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以及华北等许多城市活跃着神秘的“国际特科”组织，“国际特科”行踪诡秘、大胆机智，在沦陷区探情报、烧仓库、炸铁路，给予日寇重大打击。日寇首脑被搅得心神不安，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严令属下着力破案，但始终线索渺茫。红色“国际特科”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原因，这些隐蔽战线的勇士一直鲜为人知，致使英雄无名，湮没草莽……
笔者有幸在上海见到原“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国际特科”重要成员张逸仙的后人张列力等，又在哈尔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拟揭开这段历史之谜之一斑。
杨靖宇的前任杨奠坤成为
“国际特科”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占东三省，蒋介石令张学良将几十万东北军调进关内。日军在很短时间就占领沈阳、四平、吉林、长春，又向黑龙江省政府所在地齐齐哈尔进攻。留守将领李杜、马占山团结当地军民，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边浴血奋战——这就是著名的“江桥抗战”。消息传到哈尔滨，全市人民热血沸腾。
中共党员、共青团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杨奠坤来到哈尔滨，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退守哈尔滨的东北行政长官张景惠准备投向日寇，其警备大队长于镜涛更属铁杆汉奸，许多下层军官对他们极为不满。杨奠坤与大队部军官周维斌等人商议，准备在12月7日晚12点起义，把队伍拉出去抗日。但由于计划不周，被于镜涛察觉，12月7日晚，于以请各中队长吃饭为由，将这些军官集中一处喝酒，不许出入；又暗中将驻扎市内各中队调动市外，使起义无法发动。随后，日寇占领哈尔滨。后来，这支队伍的不少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省委书记罗登贤分配杨奠坤代理军委书记，派他到吉林省磐石县开展抗日斗争。杨到磐石以后，与李红光等一道将中心县委原有的“打狗队”改编为“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组织中朝农民联合抗日，收缴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接着，又策反营城子士兵，组织“老七连”哗变，游击队由几十人扩展为几百人的抗日队伍。日寇闻讯，率一个中队日军和两个连的伪军扑来。游击队占领有利地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日寇伤亡惨重，仓皇逃跑。游击队及时转移，站稳了脚跟。
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中弹，无法行动，县委决定他回哈尔滨养伤。
磐石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一军，李红光任军长，以后又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李红光牺牲以后，杨靖宇任总指挥。抗联第一路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浴血奋战，声威大震，杨靖宇成为闻名世界的抗日英雄。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决定在各国共产党中抽调优秀分子组织“国际特科”。1932年冬，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满洲军委负责人王东周和伤愈后的杨奠坤由中国党转向“国际”，做国际情报工作，与中共脱钩。
王东周、杨奠坤、高成仁等成立了3人领导小组，王为组长，杨是副组长。工作直接归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领导，不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
特科小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掌握日军布防和动态。
初春的一个下午，杨奠坤约新发展的成员庄紫封与王东周会面。庄紫封左手拿着两本书，从同发源百货商场向偏脸子方向走，走到十五道街口，远远看见杨奠坤和一位精干的男子迎面走来。那名男子穿半旧雪花呢大衣，戴着平顶皮帽，眼睛炯炯有神，注视着庄。杨奠坤告诉：“这是老王同志，你们谈吧……”王东周同庄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跟我来。”便向道里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走去。
王东周与庄紫封商定，首先建立起通信联系网络。当时，哈尔滨一中有个公共放信处，放的都是学生来信，庄紫封拟定了几个假名字，凡有外埠来信交换情报，就寄到那里。庄紫封取走以后，交给王东周、杨奠坤处理。
