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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几部委组成联合整顿组，对报刊发行中利用行政权力强行摊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顿，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果。在此以前，老百姓对这种强行摊派早巳怨声载道，但强行摊派者根本不予理会，照摊照派不误，而且打着堂哉皇哉的旗号。例如电视上看到的，山西的交警部门，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强制司机们订阅或购买。其办法是，只有购买或订阅的司机才给年审，否则不予年审。不年审，司机就不能开车。为了取得开车权，司机不得不订阅或购买这份刊物。这可以说是利用权力强买强卖的一个典型。但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们竟然说，这是为了加强司机们的学习。明明为了自己刮取钱财——这是三尺童子都洞若观火的——却觍着脸说是为了加强司机们的学习，你真不能不佩服他们这种话也能说出来的勇气。对这种无异于抢劫的行为，司机们当然无比气愤，却敢怒而不敢言。强行摊派者也未必不知道司机们不愿意，却我行我素，这是因为权力在他们手里，司机不高兴，不愿意，但赤手空“权”，又能奈我何哉!在这次整顿中，我想这份刊物再也不能向司机强行摊派了，或者干脆就被停办了。所以能取得这种效果，是因为有超过那个交警部门的权力的权力管束了它。
       有一句话叫“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权力只有靠权力来管束”，虽然不是出自名家之口，却是一句至理名言。权力，靠没有权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权力，靠小权力也是管不住的。只有权力才能管住权力，更准确地说，只有大过、超过某种权力的权力才能管住这某种权力。
       还是以报刊的强行摊派为例。这即便算不得一个大公害，也算得上一个小公害了，不然，胡锦涛总书记也不会在中央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专门提及它，中央几部委也不会组成专门小组对此进行全国性的整顿了。老百姓受此公害(这里公害的“公”有两层含义，一是此害害及社会，害及公共，一是此公害多来自权力部门，来自以“公”为标志的公家机关。)已经很久，也肯定不断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摊派者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中央下决心整顿以前，他们却充耳不闻，继续强行摊派，甚至变本加厉。这是因为他们深知，老百姓再不满，再叫唤，再呼吁，不过赤手空“权”，根本管束不了他们。而他们手中有权，以有权对无权，主动权自然在他们手里，赢家也非他们莫属。
       行文至此，想起“空谈”这个词。就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深知很多被指为“空谈”的，其实他们并不想“空谈”。恰恰相反，他们极希望自己所谈能成为“实谈”，得到实行。只因为他们手中“空权”，所谈无人理睬，才成为“空谈”。所以“空谈”者，乃是“空权”所致也。老百姓的许多呼吁、反映、意见，所以常常沦为“空谈”，就因为老百姓赤手空“权”。而利用权力强行摊派报刊此次终于得到整治和遏制，也是因为更大更高权力的介入。因而又有理由相信，如果这种介入和管束一旦放松或退出，那些各种各样的巧立名目又会东山再起，死灰复燃。治理“乱收费”过程中发生的“反弹”就是前车之鉴。
       这些年，社会各方大力提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效力如何且不论，实事求是地说，群众监督的效力却微乎其微。这并非群众不想监督，不行使监督的责任，而是群众赤手空“权”，被监督者根本不理群众的茬儿。从被监督者不理群众的茬儿，又可证明群众手中的“空权”。要提高群众监督的效力，使群众监督真正成为一种监督，除了使群众手中掌握监督的实权外，别无他途。在群众的权力还不大，不充分，不完全，还不足以管束和制止一些权力拥有者胡作非为时，充分发挥上级权力部门的管束责任就显得特别重要。近年来，中央或上级派出督察督办组或督察督办人员就是一个有效的好办法。此次中央组成庞大坚强的整顿组，整治报刊发行中利用权力强行摊派，就是更大、更高权力介入并管束下级权力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