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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森阳一可以说是当今日本批评界的重要领军人物，其强劲的批判姿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大有超过柄谷行人之势。我们知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来，各种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成为批评界主流，柄谷凭借对西方思想的深入了解以及与美国批评界的直接关系而把握到国际上方法论的最新发展，二十余年来，在文艺批评和左翼政治批判方面，通过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和解构，形成了广泛的理论影响力，俨然是左右日本批评走向的代表性存在。小森阳一步入批评界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比柄谷晚出十年。一九八八年《作为文体的故事》和《作为结构的叙事》两书的出版，无疑奠定了其日本近代文学和夏目漱石研究专家的地位。对文本批评和符号学等的独到理解以及对近代文学的语言、文体、叙事、话语结构的关注，使小森得以成功地把文本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上来，而实现了传统方法论的转换。这也是他在研究界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进入九十年代，在继续上述研究并出版《重读漱石》(一九九五)、《作为事件的阅读》(一九九六)等的同时，他的批评活动出现了一个从文本批评向政治批判，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其标志便是一九九八年与他人合作编辑的《超越民族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书的出版，以及积极参与领导在日本教育界抵制采用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所编《国民的历史》的运动。当然，这里所谓的“重心转移”并非意味着抛弃前者转向后者，恰恰相反，小森近年来的政治介入和对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近代批判，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和较大的社会影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成功地将文本解读的方法运用于历史分析中。除此之外，后殖民理论也为他的政治批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伴随着上述“重心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小森阳一以每年一书的强劲力度出版了四部著作，即《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岩波书店，二○○○)、《后殖民》(岩波书店，二○○一)、《历史认识与小说——大江健三郎论》(讲谈社，二○○二)和《天皇的玉音放送》（以下简称《放送》)(五月书房，二○○三)。《批判》追溯日本近代国语的创出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及殖民海外的复杂纠葛以及和文学的关系；《放送》就天皇制这一国家意识形态而非一般世俗宗教制度其影响制约日本现代社会及国民思想、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的近代化历史和殖民主义侵略的负面遗产等等，进行了解构式批判，在这一方面，最能显示小森作为左翼批评家的强烈政治介入姿态。而于前后两书之间出版的《后殖民》则反映了其理论思考和方法论的路径。如今，《批判》和《放送》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因此，我这里将主要分析小森阳一的“国语批判”，特别是“天皇制解构”背后的方法论，并就其政治批判的意义及中国知识界如何理解和呼应来自邻国知识分子超越民族国家的自我批判等问题，略述己见。
       小森阳一对文本批评和符号学理论有精深的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著述已然清晰地展现了他在这个方面努力探索的成就。六十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欧的结构主义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文本理论、身体政治学等等西方新的批评方法无疑是他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来源之一。而直接成为他的理论参考与借鉴的，是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成功开拓了独特的文本分析、文化符号学、读者论等的文学史家前田爱(一九三一——一九八七)。以《近代读者的成立》(有精堂出版，一九七三)和《都市空间中的文学》(筑摩书房，一九八二)等著作开创了日本文学研究崭新局面的前田爱，几乎与西方文本理论的盛行相同步，在日本率先确立起从多媒体(近代出版、印刷、报纸、杂志)视角考察阅读群体与文学之关系的读者论，同时为了从“外部”解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架构，他将符号化、话语化的现代都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又把文学作品视为都市的隐文本以透视两者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起崭新的“都市文学”理论。这样，前田爱改变了以往以作家—作品，作品—时代关系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研究格局，实现了从重视文学内外指涉关系的线性分析向重视“外部”和“空间性”的立体研究的方法论转换。尤为重要的是，前田爱在“文本”的多层分析中，由文学领域进入到作为分析对象的话语世界，形成了从某个时代的话语状况来展现该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状态的分析方法，他试图创造一种将刻在语言深层的权力与制度之中不可见的意识形态性凸现出来，使之可视化的批评实践（小森阳一：《前田爱的都市论》，一九九二）。小森不仅是前田爱生前的亲密师友，也是死后其理论的重要阐释者。我们可以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论文，乃至新世纪更趋政治批判倾向的著作中，找到其对前田爱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的痕迹。
