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茂岳，妇科大夫，回族，中医世家之后。他于七七事变来到延安，在延安中央医院8年中，经他接生的有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贺鹏飞（贺龙的儿子）、陈伟力（陈云的女儿）等多达3000余人。他曾给毛泽东、王明等看过病，并因给王明看病而遭无枉之灾被关押一年多。解放后，他先后在北京医院、平安医院任职，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1959年，当选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科协副主席，1987年7月17日逝世。
早年情形
金茂岳祖籍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历城区)小金庄，祖父家贫，后来到清真寺学念经，并做了阿訇。其父金有重读过私塾，喜欢看药书，学点医道，后来给人看病开药。金有重起初在自己家开药铺，后来搬到泰安城南关开铺子，由于经营不善，关门歇业，后来又第二次出来，在泰城西门外白衣堂街开“仁和堂”药铺。
受家庭影响，金茂岳小的时候曾在清真小学里学过阿拉伯文。1912年，金有重在清真寺里办了一个当时十里八乡唯一的一个洋学堂。金茂岳毕业以后，到泰城萃英中学读书。当时生活十分艰苦，金茂岳包了学校一个教室，负责打扫卫生，晚上还做一个大教室的煤油灯、反照灯的添油和擦灯罩工作。就靠每月勤工俭学的几块钱，金茂岳买书，交学费。1927年，高中毕业以后，他被保送到济南上学。
金茂岳选择了学医。他的父亲金有重已经是一个中医大夫了，但对外伤和孕妇的难产问题解决不了。回族群众因为自己的宗教生活习惯和家庭经济原因，一般都不到西医医院里去，因此，特别希望有自己的民族医生，大家都希望金茂岳学会外科和妇产科的技术，回家开业。
金茂岳在齐鲁大学报名学医预科，预科2年，医正科5年。因预科学完后考试有机化学没及格，所以留级一年，在这一年中，金茂岳学习了配药。
1935年，金茂岳在齐鲁大学医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附属医院，协助妇产科代理主任恺大夫。七七事变以后，齐鲁大学迁到成都，金茂岳因拖家带口未能远走。这期间，齐鲁大学老毕业生王禹昌，组织未撤离的医护人员于10月10号到兖州集合。当时，王禹昌已回南京，金茂岳等便到南京卫生署找他，在这里认识了南京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张查理。当时，成立了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为副队长。日军攻陷南京后，医疗组撤到汉口，在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在贵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其经费由宋庆龄领导的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金茂岳所在的医疗队手术组在12月27号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王禹昌、侯道之分别为正副队长。第二天晚上，二十三医疗队的二十几个人，坐上火车往北走，1938年1月1日，该医疗队到达郑州，1月3号到西安，到达西安以后，他们曾要求到国民政府军医署所辖的伤病医院去工作，由于国民政府职能部门矛盾重重，他们被拒绝。
当金茂岳所在医疗队在西安要求工作未果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伍云甫来到该队驻地。伍云甫询问了二十三医疗队的情况以后说：“这里不要，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工作？延安有伤病员，同时还有群众，缺医少药，欢迎你们去。”伍云甫把这个情况向林伯渠汇报后，林老说：“国共合作是打日本主义，谈不上什么党派问题。”
当时对于是否去延安，医疗队内部分歧很大。在西安的中国红十字会三十三医疗队与二十三医疗队是一个中队，中队长是绥远蒙古卫生院的院长桑佩恩，他决定两个队都去延安，而二十三医疗队副队长王禹昌主张不应去延安。队员纷纷问金茂岳说：“老金，我们是一个人，没关系。行，我们就干；不行，我们就跑，你呢，还带着几个孩子，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金茂岳就家属问题询问伍云甫。伍说：“不仅你们去了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欢迎，也给他们安置，而且还优待。”
1月5号，林伯渠亲自找医疗队成员谈话，他讲：“现在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决定打日本帝国主义，军委坚决执行。你们参加抗战医疗工作，我们很欢迎，我们也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给你们一些方便。延安有工作，有伤员，有病员，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林老还说：“这里很多青年到延安去学习，参加抗战，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在林老的鼓励与指引下，金茂岳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毅然来到延安。
1月10号，二十三、三十三两个医疗队的成员及家属由八路军的两辆卡车送到延安。就这样，金茂岳掀开了他人生中光辉的一页。
来到延安
1月13号，金茂岳等到达延安城，当晚，该医疗队受到十八集团军及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医疗队成员备受鼓舞，纷纷表态要加倍努力工作。
经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的介绍，妇产科金茂岳与内科谢金奎留在了该医院。医院给金茂岳大夫安排了一个窑洞，还安排他的两个孩子到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到达延安第三天，金茂岳便开始了工作。
1938年春天，白求恩大夫在马德里保卫战结束后来到延安，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带着白求恩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傅连暲、金茂岳陪同白求恩参观了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白求恩参观以后，称赞窑洞说：“这个地方好，这里有窑洞，不怕敌人轰炸。”
3天以后，白求恩又来到边区医院，这一天，他穿着咔叽布工作服，戴着八角帽，帽上有红五星，左臂上戴着八路军的臂章，光脚穿着草鞋。白求恩对金茂岳说：“你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工人？”金茂岳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医务工人，我还要向你学习。”金茂岳是惯常打扮：西服、皮鞋，穿着袜子。
