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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的失踪，一如当年她的被发现，同样震惊了世界。我们找回了祖先，又丢失了祖先，这是人类注定的宿命，还是人类难逃的劫难？
       藏匿了50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向她的子孙露出了神圣的尊容！
       距北京50公里处的西南郊方向有一座山，叫西山。在西山的东南山脚下有一个镇，叫周口店。周口店在70年前除了当地附近的村民外，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1929年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当一颗沾满了石灰和泥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从这里被发掘出来后，周口店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个名叫裴文中的年轻考古工作者，也一夜成名。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落日已经染红西山，发掘场地上，除了北风的呼号，便是荒草的哀鸣。虽然人人都感到寒意彻骨，但为了心中那份不灭的希望，大伙儿在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用最原始的运土办法，用绳子把一筐一筐的土从洞中拉上来，然后再一筐一筐地抬到洞外。
       由于天气太冷，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的裴文中准备下令收工。就在这时，远古祖先的大门仿佛“吱”的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他们很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神秘的洞穴。这个洞穴，会不会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呢？敏感的裴文中喜出望外。他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一边找来一截绳子拴在腰上，再点燃蜡烛，攥着手电筒，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将绳子的这一头拽住，我先下去看看！”
       裴文中拽绳而下，进入洞中，然后瞪大眼睛仔细察看。这一看，他被惊呆了：一片片的白骨——远古动物的化石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一块块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像是上帝有意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
       裴文中爬出洞口，把洞内的情况向工友们作了简单介绍，然后又和几位工友一起下到洞底。由于洞穴空间太小，他们只好每人点燃一支蜡烛，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尽管四支蜡烛都在燃烧，但洞内却越发昏暗，惨淡的光亮使他们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由于裴文中的一只手上拿着蜡烛，挖掘时就只能靠另一只手。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一铲地挖出，又一筐一筐拉到洞口……
       此刻，山野寒风呼号，雪花在风的裹挟中放肆地飘飞。天，渐渐黑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或者是由于到了收工的时候，周围显得异常寂静。洞穴深处，越发黑暗，几个人不说一句话，全都屏住呼吸，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
       突然，有人大叫一声：“这是什么？”
       裴文中和另两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急忙放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去。裴文中仔细一看，也惊得叫了起来！原来，眼前这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竟是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
       藏匿了50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向她的子孙露出了神圣的尊容！
       然而，用什么东西将头盖骨带出洞去呢？裴文中一时犯难了。是的，都是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想不到这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就在眼前！
       最后，裴文中想到了自己身上的棉袄。他三两下脱下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包藏起来，而后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弓腰走出洞穴。
       夜色中的裴文中摸索着回到当年考古学家师丹斯基和步林等人住过的乡村寺庙——也就是他现在的指挥部兼宿舍后，匆匆吃了几口饭，便将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向北平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报告这一
       惊人的发现。
       翌日一早，裴文中派专人把信送往北京。送信的人前脚刚走，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接着又跨进了邮电所的大门，急匆匆地给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步达生拍了一封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步达生看了裴文中的电报后，惊得呆若木鸡。
       很快，中国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传遍全球，全世界的人类学界、考古界都被震动了。裴文中的这一创世纪的伟大发现，如同东方横空扯响的一道闪电，顿时照亮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团漆黑的夜空，并使世界为之震惊，为之动容！
       战争无可幸免地发生了，“北京人”面临巨大的危机！
       如果日本不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有关“北京人”的故事，肯定是另一种演绎，另一种结局。但是，战争还是无可幸免地发生了……
       1941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院的门洞前，如同最后一张完整的面皮，在寒风中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1935年应聘来华，替任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自己办公室。如果说当年的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超人的洞察力，那么魏敦瑞在对“北京人”化石的发掘与研究中，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个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执著精神与精湛技艺。尤其是他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德国科学家的优秀特质。这些著述不仅是人类学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
       今天，魏敦瑞破例没有先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
       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忧虑不安。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
