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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个与毛泽东半生命运紧密相联的名字，曾被流行于香港的一本名曰《红都女皇》的书极力吹捧，甚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澄清真相，还原历史，女外交官张颖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真实地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背 景
1992年，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至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
当时的传闻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但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书的写作水平及文字都拙劣得很，在内地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里，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以下简称维特克），她于1972年夏季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先后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于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到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与另外几个人都参加了。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陪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不那么寻常，直到今天还闹出些是是非非来。既然如此，我深感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把这段历史事实清理一番，记录下来，以便留给有兴趣的后人们查证或研究。
一、初见外宾，激情表演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
8月12日上午，在外交部新闻司办公室，大家像往日一样工作，只听得见翻阅文件、材料的微小声音。突然电话铃响了，把大家吓了一跳，司秘书接过电话，回头对我说：“老张，乔副部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
部长办公室都在三楼。我快步跑上三楼，西边是乔冠华副部长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我进去时，他正站着和王副部长讲话，他们见到我，很随便地说：“今天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同志要见一个外宾，派你去陪见。”我呆立着，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只是感到奇怪，江青见外宾怎么找我陪见呢？我问：“见哪国新闻记者？”因为只有见记者才和我有点儿关系。
“不是记者，是位副教授，友协的客人，让你临时去帮忙的。”乔副部长说。
“我不去，既是友协的客人，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怕不合适吧。”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可置人于死地，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事沾上边，我也不例外。
“和你的工作无关，这是临时任务，原本是周大使去陪见的，但他被安排别的陪见了。外交部总得去个人呀。”乔副部长很耐心地解释。
“另找别人吧，干吗要我去呢？反正是临时任务。”我坚持说。
“我和几位副部长，”他用眼睛看看身旁的王副部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去比较合适，一则是江青认识你（我们在延安时就相识，但我一直对她没有太多好感），我们就不用先去请示；二来呢，你搞过文艺，万一她问起什么，你还可以说得上来。就这一次，你还是去吧。”乔副部长说完话哈哈一笑，使我无法再说什么，他又转头和王副部长谈别的了。我只好退出来，知道这是命令，不能违抗，心里却老大不痛快。
我回到办公室，赶紧找《友协简报》，我总得先了解一下，这位副教授——即洛克珊·维特克女士，是何许人？为何来中国？来了多久？好容易找到几份有关材料，我匆匆看过，又认真记下要点，好在材料也简单。
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在我国访问。她想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已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在维特克的一再要求下，友协送上一份请示给周恩来总理，看是否要见。周总理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便立刻决定于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
我那时能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么简单。
8月12日下午两点一刻，外交部按照规格，派出的一个主陪见、主翻译小沈、礼宾司一副科长、一个速记员，都已到达接见厅，主管礼宾司的王副部长也来了。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因为是江青接见，不敢出娄子，所以也来了。她安排好每个人的座位，并就如何入场握手、摄影记者如何进出、正式照相时谁应该站到哪个位置等问题作了详细交代。这时友协负责人老丁和友协的陪同老陈也都进来了。我立刻走过去和老丁她们打招呼，说明派我来的原因，并询问了一点儿客人的情况。随后各人都坐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静静地等候着。两点三刻，王副部长一边急匆匆跑进来，一边告诉大家：“来了，来了。”
在场的人立即起立等候，在前呼后拥下，江青和姚文元轻松入场。王副部长立刻把我拉到江青面前说：“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首长认识她吗？”江青把金丝眼镜一扶，睁眼一瞧，放大嗓门叫了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你呀，小鬼，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我还见到你。是啊，嫁鸡随鸡，你就去了外交部。”然后挥了挥手，哈哈大笑起来。
王副部长已完成任务走了。江青忽然想起随行的姚文元，面向大家说：“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
江青和姚文元坐到当中主人的位置上，其他人也默默坐下。瞧着当时气氛，我只得站起来，把老丁请到江青面前给大家介绍，她是对外友协负责人，维特克来访是友协接待的，是否请她汇报一下情况。
江青又一挥手：“你们写的情况，我全看过了，不用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客人来吧。”
过了一会儿，友协的小俞陪维特克女士走进接见厅。江青立刻站起来，以惊人的速度走到门口，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也许感到这种动作过分夸张，便停了一秒钟，改用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非常热情地说：
“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说我骄傲了，是不是？”
维特克睁着美丽的眼睛，带着微笑，受宠若惊得不知所措。但她迅速镇定自己，用天真的语调、轻微而有点儿颤抖的声音回答：
“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在场的记者，“咔嚓咔嚓”按快门，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
江青说：“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哩。今天我就可以给你谈一些，你在中国还要住些天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你会有兴趣的。”
