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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有些欣慰：无论是多么激烈的争论，也无论有多少有意无意的误解，那些真诚关心社会命运的作者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卷入新的讨论。好些年前，正当若干争论展开之际，我曾经将《读书》比做一张圆桌，一个可以围坐着展开辩论的空间——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这个空间毋宁是思考、学习和轻声对话的场所。
       大约十年前，崔之元先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及《以俄为鉴看中国》（与昂格尔合作）等文，对俄罗斯正在实行的“自发私有化”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思考，希望中国通过制度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改革之路。这大概是中国知识界对“自发私有化”及其后果的最早反应之一。去年春天，正当有关私有产权入宪的讨论最为热烈之际，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通过对不同国家有关私有财产的条款进行比较，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的意见提出批评。这些文章由于与主流的看法意见相左，在知识界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如果说崔之元的文章引起的争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的话，那么，郎咸平教授有关格林科尔公司在“国退民进”中狂欢盛宴的论文和演说，不但引发了“郎顾之争”，而且也在经济学家和一般公众中产生了激烈的回应。崔之元发表于本期的文章试图在理论上厘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也相信，正像他以往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一定会有许多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如同“三农”问题一样，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和回答势必触及改革的目标和思路等更为根本的问题。正由于此，《读书》杂志愿意以此为开端，邀请持不同见解的朋友们对此展开理性的讨论。
       半个月前，著名的理论家德里达告别人世，在他的身后，有关“解构”和他的一系列著作仍将是许多理论工作者争论的话题。德里达先生曾经访问《读书》，并与中国的学者们座谈，他有关大学、人文学科和无条件追问的讨论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在这里，让我引述他最后的遗言以作纪念：
       “那个不久前的‘辉煌’时代诚然也并不是歌舞升平的。差异与分歧如狂风暴雨，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那种人们用以整合它的同质性。”
       过去如此，以后还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