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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通常也是高度封闭的，它绝不允许有“合法的觊觎”(语出顾准)者存在，然而它又不能杜绝他人对专制权力的“觊觎”，甚至更能刺激“觊觎者”的权欲，因此在表面“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内部，常常进行着血腥而隐蔽的权力角斗：权力觊觎者在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攫夺权力资源，掌权者也需要时刻提防和镇压“睡在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僭越与不轨。内部人的权力较量与倾轧便成了集权体制难以摆脱的宿命。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杨内讧”，正是集权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个案。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既合作又明争暗斗的微妙关系，集中体现了权力内部斗争烛影斧声、云诡波谲的性质。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核心权力圈的二把手，秩尊权重，受封东王，官阶至“九千岁”，掌握着太平天国军政大权，还享有天王赋予的“节制各王”的特权，在太平天国政权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的显赫权势，乃得益于他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特殊角色。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天王洪秀全以“天父上帝次子”的非常身份而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洪的神性血统构成了他领导这个神权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早在洪氏政权还处于广西草创阶段时，杨秀清宜称他拥有为上帝传话的超能力，上帝在杨进入一种神附状态时候借他之口下达圣谕、训示教众。杨的超能力得到了洪秀全的承认。作为天父次子的洪秀全与作为上帝代言人的杨秀清开始了十分密契的合作，他们之间形成了类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关系。洪的神性身份需要与杨代为传达的上帝话语相互印证，前者从后者获得了更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和权力合法性，后者也因此而掌握了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权力，对于一个神权政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独裁的权力总是不容分割的，当东王积累起来的权势足以威胁到天王至高无上的权位时，一场残酷的权力角斗已在悄然酝酿了。何况杨秀清野心勃勃，欲壑难填，觊觎之心，几欲不加掩饰，多次借上帝之言，冒犯天王权威，令洪秀全寝食不安。譬如，杨秀清有一次代上帝传言：“朕今日下凡，非为别事。只因尔等将番邦存下的旧遗诏书、薪遗诏书颁发，其旧遗新遗诏书，多有记讹。尔禀报北王和翼王，禀奏东王，启奏尔主，此书不用出先。”圣谕所言的“旧遗新遗诏书”，指新旧约《圣经》。历史学者认为，杨秀清此举，“对洪秀全及其追随者的挑战已昭然若揭：他们已信奉至今的《圣经》中的上帝话语现在应由人来修改。但由杨秀清代官的上帝话语则分毫无爽，谁也不能更改它们”(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语)。
       洪杨之间的明争暗斗，最终导致了1856年血腥的天京大屠杀，杨系人马，包括东王本人及其亲兵、家属、仆从，被洪秀全假北王韦昌辉之手悉数杀死。在这里，有一点读史者不能不稍加注意：那场惨烈的“洪杨内讧”是以“杨韦内讧”的形式爆发出来的，洪秀全只是幕后主使者，事后，洪又借故镇压了韦系人马。尽管东王杨秀清已成了天王的刀下鬼魂，然而在天京大屠杀之后的岁月里，杨秀清一如既往地受到洪秀全的尊敬，他在生前为天父上帝代言的经历屡屡被提及；天王还将他的次子过继给杨，使东主的香火得以在人间延续；当后来到达天京的洪仁歼对上帝借东王之身“显灵”的事情表示疑问时，他受到天王严厉的斥责。显然，洪秀全只需要在肉体上消灭他的政治对手，而杨秀清与他共同创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则是不容置疑的，否定杨生前代为传达的上帝话语，只会破坏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完整性，从而危及天王以“天父天兄之纲常”作为权力基础的合法性。
       从“洪杨内讧”这一段历史公案，可以窥见权力斗争的残忍、诡异。历史上那些帝王权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心机之周深、手段之高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或者这就是千百年专制液汁浸泡出来的所谓“政治智慧”吧。毫无疑问，这种“政治智慧”与开放、容忍“合法的觊觎”的权力结构是水火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