江青一面哈哈笑，一面滔滔不绝。她的声音本来有些沙哑，但拿着腔说起话来，使人觉得甜蜜蜜的。我来人民大会堂前，根本不知道她们要谈什么内容，只说是礼节性会见。我望望友协老丁她们，只见她们面目发呆，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坐姿像是很不舒服，但又不敢挪动似的。
姚文元坐在江青身旁，脸向江青那边歪着，时时微笑，泰然自若。
江青的脸部下边很难看，是个倒龇牙，但嘴角两边都有小酒窝。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她常常拿着一把檀香扇，把下巴遮着点儿，嘴边的小酒窝还露着，让人看得见，这就显得娇美多了。这已成为她的习惯动作，需要的时候，她总是拿着扇子。这时她正轻轻摇着扇，扇子发出一阵阵檀香味儿。
维特克立刻把握住时机，微笑着，也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太高兴了，我太感激了。我非常愿意知道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个人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我这样说不会错吧？”
江青微微颔首，表示赞许。她已经感到面前这个美国人很聪明，说话很讨人喜欢，或者真是个可用之材。
维特克接着说：“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深受教益。与你的谈话，一定更有意义。”
江青：“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江青已耐不住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
江青接着说：“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才能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一个中国主人说过要写书，只是想搜集点儿材料而已。友协的丁、陈两位，也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她们从未向任何领导人汇报过维特克要写书。
听江青这么一问，维特克还猜不透她的用意，迟疑片刻说：“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对我是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江青虽是嘻哈笑着，却是十分认真地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我坐在一旁，直到此时，才如梦初醒：江青之所以一定要见维特克，原来如此。我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只有姚文元藏而不露，像是早已知道这事。
维特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很难立刻作出合适的反应，讷讷地说：“江青夫人，那我请求，你所谈的，我都记录（其实她一直在记），因为太重要了。我不可能全部记在心里。”
江青道：“当然可以记，什么都可以记，但也可以不记，你看我这里有翻译，还有速记，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然后一起送给你，供你使用。”
维特克说：“那太好了，江青夫人，我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
谈话东拉西扯，很快过去了3个小时。主题总算是点出来了，江青让维特克给她写本书。她感到自己在中国已够威风，应该在世界上扬扬名了。
过一会儿，江青带娇带笑的声音，又在大厅里飘荡起来。她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非常亲热地对着维特克：“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给取的，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你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吗？鹤立鸡群。这就是出众呀，飞翔在天空真是美极了。”
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儿演员的表演味道，对此她自己十分得意。她说：“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那时我到了上海，找职业。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别人写错了字，才变成蓝苹。哈哈，蓝色的苹果，有新意。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上……”
江青又挥了挥手，接着说下去：“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江水也是蓝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维特克恭维道：“江青夫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整整一下午，她们谈得很热闹。江青情绪很高，看来她是预先计划好的。本来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大谈她个人的历史，且不系统。前边有关维特克的活动，我没有参加，完全不了解情况。我看看坐在身旁的老丁，她面无表情，大概也是无可奈何吧。3小时下来，我对维特克倒是有了点儿印象：她表面上年轻漂亮，也很谦虚，但实质上是很有城府的。她很快就抓住了江青的性格特点，对江青时时表示出天真的微笑。她很有心计，句句话都能说到江青的心坎上。她太会讨好江青了。
江青那带点儿沙哑，但仍调润得甜蜜蜜的声音又响起来：“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说是宴会也可以，你是我的客人呀。这里是江苏厅。”这时她站起身来，拉着维特克的手，很热情地带着维特克观赏江苏厅。
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绕江苏厅走了一圈儿，边走边讲解，兴致很高，随后又摆开宴席招待她。晚饭已毕，江青首先站起来，兴奋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
当时7点刚过，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只见旁门一开，全场灯光大亮，江青带领这一群人，穿场而过。她昂首阔步，自己鼓着掌。于是楼上楼下观众席上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走到正中座位时，江青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双手举起作感谢状。观众看见她还带着个外国人，更是一片哗然，欢呼不止。
我们几个大为惊讶，这种场面还真没有见过哩。大家想，这是搞的什么花样？干吗要制造这种场面？是争取人心还是有意做出来给维特克看？让维特克知道她在中国有如此地位？大概这两层意思都有吧。大家心中当然明白，江青来的地方，一般人是进不来的，这里边坐着的“观众”，都是经过挑选组织好的。
一直闹到11点多，江青和维特克话别时还特别提到，她会找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详谈。
二、违背指示，大谈军事
江青会见维特克，也不算件小事，友协要整理情况向上面反映，我是外交部派去的，也得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到乔副部长那里，把江苏厅的谈话，如实简要说了。他无可奈何地说：“江青要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你听了就算了。”我又告诉他，江青还要见还要说，还要整理记录，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乔副部长突感愕然：“再说吧。”
17日夜，周恩来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了解情况，他当然已看到友协的接待简报了。周总理告诉大家，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行前决定还要与维特克继续谈话。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开始谁也不说，还是周总理点名让老丁先说，老丁认为没有必要再见了，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那一天已说了不少。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他说江青去广州前已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他接着说，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她的水平如何？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他指着老丁和我说，你们分别找她再谈一次，尽量多了解维特克本人的情况。
