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今古传奇》报刊集团提出了“今古传奇体”的概念。通过几年来以单月号为核心的编创实践，“今古传奇体”已得到较为明确的体现。纵观单月号2005年发表的六部长篇传奇，就是体现了“今古传奇体”小说形态的典型例子，其宏大、密集、深沉的文学感受，构成了“今古传奇体”文学表现形态的三大特征，是“今古传奇体”的跃动着的色泽。宏大使其庄严，密集使其激烈，深沉使其更耐反刍咀嚼。而忧患意识与人文内涵则使其颠覆了长期以来雅俗对峙的二元分野，融贯了新时代雅俗整合的文化潮流。这自然应该视为“今古传奇体”理念的一种成功，一种以坚持传统为基础的创新。而超越了“悬念小说”的“新悬念小说”，则可能是未来体现“今古传奇体”魅力的小说核心样式。当然，“新悬念小说”刚刚处于起始阶段，其后续发展如何，这本身也应该是一个“悬念”吧。
文学感受之一：宏大
在“今古传奇体”的概念中，有“大善大恶，大忠大奸，大悲大喜，大荣大辱，大爱大恨，大甘大苦，大起大落”的具体要求，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小说的题材格局要以“大”为核心，大气宏阔。
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并不等于平常所说的“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根据“今古传奇体”的风格内涵，这里的“大”可以从不同层面去理解：
其中的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大”，就“今古传奇体”而言，我以为主要做了两种处理。
第一种处理是将小说的背景放到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鲜活进程中去，表现出来的是从一个侧面展示的特殊时代的“典型环境”，具有“从一滴水看太阳”那样鲜活而明快的艺术感染力。譬如《惊天劫钞案》和《乱世迷情》选取了抗日战争为背景，其中隐隐现出台儿庄战役和国际联合阵线的殊死斗争；而《江山无虑》和《惊梦伊甸园》则表现了改革开放中的复杂社会状态。
第二种处理是选取一种特殊的生活场景或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是“活生生的文化”，是一种“感觉的结构”，带给人们的是隽永而灵动的文学感受。这类作品以《断肠草》为代表，对民国年间土匪遍地的生活背景作了生动的表现。《红尘恩怨》也隐隐延伸到了“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生活，而其影响一直涉及到当下。
就历史进程的意义而言，“大”并不一定就在于正面描写重大的历史或现实事件，那是历史小说或纪实文学的长处。“大”同样可以从一滴水中看太阳。典型环境和特殊生活二者的结合，便如一滴水中见到的太阳，更有一番别致的美丽，一种活生生的变幻莫测的异彩。
“大”的另一个层面是人生进程意义上的“大”。
就整体的历史进程而言，时间之河将会永无止息地流淌，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是却总有那么一些流水一下子进入了回水沱，这就脱离了事物本应有的轨迹。人生也是这样，在历史进程具有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同时，个人的命运却可能被偶然性拨弄，造成种种悲欢离合。《断肠草》里就是错配了的姻缘，造成烈火焚情、生死悬隔，只看见忽喇喇大厦倾颓。《红尘恩怨》里的血缘错位，虽然看似有些巧合，却又何尝不是我们常常感叹的“这个世界真是小”，滚滚红尘，甘苦喜乐，皆是作家有意集中造成的高潮。本来也许只是平平淡淡的人生，到这里会忽然来一个大转折，于是有“奇”可传，成为书中人物的刻骨铭心之旅，也是读者的心旌摇荡之旅。
文学感受之二：密集
所谓“密集”，是就小说的叙事节奏而言，也可以用“今古传奇体”的基本要求来说明：“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冲突激烈，悬念迭起”，“章章有扣子，回回抖包袱”，也就是故事要精彩，情节要紧张。
具体而言，由于10万字左右的篇幅所限，虽然可能令人憾于不能像《
红楼梦》那样构建错综复杂的情节结构，扬长避短，却可能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极尽精彩，这就是对一至两条线索的集中锤炼，使情节向纵深发展，另有一种风景殊绝之美。比如长江三峡，沿途都没有大的支流，这与拥有汉、湘、赣三大支流的长江中下游相比，三峡直泻，倒更以雄奇傲视天下。