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忱。他对病人一个个地问，一个个地查，然后把情况详细记在本子上，再做出诊断和处理。金茂岳一面陪白求恩查房，一面为他做现场翻译。当白求恩看到医院优待日本伤病员时，激动地说：“中国抗战一定胜利！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领导机构，有这么好的俘虏政策，还有这么好的窑洞不怕轰炸。真是伟大！伟大！”
金茂岳邀请白求恩为萧劲光的女儿萧平做扁桃体割除，他做助手。做手术时，全身麻醉了的萧平躺在手术床上，白求恩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体取了出来。麻醉过后，萧平站了起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金茂岳对白求恩说：“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白求恩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头）去想一想，有了这个（手）去为他解决问题嘛！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白求恩大夫的话，使金茂岳深受启发。
几天以后，白求恩大夫又来到边区医院。他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来金茂岳明白了白大夫的意思，他是主张战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应该一心一意为伤员着想，应该到战场上救护和医治伤员，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坐等伤员来找医生。后来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去了晋察冀抗日前线。白求恩临走前为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的痔疮动了手术，解除了傅院长的痛苦，留下一个特殊纪念。
白求恩介绍了他在西班牙使用的马鞍手术箱，这一点对金茂岳启发很大，他也模仿着做了一个，对后来的医疗以及伤员抢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与白求恩大夫的接触，金茂岳深受启发和教育。从此以后，他牢牢记着：作为医生，就要一切为病人着想。
给江青接生
1938年夏天，延安成立了中央总卫生处，傅连暲任处长，筹备中央医院，主要是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服务，也兼管边区政府系统的医疗工作。当时中央医院由中央组织部领导，党政工作均由副部长李富春负责。1939年9月，金茂岳调至中央医院任医务副主任并且主持妇产科。后来，组织上调黎平（1942年与金茂岳结为终身伴侣）与魏洁去妇产科做助产，组成了妇产科的基本班底。
1940年7月，江青来到妇产科生产，因为是第一胎，所以很紧张。金茂岳给她做了细致的产前检查，并教给她一些生孩子的常识，8月3日，江青在医院顺利生下了李讷。
江青住院期间，毛泽东曾几次前来探望。一天，毛泽东又来医院，对金茂岳的关照表示感谢。他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聊着，在了解了江青住院的情况后一再叮咛说：“江青参加革命期间不长，对她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中央医院副院长石昌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听了说：“医院病人需要安静修养，发电机的噪音太大，是有影响。应该让他们搬远些。但现在江青在这里住院，若马上搬走发电机，恐怕会产生误会，影响不好。还是等江青出院以后再说吧。”江青出院以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了。
江青临出院时，撇下了一句话：“唉呀，这次总算活着进来，没有躺着出去……”
9月16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请客，答谢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傅连暲、石昌杰、金茂岳等17人来到杨家岭。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着招呼大家，朱德总司令夫人康克清也被主席请来做陪。
这些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内科主任毕道文大夫，生于印尼，祖籍广东，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马德里陷落后来到中国，他在魏一斋的翻译下，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畅谈了自己的经历。毛泽东也关心地询问了黎平的入党问题。当时，宴会分别在两个窑洞举行，毛泽东陪男同志们一桌吃，康克清、江青陪女同志们一桌吃，宴会气氛融洽。饭后，江青借来照相机，给大家拍照，毛泽东与男医生们在窑洞外合照了一张，康克清和护士们在窑洞里合照了一张。
金茂岳的儿子金德崇在近年曾去看望李讷。李讷很有感情地说：“是你父亲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在延安，金茂岳带领的妇产科在8年中接生的孩子有3000多个，他有个本子，记录着孩子出生的相关情况。在这3000多个孩子中，大部分是中央机关领导干部的子女，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陈云的女儿陈伟力、萧劲光的女儿萧凯等。
给毛主席看病
延安中央医院在当时主要承担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医疗保健工作。
40年代初毛泽东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写作和思考，患上了肩周炎症，肩膀疼痛，胳膊麻木。1942年初，金茂岳到杨家岭给毛主席诊病。听主席叙述完症状，并做了检查以后，金茂岳说：“主席，您患了肩周炎，很可能就是因为劳累和受风引起的。我给您开一些药，再配合按摩针灸治疗，会好的。”说着就检查了主席的居住环境。窑洞很简陋，外面靠门口有两把椅子，里面靠墙为办公桌，对面为防空洞。金茂岳说：“主席您看，您这张桌子的位置正对着防空洞的洞口，从防空洞里吹来的冷风正吹着您的肩膀，您应该把这桌子挪一挪地儿，避开那个防空洞口。要么，就在防空洞洞口挂上个布帘挡挡风。”
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
这次诊病，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还引用这件事。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所谓学风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一样，漫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后来整理出版，后面的一句话就用“……”取代）毛主席幽默的比喻说得大家掌声不断。