我第二天就到北京饭店拜访维特克，我非常客气地和她闲谈，问她在中国过得如何，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否符合她的需要？其实我想知道她的中文水平如何，她对中国近代当代史的了解和研究的情况，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但结果让我相当失望。她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中文报纸也看不大懂。我很奇怪她是怎样把几篇文章翻成英文的（据说她把《红旗飘飘》中的几篇文章翻译并发表了）。近代史她知道些，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对孔夫子，她简直谈不出什么。古代史、文化哲学等等都不愿谈及或并不知道，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奇闻轶事却知道得不少。我真纳闷，这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吗？当然一两次接触对一个人是难以全面了解的。
19日晚上，周总理又召集会议研究情况。老丁了解的情况使我很有同感。维特克对蒋夫人宋美龄津津乐道，还有特殊的见解，并认为蒋夫人在美国很有影响，所以蒋介石就能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因此如果新中国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把江青捧出来，使美国人对待江青也像对宋美龄那样。所以她对江青有兴趣，她要把江青介绍给美国人，使美国也援助新中国。她的这种见解令人难以理解，甚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维特克的这一说法，友协简报上刊登了，而且江青也看过了，她却毫不在意。也许，她真想与宋美龄比试比试。然而，她对别人并不了解，尤其对美国政策及美国民情一无所知。
大概周总理与江青几天不断的电话商讨没有结果，8月24日半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几个人参加。这时维特克已经由江青办公室安排去上海参观样板团，看样板戏，并有专人向她介绍上海“一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经过。
周总理经过一天忙碌，已显得很疲劳了。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我们身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对我们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有点儿急事。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我们都和维特克谈过话，她对中国虽有兴趣，但谈不上熟悉。鼓励她写书，看来行不通。江青让陪同带去了5部有关战争的电影，老陈从上海来电话，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感到好奇，对其他的都没兴趣。
周总理此时望着我，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然后对礼宾司的同志说，“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28日到期。她不是说非要赶回美国开课吗？不要再延期了。”
说完这几句话后，他停了一下，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出一本《鲁迅诗选》交给我。“这是老版本，《
鲁迅全集》没有收进去。对了解鲁迅思想有参考价值，你带到广州交给江青同志，也许对她有用。”
大家看着周总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如此细致关心江青，很受感动。
在广州见到江青后，我拿着周总理临行前交给我的那本《鲁迅诗选》，对她说：“周总理让我转告您，维特克女士只有很少时间了，请您就谈一次文艺问题。这本诗选是他送给您参考用的。”随即双手把那本《鲁迅诗选》送过去交到江青手里。
“啪”的一声，江青把那本《诗选》扔到躺椅上，说：“行了，行了，你走吧，下午3点钟来向我汇报维特克的情况。”
回到为我们准备的高级迎宾馆，老陈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见面她就急着问：“我的好同志，你到哪里去了？维特克一直等着你，她说非要马上见你不可。”
维特克已坐在会客室里，脸上的表情不像往常那样微笑媚人，我和她握过手，刚坐下，她立刻生硬地说：“我和江青夫人第一次谈话的记录，相信你已经带来了，就请交给我吧，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维特克今天的样子，这样的命令口气，让我觉得有点儿可笑。我尽量礼貌地对待客人：“还没有整理好，需要修改和翻译。你要的不是中文原稿啊。答应过的事情，我们会做到的。”
维特克坚持说：“我必须亲自带走这份记录，明天你一定要交给我。这是江青夫人亲自答应过我的。”
“在你离开中国之前，第一次谈话记录，一定能交给你。今天下午江青夫人还要见你。”
就这样打发走了维特克。
8月25日午后4点，三辆小轿车把我们载走了。我们很快到了江青的住处。
江青一见面就问：“维特克的情绪怎么样？在上海谈得有意思吧？几部有关战争的影片是否都给她看过了？她都说了些什么？”
“据说她一部战争的电影都没有看，小俞告诉我，维特克自己说对战争什么的都没有兴趣。她只对你本人的历史有兴趣……”
“呵，你没有跟着去上海？算啦，她们也快到了，一切准备齐全了吧？”
江青踏入那间显得空旷的会客室（准确地说是间会议室），四周摆满了舒适的小沙发，中间正对大门还有几张大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准备的。离沙发不远处，有一张大长形桌，上面已摊开5幅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地图。矮矮的几处茶几上都放着一个或两个麦克风。
我已猜出今晚江青要讲什么了，无奈只得走到她身旁，极力压低声音说：“江青同志，据陪同到上海的同志说，维特克对战争没有兴趣。而且周总理特别交代，让我转达，请您只谈文艺问题。”
江青脸色突然一变，金丝眼镜后边，两眼瞪得鼓鼓地看着我，“哼”的一声就转身走开了。但一会儿又转过脸来，笑嘻嘻地说：“哎，小张，你看我今天穿的布拉基怎么样？藕荷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蓝色当然也是我喜欢的。”
这时我才发现，江青今天穿着一身真丝双皱料子的连衣裙，脚穿一双白色皮鞋，手上拎着一个方方的白皮包。“文化大革命”以来，还真是绝无仅有。
江青说：“我觉得女孩子穿裤子不好看，为什么不穿裙子呢？你们都没有裙子吗？李副官，明天给她们每人发一条裙子，算我送的。”江青的声音又陡然提高八度，吓了我一跳。我十分奇怪，江青的声音和脸色何以能如此千变万化，而且仅仅发生在一瞬间。
这时，维特克带着只有见江青时才特有的微笑走了进来。
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一起走进大客厅，让她坐在紧靠着自己的大沙发上，又特别对她介绍在座的一位男军人说：“他姓张，是我的老战友，谈西北战场，他是我的助手，喏，这些地图都是他准备的。”
维特克有一点儿吃惊，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她注视着茶几上的麦克风，娇滴滴地问道：“江青夫人，关于战争，我懂得很少，我怎么能记录下你的谈话呢？我想这不是扩音器吧？”
江青说：“这是录音器，我所讲的全部录下来，我不仅可以给你全部记录稿，而且全部录音带都送给你，该满意了吧？”
我听了大为吃惊。职责所在，不得不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把录音带送给外宾，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呀，别说得太肯定了，免得以后麻烦。”江青装作没有听见。
