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穿衣，衣食住行，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其中吃饭问题排在第一位。吃饭离不开粮食，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的周恩来非常重视。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为了让人们吃饱饭、吃好饭，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问题是他操心最多的事情之一
粮食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需要长期致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粮食问题直接关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生存问题。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民以食为天，中国这句古老的俗语朴素地道出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但他出生不久便家道中落。作为长子，幼年周恩来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使他与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参加革命后，周恩来深入农村的机会更多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周恩来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更加深入。从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到1949年3月进入北平的17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除1938年到1943年夏，再加上1946年这六七年时间基本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生活在农村。就是在国统区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常回到革命根据地。这就使得周恩来对农村和广大农民十分了解，对他们的温饱冷热给予无限的关注。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农村调查情况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他最了解农村，最熟悉农村，最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与温饱，所以他讲农业问题也就最有发言权。
在新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不仅是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最早的人，而且是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最多的人。周恩来十分了解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任总理的27年中，他不仅明确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结合当时的情况多次重申和深化这一认识。我国长期饱受粮食短缺之苦，周恩来深知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他将其地位概括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他指出：粮食是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人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他还指出，“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来平衡对外贸易”。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耗费的心血极多，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据长期担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在1960年至1962年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而运筹帷幄、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现今保存下来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室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他已经在忧虑1958年大浪费之后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958年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事实正如周恩来预料的，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终于渡过了难关。
在“大跃进”中刮起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回来报告后，周恩来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小鹏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当时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从外面调进来的粮食不够销售的需要，粮库几乎挖空了。当时这些省市的库存粮食可供销售的时间，北京仅有7天，天津10天，辽宁9天，上海粮库中几乎已经没有大米。刘少奇曾说，我们国家到了“非常时期”。粮食危机让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粮食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
周恩来一直处于经济工作第一线，并担任了“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非常清楚。1960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是个禁区。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等省市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操碎了心。据原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度危机。1960年12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粮食数量是进口150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知道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我国船只进出这里它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迫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买FO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实了。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粮食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也常问到。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1961年，周恩来到东北视察，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周恩来心里很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周恩来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和副部长杨少桥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周恩来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能够渡过春荒。
让周恩来难忘的一次视察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形成的农村各项“左”的政策，周恩来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4月，周恩来派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开展调查工作20余天。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他又亲自到邯郸农村调查。他先在邯郸市听取了3天汇报，接着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实地调查。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伯延公社召开了部分公社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时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周恩来问坐在他身边的社员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张二廷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
在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仔细倾听着。张二廷诚恳地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这话深深触动了周恩来，他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一阵儿，周恩来问张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二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张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儿，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周恩来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周恩来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在同年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这段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说，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
5月7日，周恩来就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给在京的毛泽东打电话，阐明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食堂问题，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关于供给制问题，周恩来汇报说：“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他汇报的第三个问题是：“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周恩来强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周恩来汇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周恩来再三阐明“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从这份电话汇报记录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广大农民的深情厚爱，也体现出他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
到1961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
粮食系统干部眼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周恩来一周中要把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叫到自己办公室好几次。一次，周恩来请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周恩来又忙于其他政务。当粮食部计划司司长周伯萍翌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周恩来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
据陈国栋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全国人口6亿左右，城市人口1.2亿几百万，‘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至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按过去规定，工作到半夜，就应有夜餐，三年困难时期取消了，但当我们工作到深夜时，邓大姐有时也端给我们一碗素挂面，那样照顾我们，是总理、邓大姐私人招待，公家并不开销。”
周恩来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17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对于各省百姓的口粮比例，周恩来也牵挂在心头。1962年，河北省反映他们口粮中的红薯干的比例过大，周恩来当即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带头在家里吃起了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味道。
当时，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5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对粮食工作，周恩来不仅从宏观上加强管理和决策，还十分注意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现在粮食部门执行的粮食年度，就是1962年周恩来亲自定下来的。当时的粮食年度是从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麦在6月即开始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周恩来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未收割，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很广，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周恩来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