过了一段时间，王东周把一位赵先生介绍给庄，约他到南岗大直街电车终点站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瘦高，脸色微黄，原是警官学校毕业，现在铁路工作，出言谨慎。二人约定：以后每周二下午下班都在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把搜集到的情报和外埠来信交给庄紫封，庄再转交出去。
杨奠坤陆续又介绍陈鸿钧、张学彦、李丙五、张之伦、张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参加国际情报组织。
本是生意人的张逸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毁家纾难，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和一批爱国志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任总参议。军事斗争失败后，去关内找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失望而归，与杨奠坤联系以后，铁心抗日。
经过一番努力，特科小组在哈尔滨建立起多处秘密联络点，一个系统的情报网络初步形成。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的一举一动，都在特科小组的监视之中，也都在共产国际和远东苏联红军总部的掌握之中。
1934年春天，杨奠坤与张逸仙、阎荆璞等5人秘密去苏联，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秘密学校学习。校长缪勒尔似乎是德国人，学校教官大都是苏军现役军官，学习课程包括军用化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等。为了保密，苏军教官给他们每人都起了一个好听的俄国名字，杨奠坤取名“瓦尔德尔”、张逸仙名为“古斯塔夫”、阎荆璞名为“马克斯”、刘士恒名为“魏利”等等。
学习结束时，已是冬天,杨奠坤等3人已先期回国。张逸仙和学员老浦一组，计划偷越国境返回。他们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在隆冬里跑了好多天，到达满洲里附近中苏边境。下了火车，寒风刺骨，像刀子似的扎脸。苏联红军给他们发了皮大氅、毡靴。那毡靴直穿到大腿根，人好像是被架到了半空中，走起路来像是踩高跷。
休息3天以后，苏联红军士兵领着他们去边境看地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大约到对面扎赉诺尔车站的时间。
半夜11点，张逸仙和老浦出发，苏方又给他们发了御寒的烧酒，一位军官交给他们一只信鸽，约好到扎赉诺尔放飞回来。苏联士兵持枪直送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方，才握手珍重道别。
两个人在漆黑的夜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边境枯草地上艰难跋涉，走了10多里路，一道未冻实的小溪横在面前。张逸仙“咔嚓”一脚踩破了冰面，陷入水中，拔出腿来，已经变成了一只冰靴子，顿时浑身冰冷，冻得牙直打颤。可此地空阔无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无法脱靴整理，只好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天蒙蒙亮，登上一座小土山，见不远处有一所红房子，以为是扎赉诺尔，便放飞了信鸽。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一点也不假。明明已经看到了红房子，可是怎么走也不到，一直走到上午10点，才接近那所红房子。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扎赉诺尔车站，居然是“满洲国”国际警察派出所！这还得了，这不是往死里送吗？幸好日本人没设瞭望哨，还没发现他们。两人扭头拼命往回跑，虽然又乏、又饿、又渴、又累，也不敢松一口气，直跑到下午两点，回到大荒野地，才觉平安。正想喘口气，一眼看见草丛中有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顿时毛骨悚然，又赶紧再跑，直跑到太阳落山，才跑到火车站。到跟前一看，这里哪是什么扎赉诺尔啊，这已经是扎兰屯火车站了。在慌乱中，他们懵懵懂懂地越过了扎赉诺尔。
稍事喘息，回到哈尔滨。张逸仙右脚3个脚趾头已经发黑，只好到医院做手术。
1935年春，张逸仙赶到天津，和杨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组，杨奠坤为天津组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在扩大组织工作中，张逸仙陆续联系了一批爱国志士加入特科组织，并布局全东北，把杨省三派往大连，黄一民派往锦州，裴志亭派往安东，季书元派往张家口，冯子宾在天津留守。他还让妻子张琴玲负责来往联系交通等等。
杨奠坤介绍加入组织的张之伦，也陆续发展了一批志士，共产党员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陆续加入国际特科。黄振林、赵国文等人也陆续到苏联受训，娴熟地掌握了各种纵火、爆炸技术，回国以后，他们独立于杨奠坤系统，和秋世显等人一道，成为大连、奉天（沈阳）、天津等组织的领导人。
共产国际所属的“国际特科”究竟有多少批人、多少组织，由于特殊的原因，目前还是难以数计，谁也说不清楚，成为历史之谜。