两人的谈话又开始了。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你长期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江青得意地说：“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走近那张长方桌。那桌上原已摆上三张大地图，还有教书用的长木棒。她拿起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
江青说：“先给你看看全国的形势图，看看三年半解放战争的图，得到一个总的概念，然后给你看看陕北的图，这样就容易理解了。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
说到得意处，江青还答应把地图送给维特克。
一直谈到晚上9点，吃晚饭时，维特克问：“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说：“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他欺侮我。”
维特克惊讶地说：“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道：“有一次我弄了点儿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做出钦佩的神情：“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得意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开完会后看了一个文件，总理叫我休息，在人民大会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郑维山和他那一伙人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当时还不知道。我说，那怎么行，两边都有几万人，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宣传没用，要派坦克，挖战壕。我说，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但远离现场，在坦克装扩音器。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吴法宪说：‘哎呀，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我说：‘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连这点事还不知道？不能开枪。’总理支持我，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办法很有效。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突然袭击，我1967年9月5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
维特克说：“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9月5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
江青：“因为陈伯达的破坏，那次讲话是分好几次讲的。主席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视察。所以他们动员一些人层层包围中南海。”
维特克：“最好能把你的提纲给我，因为我只作了简单的记录。”
江青挥了挥手，道：“我只能大概地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具体日期还要核对。你应对你们的读者负责，所以你要知道年、月、日。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纠正呢，因为我要核对数字，不能让谬误流传。比如说，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江青强调道：“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一笑：“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说：“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捡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儿，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儿？”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儿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贺子珍同志，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贺子珍同志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这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宾主在餐厅坐定后，江青继续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儿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儿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饭桌上的人，尤其是几个女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大感惊愕，老陈不敢抬头看，偶尔用眼睛扫了一下江青：她可是得意非凡，面不改色。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晃晃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嘻皮笑脸走过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嘻笑，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坐在桌旁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真不知道她还会说出什么难听的来。
我心里感到十分烦躁，走到室外，仰望天空，天空是黑沉沉的，没有星光，四周没有虫鸣，心中有点儿茫然。室内不断传来嘻笑声，我只好再往远处走，使自己能呼吸一点儿清新空气。
饭后，大家又回到客厅。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儿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
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维特克说：“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指图）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那是1947年，斗争很尖锐，斗争从1946年开始，到《双十协定》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留给敌人，这样敌人背上包袱，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我们集中主力，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现在谈起来很容易，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出的。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六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着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谈话到深夜结束时，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抢起那些地图：“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江青夫人，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
江青说：“是送给你的，不忙拿吧，我会让人给你送去。你拿着不方便。”
维特克笑道：“还是我自己拿走好，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些地图，走出门外，登上了汽车。