       而裴文中的内心却是左右为难，矛盾重重，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三个方案：1，在北京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2，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3，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原因是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若按第一个方案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隐藏“北京人”化石的秘密场所选在什么地方为好？其次，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了，但她终归是在沦陷区，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狡诈的日本人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探寻“北京人”下落，无论再怎么隐秘，恐怕也难逃日本人的魔掌；第二个方案从理论上说多少有些道理，因为只要能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日后的安全基本就有了保证。但问题是，在如此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若想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一次辗转数千里的大转移，风险极大，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有落入日伪或匪痞手中的可能；相比之下，第三个方案尚具可行性。因为只要将“北京人”化石用车辆运往秦皇岛码头，再将她装在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上，就能平安抵达美国。但问题是，“北京人”化石毕竟是中国的国宝，把中国的国宝“偷偷”运到美国去，岂不成了“大汉奸”、“卖国贼”？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能同意这一方案吗？全体国民能理解这番苦心吗？更何况，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中美之间早就签订过的条约，即“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怎么办？三个方案，各有利弊，各有长短，哪一个似乎都可以执行，但哪一个执行起来都有阻力，都有难点，都有危险！
       正因为“北京人”事关重大，一时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便搁出了大麻烦！
       老头儿的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1941年下半年，世界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6月22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短短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600多公里，大有长驱直入之势。
       而此时，度日如年的裴文中，仍然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在焦灼中等待，还是等待。在这无聊燥热、极其难挨的日子里，存放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化石，一时便成了游人关注的热点和闲暇的品物。
       在这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两个很奇特的日本人，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夹在其中，瞪着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打听、窥探。几乎每个星期，这两个日本人都要混迹于人群之中，光顾一次“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像幽灵一样地到来，幽灵一样地离去。
       11月初的一个下午，这两个日本人不请自便，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裴文中望着面前的两个小个子日本“学者”，并没有急于说什么。他知道，“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历来都是由许多外国的学者共同参加的，但是，由于一直对周口店发掘与研究工作予以资助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控制，始终没让日本的科学家和学者参加。日本人却并不死心。
       “裴先生，我们的意思是，鉴于您在国际上的崇高名望，以及‘北京人’化石对人类意义之重大，我们打算在您所领导的研究室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从事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若能承蒙您高抬贵手，在贵处容我二人一席之地，那实在不胜感激，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幸运！”叫长谷部言人的日本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终于道出了真实意图。
       裴文中对长谷部言人和另一个叫高井冬二的日本人的要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裴文中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两个不速之客想来这里“研究‘北京人’”化石，不可能纯粹是为了科学，一定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高井冬二居然在法国人德日进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裴文中的办公室。德日进是应中方邀请在这里专事考古学研究的法国大科学家。裴文中一见高井冬二，颇感惊讶，他没想到日本人如此神通广大，竟然把手伸到德日进那儿去了。
       德日进指着高井冬二向裴文中作介绍，说：“高井冬二先生希望能在研究室工作两个星期，研究一下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
       裴文中急忙借口推辞说：“现在没有办公桌，是不是等等再说？”
       德日进却说：“那就让高井冬二先生先在我的办公室工作吧，这些日子我就不来办公了。”
       尽管裴文中心里知道，高井冬二很可能就是来新生代研究室“卧底”的，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德日进是大科学家，又是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请来的顾问，所以不好再说什么，想等观察观察再说。这样，高井冬二就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来了。
       此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院长胡顿还作出规定：研究室人员夜间轮流值班，严防“北京人”化石被盗。这时的魏敦瑞还在用“北京人”作研究，同时用“北京人”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让“北京人”在保险柜外过夜。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巡视，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
       后来，魏敦瑞因故回国，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接手制作“北京人”化石模型。
       奇怪的是，日本方面，却不见任何动静。
       而这时，北平的天气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的飘落，1941年最严酷的冬天到来了。一天深夜12点，加完班的胡承志离开实验室后，昏昏欲睡的值班员蓦地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触了一下，心头随之掠过一种不祥的预兆。他起身抹了把脸，迅速出门，听到隔壁实验室传出轻微的响声。他猫下腰，轻轻来到实验室的窗下，然后慢慢抬起头来，从窗户的缝隙向里窥视。只见实验室角落的墙架上有一个晃动的手电筒，微弱的光束集中在保险柜上，一个人影弯腰站在保险柜前，一只干瘦的手上拿着一块桌布，既像是在为保险柜抹灰尘，又像是在轻轻地拨弄着保险柜上的刻度盘。
       值班员顿感惊奇。他猛地将门推开，同时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一道光束突然直射在了对方的脸上，对方打个冷战，惊叫了一声，干瘦的手迅速从保险柜上缩了回去，手上的桌布一下掉到了地上。这是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儿，是近几个月才出现在协和医学院的。老头儿的任务是在工作人员下班后，打扫各医务室和实验室的卫生。但对他的其他情况，谁都说不出个一二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值班员厉声问道。
       “先生，我是……是院务部派来打扫这间屋子卫生的。我今天有点儿事，所以来、来得太晚了……”老头儿指着身旁的拖把和水桶，很不自然地解释，脸上的窘态显而易见。
       值班员哼了一声，在老头儿身上反复打量了几眼，本想当场将对方扣留当作小偷交医学院处理，但觉得又没有充足的证据，虽然刚才自己好像看见对方有转动保险柜上刻度盘的动作，但又很容易被对方以擦拭保险柜上的灰尘为由狡辩过去。再说，老头儿到底是真的打扫卫生，还是一般的小偷，或者就是想把“北京人”化石窃走？现在还很难作出判断。如果他真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的话，恐怕问题没这么简单。不如来个放长线钓大鱼，今晚先让他回去，以免打草惊蛇，等明日将情况搞清楚后，再作处置。