       如果说，西方文本理论和日本批评家前田爱的文化符号论等有力地支撑了小森阳一的文本解读实践，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起来的后殖民批评则更为他提供了政治批判的理论参考。我们知道，后殖民批评从诞生一开始便对帝国、殖民、种族、性别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等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后殖民批评家主要由一批从第三世界移居到第一世界并在发达国家扎下根来的精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透过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资料，针对与殖民时代不同的后殖民状况的分析解读，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文化批判理论。他们利用自己特殊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予以批判，揭示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偏见，乃至“文明”掩盖下的“野蛮”。但是，他们并非完全站在自己的出身国或民族立场上讲话，也不是第三世界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已经归属于西方世界，是从西方文化的边缘位置上对主流政治和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因此，作为非西方国家地域的知识分子参照和采用后殖民理论，就需要结合本土的实际状况而有所取舍。我感到，小森一面从其中获得了政治批判的灵感，一面参考斯皮瓦克对后殖民理论话语不可能真正代表被歧视弱势群体等等批评(《下属能说话吗？》)，将自己的思考重点落实到对本国近代历史的反省上来。他在《后殖民》一书中提出“日本人殖民地无意识”和“新殖民主义状况”等概念，把批判目标锁定在“殖民地无意识与天皇制”的关系上，并在《批判》和《放送》两书中充分展开了这种批判和反省。
       在分析近代天皇制的构建历史和战后日本社会的问题根源上，《批判》和《放送》两书各有侧重，可以视为姊妹篇。如果说前者重在通过对《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两个历史文本的解读，以阐释近代民族国家创出的过程和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那么，后者则主要是调动各种历史资料和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对《终战诏书》这个始终暧昧不清的文本(声音媒体)进行多层面的剖析，从而证实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完全是日美两国政治集团根据各自的利益而共同捏造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两书相互参证，以天皇制为轴心将战前和战后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贯穿起来，而近代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则是作者小森阳一最终论证和要暴露的关键所在。
       所谓意识形态性，指近代天皇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化和制度化性格。日本人大多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大和民族历史传承下来的“国体”，千年以来成为维系列岛民族生衍发展的制度和精神纽带，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将其作为封建社会的制度残存，批判明治维新保留“天皇制”之君主立宪改革的不彻底。小森阳一揭露其意识形态化的性格，具有重要的政治颠覆性。他指出：天皇制“实际上指的是成立于明治维新之后，经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的方式予以确立起来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治机构”。它与历史上的“天皇制”已然断裂开来，因此，作为政治实体的“近代天皇制”并非永远不变的存在。毋宁说它是幕府末年政治集团为了克服欧美列强逼迫日本开国而出现的种种危机，“一点一滴地构筑起来的制度”。他认为，“正因为在处理当时随时出现的危机之际，掌权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并屡试不爽，因此，此后的掌权者也对‘近代天皇制’不忍释手了。这一点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实施占领的GHQ以及麦克阿瑟那里，仍然保持着其一贯性”。
       那么，这种贯穿战前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近代天皇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制构成怎样一种关系？回到《批判》一书中来，我们注意到，小森阳一通过对分别颁布于一八八二年和一八九○年的两个天皇敕令精彩的文本解读，以及对同时发生于此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历史回顾，有力地证实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发挥的难以替代的政治功能。前者在部队中反复咏唱，使天皇与士兵成为一体化的“肉体”，并使需要保卫的对象——国家得以诞生。后者则以皇祖皇宗的遗训来解释“大日本国宪法”，由此捏造出皇国的历史而奠定了天皇制的基础，并在近代教育制度——学校中灌输到每个未来的国民思想中去。《教育敕语》还把过去分别属于各地方诸侯大名的仅占全国人口6%的“臣”偷换成“臣民”，以此创造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来。而与议会制宪、征兵制度、学校教育的出现同步进行的“言文一致”运动实在是“国语”这一制度的创出。于此，我们看到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国体(国家)、国民、国语三位一体的制度已然完备，而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也在此暴露无遗。《批判》还深入探讨了《教育敕语》文本中叙述天皇与臣民关系的部分，指出其要求于臣民的“忠”是以天皇的“恩”来作为回报的，这与历史上地方诸侯大名对臣以“禄”相回报不同，是无形而不可视的。如果要天皇的“恩”成为可视的，便只有通过殖民主义的对外侵略以及领土的扩张来显示。这又可以说预示了“大日本帝国”日后殖民海外而陷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深渊的必然归宿。