我们回到了广东省迎宾馆，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天下来身体疲乏至极，但我却毫无睡意，头脑也格外清醒。这间没有空调的大房间，一阵阵闷热向全身袭来，我把两架电风扇打开，躺在那张大的红木躺椅上，真想安静下来，但怎么也安静不了。我一夜没有合眼，江青这一天的所作所为太出人意料。她为了自己出风头，扬名世界，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向北京打电话，听听上边领导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10点，我给北京外交部打长途电话找到王副部长，向她详细汇报了昨天的情况，主要是谈话内容，并请示她如何处理。王副部长说她一定转达上级，但却没有办法让江青不说，她在北京也很难让维特克按时离境。
刚过11点，头天在机场上接我的那位警卫战士又来了，说是首长要立刻传见。当时我把礼宾司唐处长拉上，多一个人好帮着说话，我们还商量好一定要维特克如期去香港。
这次我们被带到另一个地方，据说是江青在这个城市的常住之处。
一见面，江青就尖声道：“维特克女士对于昨晚的谈话有什么反应吗？她的情绪如何？”
“昨晚在汽车上，她又表示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
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
我提醒说：“明天，最迟后天维特克女士必须到香港，她的机票已订好，假期也满了。”
礼宾官也随即婉转地向江青陈述了理由。
江青好像没有听见，命令道：“把维特克女士的行期推迟6天，立刻给我办。”
三、亲改记录，树碑立传
29日下午4时，江青陪维特克游兰圃，我又是第一个被汽车载到那里。江青这天穿着乳白色连衣裙，戴着金丝眼镜。陪侍她的一群女服务员，一律穿上藏青色裙子，白色上衣。她们手上拿着许多厚纸板，还有各种植物标本，高级专业照相器材已摆在一个亭子正中。兰圃里绿树葱郁，使人有清新舒适的感觉。弯弯曲曲的小径错落有致，各色品种的兰花、盆景摆在路的两旁，芳香袭人。我又一次吃惊：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这里居然保留着如此美妙的所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江青抬头一看是我，瞪着眼就叫开了：“我送给你的裙子呢？为什么不穿？我不是让你们都穿裙子吗？”我一听，原来是为这个呀，心里轻松了一下，但看到江青凶狠的眼神，知道是要找我的毛病了。其实我已经有许多年不穿裙子了，也没想过要穿。那天李副官送来五条黑色麻绸短裙，分给每个人，谁也没穿过。没想到江青今天却因这件小事发那么大的火。
我只得抱歉地说：“江青同志，我的皮肤过敏，怕蚊虫咬，所以没穿。”江青吼起来：“我都不怕咬，你就怕咬吗？……哼哼，笑话！”
我正发愣还想解释两句，李副官一见这样子，立刻过来拉着我轻轻地说：“快走吧，我用车子送你回去，换了裙子赶快来。”
我坐上汽车之前，李副官打电话回宾馆，告诉所有女同志，通通穿上黑裙子。
这天整个下午在兰圃，江青完全是个演员了。她走来走去，有时是一路小跑，或者可以是说跳来跳去。总之非常活跃，简直像只蝴蝶。维特克举着照相机，为江青拍了各种姿势的照片。
江青坐在亭子中的小椅子上，拿着厚纸板，服务员送上植物，她做标本，维特克从各个角度为她照相。江青向维特克讲解各种植物标本。
我们几个人，跟在后边观察，江青今天是要让维特克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艺术家、摄影家，甚至是植物学家。生活多姿多彩。概而言之，一个杰出人物身上应有的全部特长，她一样也不缺少，甚至更多。
江青说：“你知道，我养猴子哩。猴子呀，最富有人情味儿，动物界中，除了人就数猴子最有灵性。你知道吗？猴子还懂得吃醋哩，那就是妒忌，这是动物最高级的感情，哈哈哈，有意思极了。以前我养了一只猴，我时常抱着它。有一天它坐在远远的桌子上，我和一个孩子正开玩笑，你猜猜怎么样，猴子飞快跑过来，就用爪去抓那个孩子，嘻嘻嘻，那就是妒忌，也就是吃醋。”
维特克也跟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维特克献媚道：“江青夫人，你的见识真是广博，而且对什么都有很高的洞察能力。我真是非常非常佩服你。”
嘻嘻哈哈过了一下午，太阳落山了。江青与维特克话别：“今晚我请你吃山东菜。这里不是山东，但我有从山东来的好厨师，做我的家乡菜，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天傍晚，我们又来到那幢高大建筑物中。女服务员引导我们走进另一间大厅里。正对着沙发的另一边，有一长条桌，上面堆满了书。最引人注目的是线装《二十四史》，还是用木匣子装好了的。我随手翻开一本，是清代版本，在国内都已不多见。还有重印的线装《古诗源》，新版20本精装《
鲁迅全集》，线装新印的《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还有不少其他各种书籍。我们几个在桌旁浏览。
门外传来脚步声、谈话声。江青、参谋、副官和服务人员先后进入客厅。江青今晚穿的是宝蓝色西服，兴致勃勃。后边跟着的两个服务员，手中端着一大茶盘茉莉花、白兰花花球，另外还有些别的什么。
江青进门就说：“你们早来啦？你们看，这些书都是我预备送给维特克女士的，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没有一套《二十四史》怎么行？”
我们一听都有点儿吃惊，这样名贵的《二十四史》送给维特克个人？这是违反规定的呀。我想反正我已经把她得罪了，该说的我还是说吧，也不必顾虑了。
“江青同志，这套《二十四史》，国内也不多见。按规定是不能送给私人的，你或者送给维特克女士所在的大学，也许更有意义。”
江青：“谁说不能送？我自己花钱买的，你知道吗？我有的是钱，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这是有关文物出口的规定，需要文物局批准的。”老陈轻声解释了一句。
江青：“谁的规定？周总理不是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套吗？周总理能送，我就能送。”
江青脸色一变，蛮不讲理。
“据我所知，周总理是以国务院名义，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小沈很认真地又说了一句。
只见江青眉毛一挑，正想发作，刚好这时小俞陪着维特克进来，算是解了围。
江青立刻上前拉着维特克的手，亲热地微笑着。服务员快步走上前来，把那盛满鲜花的盘子送过来，江青高兴了。
江青：“这是茉莉花穿成的花球，你看，有小花环，还有白兰花，这样清香，这样洁白，美国有这些花吗？”
维特克：“也许夏威夷岛上有，我不清楚，不过不会有这么清香的花，真美，真可爱。”
江青：“这是我特意准备送给你的。休息的时候，我很喜欢穿花球，每天换一个，你看穿在扇子下边香得很。”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精细雕刻的檀香扇，扇子上坠着茉莉花球，对维特克说：“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这把扇子是特制的，比市面上卖的要精致得多。”
维特克甜甜地微笑着，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江青这时拿出几串小茉莉花，给我们几个人：“这是送给你们的，不然我就太偏心了。”哈哈一笑。
江青又转过身来，取另外的东西。
江青：“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媚人的双眼，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维特克：“我该如何感谢你呢，江青夫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客和慷慨的主人。我想世界上都少有。”
江青：“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长远的朋友。还是一部伟大作品的合作者，是不是？哈哈哈……”
江青话音刚落，好像又想起什么，眉梢紧紧皱着。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有的是钱，主席那么多稿费，用都用不完。她们（指着我们几个人）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江青突然站起身来，转过头指着我说：“不要看她是我的部下，文化大革命前，她跟着四条汉子，是不是黑干将呀？哈哈哈……”
我正感到江青那古怪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来得突然，于是我也冲口而出：“江青同志，我和谁都只是上下级和工作关系，扯不上什么干将不干将的。”
江青瞪我一眼，转过身来又嘻嘻地对着维特克说，边走边用手指着书，一一告诉维特克。维特克时而惊讶，时而赞叹。