在那次诊病中，毛主席“预防为主”的话引起了金茂岳的重视。1943年春，中央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44年，中央医院的秧歌剧《护士拜年》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毛泽东赞扬说：“卫生秧歌好！”
为了提高妇女防病意识及普及卫生知识，金茂岳还到女子大学讲授《妇女卫生》课程。他还在边区政府举办过助产训练班，给农村培养助产士，以解决农村因土法接生婴儿和产妇死亡率高的问题。
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金茂岳为代表的广大卫生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延安的卫生状况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妇女卫生工作。如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统计产妇死亡率为3%，而延安中央医院仅为1.2%。
王明中毒事件
1942年春的一天，金茂岳接到通知，要他到杨家岭去参加一个会诊，金茂岳赶去一看，傅连暲、马海德都在那里。他们说王明因为心脏不好，长时间失眠，发生了休克，正在抢救。事后，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王明自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称身体不好，长期处于休养状态。王明身体确实不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其都很关心。王明住院后，主管中央医院的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嘱咐傅连暲要对王明的病认真负责，毛泽东也曾亲自来探望王明。
李富春和傅连暲交代金茂岳，要他给王明检查身体，还专门组成了医疗小组，由金茂岳主要负责。开始金茂岳认为不合适，提出自己是妇产科专业，最好能找内科大夫主治，李富春说：“你是党员，中央觉得你管比较合适，你和其他大夫关系比较好，还是希望你协助傅院长管一管，其他再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研究。”
王明住院时，院里腾出3间窑洞，其中一间给王明单住，隔壁一间是他妻子孟庆澍带着儿子住，还有一间是给他的警卫人员住。
王明住院以后，金茂岳为他进行了多次检查，发现王明的心脏有点儿肥大，有些杂音；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同时，他还得过胸膜炎，有点儿咳嗽，肺部不太好。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向傅连暲作了汇报，又找黄树则、马海德等会诊，研究治疗方案。大家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恶化，先把扁桃腺割掉，其他就是调整饮食和休养了。
金茂岳把情况详细告诉了王明，王明同意。可当时手术需要用的麻醉药、消炎磺胺药片和静脉注射用葡萄糖，中央医院都没有，便向军委卫生处请求支援。王明也给军委写了信，并让他的警卫员专门去取药。而这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手术无法进行。金茂岳就用刚拿来的、当时最好的消炎磺胺药片给王明服用。服用两片以后，王明就感到心脏有些疼痛，磺胺药就停用了。
后来，针对王明的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采用了传统的甘汞疗法为他治疗。这些诊治和用药方案，都是经过医疗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一段时间以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就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当时只通知了白班护士。在护士交班时，上白班的护士忘记了停用甘汞的交代，加之护理记录也有疏漏，夜班护士给王明继续服用甘汞，使其病情有所加重。后来，又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医李鼎铭来诊治。李鼎铭诊断后，认为王明肝火旺盛，他开了方子，金茂岳看了一下，是黄连和茱萸等。李鼎铭要求在服用中药期间停服一切西药，一段时间后，王明病情渐有好转。
同年春，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到中国为王明治疗，金茂岳将延安医疗小组给王明治病的情形告诉了阿洛夫，特别讲了王明服用了磺胺药感到心脏疼痛而停用的事。但是阿洛夫却说，他过去给病人使用过这种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特意从苏联带来了磺胺药，准备继续给王明服用。结果王明服用磺胺药后又出现过以前症状。
后经化验查出，王明尿液里汞含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澍一听说便到中央医院吵闹，怀疑医疗小组幕后有人指使，吵着一定要追查出幕后操纵者。
金茂岳回忆说，他在为王明治疗的后期，有好几次去王明家诊病，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党证。
金茂岳说：“我哪有国民党证？我不是国民党员。”
王明说：“你是！因为你是红十字会的人。”
金茂岳解释说：“参加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员，有许多人不是，我也不是。”
后来，金茂岳再去王明家时，王明又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国民党党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做一个证明呢？”
金茂岳说：“我确实没有国民党证。我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
当时，王明向金茂岳逼要国民党证，显然就是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谋害自己的，借机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澍到中央医院闹了以后，中央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重新会诊，并派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解会。按中央的意见，傅连暲组织了延安各医院的主要医生进行大会诊。参加大会诊的有黄树则、王斌、陈应谦，还有马海德，边区政府的曲正也参加了。金茂岳介绍了王明的病情、诊断、用药等情况，会诊人员一起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医生一致认为针对王明的病情，金茂岳和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是有一定疗效，但服用时间过长，导致了病情的加重。金茂岳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合格，措施不当造成的一次医疗事故，不存在“暗害”问题。事后，中央医院将会诊结果上报了中共中央。