       然而，一九四五年的战败并没有成为近代天皇制的终结。相反，放弃对昭和天皇裕仁战争罪责的追究，美国占领当局为配合新的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与日本政府合谋而建筑起的“象征天皇制”，不仅使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制度建设大打折扣，更妨碍了日本国民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省而造成对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罪责暧昧不清的态度。前首相森喜朗的“神国日本”发言，现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日本人的精神”等话语，又一再昭示出“近代天皇制”远远没有终结，其意识形态性仍然是保守政治集团和某些掌权者所乐于利用的。这些正是《放送》通过对《终战诏书》这一特殊历史文本进行多层面解读而试图证实和解构的关键所在，它与《批判》一书相互辉映，成为对日本近代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而以上所介绍的小森阳一两部著作，充分运用符号学、文本解读和身体政治学等方法，成功凸现出深藏于三个天皇敕令诏书文本中的不可视的权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层结构，尖锐地揭示了这些历史文本是怎样通过军队、学校和现代传媒，以反复的捧读、暗唱和播放，将文字转换成声音而一步步浸透到军人、学生和广大国民身体内部的过程。于是，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内涵于敕令诏书中的权力欲望和国家意识形态，是怎样最终转化成为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无意识的。这种殖民主义无意识正是构成明治维新以来从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再到海外殖民的国家策略得以实行的社会基础，同时又是战后纵容日本保守政治与美国占领军合谋共同捏造出“象征天皇制”的社会背景。
       小森阳一对近代日本天皇制的认识与批判，在总体方向上反映了日本社会中进步知识分子对本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并构成了对保守政治势力的冲击。而从上述分析介绍中可以得到证实，小森的独到之处在于独特的文本解读及后殖民分析与鲜明的历史批判姿态有效结合，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复杂矛盾状态(新殖民主义状态)，以及保守政治势力和一些民众对“历史问题”暧昧不清的症结所在，为人们重新认识日本提供了新的镜像，也为邻国公众了解日本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小森的著作是知识理性和政治批判相结合的产物，故得到社会和公众包括邻国的理性回应，当是作者所热切期待的。正如《放送》中文版序中所言:“为了便于与我们共同度过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朋友们重新正确认识近代天皇制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自己愿意“把这本书亲手敬献给中国的读者”。这种真诚的期待，实际上是对中国读者提出了很高的阅读要求，那就是以理性的心态理解日本社会批判者的著作，并通过这样的阅读加深对日本的“正确”认识。记得二○○三年小森访问北京，在清华做“天皇制于现代日本社会”的讲演之前，我们于私下交谈中，他曾流露出担忧。他举例自己访学韩国所做天皇制批判的讲演，被韩国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来声讨日本，这样的结果是自己所始料不及的。我想说，面对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的反省和对邻国的虚心坦怀，我们应该抱之以同样的坦诚与理解。最近一些年来，日本政治集团中的保守主义势力不断上升，现任首相日前仍在扬言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这无疑是妨碍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关系恶化的主要障碍，也是刺激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之一。也因此，去年的“西安事件”和最近的北京亚洲杯足球赛“骚乱”，也可以说事出有因了。然而，这种大众民族主义毕竟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而理应对此做出反思的中国知识界也不见有什么议论出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历史中有大半时间是处于被殖民被侵略的弱者地位，无论民间还是知识精英层都由衷期待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出现，对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和纯洁性也深信不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世纪，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作为政治大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我们无法再仅仅依靠民族国家理念和单纯的民族主义意识来面对世界和邻国。在此，小森阳一那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对本国历史的批判姿态是否可以促动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呢？如果中国读者能够理性地阅读《批判》和《放送》两书，与日本知识分子共同建立起知识讨论的公共空间，一起来化解历史怨恨，那么，小森阳一“面向亚洲的连带意识”才不会落空，才有望促动亚洲各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信赖关系”。
       二○○四年十月于北京西坝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