江青也觉出她脸部表情的变化，更显得亲热：“这不算什么，我喜欢你，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些书我会告诉他们，给你装好箱子运回美国去。好啦，好啦，现在我们去吃山东饭。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江青说得头头是道，突然打住，说，“我在这里还有山东厨师呢，我们该入席了。”
四、主席招呼，不得外传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去了。
除了参谋，我们所有陪维特克女士的人员，于当天下午坐上民航客机回北京。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好容易挨过这恶梦般的几天。
老陈、小沈和我坐在一排座位上，老陈轻声问道：“我看这件事情没有完啊，江青还要把记录送给维特克女士哩，我包里不是还带着按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吗？”
我随即说：“我看这些记录不能给维特克，到北京向领导汇报后，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吧。维特克是回美国去了，我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还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从我个人的职责来说，回到北京后，我首先要向领导汇报在广州的情况，在第二天上班后，我就拿上从广州带回来的全份录音记录稿，先向乔副部长汇报。他先还有兴趣听一点儿，接着不耐烦了，挥挥手叫我去找王副部长。我把记录稿拿去找王副部长，照样汇报，她说这事谁都管不了，等以后再说。我只得把全份记录稿拿出来，交到她手里。我说这次任务对我来说已经完成，记录稿的事情就请上级处理吧。
9月6日上午，王副部长匆匆跑到我办公室，把我叫出门外，说是首长有命令，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要我继续负责，今天10点在129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我心里立刻涌起极大的反感，对她说：“部长同志，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你不能提点儿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应该向上级反映！”
她说：“别啰唆了。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
在一楼那间129室，除礼宾官外，全部到齐，包括一位穿军装的局长。很快，大家就叫嚷开了：
“怎么个整法呀？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
“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应该明确，不然我们也不好整。我们只是接待班子，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
“如果要送给维特克，那还得翻译成英文，得花多少工夫啊！”
王副部长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着急了，提高嗓门说：“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要整理这份记录，我们只能照办。首长指示：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一字不许错，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你们两人一组，轮流核对。”
说完转身走了。大家鸦雀无声，每人找把椅子坐下，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准备核对。
七个人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真是弄得头昏脑胀的，好在只要求一字不差核对记录，倒也不太费精神。整日坐在板凳上，累得慌，最后一天结束时，老陈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你看，倒是一字不差核对完了，但句不成句，段不成段，东拉西扯，这样的记录算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原始记录，我估量有数十万字，要铅印出来，江青要自己审查修改，以后还不定要怎么折腾呢。”
这时办公厅一位同志来传话：“刚才首长处陆秘书来电话，说这阵子你们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在钓鱼台请你们全体看美国电影。吃过晚饭在楼前集合，有车送你们去。”
我们几个人像是有点儿迟钝似的，相互看看，不吭声。本来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对每个人都是高兴的事，也很少有这种幸运。吃过晚饭，大家先后坐上一辆小面包车，但相互并不交谈，可能是谁也找不出可以谈的话题。
面包车驶到钓鱼台东门停住了。警卫人员拿着名单，挨个点名核对，好大一阵子才放行。进大门驶过一座小石桥，对面的那栋楼就是10号楼了。
天色已近黄昏，副官来到门外，招呼大家进去看电影。对这栋10号楼，人人都感到陌生。进门向右拐个弯，是一间可容纳二三百人的放映厅，摆放着带扶手的沙发椅，对面有宽银幕，后边有专设的放映室，室内灯光很暗，江青的声音传了过来：“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你们部长告诉我，记录初稿已整理完了。今晚请你们看《音乐之声》，这是维特克女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用芭蕾舞剧《白毛女》记录片和她交换的。你们都没有看过吧？我已经看了几遍，今晚请你们看，改天还请你们去江苏厅吃一顿，算我慰劳大家。”
江青没有起身，大家也就原地向她点头行礼。江青一般不轻易和别人握手，是怕传染病。她坐在大厅中间靠左的一张椅子上，这会儿大家才看清楚，她坐的是一张大靠背沙发，脚下还垫着软软的小长凳，腿上盖着一条绿色毛巾被，右边茶几上放着带盖茶杯，还有一个小瓷碟上放着一些白色小毛巾，看样子她确实非常舒适地在享受、在欣赏，几位女同志就近坐下来。
10月末的一个星期二下午。王副部长找到我的办公室，把我叫到走廊上，又神秘又夸张地说：“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大发脾气，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这你很清楚呀。她的谈话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字不改就是这样，能怪谁呀。”
“别的事我也管不了。我是来告诉你，今晚6点你和徐尔维到首长那儿去，该怎么办，你去听她的。而且首长吩咐，这项工作还得保密。”
我听了又气又恼，感到奇怪，这件事部里怎么就没人管？从广州回来我向几位副部长都汇报了，现在怎么还要去整理那记录。没法子，我回到办公室，没过10分钟，小徐就找来了。
大食堂是6点钟才开饭，去钓鱼台至少得走30分钟。我们两人到食堂，还没到开饭时间，只得各买了一个馒头，夹上咸菜，放进小饭盒。然后直奔钓鱼台江青办公室。
原来江青的办公室就在那栋10号楼里。
一直等过了7点，还没有听见一点儿动静。我们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散步，也没什么话可谈，毫无目的地走近大门。忽见有间屋子灯光特别亮，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原来是一间设备齐全的治牙诊室，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在整理着什么，大概听到有声音，转过身来打个照面。我好奇怪地叫了声：“张大夫，原来是你呀？诊室怎么搬到这儿来啦？”
“你又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我这个大夫呀，这叫随传随到！”他苦笑着说。
我和这位张大夫早就认识，彼此还了解，但交往不多。在这种场合相遇，都感到有一些惊奇，又不想多说什么。
正在这时，大办公室里有响声了，不止一个人进入那里，我和小徐很快走出来，听见有人向江青报告：
“外交部两个女同志和张大夫都在等候。”
“叫她们两个进来。”
等我们进去，江青说：“你们都坐下。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不行。完全照录音，有些地方就不通顺了，得重新整理，我亲自修改。你们不懂，把张局长也请来，他也可以出主意修改，你们作记录好了。你们印的稿子都带来了吗？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说着，她出去了。
我们从手提包里把已经铅印好的第一本记录稿拿出来放在桌上，坐着等候。突然隔壁传来一声尖叫。“张大夫，怎么搞的嘛，我受不了。”这是江青的声音。她正在那间特为她搬来的诊室治牙哩。