《江山无虑》就几乎是一部单线条的小说，节奏是以时间历程纵向发展的。丁人众出山、发迹、改制、退隐四大环节，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自然时间流程。而对每一个环节的处理，则尽可能地融合了最大容量的支线情节，但这些支线情节几乎都没有另行向外发展，而是始终围绕着丁人众展开。而且，每一个支线情节都尽可能地带出一个人物，作为辅助丁人众完成任务的关键点或行为象征，四个环节分别引出了何玉莲、水红、于子强、丁自然四个人物，而他们都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即自然退居幕后。在这四个人物之外，还有更多的人物构成了更次一级的环节推动力和行为象征，这样就使每一个人物的功能都没有无谓的浪费，也就使情节结构的精巧达到了最大化。
当然，关于人物、情节、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一如我们生活本身，或平淡或激烈。其实，如果我们站在事件之外旁观，或者在时间之后回溯，我们就会发现，平淡的生活并不平淡。置身其中的也许只是偶然的不经意，结果却使一生的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断肠草》里二喜避雨偶遇未来的嫂子春鸽，就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便带来了往后的无数悲欢离合。《惊梦伊甸园》里刘伊偶然摆弄的摄像机，却使马晓东、朱彪那样的优秀青年血洒远山，当然，也成就了刘伊和寒冰的惊梦奇缘。站在一个大的范围来看，每天都有生死，每处都有冲突，小说的“传奇”，就是使用情节结构的技巧将这些生死与冲突集中起来，滤去其中的杂质和水分，提高浓度，平淡、舒缓的生活于是变得激烈、密集，成为令人“拍案”而起的“惊奇”。
文学感受之三：深沉
如果我们承认“今古传奇体”中的“传奇”是小说，那么，小说的根底究竟是什么？
文学的核心是人，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五四以来的社会启蒙给人的生存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给人的情感带来了更多的丰富性。作为人的核心问题，在古希腊即有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对人的命运和情感分别加以表现。到了现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明确了人的本质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我们必须永葆理想主义的光辉，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实的复杂。明清时代才子佳人的大团圆，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因为它缺乏现实的合理性，仅仅是以无独有偶的巧妙与一厢情愿的理想构造着非现实的空中楼阁。孟子说：“食、色，性也。”即使是这样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难以在现实中得到完美的实现，于是人类社会就无穷无尽地演绎着关于物质欲望与精神困惑的种种冲突。冲突的结果常常是残酷的，关于人的表现和反思，都在这里变得深沉起来。
单月号的六部长篇传奇，基本上没有喜剧结局。如《江山无虑》，充满了无奈感；如《惊梦伊甸园》，结局悲喜交集；如《红尘恩怨》，激动过后复归于平淡；而《惊天劫钞案》和《断肠草》则以其悲剧色彩让人扼腕叹息。
那么，是什么让人类如此执迷而后陷入凄惶，是什么让人类如此执着而后造成种种毁灭？这里的深层次原因，无疑是人自身。人的小说性表现，也就是人的本质性的展示，就其内在性而言，是个体对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产生的内心体验，也就是人性；而其外在性，即更多的个体共同组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错综复杂的相互表现，也就是文化。这些长篇传奇着重探讨的问题，也就是在人性的内在引导和文化的外在影响之下而发生的。
现实性的欲望表现在这些作品中十分突出，《惊梦伊甸园》里的刘建国父子、《江山无虑》里的丁人众，都是对现实物质欲望有着无限欲求；《红尘恩怨》里的金钟，为的是“政治前途”，另一种现实欲望的满足；这些都成了作品的情节推动力。也有把精神看得重于物质的，《断肠草》里的叔嫂偷情，本应是郎才女貌，却因世事拨弄而成为畸恋；土匪孬孩儿对春鸽的感情，又何尝不是一种“神圣”的畸恋？皆因其“畸”，故造成种种悲剧。不仅如此，即使安排种种巧合，像《红尘恩怨》里的种种，可以说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其中的血缘因由，依然让人或激动或忧心。
