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始丰中学退休的语文教师周立鸣，今天下午风风火火地赶回西元镇老家，当夜向大伯周瑞福等亲属报告了一个让人欣喜的好消息，说是在北京某经贸大学当副校长的周立国（瑞福之子、他的堂弟）刚刚被任命为本市市长。这是周家的荣耀，也有利于始丰、西元今后的经济发展。而且市长位高权重，相当于过去的府台，是正五品，这是周家祖祖辈辈从未出过的大官，值得庆贺一番。说完这件事，他又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本硬面精装的《郑氏宗谱》对大家说，盛世修志，兴族修谱，时下已成为时尚。城南郑氏族人组成专门班子，筹资十万元，花了整整一年，出了这本《郑氏宗谱》，这本宗谱记录着郑氏家族在清代曾出过文武两位状元，谱中单章记叙，可谓耀祖荣宗。现在立国弟当上市长，我们周氏家族更比郑氏荣耀，也该着手编写《周氏宗谱》了，我愿为此效犬马之劳，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听到周立国当了市长，大家都很高兴，在兴头上，周立鸣提出修谱建议，恰如水到渠成。周瑞福是族中最年长者，又是老村长，德高望重，今天成为市长的老太爷，更是一言九鼎，大家还是请他最后拍板。他说，县有县志、族有族谱，这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章节，值得一书，同时人生在世，不可数典忘祖，兴族之所兴，强国之所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贫富，都是华夏子孙，我想重修《周氏宗谱》也是一件好事。有了老太爷的首肯，大家就一致同意。周立鸣喜笑颜开，他毛遂自荐地说：“既然大家同意，我提议成立周氏修谱委员会，请大伯当名誉主任，我当主任，下面设立编写组和经济组具体负责文字和筹资工作。”
第二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瑞福说：我们周家虽非名门望族，但前清时也出过一位名人，他就是我的祖父，擅长细木雕花工艺，名扬始丰，后被工部应召入京，为皇宫雕刻的龙凤等木制工艺品，栩栩如生，把宫廷装点得非常美丽，成为“御用工艺师”，一干就是十年。皇上见其劳苦功高，手艺超群，赐予七品顶戴，成为“红顶雕花师”，相当于县太爷的品衔。他死后归葬故里，我祖母承其遗言，将多年雕花的积蓄购置20亩田产，建立坟庄一座，四周种上松树百棵，每到清明时节，周家族人去坟前扫祭，拜祭后在坟庄不但有一顿“四洋盆动头碗”（四洋盆即大肉、大鱼、青菜、豆腐各一大盆，头碗指清蒸鸡一只）的丰盛午餐，饭后每位下辈还有相当10斤稻谷的钱可领。祖父虽少有文化，但他进京后明白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道理，临终就定下以庄田收入出资，鼓励后人读书上进，清明节领钱时学问越高领得越多，这种奖励之举深得人心，所以周家向来以诗礼传家。只可惜以后战乱频频，虽也出过几个秀才、举人，但最终无人中进士，民国年间最多也只有一个大学生。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坟庄作为周氏公产按人口重新分配，清明节扫祭吃饭赏钱之事当然也就中止，但周家下辈仍不忘祖宗，年年相约拜祭。
二
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化，大搞平整土地，坟庄立在田地当中，必须搬迁，祖父之墓被搬至西白山上，可惜这百棵成材的松树短短三天就被砍掉，竟被集体拍卖……立鸣问道，大伯，当时祖坟搬迁时可有什么发现?瑞福说，这也是祖辈有先见之明，在墓室中发现一个大瓦罐，内藏有银元宝二十个，每个十两，计二百两，得此意外之财，周氏族人共商，将元宝拿到县人民银行兑换，得1000元。其中200元作移坟之费，另800元有人提出各家均分，瑞福说，我承祖训，执意用以辅助后人上学读书，周氏家族中读中学者得30元，上高中者得60元，上大学者得100元，结果分配下去尚欠20元，还是由我个人出资补齐的，这件事当时虽有异议，结果却深得民心，现在周氏族人求学上进成风，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至今咱们仍感念祖辈的恩德。众委员点头称是。
周立鸣随后提议，参照上代周氏宗谱及各地新编宗谱，由他先拟定编写提纲。至于版本必定要超过过去和其他版本，力求精美，以线装铅印为上，配上有关彩色照片。经费，也是参照各地，族中人等不分大小，每人交印谱费30元，中级以上职称交100元，高级职称交300元；当官的，科乡级交300元，县处级交500元，地市级交1000元。经费由三位委员专门管理，修谱人员一律不领报酬，只尽义务，力求短期内完成。听了他的发言，周瑞福闭目沉思一番后说，周立鸣的意见比较具体可行，补充一条，如族中个别老弱病残者，经济上有困难的可以免交，由修谱委员会另行设法解决。众委员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一致赞同实施。