“首长同志，请您忍耐一点儿，这又不疼，而且只要一两分钟就好了。”张大夫说。
“不行，不行，我的神经受不了，你那些个机器发出怪声，太刺激。算了，我不治了。”
沉默。又过了一小会儿。
“嘻嘻，哈哈，对不起张大夫，我不是怪你。就算是我的毛病吧，咱们慢慢来好不好？每天磨一丁点儿，你可是得在这里等着，哈哈。”江青飘然进来，往那张大靠背椅上一坐，脸死板着：“副官，给张局长打过电话没有？该来了吧。”
“报告首长，没有找到张局长本人，已经传话去找，一会儿就到。”
江青抬起左手看看表，没说话。室内那座落地大钟敲了8下。这时女服务员端着一个不小的托盘进来，放在江青面前，这是给江青送来的晚饭。
我和小徐坐在江青对面，我们对她的晚饭有点儿好奇地注视着：托盘里除了碗、筷和碟子之外，放着六七个青花带盖的细瓷罐，江青把盖子打开，原来是一个较深的碟子盛着各种菜：蒸鱼、肉丸子、青菜、豆腐，还有鸡汤等等，瓷罐装着滚热的水，这样菜拿上来就可以保持温度，不会凉。我感到看别人吃饭怪没礼貌的，正要起身走开，这反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立刻把我们两人叫住：“你们坐着吧，我吃我的，咳咳，你们懂吗？饮食营养治疗，比什么药物都重要。我要保持固定的体重，不能发胖，还要保证有足够营养价值的食品，我可不要大夫来干涉，我比他们懂得多，要听他们的呀，那就什么也别吃了，没意思。”她总是那样旁若无人，这已成习惯了，不在乎别人看她的吃相和高谈阔论。小徐用手推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
张局长终于来到，江青脸上显得高兴起来，也没有再提谁把记录弄得不像样子了。
江青：“老张，还是得把你请来，因为你是我的参谋，关于记录的事，还得请你来办，你知道，她们都不懂战争，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没有你怎么行。”
“首长，核对录音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的，初稿校对，一字不差，但是还得修改，特别是文字润色。您的命令，我从来都执行。”
“那太好啦，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全部记录修改，你都来参加，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我们修改，她们作记录，这样会比较快一些。”
这时张局长才看见我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他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握手，好像也感到江青说话太不客气，赶紧接着说：“首长同志，我们一起修改，一起修改。唉唉，在文字润色方面，她们比我强，今晚我们先试试看，您看可以吧？”
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难道这还是什么好差事么？我早已烦透了。
在座四人，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开始修改记录。小徐一句句念，江青手里拿着铅笔，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画线，不时停下来和张局长议论一番，如何把段落改得合理，情节写得清楚。常常是张局长建议如何如何，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拍板之后，叫我在那份记录稿上改过来。这样倒也使得我们两个人感到轻松些，可以不用脑子。江青要改这，要改那，照改就是了。可是用这个方法修改数十万字，也真是够受的。直到午夜时分，还没有改出几页来。突然江青叫停住，她站起身来，伸伸腰腿：“哎呀，都过12点啦。”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江青吩咐：“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宵。”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长盘进来，把江青的夜宵摆到了她的面前。
在大食堂吃完夜宵，服务员又带着我们返回。这位服务员就是刚才给我们端茶的那位，她边走边说：“你们是有特殊任务才来的吧？我从未见过你们。你们不知道，首长吃完夜宵，还要运动和休息，你们先在外边透透气吧。”小徐接着说：“都快两点了，你们首长什么时候才睡觉呢？”
“难说，最早也得4点吧。她晚上办公，白天睡觉。我是小夜班，把你们带回去，我就该下班了。我带你们去看看首长运动的地方。”
我轻声说：“服务员同志，首长没叫我们去，怕不方便吧？”
“没有关系的，来过这里的人都去，不要紧。”我们从10号楼的旁门进去，经过一间陈设考究的大房子，桌上摆着小盆景，长条桌上放着一个较大的玻璃缸，里面养着各色热带鱼。服务员介绍，这是首长打桥牌的所在。穿过这间房子，走到一处比较宽阔的地方，灯光很亮，四周站着20来个人。我们二人远远站在角落处。江青和陆秘书正打乒乓球，有服务员为他们捡球，还有人在旁边叫好助兴。我看看四周，没有一个认得的人。这地方像是从房间延伸出来的一片平地，已装上屋顶和特别的灯光，但三面没有墙，可以看见外边的大树。大概是专门为江青运动而修建的吧。
大家走散了，江青却兴冲冲地走过来，发现我们二人站在角落里，就说：“嘻嘻，你们也出来了，这里多好，说室内吧，可和外边通着，所以呀，空气流通，对我运动最合适了。来，我领你们看看我的小菜园。”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不算太大的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面果然种着西红柿、茄子、豆角、菠菜什么的。
江青：“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的实验田。你们看，冬天在顶上装好玻璃就变为暖房，我还种各样蔬菜，以后分送给你们吃。在这里呀，我可不种花。”
江青走进内室，我们两人就回到那间大办公室坐着。屋里只有张局长一人，独自在看那份西北战场的记录稿。过了好长一阵子，江青才慢慢走进来。她先到门口那个红木大镜子前，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木梳，不断梳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然后走近那张大靠背椅子坐下，打哈欠了：“哎呀，都快天亮了吧？这一天可是真累了。”
三天之后，我们又被召到10号楼，张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9点多钟江青才到。仍然是他们两人商议，我们两人记录，这一次可是顺利得多了。因为张局长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但内容太复杂，还是很难弄懂。不过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凌晨1点多钟，这篇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江青十分高兴地说：“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10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我们俩点头收拾东西，正要走出门去，江青又把我们叫回来，吩咐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
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自从广州回来，我和小徐经常加班，被这份记录折腾得够苦的。因为下令要保密，又不许带回家，在办公室里吧，日常工作还得干。
