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杂文”
议论杂文的不景气是近年来颇流行的话题，指责其贫乏，慨叹其式微，乃至有文章竟题作《杂文死了》，对杂文的失望之情可想。其实，导致杂文不景气的原因谁都心知肚明，多半不能怪杂文作者孱弱。这里头自然有无穷的感慨可发。
贤人说，凡事要反求诸己。在杂文不景气或不能景气的环境中，也确有一些杂文作者自我扭曲的现象。总的倾向是“玩杂文”，说得不中听一点是化批判艺术为扯淡。今年2月份的《杂文月刊，选刊版》的第一页，选载了魏剑荚的《像奴才那样写杂文》一文，指出当前最常见的“玩杂文”的现象有：“老爷，您的衣服上有点脏”式；摭拾《
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和别的典籍强找闲聊话题的“掉书袋”式；援引中西学术命题作缘饰、腹笥空空却强自炫学的牛皮匠式等等。言词虽然夸张，但说的未必不是当前常见的扭曲杂文艺术的“玩杂文”现象。应该说是切中杂文的时弊的。
文章写得很俏皮，但其风格和态度却是站在云端里看笑话的冷嘲式，丝毫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淑世精神。究其实这也是另一形式的“玩杂文”，和本该是热烈地拥抱现实的批判艺术之杂文是有距离的。
这是否也正是杂文不景气的诸多现象中之一呢?
杂文不景气和“孟尝君现象”
我常常思考杂文不景气的原因。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杂文稍兴旺时期，都是气氛比较宽松，上头信心较足的时期。到了“文革”灾难，天下大乱，杂文就真的死灭了。
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兴旺真可谓欣欣向荣，何以这些年来杂文确实不景气，奇怪的反差现象何以会发生呢?
当前杂文何以不景气的原因我说不好，也不好说，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看得分明的，即杂文的不景气与我下面所说的“孟尝君现象”有不能排除的对应关系。
我所妄拟的“盂尝君现象”，是从北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文的论点生发而来的。王安石就《史记·盂尝君列传》做的这篇翻案文章说：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进而指出其不能得士的原因，则说：“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折兑一下，也可表述为：“夫乱七八糟的垃圾文化充斥市场，此批判艺术之所以不景气也。”
在市场上狂轰滥炸并被起劲地叫卖推销的是些什么?“天龙八部”、“地蛇十部”、“借宝格格”、“还珠格格”和歌颂拖豚尾的皇帝等“精神复辟”的摇头丸文化长期被纵容，接着又出版和叫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文人“反共义士”无名氏(卜乃夫)的黄色小说。最近连汪伪汉奸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的书也肆无忌惮地出版并广为招徕了。胡兰成这个汉奸连逃到台湾混进台湾的文化大学任教，也被余光中、胡秋原等人撰文抗议，灰溜溜逃出台湾，死于日本；他的书也被台湾当局禁止。如今竞在我们这里大摇大摆地出版发行，真不知人间何世!
鸡鸣狗盗猖獗而被容忍，在这样的“孟尝君现象”下，作为人生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艺术之杂文还能景气得起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