三个月后，周立鸣和两位委员组成的编写小组致力调查研究，核对各家世系人员情况，收集各种个人资料，终于列出了一个至2004年底详细的世系表及具有各种官职及职称人员的业绩资料及照片，送交委员会最后审定。管理经费的小组也收集到印谱经费12万多元，大大超出预算8万元。因为立鸣的堂弟是一位服装厂的老板，他说，只要能在谱中留名他就出1万元，若能在谱中留下相当于县处级这样的篇章地位，他愿再赞助3万元。有位五保户，本可不交费，他说不行，从伙食钱中节约，挤出了30元。看来，周氏子孙对修谱还是非常热心的。有了资料的基础和经济的实力，第二次委员会就在周立鸣主持下召开，周瑞福当然还是坐在首座，他详细地听了编写组和经费组的介绍后，对大家说，各位几个月的辛劳，老汉十分感谢和钦佩，我的意见有二条，一是在你们写的世系表中把立鸣的父亲，也是我的弟弟周瑞元漏掉了，未作介绍。他在解放前离家出走，考进国民党的炮兵学校读书，毕业后当了中尉军官。从1949年初起音讯全无，有人说他打仗死了，也有人说他去了台湾，立鸣上学读书填家庭情况时，都说父亲已故或下落不明，以示清白，我看应该还其本来面目，如实写上。因为我们家族中只有他一个人当过国民党军官，这是历史，不必否认。其二，我儿立国当上市长，看来也是族中最大的官了，这是党的教育和培养，所以不必张扬，我特别不同意为他在宗谱中独立一章，长长的两页，写了他许多勤奋好学、刻苦上进、为民造福的话，我当父亲的听起来十分刺耳。我相信儿子知道了，也会感到坐立不安，所以，你们把他从“功名卷”中占第一位的篇幅全部删去。他还在任上，总不该如此沽名钓誉。至于经费现已比较充裕，不可过于铺张。瑞福老汉的话音一落，像一颗炸弹炸在桌上，让委员们惊讶不已。立鸣第一个发言说，大伯，你背时了，周氏家族有今天的兴旺发达，全靠上代祖宗积德积福，立国弟当上市长是周氏家族的荣耀，也是西元镇乃至始丰县人民的光荣，宗谱中不把他突现出来，那族中人还有什么光彩！许多人想要这种光彩也要不到，你倒反而不要这种光彩，这太、太不合情理了。至于我父亲是个伪军官，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五十多年，何必重提旧事。瑞福听了，皱起了眉头，还是坚持己见对大家坚定地说，这两点大家不必再议，听我的，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一定要拿掉。各位委员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三
几天后，县台湾事务办公室曹主任陪同一位台湾《联合报》记者到西元镇考察明清两代古民居，报社记者叫丁体，四十岁左右，讲一口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还带有摄像机。镇里很重视派出专人陪同。西元的古民居特点在台门，相当于北京的四合院，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台门不那么方整，依着地形地势建房可长可方可曲，但不管台门中居室多少，空地林木如何布置，廊道是平直还是曲折，有一点是肯定的，入口处的台门门楼非常壮观，如去掉高高的门坎，足可开进一辆小汽车（过去为了抬进轿子）。富贵人家的台门外还有石狮、石鼓和旗杆石。所以镇上以旗杆台门、石鼓台门、西华台门、乌漆台门等处为代表，建设得既有特色又很实用，看来所有房舍的门窗饰物都是精美的木雕工艺品，这是当地祖传的手艺，其独特的工艺非其他地方可与相比。现在的镇文化活动中心，原是周氏宗祠，历经上百年风雨，仍富丽堂皇，像一座宫殿。丁先生边采访边摄像，兴趣极高。后来又召开座谈会，周瑞福等五位老前辈和周立鸣等四位文人应邀参加，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丁体首先向瑞福等老前辈亲切握手问候，当瑞福握着丁体双手的时候，觉得此人十分面熟，产生了特殊的心里感应。问道：丁先生是何方人氏?丁体说家住台湾台北。瑞福又问你可曾到过大陆?丁体回答这是首次。瑞福唔了一声，就没有再问。立鸣见到丁体时总觉得这个人的相貌很像自己，虽然他是教师，丁体是记者，社会地位不同，气质也不一样，但相似之处远远超过其他，对这些他又不便贸然直说。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从周氏家族的兴衰讲到西元古民居台门的历史和特色，开了整整一天。言谈中，丁体先生对立鸣介绍的重修《周氏宗谱》之事也感兴趣，从祖辈封有七品顶戴的御用雕花工艺师，讲到时今堂弟当上一市之长，溢美之词滔滔不绝。瑞福几次示意他少讲，立鸣误以为大伯是叫他多讲，他认为大陆和台湾都是炎黄子孙，周姓、丁姓都是中华民族的一支一脉，宗族兴旺，族人荣耀，理所当然地值得大书特书的，说到尽兴时，他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本《周氏宗谱》的修正稿给丁体看，丁体从头到尾浏览一遍，连连拍手叫好，对“功名卷”、“民居卷”、“艺文卷”的章节设计，更是欣赏倍至，高声称赞，边看边说，周氏家族诗礼传家，名扬古今，难得难得。周立鸣等人听了，也很高兴，台办曹主任还特别关照丁体，要他在台湾好好宣传西元的古民居，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考察观光。丁体说，那当然，那当然，我不但要在报上详细介绍西元，手头有这么多资料，将来还可以编一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