       于是值班员故意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天这么晚了，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再打扫吧。”
       “好的，先生。”老头儿躬身施礼，收拾好拖把、水桶，一出门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值班员便将昨晚看到的情况向裴文中作了如实汇报，裴文中听后颇感震惊。二人经过分析，认为这里头定有文章。于是，裴文中立即赶到院务部，查问到底是谁派那个老头儿到实验室去的，又是谁给他开的门。结果，院务部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此事。裴文中又让院务部立即派人去找那老头儿，要当面对他进行盘问。
       可等院务部的人跑到老头儿的宿舍一看，老头儿屋里除了一个已经破烂的暖水瓶和一张摇摇晃晃的空床还孤零零地躺在墙角外，所有的生活用品早已清扫一空。至于老头儿本人，经过四处寻找，更是不见一丝踪迹。
       老头儿的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一个星期过去了，裴文中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依然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尽管当时的裴文中对这一切并不知晓，但凭着一种直觉和其他的有关线索，他感到“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地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于是，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上，再次飞往重庆。电报发走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时，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重庆方面依然杳无音信。
       遗憾的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来得太迟了。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翁文灏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好过的时候。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翁文灏早就收悉了。当时刚收到电报，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联系，周口店及后来发现的“北京人”化石研究的经费，均来自这一组织。然而，由于局势混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可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难以作主，为慎重起见，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词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北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去向之决定。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一个拳头要抗击小日本，另一个拳头还要对付共产党，再加之各种事务缠身，外交活动不断，即使很想顾及此事，也根本无暇顾及。
       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
       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作了如下安排：先找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再行妥为保管。
       遗憾的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来得太迟了。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时，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只差一个月。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而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在表达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这个是非之地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负责人。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一遍，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对方语气十分坚定：“我们在未得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猿人’化石标本。”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对方说。
       裴文中当即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
       大约三个星期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延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
       奇怪的是，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裴文中再也没有机会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
       于是，“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更为隐秘、更加复杂起来；而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北平，一片混乱。“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为了确保中国的“北京人”头盖骨能安全地转移到美国，美国方面从公使官员到协和医学院领导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纷纷行动起来。甚至美国公使馆还为“北京人”头盖骨的转移问题，专门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转运计划。该计划明确规定，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北平撤退时，先负责将“北京人”头盖骨用专列护送至秦皇岛，再将“北京人”头盖骨装在从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上，然后安全护送到纽约，存放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
       然而就在这时，即1941年12月7日，大洋彼岸的美国突然遭到日本偷袭！“北京人”头盖骨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永远不可逆转的大改变！
       珍珠港遭袭！一夜之间，“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去向不明。
       1941年12月7日凌晨1时16分，随着太平洋瓦胡岛海底“咔嚓”一声响动，五艘日本特种潜水舰如野马脱缰一般，向着驻守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疯狂扑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北平，一列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护送下，在极其神秘的气氛和冬日寒冷的霜雾中，缓缓离开北平站台，沿着“京山铁路”，按预定时间，向着位于渤海边的秦皇岛驶去。按计划，从上海方向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于12月8日驶达秦皇岛，接走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装在两个箱子里的“北京人”！
