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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浊扬清]为“政绩工程”正名
作者:章 明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4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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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到“政绩工程”,人人皱眉,群起而攻之骂之口诛笔伐之。但是,这里有一个名与实之间的误区,不可不辨。“政绩工程”四字,无论如何看不出贬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造福就是政绩,而官员们主持兴建的能够为民造福的工程就叫政绩工程,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为民造福的政绩工程,其中有的已经年代久远,仍然万口赞颂,势必千古流芳。战国时期秦昭王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凿山引水,开渠排洪,使一向苦于水旱的成都平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时间过丢了—两手多年,这项工程还在发挥作用,“民到于今受其赐”。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苏轼先后任杭州太守和杭州知州,他们都关怀民生民瘼,治水浚湖,垒泥筑堤,植树莳花,免除了水患,增添了西湖的旖旎风光。当时人民就亲L刀地称他们修的堤叫“白堤”、“苏堤”,今天我们流连于西子湖畔,有谁不感念二位大诗人的良法美意呢?此外,如清代将领左宗棠在塞外种下的“左公柳”,清末民初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兴建的京张铁路,当代科学院院士袁隆平培育的高产杂交水稻等等,都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政绩工程。极而言之,我以为万里长城也应该归人这个行列。当然会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长城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闭塞停滞,有人说它根本上起不到防御作用,有人说肯定了长城就等于歌颂了暴君秦始皇。我个人则以为长城是功大于过:它确实有几次放过了可汗铁骑,但更多的是挡住了胡人“年年秋熟,南下牧马”,既保护了关内汉民族的农业经济,也促进了塞外少数民族的农耕、冶铁和手工业的发展。长城也并未遮断古代中国对外交通的丝绸之路。长城的修筑始于春秋,齐、楚、魏、燕、赵相继兴建,秦始皇不过把它们连接了起来。时至今日,长城在人们心中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同时也是我国最早最大的政绩工程。
       因此,我以为政绩工程四个字是美好甚至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叫。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首先,确实有利于国计民生;其次,主其事者出以公心,不谋个人私利;第三,经得起实用考验和时间考验;第四,主其事者绝不自我夸功表功。四者兼备,不亦难乎?
       正因为政绩工程有如斯的美名盛誉,于是它早就成为贪官们觊觎的目标。可他们没安好心,自然办不成好事。前些年重庆綦江彩虹桥事件震动全国。该桥于1996年2月12日建成使用,1999年1月 9日整体坍塌,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原县委书记张开科被判处无期徒刑,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被判死缓。此前,当地报纸有文赞之曰:“长虹卧波,綦江一景。”三年前沈阳的慕绥新、马向东被送上审判台以后,留下了三大“遣产”:一是浑河大市场,耗用国家资产16亿元,竣工后绝大部分空置无用;二是沈阳国际棋城,计划投资12亿元,建至一半后废弃;三是与港商合建投资17亿元的大二环快速干道,连年亏损,全部收入都给港商还不够。无独有偶,去年被一审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也有“三大工程”,也是耗资数以亿计,也是一场春梦……凡此种种,不能不让我们痛心、伤心、恶心!
       这些年我慢慢地悟出了一条规律:凡贪官就必有一项或多项与“政绩”完全无关的"32程”,它们的特征是:一,主事者的动机或为升官,或为捞钱,或二者兼而有之。二,没有一项是国计民生之所需,都是损公肥私的骗局。三,都是大规模,大投入,外带大吹大擂大忽悠。四,都是极其短命的,昙花一现,转瞬即垮。有鉴于此,我郑重吁请拿笔的诸君在写贪官行状时,不用“政绩工程”一词,带引号的也不用,以免鱼目混珠。贪官们搞的只是升官工程、贪污工程、害民工程、包二奶工程、拆烂污工程、丧天良工程、骗款外逃工程、空手套白狼工程等等,不妨据实写来。如果说我提的这些词语都不好,那么,我以为在1998年长江大水期间国务院前任总理朱镕基说的“豆腐渣工程”和“王八蛋工程”两个词语都很好,尤其是后者。万一,诸君觉得“王八蛋工程”作为书面表达有点困难,那我就没办法了。
       但也不是绝对没办法,鄙人殚精竭虑,想到了另一个词:“乌纱帽工程”。贪官们搅天搅地,无非是要保官升官,有了官别的全有了。这个词似乎有点概括性,字面也驯雅,不知诸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