比起人性来，文化也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发展历程看，人性的问题，无论在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阵营，都早已得到解决。汤哲声教授认为人性与人情都已经不能算是“新”，新的突破口应该是“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和人性的内涵是创造小说‘精品’的唯一途径”。然而，文化的融合如何来实现呢？仅仅是将一些文化知识和文化背景填充进小说中吗？
我以为，文化的魅力首先是构成我们作品的语言体系，其次是环境体系，最终归结于作家的文化性格和人物的文化性格。
老实说，我对单月号的语言运用持有保留意见，作家们可能更多地致力于故事情节而忽视了语言的精微。语言如何呈现文化呢？简单地说，就是让语言本身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譬如说，汉语“情景交融”的意象构成，传达出民族文化“天人合一”与“无实无虚”的清空飘逸，诗歌讲究意境，小说同样讲究意境，人物是美，情节是美，语言本身也是美。我以为部分作品缺少语言的锤炼，缺少一种韵外之味。而就六部长篇传奇而言，《断肠草》是语言以及意象运用较好的一部。说到环境体系，《断肠草》也是值得推崇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江山无虑》的小城和《乱世迷情》的租界，也表现得气象十足。
最后，我还注意到了这些作品中的“恕道”，《断肠草》和《红尘恩怨》都以谅解告终，《江山无虑》与《惊天劫钞案》的亲历者最终颇有返璞归真之意。这在正剧或悲剧的深沉中，在残酷与复杂中，加上了一些舒缓，就如鲁迅的《药》，最后有怒放的小花，闪着异样的亮色。
一个悬念：新悬念小说
2005年8月，今古传奇杂志社召开研讨会，提出“新悬念小说”的概念，单月号第6期刊发了谈歌、聂鑫森、孙方友以及钟连城等作家的发言。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今古传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密集”，其中就已颇有一条大线索下小线索纷繁众多且千头万绪难以理清的情节结构特征，这已经蕴含着“悬念”的意味。
关于“悬念小说”，辞书无从查考，种种百科全书以及小说学专著无专门类列。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给出“悬念”的一个粗略理解，即勾起读者急欲了解人物未来命运与情节发展未知性的强烈欲望。从已有的文学实践看，“悬念”是文学作品情节感染力和市场畅销性的重要因素。
说到“悬念小说”，很自然地就想起了爱伦·坡。其实，坡的小说，并不是以“悬念”小说归类的，在文学史上，他是美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他和柯南道尔的小说，都是以“解谜”为特色，当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可以说，“解谜”的悬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也就应合了人类在文明历程中不断挑战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智慧追求。
但是，我以为，“新悬念小说”并不是单纯的推理侦探小说。它可能也会有相当大一部分情节会涉及到案件的侦破，但作案过程的揭秘已经不再像侦探小说那样处于第一的位置了，“新悬念”比之“悬念”包含了更广阔的内涵。正如爱伦·坡创始的推理小说在进入20世纪后，“解谜”演变为“冒险”而有了硬派私人侦探小说，再变为“科学”而有了警察程序小说，再变为“秩序”而有了对警察自身以及罪犯的“灵魂拷问”，也是对人类的“灵魂拷问”。譬如，谈歌的“新悬念小说”就更多地致力于“灵魂拷问”，并围绕着悬念的解开而涉及到更加广阔的社会面、更加专业的知识面、更加深刻的人性面。因此，我以为，“新悬念”之“新”，应当就是以一个更大更新的系统，展示出智慧能力、知识系统、社会结构等等更加广阔的画面，而不同于传统的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悬念”，“新悬念”将成为开启上述智慧之门的钥匙。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