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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州牧刘璋(宇季玉)，是罗贯中笔下最懦弱无能、最无主见的一个人。天府之国益州，统辖四十一州郡，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刘璋子承父业，凭借险关要塞，本来江山坐得稳稳当当，只是由于他不能任贤用能，胸无韬略，被刘备的“仁义”迷惑，中了诸葛亮夺取西川之计。咎由自取，本不该同情。然刘备兵临城下之时，刘璋立即下令“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部属们忿忿不平，极力劝谏：“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一改往日优柔寡断的老毛病，力排众议，坦言相告：“我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双方)攻战三年，(百姓)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生死抉择关头，不顾自己身败名裂，惟恐兵火殃及苍生。读至此处，谁能说刘肆没主见?他这种一心替民担忧的精神，如何让人不动容?
       明代崇祯皇帝朱由捡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说他颇有抱负，登上王位以后很想作为一番，首先铲除专权的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并欲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只因前朝积弊太深，纲纪已乱，国库空虚，加之天灾人祸，使其宏图大志付诸东流，令人惋惜。一说他淫乐无度，宠任阉竖，葬送大明，死有余辜。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知大势已去，命皇后、妃嫔自缢，亲手砍死年仅十五岁的长公主，十九日黎明，逃奔煤山，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绝命书后，长发披面，上吊自尽。这首绝命诗有两个版本，一曰：“泪湿沾衣襟，血诏付自成，文武任你杀，不可损黎民。”一曰：“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据野史记载，他血诏救民之举，令闯王十分感动，遂下令将之厚葬，收兵安民。 ， 崇祯帝吊死媒山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两首绝伞诗尽管出入较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命丧黄泉之际，崇祯帝心里惟一牵挂的就是黎民百姓。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自己不甘屈辱以死全节，却又忍受耻辱为民哀号，这种心系万民的情怀，有什么‘理由不为之感慨!
       益州牧投降可能有贪生怕死的成分，但他那番“我们父子20多年没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的悔悟，愚以为是真诚的；崇祯帝在家破国亡绳索套上脖子时的呐喊和乞求，也决不会是作秀。
       然而，这两个人在丢掉政权以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百姓，是他们真正亲民、爱民么?我看不是那回事。假如他们原本就“爱民如子”，江山能丢掉、政权能丧失吗?之所以山穷水尽才想起保护百姓，正是因为过去金口玉言、一呼百应时根本没把草民放在心上，此时此刻方才大彻大悟：“民为邦本啊!”他们的“投降安百姓”和“不可损黎民”，不过是对自已曾经的骄奢淫逸、昏庸腐败、无视百姓进行撕心裂肺的忏悔罢了!
       360年后，今又逢“甲申”，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又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悔恨中倒下!我们应该吸取血的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