还有许多关系到粮食调运的工作，周恩来也亲自过问。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粮食部向周恩来汇报后，他立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8省市区，长期以来灾情较重，经常出现粮荒。为此，国家每年需要从长江流域各省调进大量的粮食，称为“南粮北调”。为了扭转“南粮北调”，解决这一地区抗旱防涝问题，196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北方8省市参加的抗旱会议，会上提出成立北方农业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等省市的小组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1962年夏，周恩来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人员讲话中，讲到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10个问题，第一是农业问题，第二是国家支援农业问题，第三仍是粮食问题。等到这年秋收后，12月周恩来讲话，才说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粮食产量已逐步上升，但是，棉花又最紧了，成为农业上的关键问题。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1965年已回升到3891亿斤，城市供应就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呕心沥血，把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
身体力行，节约粮食，与百姓吃同一锅饭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陈国栋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周恩来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周恩来在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4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颖超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请人吃饭，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还不免要向客人收粮票。1962年4月2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对他们创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给予鼓励。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薪金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3两粮票。”
1961年5月，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今武安市）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中央有规定，在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之前，中央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干部们不敢破这个规定，但他们不忍心让周总理喝玉米面糊糊，公社食堂拿出当时最好的粮食招待：午餐桌上有馒头、红薯和面条，另有4个素菜。周恩来心中有数，第二天他要求到一个大队的食堂去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来去时，社员们全都提前打了饭走了。结果大队这顿饭吃的和公社一样。
第三天，周恩来到一个没有准备的食堂，群众已经吃过饭了。司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等人见周总理进来了，忙迎上去。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食堂有多少人在吃饭，有几个炊事员，工作忙不忙。这时，周恩来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我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这……”周恩来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看周总理真的要吃，就拿起碗来准备给他盛饭。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要擦碗。周恩来说：“这没关系。”他把碗接过来递给炊事员，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在4天的视察中，他坚持与群众同吃一锅饭。
1962年五六月间，为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周恩来、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段时期。到东北后，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照周总理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一个汤。一次，周恩来来到鞍山，餐厅给他做了四菜一汤，他亲自端下两个菜，告诉留下来下顿热热吃。周恩来点名要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让弄点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同志们担心他不好消化，周恩来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吉林是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在吉林视察期间，当地政府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知道北京供应紧张，早已做好准备。早餐准备得很丰盛，周恩来、邓颖超立即提出了意见。邓颖超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食油也很紧张。这个菜单送到了食堂，一位老厨师看了十分感慨说：“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在旅大（今大连）视察期间，周恩来下榻在大连宾馆。深夜，周恩来仍在灯下工作着。这时，服务员小刘给他送水。周恩来便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家里有几口人到做什么工作，同小刘攀谈起来。周恩来问：“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小刘回答：“基本够吃。”“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周恩来对小刘的回答表示满意，对她说：“你说得很对。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小刘顿时惊诧不已，周恩来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我懂。”“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小刘果断表示：“我们保证做到。”周恩来笑笑说：“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小刘低头沉思着。这时，周恩来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后，小刘兴高采烈地向周总理汇报了调查成果。一天节约3钱多，每餐只1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罢，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人家说能办到。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周恩来还指示旅大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旅大市委及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转东北三省，全区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的节粮高潮。
在文革动乱时期，
周恩来为了粮食问题呕心沥血
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周恩来为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为保证全国人民能够有饭吃，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忘我工作。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人民要吃饭，农业生产绝对不能停止。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夺权”狂风后，全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为尽量减轻因“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周恩来于3月14日提出“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
文革期间，许多地方出现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经济作物的倾向，棉、油、糖的生产都呈下降趋势。1970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讲，要提倡粮棉双丰收，要保证棉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那几年，为了发展棉花生产，周恩来决定国务院每年派出棉花工作组，到主产棉区帮助工作，从播种到收购，一抓到底。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油料生产的发展。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邀请了山东、河南、四川、江苏等12个油料重点省的负责同志，专门座谈油料生产和分配中的问题。1971年3月和1974年底，分别召开了棉、油、糖和棉、油、糖、烟、麻生产会议，对经济作物的生产作了全面部署。周恩来在会上说，油料产区要努力多作贡献，一般产区要做到食油自给，要在短期内解决吃油问题。油料的品种多，各省都要向这方面进军，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
毛泽东曾提出藏粮于民、藏富于民，周恩来经常督促粮食部门的同志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1963年，周恩来提出，国务院决定在农村建立集体储备粮。此后，国家、集体的粮食储备逐年增加。1967年5月3日，周恩来接见14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发表谈话指出，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他主张“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这就从政策上给广大农民以鼓励，从而调动起千百万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段话是周恩来在文革时期讲的，就更显得难能可贵。1968年11月8日，周恩来对李先念等人讲：粮食可以分一部分给农民管。他提到了陕北在三年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曾在农民家里看到有三缸粮食、一缸酸菜，感到宽慰，不然怎么能打三年半。
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曾忧心忡忡地对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文革期间，在粮食紧张、国家外汇也不宽裕的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粮食进出口“以出养进”的做法。周恩来提出：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粮食、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周总理“以出养进”指示的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1971至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10年动乱期间，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而全国粮食会议每年都照常开，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这动乱的10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靠着周恩来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筹划。
1972年初，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这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同年11月的全国粮食会议上，他首先指出“三个突破”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同时，鉴于非农业人口也增长过快，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以后几年职工人数、工资、非农业人口，粮食销量的增长速度都明显地缓和下来。
1973年，周恩来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对国情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1973年3月26日，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首先还是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就是农轻重的次序。因为人首先是要吃东西、穿衣服。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我国有8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人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
建国后，我国农村面貌发生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各种原因，相当多的农民仍处于贫困状态。周恩来对农民有着真挚的情谊，对很多农民过着贫困生活深深自责。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陪同外宾访问延安。在延安，周恩来得知：一些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挣2角5分钱，群众连玉米面粥也吃不饱，乡亲们出门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甚至一家五口盖一床被子。周恩来哽咽地说：“我有责任。我身为人民哺育的一个战士，国家的总理，对不起老区的人民。”他话说不下去，痛苦地流下眼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调减粮食收购数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在解决粮食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今天，我国百姓正从温饱向小康迈进，我们完全可以告慰为粮食问题呕心沥血的周恩来总理。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