       然而，就在这时，日本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偷袭了美国珍珠港！12月8日，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北京、天津以及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并在秦皇岛截获了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而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哈里逊总统”号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启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紧追不舍，最后在上海附近扬子江口触礁。同时，还有一种说法，“哈里逊总统”号被日本炮火击中，搁浅在了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未能驶向秦皇岛港。所以，“北京人”化石未被装上“哈里逊总统”号——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去向不明。
       日军占据北平后，对美国驻北平使馆以及燕京、育英、慕贞等大中小学校，全部进行了封锁，北平协和医学院自然也在劫难逃。
       接管协和医学院的日方负责人，是日军大尉军官松桥。
       松桥曾留学德国洪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便是大科学家魏敦瑞的学生。此前，松桥曾多次作为日本学者，来北平协和医学院参观过“北京人”。由于他是学医出身，又对考古和人类学有研究，所以日方特地派他来接管协和医学院，同时负责搞到“北京人”化石。
       松桥带领的日本占领军在协和医学院的行动，比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干脆、利索得多。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占领了协和医学院的每个要点，并将住在医学院内的美国人全部捕获，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以及一名美国大夫和正在医学院养病的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也统统被拘押在了胡顿的住宅里。
       有趣的是，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不仅协和医学院的图书馆未遭毁坏，其他不少珍贵的资料和标本，也有幸得以保存。
       遗憾的是，正因为此，松桥后来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起来，和美国人关在了一起。其罪状有二：一是接管协和医学院后对“北京人”追查不力；二是对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太仁慈。
       与松桥同时进驻协和医学院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长谷部言人过去对“北京人”就垂涎三尺，始终未能如愿，故日本文部省对他在中国的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他是日本帝国派往远东最无能的一个人！但是，就在他为“北京人”绞尽脑汁而一筹莫展时，他得到了日军将要封锁协和医学院的消息，这对正处窘境中的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因此，长谷部言人一到协和医学院，便带着两名手持大枪的日本宪兵，直奔掌握着存放“北京人”保险柜密码的息式白小姐的房间。
       息式白曾是魏敦瑞忠实的秘书，魏氏去美国后，她一个人留在了协和医学院，继续从事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保管工作。这个夜晚的她在黑暗中尚未完全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被日本宪兵从床上“请”出来，并挟持着来到娄公楼地下室保险柜前。
       然而，当长谷部言人兴冲冲地将保险柜中的一切查找完毕后，这才发现，他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已经不翼而飞！
       息式白被两个日本宪兵带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座别墅里。日本人对她先是审问，后是威逼利诱，但息式白什么也不说。到了后来，在灵与肉的苦苦折磨中，她还是不得不作了交代：“北京人”化石已根据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指示，于12月5日装箱转移。这天上午，美国海军陆战队派了一辆卡车来协和医学院将“北京人”化石拉走了，听说是要搭乘由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这属重要机密，“北京人”化石拉走后，是存放在美国大使馆里，还是已被运走，她一无所知。
       至此，日本人感到从息式白身上再也得不到任何信息了，只得将她放了。接着，日本宪兵队又将关押在美军集中营的博文抓进了息式白刚刚受过凌辱的那栋别墅里。迫于淫威，博文大致交代了与息式白同样的内容。
       几天后，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博文，又被日本宪兵队重新送回了美军集中营。就在息式白和博文在那间别墅里遭受毒打和审讯时，松桥上尉和长谷部言人指示日本士兵，也在协和医学院所有可能匿藏“北京人”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反复严密的搜寻。然而，日本人除找到一些类似他们在地下室保险柜中见到的“北京人”石膏模型外，对真正的“北京人”化石依然一无所获。
       是谁弄走了“北京人”化石？美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长谷部言人想到了另一个人。
       宪兵们从裴文中手上一把抢过居住证，而后匆匆夺门而去。
       长谷部言人想到的这个人，是裴文中。
       “裴先生，实话告诉你吧，”长谷部言人说，“‘北京人’还没有被美国人运出中国，就不翼而飞了。‘北京人’现身在何处，你不会不知道吧？”
       裴文中一听“北京人”还没运出中国，而且已不翼而飞，不免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胡承志明明已交到了美国人手上，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北京人”化石曾藏身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方式存活了几十万年，并始终默默地注视着人类的变迁。而今，子孙们好不容易与老祖宗会了面，若是真的丢了，其损失是根本无法弥补的！想到这里，他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便再也懒得说什么了。
       面对裴文中紧闭的嘴，日本“教授”无可奈何，只好告辞。不过，临走时还是留下一句话：“裴先生，我们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也相信你的记忆力，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再见，后会有期。”
       几天后，几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审讯，然后厉声吼道：“拿出来！”
       “拿什么出来？”裴文中不解。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日本宪兵冷笑道。
       裴文中这才明白，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受人旨意，来没收他的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没有了居住证，他就出不了城门，无法离开北平，甚至连上街都很困难！但没有办法，他只好掏出居住证。
       宪兵们从裴文中手上一把抢过居住证，而后匆匆夺门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
       1942年8月的一天，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请人找到裴文中，说有要事相商。当他如约来到北京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很是彬彬有礼，几句闲谈之后，便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里。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教授刚刚来到北京。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裴文中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大日本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又过了几天，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挟持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龙骨山，查找“北京人”。裴文中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心如刀绞。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只得带着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这位著名东洋“间谍”的梦想，再次落空，他感到了绝望！
