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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5年前的清明节前夕——1993年3月31日，我的爱妻吕玉兰，不幸因病逝世。当年4月9日，河北省委举行了向玉兰遗体告别仪式。至今，我还记得永别之际，那些熟悉玉兰的送行者说：“在党的培养下，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的女劳模和最年轻的女省委书记。她不仅是当代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榜样，也是广大妇女参政议政的杰出代表。”“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今天这么多人自发地向玉兰告别，说明玉兰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得长短，而在于奉献的大小，玉兰精神不死”……我深深感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玉兰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她的生命的烛光，放射出了最明亮的光华!
       如今，又是玉兰花开时，每逢清明倍思亲。我与玉兰结婚20年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相识
       1955年，高小毕业的吕玉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东留善同村(1964年划归为河北省邢台地区临西县)，参加农业生产。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她先后当选和荣获合作社社长、副乡长、省劳模、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等领导职务与光荣称号。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特别是对农村姑娘来说，更是选择幸福、决定命运的终身大事。在临西县农村，许多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人给说婆家，十七八岁便结婚。玉兰又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具有“优势”：模样俊、身板好、文化高。用农村的话来说，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 “百里挑一”的“好主儿”。于是，她很快成了媒人的目标，小伙子的偶像，提亲的、说媒的、 “毛遂自荐”的，简直踏破了门槛。
       然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是怎么想的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这样坦诚表露自己把革命当做终身大事的思想：
       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时候。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贫下中农多做些工作，把青春献给革命。比过早地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要大得多。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就这样，玉兰在十几年里终日忙于工作。一直到1974年，成了30多岁的大姑娘，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多次催促考虑婚姻大事，玉兰闭合多年的爱情之花，才终于开放。
       这年春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来到临西采访玉兰。她白天采访，和玉兰同吃一锅饭；晚上谈心。和玉兰同睡一张床。不几天，她俩便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张彬得知玉兰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
       “玉兰。总理几次催你找对象。你还找不到?真要当一辈子的晚婚典型啊?”张彬笑着说。
       “俺虽然年龄大了，也不能慌慌张张，乱抓一个啊!还是沉住气好，我就找个如意的。”玉兰道。
       “你要什么条件?”张彬试探着问。
       “啥条件也不讲，只要人好。面可以宽一点，工、农、商、学、兵，只要合适就行。”玉兰答。
       “我跟新闻单位比较熟，给你介绍个记者行不行?”张彬问。
       玉兰沉思一下：“倒也可以考虑。俺文化低，记者文化高，又见多识广，两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张彬听了，满怀信心地说：“就这么定了!我回去跟老米说说。”
       老米，就是当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社长米荣运。他和爱人陈秀珍。曾多次采访过玉兰，可说是玉兰的老熟人。对她的婚事也一直很关心。当他们从张彬口中得知，玉兰同意找个记者做终身伴侣时，也热情地当起了“红娘”。
       当时，与我同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当记者、后来担任国内部主任的高级记者李尚志，这段时间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军区蹲点，经常同米荣运等人，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起了为玉兰在新闻界找对象的事，李尚志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觉得我的条件可以考虑。就决定给我和玉兰牵线搭桥。
       写到这儿，我该作个自我介绍了。我原名江勤泉。1946年3月12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森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江汉生。共产党员，先后当过农民、工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车间主任；母亲荆来娣，家庭妇女，曾是人家的童养媳。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孩子多，家境一直比较困难。我是老大，从小就承担许多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喂猪……成立合作社后，我家由于劳力少，就为社里喂了一头水牛。于是，割草、放牛、垫圈。成了我这个年仅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做的事。所以，我可以说是放牛娃出身。1958年，我随外出当工人的父亲。来到芜湖市读小学六年级，后来又在这里上了初中和高中。1965年，新华社派人到安徽省重点中学——芜湖第一中学调一名机要员。即将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荣幸地被选中。这样，没有让我参加高考，就调我到北京新华社机要处工作。1968年我被调到旧内部工作，不久到政治外事组当记者。1969年入党。我先后参加了美国作家兼记者斯诺逝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英国首相希思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那几年，我深感自己不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业务能力。都远远不能适应新华社对一个政治外事记者的要求，所以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没有解决婚姻问题。
       李尚志、米荣运将我的情况向玉兰作了介绍，她表态说：“江山条件不错，先互相了解了解吧!”