为此事，金茂岳也为自己经验不足和疏忽感到歉疚，特意到王明家中向他致歉。王明当时表示：“这也不能怨你。”但此事并未了结，王明的妻子孟庆澍不断向中央告状。就在阿洛夫来延安的那个月，中央办公厅有人来通知金茂岳：“去给首长看病。”结果他一到枣园便被社会部的人拘押，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在拘押审查时，康生指使人对金茂岳大搞“逼供信”，要金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有意谋害王明。但金茂岳实事求是，不承认任何不实之词。后来，康生派人到山东金茂岳老家调查金茂岳的家庭情况。
在金茂岳被拘押审查一年多后，有一天，突然有人通知他说：“老金，你好久没参加晚会了，今天晚上礼堂有晚会，你一定要去啊，愿意跳舞就跳舞。”那晚，金茂岳参加了晚会，毛泽东也出席了。有人把金茂岳领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金茂岳，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啊。”晚会后没几天，金茂岳就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央医院工作岗位。
事实很清楚，王明对党中央批判他的错误怀恨在心，趁机发难，把他的病情恶化，说成有人要通过傅连暲、金茂岳来暗害他，借以中伤中央领导和毛泽东。
后来，1971年王明在苏联发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他在叙述他中毒的过程之后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金茂岳当着他的面承认下毒。王明写道：
金茂岳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您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
王明还在书中发表一首七绝《大会诊结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物证分明人证清，金医跪哭诉真情。阴谋毒害泽东计，揭露神医蛇现形。”
后来，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专门就此事访问了金茂岳。因脑血栓瘫痪在床的金茂岳气得用力欠起身来说：“王明放屁！混蛋！没有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在金茂岳被关押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上学的儿子金德崇也被拘押审查。后来，金茂岳教育金德崇说：“孩子，要记住毛泽东说的四个大字，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救了咱一家子啊！”
获得很高荣誉
1940年前后，红十字会调遣金茂岳和他这支医疗队返回西安，由于受到齐鲁大学哲学教授劳津以及国际友人马海德、白求恩等人的影响，金茂岳考虑之后，决定留在延安，而二十三医疗队的其他成员都走了，从此以后，金茂岳和中国红十字会就没有联系了。金茂岳留在延安，受到很好待遇，给他配备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马夫。炊事员李子敬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长王首道送他一匹红马；贺龙给金茂岳两匹马，一匹白马驮东西，一匹日本黑马出去看病骑的；医院也给金茂岳一匹马。当时延安很困难，一匹马比现在一辆小车都珍贵。还分给他了4个窑洞，吃饭是实报实销的。
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金茂岳被评为“先进妇女工作者”，颁发了保护妇女利益的奖状。由于兼职女大教授，女大学生特意用布刺绣上“民族之光”4个大字，赠给金茂岳。
1941年前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先后为金茂岳题了词留念，并且鼓励他不断地进步。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毛泽东敬赠金大夫”；周副主席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茂岳主任周恩来”；朱老总的题词是：“茂岳同志纪念不但医人 还要医国朱德”。领导的勉励与题词，深深地影响了金茂岳。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他努力奋斗，取得了可喜成绩。他曾说：“我们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否则，就对不起党的关怀！”
组织上一直都在关心着金茂岳的进步，毛泽东和他谈过入党的问题。
1942年3月28日，中组部长陈云打电话叫金茂岳去一趟，当时金茂岳以为陈云生病了，到了以后才发现是谈入党问题。陈云讲了共产党员的两个条件：一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世界；二是共产党要为人类牺牲，服从组织。金茂岳表示愿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怕牺牲。后来提到自己是回族。陈云说，这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谈完话后，陈云打电话请来两位同志，一是中央医院院长石昌杰，一是院务秘书长苏爱吾。在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张凯的挂着鲜红党旗的房间里，金茂岳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后，陈云说：“茂岳同志已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你们3人是一个党小组，石昌杰同志是组长，你们3人一起过组织生活。”
抗战胜利后，金茂岳在河北平山朱豪医院继续为中央机关服务。1949年4月随中央进入北京，在北京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1952年4月，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其间任卫生部医学科委员、妇产科委员、中华医学总会编委委员、北京市科协委员等职。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1959年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代表和自治区科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迫害。1972年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其间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常委。1981年退居二线，任卫生局顾问。
1983年12月离休。1987年7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