截获暗杀斯大林计划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郊区奋起抗击日寇，双方相持20余日。第10天——8月2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收到一份十万火急密电：日军已调至上海10个师团，舰艇80余艘，飞机200余架。今早6时，日军第18师团、114师团陆续到达吴淞口，从华北调来的第6师团明日到达川沙港。日军在此集结兵力已达30多万人……
潘汉年感叹：情报真及时！“影子”总是神出鬼没！
潘汉年向延安总部汇报以后，立即转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
那么，“影子”究竟是谁呢？这就是著名国际特工武田义雄——“国际特科”又一行动组组长的代称，时任日本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兼中国课课长。
武田义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战线屡建奇功，为最终战胜德、日法西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38年，“影子”获得日军一个惊天大阴谋：刺杀斯大林！
这是当年11月，武田义雄被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急招赴新京（即长春），与江上林正芳大佐等有关情报人员会商，拟定了“乌苏里虎”计划。这计划主要是成立一支突击队，相机刺杀斯大林。主角是苏联叛逃者——原苏内务部远东分部部长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上校，另外几个也是俄国人，有的是逃兵、有的是白俄，都是身材剽悍、仇视苏维埃政权者。关东军特高课把他们飞送日本大本营训练，然后，再由大本营参谋本部把他们送到土耳其。1月24日前，从边境的乔鲁河上游进入苏联境内，然后，潜入苏联旅游度假胜地索契，在苏共中央领导常去度假的马采斯塔疗养院温泉附近，寻机刺杀前来度假的斯大林。
武田义雄吃了一惊，但表面不露声色，将情报转交给联络员中西功，由他迅速转告共产国际情报部在上海的负责人佐尔格。留西柯夫的突击队进入苏联以后，一路顺利,但刚潜入索契，就遭到红军内卫部队的围歼，“乌苏里虎”计划彻底破产。
其实，这位武田义雄也是中国人，他原名王义雄。1910年出生于旅顺口，5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日本岩手县定居。1925年，父亲病故，15岁的他被武田弘一收为养子，改名武田义雄。1929年武田义雄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任日本陆军参谋部参谋，1934年武田义雄中佐任驻苏联使馆副武官。
当年11月28日，武田义雄参加苏联政府举行的一个招待会，邂逅中国人张浩。张浩当时是工人领袖，在东北开展过工作。他乡遇故知，两人相谈甚欢，有说不完的话。当时，武田24岁，张浩37岁，两人逐渐成为莫逆之交。武田从张浩那里看到大量进步书籍，思想进步的他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第二年（1935年）2月1日，在张浩介绍下，武田义雄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又加入苏联共产党。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找到武田，把他介绍给苏联情报部门首长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乌里茨基和武田义雄谈了日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他参加隶属于第三国际的红色特科，武田义雄欣然接受。
经过3个月的训练，由组织安排，武田义雄与中西功组成“武田小组”，成为共产国际继“拉姆扎”小组之后又一派出的对日情报小组。武田被命名为“影子”。自此，“影子”在国际特工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时隔不久，“影子”又获得德日法西斯联手的一个惊天阴谋。
1939年3月10日，日本军部特务机关长坂本中一少将、华中派遣军中国课课长武田义雄大佐飞赴德国柏林。
在威廉大街党卫队总部，两人与德国党卫队队长、警察总监希姆莱会面。党卫队旅队长、保安处长海德里希，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大岛浩少将在座。
海德里希来到一幅地图前介绍，这是苏联莫斯科红场，我们准备联合采取一次大胆而周密的行动，取名“鲜花行动”。这个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在红场暗杀斯大林！准备选派4名训练有素的精干特工装扮成苏联红军干部，从波兰潜入俄国，秘密进入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在苏联领导登上检阅台的时候下手，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列宁墓的水晶棺里，引爆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也就是斯大林登上检阅台的时候。
商议已定，德国人领着日本客人去看实验基地，在这里，武田意外地发现：上次“乌苏里虎”计划没打死的留西柯夫等人在场。