       当时，我曾征求过新华社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多数也表示赞成。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鼓励我说：“吕玉兰同志是中国有名的女劳动模范，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思想品德非常好。实际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你同她结合。可以向她学到很多东西。”
       “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见钟情”，这些过去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常见的词语，我总以为它们不过是文人杜撰出来的戏言，想不到竟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应验。
       那是1974年6月10日傍晚，我作为跟随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访华的记者，自山西大寨前往沈阳路过石家庄，从这里由汽车转乘飞机。同玉兰邂逅在机场上。
       现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青年报》驻河北记者站站长的台恩普，在采写的通讯《她，还是吕玉兰》中，以“飞机上的姻缘”作为小标题，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情景：“飞机徐徐降落机场。接待完李先念副总理和外宾之后，新华社的老米笑吟吟地指着一位高个儿青年，向吕玉兰介绍：‘这是新华社记者江山同志。’俩人握手，相互礼节性问好。‘他用
       左手跟俺握的。’吕玉兰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可笑。‘那时，江山看着可老实了，头低着，长头发盖住半拉脸。机场风大。谁也没看清楚谁。”’
       正如台恩普所说，我和玉兰这次在机场的见面，是我们婚姻上的转折点。我看着玉兰穿着朴素、待人平易、说话和蔼，一点儿领导架子也没有，原以为我们俩人地位悬殊过不到一块儿的疑虑。立即打消了。而且。看到玉兰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脸色红润，虽说比我大几岁，但并不显得比我大，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好感。玉兰后来谈起那次见面，笑着对我说：“飞机场上第一次见你，个子高高的。身板直直的，人也挺老实，像那么回事。还真有点一见钟情。”
       相爱
       时隔半月后——1974年6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北京来到石家庄，算是同玉兰正式见面。动身前，我特地看了有关她的报道。这次，我们还一起到了邢台、临西、东留善固，见到了玉兰的父母亲，总共5天时间。
       虽然这次相会的时间很短，玉兰又天天开会，我们只能在晚上交谈一下。可我们俩十分融洽。特别是在生活上，玉兰像大姐姐一样对我百般照顾。她特地向一位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服务员借了间房子给我住。她有时带我去食堂吃饭，而更多的是把饭从食堂打回来给我吃。晚上，我们两几乎天天谈到深夜。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见如故。
       当时有人怀疑：“玉兰是中国有名的女省委书记，江山是新华社的一名普通记者；玉兰是农业劳动模范，江山是耍笔杆子的书呆子；玉兰年龄大，江山年龄小，他们差距那么大，能结合到一块儿吗?”
       其实，这些问题，在思想上比较成熟的玉兰，也考虑到了。
       对于政治地位上的悬殊，我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书记。”
       玉兰更实在：“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关于年龄上的差别，玉兰说：“俺比你大几岁，嫌不嫌?”
       我说：“女的比男的大几岁，更会体贴人。”
       至于工作性质的不同，我说：“我尽管是负责政治外事采访的记者，发了不少全国通稿，但毕竟年纪轻，阅历浅，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你多年在基层，可要当我的老师。”
       玉兰说：“俺没念几年书，才小学毕业，文化低，笔头子不行，要好好向你学习文化。”
       玉兰愿找个有文化的人，我愿找个有社会经验的人。于是，渴望互补，成为我和玉兰结合的基础。
       大概，我和玉兰的婚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玉兰在婚后曾戏称自己是“李双双式的婚姻”。因为。从见面到结婚，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期间我们总共只见了3次面，写了23封书信。
       当时，我们彼此都很倾心对方，可是都很忙，又分届两地，真没机会花前月下，只能主要靠通信来交流感情。结婚后，我把我们婚前写的23封书信，装订成册。如今。当我手捧这些“情书”，不禁又勾起了对那段“热恋”的深情回忆。
       起先的几封信，我们主要是谈工作，谈思想，而且完全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那种罗曼蒂克。有位看过我和玉兰“两地书”的友人说：“要不是你提示，我还以为是同志之间的工作通信呢!”工作繁忙的玉兰，写信都是利用午休或睡觉前的时间。当玉兰接到我的第一封信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给我复信已是凌晨一点了。
       当时，我考虑到玉兰的文化程度不高，尽量把信写得通俗些，详细些。可她在对一封信看过几遍之后，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部长、常委，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她在信上还告诉我：“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的相识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玉兰把这些老领导、老朋友怎么回的信，怎么说的话，都一一写在信上。
       后来，玉兰的信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内容也越来越深入，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文学作品”了。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我的爱慕之意：“江山，你年轻有为，你是我们党的新闻记者，中央的精神，新华社知道得多，你进步得快，你看过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开阔了眼界，我给别人谈起你来，都很羡慕你。”她对我们俩的结合，表示出满意的态度：“听到的是赞扬，说我们有共同语言，能互相帮助。”“关于我们的事，领导与同志们都很支持，感到我找到你这样的人，比较满意。他们一直催我们把它早些决定下来，我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好?”“白天的事。晚上爱做梦。有时候在睡梦里还见到你呢!”