那些天我老在琢磨，我向部里几位副部长都汇报过了，既然他们也确实有为难之处，江青的事谁也不敢过问，就应该让周总理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向周总理汇报。而我去找周总理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汇报。这几年我也是常常去的，有时就是聊聊天，而周总理也喜欢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反复想来，找周总理谈一次是应该的。也许别的同志已向他汇报过情况，但我了解的要具体得多，反映一下也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也知道周总理极忙，试试看吧。于是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我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终于有一天，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就把老花镜拿下来，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译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3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阅，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座。周总理开这样的会，是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倒也开得简单，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一张大桌子就把房间几乎占了一半，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说：“除了我和小徐，还有那位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小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我回答。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面色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做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个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了。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长方形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她才抬起头说：“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照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照，先问小徐和小沈：“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小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又叫：“小张，你学过点美学吧？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上下比试，我走过去看了看说：“裁短就没有手了。”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一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了。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须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他对我和小徐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又一天晚上，我和小徐来到10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点已过，任务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
“……”
江青突然换了腔调：“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哎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蛮不讲理。
“……”
“哼，他们呀，就只画了个圈儿。我说总理呀，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
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1972年岁末，周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后记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据我所知，该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本。
最近我又粗略地再翻看了一下《江青同志》这本书。该书的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开始；二、从上海到延安；三、50年代北京与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该书还列出了江青各段生活的年表。
这本书出版于1977年，那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别人可以去考证评论。但对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记述。
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江青的本意是希望把自己树立成一个有各方面才能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艺术家的全才。所以当时江青不仅是从谈话，而是从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要给维特克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广州兰圃时做植物标本，黄昏时候的拍照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她曾多次提醒维特克她不仅是文艺家，而她最热衷讲述的则是所谓西北战场那一段。但由于她根本不懂什么军事，也无任何战争实践，所以她那段谈话纯粹是胡编乱造。稍有一点儿常识的人，都感到她是在胡说八道。而维特克本人倒是一直比较实际，她再三声言她不懂战争，她只想写江青个人的历史。所以该书大量的篇幅是描写江青个人的历史，尤其对江青30年代的情况，包括那些男人追她以及到延安后如何成为毛泽东夫人，维特克女士都有不厌其烦的叙述，就像维特克常常说的，这是外国人最关心而又最有兴趣的事。
该书作者也没有忘记江青的愿望，用了不少篇幅写西北战场。她还特别说明为把这些段落写好，曾读了江青提出要她阅读的毛泽东有关战争、战略的文章，书中还登上江青给她的作战地图。她企图弄明白一些事情。说实话，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情形是非常复杂、千变万化的。江青本人就根本没有读懂毛泽东的有关战争的书，也根本不可能对维特克谈清楚什么西北战场。维特克在这本小书中大段摘引江青讲话原文，读者可见一斑。所以在该书中，对许多即使是有关当年战争的一些有特别含义的词，如运动战，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术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等等，作者都没有说明白。应该承认，维特克女士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想要说清楚，而说不清楚也是可以谅解的。维特克女士有一点是说清楚了：即江青之所以那么费劲谈西北战场，是要说明她本人不是为毛泽东织毛衣，而是参加了那场有着决定意义的战争，她对新中国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功劳。但江青被许多人冷落了，没能够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位置，于是她心怀怨恨。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就像奇峰一般露出“峥嵘”，而且凶残。复仇的火焰使她完全疯狂而失掉理智，使她陷入被亿万中国人唾弃的必然下场。
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在各方面引起不良影响，所以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这一谣传在美国还相当普遍地为人所谈论。据我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与维特克有过接触的人士核实，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为了使人们清楚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了解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出来，也算一个当事人的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