一名党卫队员送来一束鲜花，来人介绍，这是德国最新研制的黑索金炸药，熔点为204.1摄氏度，压药密度1.77/立方厘米，爆炸速度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使用蜡、树脂、动物胶包裹在外表，具有一定的黏度，非常适合隐蔽在各种物体中。炸药就粘结在花蕊、花茎中，丝毫不引人注意，我们在操作时采取定时延时爆破法，8小时以后，会立即起爆。
然后，党卫队员做了试验，8小时以后，这束鲜花炸药瞬间将一座山洞洞顶炸塌。
武田义雄心里暗暗着急，但是身在德国，行动不便。4月16日，留西柯夫突击队从德国出发，准备改经立陶宛潜入苏联。武田义雄等飞回日本，被陆军首脑召见。4月20日，要返回中国战区了，武田仍无法把情报送出去，无奈之际，他打破常规，冒险直接打电话给在日本国内的特工小组成员：“尾崎君，我是表弟，下午两点在街心公园见面。”下午，尾崎秀实一脸严肃，见面就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尾崎君，十万火急，我来不及了！请务必转告佐尔格，法西斯暗杀行动队要在五一暗杀斯大林！详情在这封信里！”
留西柯夫突击队顺利潜入苏联，在莫斯科一家宾馆住下。4月28日，苏军内卫部队突然包围了这家宾馆。凶残成性的留西柯夫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开枪拒捕，一名苏军上尉应声倒下。双方展开了激烈地枪战，留西柯夫见逃脱无望，举枪自尽，其余匪徒或投降或被击毙。
以后，“影子”又多次为国际情报组织和中国战区提供了大量价值不菲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影子”准确地告诉苏方：日本高层根本无意进攻苏联，使斯大林放了心，敢于抽调远东苏军到欧洲与德军作战。
1942年4月，武田义雄任日本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部特种处二课课长，晋升为少将。据说，随即引起日寇情治机构的注意。同年10月，去奉天执行公务时，彻底失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情报机关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多次寻找武田义雄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讯……
鉴湖女侠秋瑾的后人当上了“火神爷”
大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桥头堡，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大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以后，大连已经成为日寇侵华战争的最大战略根据地，东北大量的木材、煤炭、粮食通过这里运往日本；日本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的日军手中。因此，大连也自然成为“国际特科”工作的重点。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指示，破坏日军战略物资是“国际特科”的重要任务。
中共党员赵国文、黄振林从苏联受训回来，被派到这里开展工作，他们团结工人群众，把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共产党员秋世显从北京小组调到大连以后，组织迅速扩大，成员近百人，他们神出鬼没，烧仓库、炸铁路是他们的强项。
这个小组在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实施了78次纵火，其中，秋世显直接参与或指挥的就有39起，被称为“火神爷”。
秋世显是鉴湖女侠秋瑾的侄孙，1914年生于长春一个旧官吏家庭，祖父秋青士任吉林交涉局局长，父亲秋梦周做棉布生意。秋世显对这个封建家庭非常仇视，说家里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初中毕业后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预科班，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九一八后事变，去北京大学经管的景山补习学校学习。秋世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东北大学的游行队伍领队，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员郑洪轩介绍，结识国际特科北平派遣组负责人张守义，参加了这个组织。1936年以后，秋世显被派往大连、青岛、奉天等地任情报组长。他化装成苦力工人，深入码头仓库，与苦力工人住在一起，先后发展十几个人参加情报组，反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从1935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际特科组织在大连放火57次，日寇战略物资损失2000万元之巨，严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他们使用的炸药，大都是在大街上公开的西药店里买来的，自己配制，雷管和发火装置由专人制作。
