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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逢这个“日”，媒体就要轰轰嗡嗡一阵，所以，说实话，我对“世界艾滋病日”不是很感兴趣。直至去年的这个“日”，我才“耳目一新”。因为“据新华社12月1日电”，温家宝总理在这天上午专程“到北京市地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我特别注意的是这条报道中的下述一段话：“温家宝胸佩象征着关爱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来到地坛医院的‘红丝带之家’，与3名因输血感染的患者一一握手，并肩坐在一起攀谈起来。”
       我曾在小说《第二次握手》中写道：“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事情”——确实，握手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日日夜夜地发生着，千百万次地发生着，而且今天和今后都将是这样。但是，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的握手，就绝对不普通、不常见了!
       我深有感慨，是因为我对艾滋病有着特殊的了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兼任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在本院做过泌尿系结石手术，手术过程中输了几个血 (一“个”即一份，容量为300毫升)。术后不久，我结识了当时的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曾毅教授和他带出来的博士、也是他的学生兼助手的邵一鸣，并对他们和世界及中国范围内的艾滋病状况作了研究和采访；这样一来，我就咸了当时对艾滋病了解最多的中国作家。我写的报告文学《艾滋病登陆》，甚至一度被一些医学院校作为艾滋病流行病学教材。
       不过话说回来，对艾滋病的了解也造成了我的恐慌：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国被确诊的， 中国境内首例艾滋病是 198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认的(一名外国海员)；接踵而至的是艾滋病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而真情实况像通常那样，经常被捂着。而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人和中国医学界对艾滋病几乎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采血输血过程中的防范措施了——于是问题来了：我的手术和输血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输给我的血是否会带有艾滋病病毒呢?
       这么一想，我顿时毛骨悚然。好在我认识曾毅和邵一鸣，也知道他们掌握着中国最早的艾滋病检测手段，便急忙跑到位于北京宣武区迎新街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研究所去。曾毅创建并主持的我国第一家艾滋病研究室就在那里。他们给我采了血样。一周后，我去拿结果、还好，“阴性”，就是说，没有感染艾滋病毒。我放心了。接着，参观艾滋病实验室并跟邵一鸣聊天。
       其它实验室内各种器材、设备和用具挤得满满的，惟独艾滋病室内空空荡荡，只摆着几张极其厚重的白木工作台，台上也空无一物，而且没有座椅和凳子，所有人都得站着。好在当时“所有人”也才三个。邵一鸣正跟另一个人交谈。我站累了，便随意将后腰靠着一张白木实验台，而当时是冬季，我穿着很厚的衣服，最外面一层是卡其布风衣。邵一鸣偶然回头看见了，大为吃惊，赶忙摆手叫道：“不行，不能靠在那儿!这间屋里什么东西也不能碰，千万不能碰!”
       “这屋里不是空空荡荡的吗?”我问。
       “空空荡荡也可能藏着艾滋病毒，也不能碰!空空荡荡正是艾滋病实验室的特点，以防东西多了沾染和藏匿病毒。”
       “不是说艾滋病毒极其脆弱，很容易死亡吗?”我已经读过不少专业材料，对艾滋病有一定的“学问”。
       邵一呜笑而不答，只是坚持不让我触碰这间屋里的任何器物。当然，我的鞋底不能不踩着这间屋的地板，但这间屋的门外搁着一块具有消毒功能的特殊地毯。
       我想我明白邵一鸣的意思。艾滋病不仅是一种“病”，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为了人文关怀和人类文明，在介绍艾滋病知识的时候就得掌握分寸……
       但我知道，艾滋病病毒虽然脆弱，但艾滋病的传染性仍然很强，它的致病特点仍然非常可怕!艾滋病病每的丞囚组成不停地变异，这就使它像流感病毒一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可能研制出疫苗，也就是不能预防；此外，它又几乎是不可治愈的，一旦发病，死亡率为百分之百；“带毒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潜伏期从半年至十来年，整个潜伏期内都具有传染性，都是社会上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此外，无论艾滋病人或艾滋病带毒者，其所有体液如唾液、汗水、精液、眼泪、性分泌液、小便等等，无一例外，全部带有病毒，因而全都具有传染性——这就使社会生活中最寻常的“握手”往往变得不寻常乃至危险起来，因为人手上绝对不会没有汗液……
       一个基本事实是，温家宝是第一位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懂得2003年12月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意味着什么，但我今天要说，我由衷地向这位总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