       从1941年到1942年，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尽管他和他的同伙们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但真正的“北京人”化石最终还是深藏不露，毫无踪迹。
       1942年下半年，长谷部言人从北平返回东京，当即向日本文部省呈上了一份在中国搜寻“北京人”的情况报告。
       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后，当即呈送日本裕仁天皇阅示。裕仁天皇看完这个报告后，当即作了如下批示：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日本文部省速将天皇指令交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再由陆军司令部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转达天皇的指令。至此，长谷部言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历史使命，随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继续“从事”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在中国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大事业”，则由日本“北支总部”一名著名侦探来完成。
       这位日本著名侦探叫锭者。锭者个子不高，平头短发，留着一撮日本武士惯有的小胡子，看上去既精干又老练，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透着一股阴冷的杀气。初次见到这个日本人，就像在山间的夜晚突然撞见了一只饥饿的野狼！因此，在日本同行的圈子里，锭者享有“老狐狸”之称。
       1943年初的一个夜晚，带着一副宽边墨镜的锭者，从东北启程，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中国古都北平。锭者潜入北平后，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裴文中。一见裴文中，锭者显得十分客气和热情。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句寒暄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北支总部’的侦探，奉军部最高命令，为找‘北京人’化石而来，希望能得到裴先生的鼎力相助。”
       “遗憾，我对你很可能无力相助。”裴文中不卑不亢。
       “我知道保险柜中的‘北京人’已经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时我还知道盗窃者就是美国人。我想，这些情况裴先生不会不知道吧？现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诉我当时‘北京人’丢失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的办公室在西城兵马司9号，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者离得远，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裴文中答。
       “负责看管‘北京人’保险柜的人是谁？”锭者问。
       “我只知道是美国人，到底具体是谁负责，我也不太清楚。”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锭者问。
       “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地下室。”
       “你最后看见‘北京人’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日美开战的前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头骨来研究，进过保存‘北京人’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锭者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热衷于做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只要你肯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为尽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从现在起你不能出门，至少两个礼拜内不能出门，要随时等我找你谈话。”
       锭者不愧是个精干、狡诈的老手，从裴文中家里出来之后，仅用了三天时间，他就把协和医学院内所有与“北京人”有关和可能有关的人，全部审讯了一遍，就连曾经用小车帮助博文把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进保险库的勤杂人员，也没漏掉。
       但锭者的“工作”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后，锭者把“希望”押在了美国人博文的身上。
       博文，这个昔日风度翩翩的美国学者，在日本人长达一年多的拘禁中，已经明显地憔悴和消沉了。锭者不分白天夜晚，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有时还用种种毒辣的手段摧残他的身体，用种种卑鄙的伎俩污辱他的人格。渐渐地，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了，几乎快成了一个神经病。但不管锭者怎么严刑拷打，他只把“北京人”怎样装箱，装箱后怎样押送到地下保密室，而后又怎样交到美国公使馆的情况讲了后，再也不说话。没办法，锭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样将博文扔在一旁。
       接下来，锭者在综合分析了所有的情况后，又将追查的目标重点转移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既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受美国公使馆的指令，去协和医学院转移过一批“货物”，那么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肯定就在其中。只要搞清“北京人”从协和医学院运出后，美国人将它藏在了什么地方，找到“北京人”就大有可能。根据两个美国兵的说法，“北京人”已被他们转押到了秦皇岛瑞士仓库——假设美国士兵的话是真的，假设“北京人”目前还没有同其他货物一起被转移至别处，那么“北京人”就应该还匿藏在秦皇岛瑞士仓库的某个地方。
       于是锭者马不停蹄，火速赶往秦皇岛瑞士仓库。锭者赶到秦皇岛港后，立即将“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向这里的日军司令官作了汇报，并要求派兵协助搜寻“北京人”。于是，整个秦皇岛港内港外，无论是大小板箱还是集装箱，统统以各种方式打开，逐一进行搜查；整个码头、仓库和货栈，铺满了从箱子中扔出的衣服、书籍、铁器、瓷器、木器等各色物品；日本士兵的皮靴在上边来回走动，几乎快将这些抛散的物品碾成一摊烂泥。
       锭者和士兵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搜查，最后连一块骨头碎片也没找着。这位著名东洋“间谍”的梦想，再次落空，他感到了绝望！
       一天夜晚，锭者把写成的《备忘录》密封好后，交给一位侍从，命他务必亲自转交给北支派遣军司令部。随后，他脱下自己身上那套精工制作的毛料军装，换上一件黑色礼服，跪在一个低矮的漆桌旁，面对墙上明亮的镜子，在胸前慢慢划了一个十字，嘴里说了几句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话，而后抓过一把日本武士军刀，慢慢对准自己的腹部，突然猛地刺了下去……
       当锭者躺倒在血泊中，苦苦等待着生命快快结束时，前来拥抱他的却不是死神，而是他的侍从。侍从将昏迷中的锭者当即送进医院，经医生紧急抢救，锭者的性命终于保住了。但他的侦探生涯，却从此结束了。
       不久，锭者被送回日本，很快就被关押起来。对锭者的此次中国之行，有传闻说，他其实已经找到了“北京人”；而对锭者自杀未遂一事，也另有说法：当有人得知锭者找到“北京人”后，立即对他实施了谋杀！故锭者不是自杀！
       不管谁真谁假，由于日本大侦探锭者的出现，“北京人”究竟下落何处，再度引起世界的关注。
       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秘密拉开了序幕。
       1945年11月19日，美国美联社在东京向世界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消息说：“北京人”在日本被发现！
       这则新闻对世人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刚刚躲过战争一劫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飞来的福音，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1946年3月31日，一架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飞入日本领空。飞机承载的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为朱世明将军，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5月5日，带着遗憾，李济离开了日本。