1937年1月，特科成员邹立升和高绪琛火药爆破日寇油漆厂；7月，邹立升和孙玉成烧毁大连码头草包仓库一座；1938年2月，王金泰和陈根茂在码头二站烧毁日军大豆300吨；8月，秋世显和李华钧烧毁码头二站纸库；接着，秋世显和洪德锡烧毁周水子军用仓库……
1937年9月，受杨奠坤、张逸仙和上级指派，张琴玲携现金和放火材料来到大连，听取情况，传达指令：要一方面在大连码头、军用仓库开展活泼工作；一方面发展培养新的工作人员。
于是，迎来了振奋人心的甘井子石油大爆炸。那正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的进行时，当时，国民党军队45万人围歼日寇两万多人，举世震惊。与此同时，秋世显领导的油厂工人吴澄江、陆炳义将甘井子石油工厂12号仓库一把火烧净。当时《满洲日日新闻》报道：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石油烧起的烈火将贮油罐抛向空中，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现场比台儿庄战场还恐怖。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和所有消防队悉数出动，但是根本没法救，大火整整烧了16个小时，烧毁6万桶石油等战略物质，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5名日本雇员，日方估计最低损失也在700万元以上。
这把火严重地震撼了敌寇。民间传说，“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了……”还有人说，一位骑白马打白旗的女将军领着中国军队来了……
6月，秋世显和邹立升指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放火，那漫天火焰直冲日寇4座战略仓库，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全城震动。去救火的消防队员说：那火太大啦！我们一进去，就忽然被火包围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水龙带都烧了，铁道都被烧弯弯了，仓库房顶的铁皮被大火喷到了天上，像一张纸片一样在火头上飘荡。那火根本没法救，只能看着烧……日本人4座战略仓库所有战略物资全部化为灰烬！
10月，宋德贵把五妻车站两座仓库烧毁，王金泰把满州石油贮藏库烧毁……
日寇恼羞成怒，日本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严令限期破案，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赵国文领导的码头工人陈更茂，在五妻车站127号仓库放火时，被日寇抓获，赵国文切断关系，及时逃走。
日寇十分惊讶地发现，特科战士的放火技术相当先进，他们用手绢包着发火装置：眼药瓶里装上硫酸，用两层橡皮膏封住瓶口，周围裹满了氯酸钾。两个小时左右，硫酸逐渐腐蚀橡皮膏，流出瓶外，与氯酸钾起化合作用燃烧起火，这一过程序要两三个小时，成为定时燃烧。
日寇这才明白，为什么起火现场往往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线索，着火为什么往往是在周末或者星期天没人上班的时候……
日寇成立了特别搜查队，一旦发生火情，日伪12个警宪机关立即出动，特别留意来自山东诸城、平度等县市的中国平民，动辄搜身检查。同时，在民间严查可以用做放火的氯酸钾、眼药水瓶、橡皮膏、蜡烛等等，又把硫酸列为剧毒药品予以取缔，严禁自由买卖和使用。
日寇对仓库、码头的防范也更加严密，每一个进入工地的中国人都必须脱衣检查，无论男女，这为特科战士行动增加了很大难度。
怎样把发火装置、雷管带进去，烧毁周水子陆军仓库？这是赵国文、秋世显为王有佐出的一道难题。一连几天，王有佐确实被难住了，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出什么妙计。他茶饭不思、坐卧不安。一天中午吃饭，他咬一口煎饼卷的大葱，眼前忽然一亮，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第二天午后，上班的汽笛响了，他才慌慌张张赶往仓库，落在工友们的最后到了大门岗哨，他一手提着解开的裤子接受检查，一手攥着咬过几口的煎饼，满脸惶恐地看着日本哨兵。守门的日军看到迟到的王有佐，一脸怒气，刺鼻的大葱气味又难以忍受，于是稍作检查，一枪托就把他打进去了。
当晚，周水子军用仓库火焰冲天，5万套军服和大量压缩饼干化为灰烬……老百姓望着熊熊大火，奔走相告：火神爷又来啦！
时间到了1940年，日寇把重点放在使用暗探上，广撒便衣特务，深入民间密访、私访。
外事警察课随云封手下密探、福昌公司把头宋某手下的小把头牛嗣义，在大连黑嘴子附近秘密跟踪散布“骑白马打白旗的女将军，指挥中国军队打进来”的人，从一个铆子工嘴里得知王有佐是地下工作者，随即向坂冢一郎报告。坂冢搜查班秘密跟踪王有佐，5月25日傍晚发现大连地区领导者赵国文和王有佐在小村公园（现鲁迅公园）接头；又于第二天发现二人在《泰东日报》阅报廊联系，随即跟踪赵国文。赵国文坐电车返回时，在小村公园附近被敌伪抓捕。然后，日寇陆续抓获王有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大连被捕者达100多人。随即，日伪又奔赴奉天，抓了已任那里组长的秋世显。
