追随溥仪，就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1938年病死。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阿波丸”上呢？郑孝胥无疑是大汉奸、大卖国贼，但以当时和现今的标准，他都算得上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文化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文物收藏更是无人能及。他的遗物出现在“阿波丸”上说明了什么？难道日本人果真在船上装载了中国的文物包括珍贵的“北京人”化石？
       虽然打捞队在断断续续的打捞过程中，没有找到预想中的宝库，但“阿波丸”之谜，却愈发地诱人。
       中国政府决定，把拍卖沉船物资所得的5600万美元用以购买先进的打捞设备。
       1979年，从日本花重金购买的海上万吨浮吊“大力”号正式进入打捞现场，中国的深海打捞装备终于迈出了“鸟枪换炮”的第一步。
       可是，打捞队经过在各个舱室的仔细搜寻，对美国人和日本人先后提供的藏宝位置进行反复搜索，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这时打捞已经进行了长达3年的时间。难道美国人和日本人送来的有关“阿波丸”上载有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钻石的财宝清单是不怀好意的国际大忽悠？还是情报有误？
       在打捞沉船货物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注意和日本方面合作，搜集鉴定死难者的遗骨、遗物。
       1980年，中国政府决定，正式向日方转交“阿波丸”遇难者遗骨。368具遗骨，218箱遗物，由上海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分三次向日本政府移交。35年后，“阿波丸”的乘客，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航程。
       尽管对“阿波丸”的财宝存在着种种疑问，但打捞领导小组还是作出一个决定，把“阿波丸”的驾驶舱局部起吊出水，然后结束整个“77·13工程”。
       在首先对“阿波丸”的驾驶舱进行解体打捞后，1980年7月6日，“大力”号开始起吊船头，由于船头过重，第一次起吊失败了。在经过慎重的准备后，第二次起吊开始了，沉没海底35年的“阿波丸”船头，终于破水而出。
       “阿波丸”的船名，已经被海水侵蚀，但英文名称的缩写，“AAAR”仍完好无损。打捞队将它拖到阳公码头，对它进行了分解，福建省平潭岛，成了它最后的归宿。
       1980年初，中国政府根据“77·13工程指挥部”送呈的报告，决定结束这一旷日持久的打捞工程。
       1980年1月，新华社发表消息宣告：
       “从1977年开始的清理牛山岛渔场水下障碍物，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残骸的作业，经过3年时间，已基本完成……”
       当时，中国政府对打捞的财物进行了严格的保密。
       而保密的结果给世界的印象是：此次打捞一无所获。
       如此浩大并引得世界注目的打捞工程竟然偃旗息鼓，草草收兵！
       新华社的消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有人为中国的失败幸灾乐祸，也有人以教师爷的姿态对中国指指点点。当然，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欲盖弥彰，向国际社会隐匿捞起的巨额财宝……
       中国最大的深水打捞工程突然宣布结束，至今，对这个决策的解释还是众说纷纭，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阿波丸”的藏宝去向上。
       坚持打捞工程必须下马的同志认为，“阿波丸”即使装有财宝，也只能藏在驾驶舱前部和货舱。在4年的时间里，打捞队已经反复对这两个部位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价值数十亿的财宝，绝不可能从一批又一批的潜水员眼皮底下溜走。所以结论只有一个，“阿波丸”上根本就没有装载什么财宝。在这种情况下，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继续打捞，只能是劳民伤财，极不明智。
       当时，张智魁已经调往上海，正忙于筹备经他提议创办的中国海洋水下工程研究院。创办这所专业学院最直接的目的，是他在具体的打捞作业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和世界在打捞技术与科学研究上的巨大差距。“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也能办到”，这句常常出自领导口中的口号，对提高自信心，鼓舞士气的确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深水打捞不是靠勇气、靠精神、靠不怕死就能完成的，“下水比上天还难”，这是国际打捞界的基本常识。张智魁再清楚不过，受技术与装备的局限，潜水队员每次下水不能超过30分钟，除去一下一上，留在水里工作的时间每次只有短短的10分钟。而为了保护潜水员的身体，每个潜水员每天只能下一次水。他知道，六百多名潜水队员个个都不愧为勇士。可是，超负荷，有时甚至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勇敢，换来的却是不少潜水员严重受伤，有的不得不提前永远地退出这一行业。由于他所处的高位，他得以有机会率团到打捞强国挪威、英国考察。与国外处于先进地位的同行们在基础理论、业务技术、打捞装备等全方位上的巨大差距，令他寝食难安。回国后，他便上报中央，尽快创办中国海洋水下工程研究院，获批准。
       在积极筹办研究院的同时，他也仍然兼任着“77·13工程指挥部”驻上海的负责人。
       当停止打捞“阿波丸”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他震惊了！
       张智魁严肃地诘问他的继任者、打捞现场总指挥：“找到40吨黄金、12吨白金、数十箱钻石、珠宝了吗？”
       “没有找到！”
       “那为什么不接着找？”
       “经过判断没有！因此用不着再白费劲儿了。”
       一向沉稳的张智魁激动起来：“难以置信！你们到过船长室吗？没有！到过贵宾室吗？又是没有！找到那几个保险柜了吗？也没有！这些极可能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没有探到，凭什么宣布这些东西不可能存在，停止寻找呢？你们要明白：数十吨的黄金、白金，只占很小的空间，甚至有可能焊在某舱的夹层，你们没有去找，怎能判断没有？”
       对方支吾半晌，无法回答他排山倒海般的质问！
       支持张智魁的同志的看法则是，打捞队没有找到财宝，是判断失误，宝藏不可能藏在“阿波丸”的中上层舱室，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对沉船甲板的承重度作出的判断。只有船底的厚度才可以承受体积小重量大的货物的集中堆放，而每个平方米的甲板顶多只能承受3吨的重量，超过3吨，甲板就会塌下来，酿成大难。
       也有人认为，由于“阿波丸”的猛烈爆炸，船上的货物，很有可能被冲入大海，深陷在淤泥之中。
       这两种分析，都意味着宝藏可能在船的底部，甚至是在更深的海底。
       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潜水要超过60米的极限，而在当时，60米水深对潜水员来说是根本无法逾越的一道门槛。
       张智魁回忆说：“我们有了新的设备后，才发现我们在前期的打捞过程中，沉船某些部位的水深不是最初测定的58米到60米，而是70米到71米之间。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超过60米水深，常规潜水就不可能进行了，因为时间一长，会发生氧气中毒，严重时甚至可能发生自燃。潜水员的生命也就无法得到保证。”
       显然，靠中国那个年代所崇尚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强行打破这个纪录，并不是勇敢，而是愚蠢，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
       由于“阿波丸”沉没地点的水深最浅处是58米，也就是重装常规潜水的生理极限，在4年的打捞时间里，如何突破极限，在深水作业，始终是打捞队要首先考虑的一个课题。如果打捞工程是因为无法突破潜水深度而被迫停止，那么，“阿波丸”的宝藏也有可能依然在海底沉睡，留待我们的后人去将它们唤醒……
       随着最后一批船队的撤离，中国政府正式结束对“阿波丸”的打捞工程。
       牛山海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对“阿波丸”宝藏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平息。
       又是26年过去，如今的阳公码头，已经找不到“阿波丸”船头的任何一点儿踪影；当年的主力打捞船“沪救捞3号”依然在服役；马玉林等潜水员退休已经很多年了，当年为他们当助手的潜水员，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打捞队队长。
       年事已高的张智魁早就离开了他过去所处的位置，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继续打捞“阿波丸”的梦想，始终相信，宝藏仍然存在于60米以下的海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