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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读书》杂志的创办者、首任主编陈原先生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在《读书》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编辑部的同事们深深地怀念这位前辈和先行者。
       陈原先生是广东人，生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八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参与《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国际英文选》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七十年代末期，陈原先生全面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提出继续出版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规模浩大，至今已经数百种之多，选题、翻译和编辑工作均属上乘，可以说是新时期汉译学术名著的典范作品。
       一九九六年初春，我受董秀玉总编辑的邀请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读书》在知识界影响广泛，新老交替，难免引起广泛关注，而我自己又缺乏编辑经验，心中正惴惴不安。大概是为了缓解我的心理压力，也让老一代放心，有一天董秀玉约我去拜访陈原先生。在《读书》的历史中，陈先生的影响并不限于他担任主编的时期，除了他所坚持的“读书无禁区”的原则之外，他倡导的那种平易和明理的风气也是后来的编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在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中，他的特殊角色和影响对于《读书》这个思想空间的生存和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陈原先生长期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毫无架子、谈吐风趣和蔼，这是我在《读书》活动的场合见到他时留下的印象。这次情况有所不同，我好像是去面试，想到尚未接任，已然千头万绪，正不知见面时从何说起。在我的记忆中，陈原先生的住处距离前门不远，房子并不那么宽敞，沿墙的旧书架上放满了书。我们登门之时，他大病初愈，但精神矍铄，思维之敏捷，毫不让人想到他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微笑着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简要地回答之后，他说：你要做好准备，当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自己的研究一定会受影响的。但旋即又补充说：这样也有好处，不断地学习，能够接触不同的思想和各种问题，我的那些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就是在这些生活实践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他开始回忆：许许多多的会议，没完没了的电话，还有各种必须应对的事情，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做一点自己的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活》就是在一篇篇札记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语调是舒缓的，夹杂着笑声；他的言谈中包含了多年编辑工作的经验，在谦虚的态度里，我能够体会到他的自信和坚持。
       在拜访他之前，我读到过他撰写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在语词的密林里》等书，知道他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创始者之一，却从未有机会请教。即使在《读书》的活动中偶尔遇见，也由于参与者众而无缘单独交谈。我是语言学的门外汉，但碰巧不久前刚刚买到商务印书馆重印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译者是三位中国语言学的重镇：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我买到的是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印刷的一九九四年缩印版，除了原译本前的《译者提纲》外，还附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一九八七年的出版说明，这份说明不但对全书的贡献做了扼要的概括，也对原本和译本出版后的一些变化加以说明。陈先生说：这部著作不是普通的译作，因为作者、译者都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故这个译本是真正的经典。他由此书谈到了一点古音与方言的研究，也引起我对现代文学史上有关方言与地方形式问题的联想。那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讨论的论文，其中也涉及方言、地方形式、拉丁化运动等问题，而陈原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即从事拉丁化和世界语运动，不但是语言学问题的专家，而且也是这场伟大历史运动的见证者和实践者。我们的话题自然集中到这些问题上，陈原先生兴致勃勃，侃侃而谈，我登门之初的拘谨也因此一扫而空。在后来的岁月中，偶尔见到陈原先生，他总是面带微笑，随意而谈，即使在围绕《读书》的各种争论风起云涌之时，他也从不运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干预。陈原先生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读书无禁区”这一口号所体现的思想自由的原则。
       《读书》创刊至今已经二十五年，时代的变化深深地烙在它的足迹中。对于刊物而言，传统是重要的，变化是必然的，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根基，没有变化则意味着失去了对于时代变迁的反应能力。传统不应是僵化的教条，而应是创新的资源；变化不应是屈从或者顺从，而应是批判性的回应。这是我们从陈原先生等老一代《读书》的编辑者那里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