       尽管中国代表团回国不久，被日本人掠走的周口店化石标本以及其他资料等，很快就由盟军总部接收后交还给了中国，尽管只是极小一部分。问题是，如果“北京人”不在日本，又在哪里呢？
       1946年7月12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怀特莫尔寄来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想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骨的线索，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需要东京方面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您的亲爱的怀特莫尔
       怀特莫尔曾在1945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他在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美军总部工作，同时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以便让他顺利找到“北京人”遗骨。裴文中当即给他回信说，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在北京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可以提供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消息。
       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再也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回音，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怀特莫尔的这封来信。更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骨的线索……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按理说，怀特莫尔是美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这一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怀特莫尔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又是什么？
       裴文中反复看了怀特莫尔的信后，脑子里闪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问号。不过，根据怀特莫尔的建议，裴文中还是决定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并为善克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希望善克中校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
       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一幕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秘密拉开了序幕。
       善克中校是个相当精明而又能干的人。受领任务后，他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计划，立即开始了行动。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过来的、有关“北京人”的若干资料与情报，又对日本侦探锭者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而后立即启程，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
       善克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哈斯特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员。
       “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寻找中国“北京人”一事。希望上校能多多关照，把您所知道的情况尽可能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
       然而，哈斯特上校回答的内容与四年前在北平给锭者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他受美国大使馆的委托，派人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他一概不知，无可奉告。
       善克中校大所失望，双方一度陷入沉默。
       “哈斯特上校，”片刻，善克中校问道，“您作为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
       哈斯特上校一下激动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勾起了他的痛处，他大声强调说：“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诚。
       根据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
       善克中校直截了当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一言不发。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上士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诗作，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好像已经在关押期间打了五年的腹稿——
       1941年12月4日上午10点，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
       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往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口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
       车装好后，我坐上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当我们返回陆战队兵营大院时，兵营已经开饭了。
       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哈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麦克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飘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7点，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京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
       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这天夜里，雪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通过火车站的苦力，两辆卡车的东西被卸下后又装上了北京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8节和第9节车厢归我们陆战队专用。
       大约1个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岛方向驶去。我和杰克逊还有另外两名陆战队员怀抱卡宾枪，爬进各自的车厢开始了这趟押运的征程。没有暖气的闷罐车厢里湿漉漉的，冷得人直打哆嗦，尽管我们带着毛皮手套，但手指还是很快被冻僵了，几乎握不住枪。路上的积雪时常将列车堵住，为了扫除障碍，火车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待铲除轨道上的积雪，直到黄昏的时候才到达秦皇岛。
       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着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京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邮轮“哈里逊总统”号的到来。
       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
       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问道：“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
