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两年中，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献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历史画面：
“两个凡是”的出笼与中央工作会议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是华国锋指示人民日报社理论学习组的有关人员写的，其要点是突出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它公开提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观点，达到“抓纲治国，实现天下大治”。在此之前，华国锋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提法。随后，他要求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社论中。这篇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的文章，原来“两报一刊”没有一个人参与撰写，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当时新组建的中央宣传部也不知道。它是由曾担任康生秘书、康生死后担任中办副主任、负责文件起草的李鑫领导的理论学习组起草，经李多次修改而成的。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围绕着“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会前，华国锋亲自召集为他起草报告的人们，系统地布置这个报告的想法、观点以及内容结构等，中心意思就是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等全国人民最敏感的问题。
起草报告时，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予以尽快平反。但叶剑英的这些正确意见均未被华国锋所接受。会议举行时，华的长篇讲话贯穿“两个凡是”的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肯定“天安门事件”，并针对当时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指出：“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他再次强调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后，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公开支持许多同志批评“两个凡是”。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两个凡是”不行。陈云、王震针对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分别在小组会议上发言。
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义正词严，虽然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压制，不让发会议简报，但却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意见的正确。
邓小平当时曾强调指出：“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他在华国锋执意坚持并全面推行“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全党拨乱反正和揭批查“四人帮”运动正常开展的关键时刻，虽然尚未“平反”，却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胆略和气魄站出来，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科学概念，把两种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争论、斗争与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并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从此，思想界开始出现一些突破“两个凡是”或某些旧的、新的“禁区”的文章，它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各项工作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活力。
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坚决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以各种形式表达强烈要求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小组的成员毅然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词选》上下卷共1032页。人们竞相抢购，供不应求，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读物。
从粉碎“四人帮”后经过长达9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消息公布当天，全国军民一片欢腾，不少地区出现了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再次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准确的、完整的科学认识，要正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而展开讨论
1978年5月5日，华国锋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一天，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打响了向“两个凡是”进攻的第一枪。
5月9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
5月10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为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7000字文章，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他是应《光明日报》的约稿写成的，原准备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光明日报》新任总编杨西光最后审定时，毅然决定将这篇文章从《哲学》上撤下来，组织修改后放在第一版。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真理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高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这篇文章几经修改定稿后呈送胡耀邦审定时，他决定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
5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时曾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一种是充分肯定；一种是无理地斥责。
5月17日，汪东兴“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指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帜的。特令主管宣传的张平化、李鑫等压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几个人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汪东兴还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实际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指责有关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旗帜”，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华国锋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再次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根本扭转了形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30多年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大讨论。邓小平曾对这个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还说，“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需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开始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充分准备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闭幕式之前开了34天，之后开了2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8人，分6个组讨论。11月10日下午举行开幕会，华国锋在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也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天安门事件等6个问题。这6个问题涉及重新评定文革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革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归根到底涉及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会议原定的框框，博得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
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与会同志首先分析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进展情况。大家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次政治运动搞了两年多了，主要问题已经解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到1978年年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可以结束。因此同志们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重要决策，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会同志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了解了“两个凡是”提出的经过和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后，大家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事，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是什么“砍旗”、“丢刀子”等等，那么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平反，“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就不可能纠正，全党工作着重点也就不可能转移。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接着，他对经济工作提出了5点重要意见。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式，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接着，他深刻论述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并强调指出：处理遗留问题分清一些人的功过，纠正冤假错案，也是解放思想的需要，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为了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他重申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即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索地解决，不能拖泥带水。……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标志着我党第二个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鉴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这次全会只开5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因工作需要列席了会议。会议于12月18日晚举行全会开幕式。19日至22日看文件和进行小组讨论（分6个组讨论）。22日晚举行全会闭幕式，通过文件、公报、陈云和华国锋的讲话。
12月18日，各组传达讨论17日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好三中全会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议程、时间安排和会议开法；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对4位犯错误的同志，给他们一段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不在这次全会上作检查；表示要发扬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集中精力，开好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贯穿这次全会的中心思想。围绕这个主题，全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二）围绕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全会认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全会提出的这些思想，是我们党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
（三）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之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充分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表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全面整顿的功绩，指出：“‘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会议认为，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化”而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四）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全会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五）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法纪。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纪。
（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并选举了中纪委的常委和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逐渐形成一整套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30年来，“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已经成为全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政治信念。30年来的历史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深远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