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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少人指出，1927至1937年是 20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欠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洛、能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不要忘了，就连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也是那个学术环境造就出来的。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予。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丈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40年代的翦伯赞、吴晗到70年代的罗思鼎、梁效，影射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学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过学术?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荚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陈寅恪的幸运，正是我们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