       “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
       “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
       “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
       “死了？”
       “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
       善克中校似乎还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出在哪个环节上？”
       “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脑袋说完后，不肯再说一个字。
       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上士，走出会客室的大门。
       当晚，善克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后，认为上士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
       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著的人。他随后在关岛美军医院又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后，又毅然决定亲自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再作调查。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中校率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京。
       善克中校要找的第一个人，是总务长博文。博文在经受了日本人一年多无端的关押和折磨后，现在总算又重新坐在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的交椅上，尽管心有余悸，精神也时常出现恍惚，但不久前也照常兴奋地喝起了美酒与咖啡。不过，也许博文对“北京人”后来的情况的确知之甚少，中校和他只谈了一会儿，便认定博文所讲的问题几乎全是重复的话题和过时的新闻，令人索然无味。
       中校又找到了息白式小姐。息小姐与博文一样，曾在日本人手中经历了一番疾风暴雨般的摧残蹂躏，如今随着战争的结束，也宛若寒冬过后的一束玫瑰，在不知不觉中便恢复了昔日的芬芳与情致。中校听完息式白小姐对“北京人”“序幕”的叙述，然后开始对一些细节进行询问：“息式白小姐，您说装‘北京人’的箱子里面塞的刨花，而不是脱脂棉，是吗？”
       “是的，我听说是这样。”息式白答。
       “您所见到的那口木箱到底有多大？是什么形状？您能向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吗？”。
       “箱子大概是这样的——”息式白张开手臂，在胸前比划了一下。
       “箱内的尺寸是不是18×20×2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那么箱外的尺寸和箱子的重量又是多少呢？”
       “这个我不清楚。”
       “箱子上锁的形状、颜色，您还记得吗？”
       “好像是……记不清了。”
       “您有没有注意到箱子上写有什么记号之类的东西？”
       “好像没有。”
       “比如，写有哈斯特上校或其他人的名字什么的。”
       “这个我不敢肯定，但我想不会有。”
       “听说您和日本侦探锭者到天津瑞士装卸公司的仓库走了一趟？”
       “是的。”
       “那么您认为日本人在天津到底找没找到‘北京人’呢？”
       “不知道，也许找到了，也许没找到。反正从那之后，日本人好像就再也没有找过‘北京人’了。”
       ……
       接下来，善克中校对中国方面的部分人员也进行了查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地方去了，该查的疑点查了，中校还是没有找到要找的“北京人”。最后，中校找到裴文中，将上述情况作了说明后，带着万分沮丧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国。
       而此时，大洋彼岸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正与死神作着艰难的对抗，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儿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他就是魏敦瑞。
       1948年7月22日，美国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近日来，大师整日焦虑不安，卧床不起。他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寻找“北京人”的最后呼吁！于是，在这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的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报告的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则恪守他的临终遗言，以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责任，从此在全世界开始了对“北京人”矢志不渝的寻找……
       新闻迭出，真假难辨。“北京人”真的在纽约吗？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马上动身，亲赴中国。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
       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1950年3月21日的一份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得他目瞪口呆——“北京人”被劫往美国。文章尽管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字措词上也显粗糙。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学界，无异于一颗横空炸响的原子弹！它不光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撼。尤其是对夏皮罗来说，简直就是惊恐万分了。但未等夏皮罗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员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是中国的国宝，被美国长期霸占达十年之久，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让“北京人”化石物归原主。
       夏皮罗看到这篇报道后，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叫苦不迭。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的主任和人类学会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辟谣”，为本馆正名。于是，他立即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纷纷站出来为美国辩解。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10月26日，德国柏林洪德堡大学古生物学家柯耐博士给中国科学院著名考古学家杨钟健寄来的一封信，又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亲爱的杨博士：
       今年春天，在伦敦大学学院动物系教员休息室进午后茶点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主任、脊椎古生物专家华特生告诉我们说，周口店的头盖骨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那是在魏敦瑞死前送去的。华特生上次去纽约时，看见那个标本在魏敦瑞的手里……这个标本是一个美国兵由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抢掠去的……我不知道您是否早已知道这个消息，我听说的时候却大为吃惊。当时以及以后我都不曾向华特生问过这个问题，只是立刻把它记在笔记本里了。根据华特生的谈话，我可以断言那消息是正确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柯耐 谨启
       杨钟健、裴文中等人看了这封信后，又惊又喜，又气又恨。惊喜的是失踪了长达10年之久的“北京人”今天终于有了下落；气恨的是美国人居然是个道貌岸然、卑鄙无耻的伪君子——明明窃走了中国的“北京人”，还故弄玄虚，装模作样，满世界地帮着中国叫喊，帮着中国寻找。