国际特科天津工作组组长黄振林见大连方面久无音讯，便前来打探，也被日寇抓获。根据掌握的线索，日寇抓获天津上海间的联络员游文清，在游文清的住处，获得了上海指挥部纪守先的信件和照片。天津工作组也被日寇破获。日寇潜入在上海租界，将纪守先密捕，用麻袋装来大连审讯。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组织，日寇对被捕“国际特科”人员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毒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是常事儿，被捕者几十人被打死打残，他们有的腿被压断，有的手指被烧焦，有的肺被辣椒水灌破了……陆续有20多名志士没等到判决，就死在狱中。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关东州地方法院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旭琛、孙玉诚12人绞刑，李泽民、田文礼、张玉江、马永福10年徒刑，包玉侠等13人7年徒刑。
纪守先等革命志士在狱中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志士们在狱中写下了不少诗作，连日伪人员都慨叹不已。纪守先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行刑前，敌人再度审问纪守先：“你们放火团有多少人？”
纪守先凛然答道：“不知道有多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遍地都是！”
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就义……
英雄无名，历史沉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被判10年、住了敌伪监狱3年侥幸生还的李泽民出狱以后，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昔日的战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敌伪抓获的洪德锡，两人一道去苏军总部联系，苏军总部对此一脸茫然……
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历史差异，“国际特科”组织及工作一度被讳莫如深。斯大林后期“肃反扩大化”，苏联红军情报部长柏尔青被捕，1938年被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平反）。活跃在国际情报组织的英雄佐尔格、缪勒尔等大批情报精英被捕、被杀。二战结束，“国际”解散、组织瓦解，关系中断，李泽民、洪德锡都是后发展的特科成员，与中共党组织根本没发生过关系，加上“国际特科”与中共组织已经脱钩，找中共组织联系，也难以接洽。两人无奈，只好各自谋出路，洪德锡就留在大连苦度时光。
侥幸逃出日寇魔掌的张逸仙、张琴玲夫妇，隐居在哈尔滨附近呼兰县教书。由于日本人知道张逸仙曾经是“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伪满康德皇帝登基时，对以前抗日人员予以大赦），不时前来侦探、骚扰。后来，张琴玲患肺结核，医资匮乏，贫病交加，1942年仅30岁就死在呼兰。张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伪监视，回到山东老家，后来转居上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解放以后，他不仅没获得什么荣誉，反而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上级组织对那段历史反复查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张逸仙已经作古几十年了——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前边提到的组织者之一杨奠坤，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判刑。1945年光复，他以杨靖宇弟弟的身份从国民党接手的监狱逃出，十分侥幸地与原来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头，后来转赴东北，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后，杨奠坤（后来改名杨佐青）曾任哈尔滨市委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惨死在自己人的监狱中……文革以后平反。
1988年7月7日，抗战爆发51周年纪念日，齐齐哈尔政府会同省及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为“国际特科”齐齐哈尔行动组组长张永兴举行烈士纪念碑揭幕式。张永兴1937年1月15日被日寇枪杀，这时已是英雄死后50多年了……
“国际特科”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员——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历史之谜。仅日寇掌握的情报，就知道除了东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行动小组，有的组织还向朝鲜、日本境内延伸……本文披露的英勇的“国际特科”战士的事迹，只是九牛之一毛，旨在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