       他们很快将此事向上级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但不巧，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军队正在朝鲜半岛真刀真枪地打得死去活来，不可开交。所以，对这封信的真伪无法考证。而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政治逻辑，美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样，全都是坏蛋！是坏蛋，就不干好事只干坏事，所以宁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于是，杨钟健和裴文中在1952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文章，控诉美帝国主义者的无耻盗窃行为。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谁都没想到，失踪了十年的“北京人”突然又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冒了出来。一时间，世界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各国电讯频频传送。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对外播放这条消息；《纽约时报》为此还发表专门评论文章，指责美国当局的盗窃行为；日本报纸更是不择手段，大肆渲染，强烈谴责“美国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于是，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科学家、学者和记者纷纷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正因为有了这场“世界大战”，才迫使夏皮罗博士不得不拿出破釜沉舟的气概，坚定了一定要寻找到“北京人”的决心，以证明他所在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他本人的清白。
       夏皮罗的天津之行，满怀信心而来，满腔遗憾而去……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70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箱子被埋藏在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位美军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沓1939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须中方承担分文。
       这样，中国方面不仅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夏皮罗的到来作了周密安排。
       夏皮罗下榻北京饭店的当天，便与中方的吴新智等人会了面。会面后，夏皮罗除了对中方有关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外，还将自己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以及所掌握的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盘托出，并希望尽快安排他的寻找计划。经过短暂协商，双方当即确定了简单的寻找线路：先天津，后北京，再其他地方。
       第二天，夏皮罗向中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能拜访一下他仰慕多年却始终无缘相见的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想就有关“北京人”的诸多问题交换一些意见。但贾兰坡先生不久前已离开北京，到外地考察去了。
       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先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天津自然博物馆黑延易馆长和古人类学家黄为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计划。几经查访，他们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旧址。来到兵营旧址后，夏皮罗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第六号楼的照片，然后，他一边拿着照片查看，一边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夏皮罗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尽管原来美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六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六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六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因为那位老陆战队员告诉他说，箱子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肯定有无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那位负责人说：“地震前，他们没有发现过六号楼地下室铺有木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
       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
       之后，在黑延易和黄为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访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人士，这位人士想了想告诉他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就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六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六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他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听了这一情况后，绝望的脸上又露出了喜色。于是怀揣着一线希望，他们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据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六号楼地下室没见过木板，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箱子。
       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过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那儿，反复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
       带着一腔遗憾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1989年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北京人”到底在那里？
       “北京人”自从被中国的裴文中与贾兰坡在周口店发现后，便交由美国人控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负责保管；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的胡承志将包装好的“北京人”化石交到了美国人的手上；而正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搭船运至美国时，日本人却突然偷袭了珍珠港，致使“北京人”丢失。
       由此可见，正因为是日本人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才迫使“北京人”不得不转运美国保存；而又正因为美国人在转运途中保管不当，导致了“北京人”的丢失。所以，要说清“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只有美国人和日本人。
       遗憾的是，65年过去了，没有一个美国人或日本人说清楚了这件事情，也没有一个美国人或日本人愿意站出来说清楚这件事情。两个不同的国家，只作了一个相同的选择：沉默！
       时至今日，中国人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那么不管美国人也好，日本人也罢，是不是到了该向中国人有个说法的时候？
       编后：65年的寻找，65年的失落，“北京人”到底身在何处？在编发完此稿后，本刊收到一篇与“北京人”线索有关的纪实稿《“阿波丸”号巨轮沉没之谜》，“北京人”在“阿波丸”号巨轮上吗？“阿波丸”号被美军击沉后现魂归何处？“北京人”是否正好被击中或被海水吞噬掉？请关注本刊近期《历史天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