       她这种真诚的信任，还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就是在信中经常揭自己的“丑”，多次提到自己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甚至包括自己身体哪些不适也毫不掩饰。她在劝我要注意身体时谈到了自己的教训：“我过去从不注意休息、吃饭，斗争激烈复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一紧张了，生活一不规律了，小毛病不断，头疼啦，腿肿啊，肚胀呀，总是不太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植物神经紊乱，走起路来抬不起脚。望你注意。今天写得乱七八糟，把你当做自己的弟弟才这样说的。”
       玉兰的头脑又是冷静的。就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热恋”期间，她还想着工作第一、婚姻第二，一再推迟婚期，并且考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节俭。她先是把婚期从8月份推迟到9月份，后来又从9月份推迟到10月份。她在谈到为结婚做准备时，这样写道：“我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打算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影响很大。我和你的工作不大一样，你经常接待外宾，穿的用的整齐一些好。我想我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打扮得太年轻了，省上的工、青、妇、知青办、农办来找我，特别是地区、县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同志，我又当小孩又当大人。你不要给我买衣服。”她在谈到婚礼怎么举行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爱情，就像滴滴春雨，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在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我真没想到，仅仅几天的接触，一个人竟能占据了自己的整个心窝。这种感情，来源于我对你十几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的敬佩，来源于我对你那革命思想和纯洁感情的崇拜。”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间敬慕和信任开始的。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爱情的魅力，来源于彼此的膜拜和尊重。”
       在我和玉兰谈“恋爱”的期间，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不顺心的片刻。如那天有位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本是组织部门出于对玉兰的负责，而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可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太不
       信任我了”。特别是当我听到有个别人说我是“高攀”、“想当官”时，我反复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和玉兰谈恋爱?目的和动机何在?
       事实上，我对于同玉兰的结合，可以说没有一点奢求和私利。就拿当官来说，我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利用玉兰的影响和威信，去谋过自己的官位，更没有劝说玉兰为我当官搞什么活动，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相反，曾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同时特别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舍不得改行。而且，我在当不当官的这个问题上，曾几次征求玉兰的意见，她也不同意我当官，认为我干记者比较合适。所以，直到退休，我仍是新华社最基层的一名普通记者。
       说真的，那时我还曾设身处地替玉兰着想了一番。那时已34岁的玉兰，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又有文化的男朋友。如果要求这个男朋友同玉兰一样，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只能找一个地位比自己低、甚至年龄也要小一点的男朋友。这样，所有同她谈恋爱的男朋友，都可以被称为“高攀”、“往上爬”了。玉兰是个女人，是个身体健康、生理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个非常想生儿育女、当贤妻良母的女人。只是由于一心为了事业和工作。一再推迟解决婚姻问题，才形成了婚姻“老大难”的局面。她应当拥有找对象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不论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条件。如今，既然玉兰已经选择了我，出于敬重，出于爱情，也出于理解，我应当成全她。
       当时，我在写给玉兰的信中，是这样向她表白自己的“动机”的：“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许。这些话语在现在有些人看来，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
       我在信中谈到某些人的议论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上谈到别人讽刺的事，你是不是也听到周围人对你的一些议论了?我们这里个别人的议论主要就是说我‘眼睛高’，‘向上看’，说我是‘小女婿’，‘女尊男卑’，等等。其实，我在去石家庄之前，就考虑到会有一些议论。我觉得，在感情问题上，自己处理得还比较冷静，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思想情绪，也更没有从此失去前进的劲头，留恋于建立小家庭或听个别人，议论就表现出急躁和自馁……”
       恩恩爱爱、曲曲折折，我终于踏上了前去同玉兰结婚的里程。
       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1974年10月3日上午，我乘坐301次火车，8点20分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4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总之，甜蜜和幸福，伴随着焦虑甚至某种慌恐。当我在车站上，看到玉兰和米荣运时，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
       下午，省委组织部和当地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玉兰办公室，为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我28岁，属大龄青年；玉兰34岁，更是老姑娘了。
       当晚7点，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会议室——其实就是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我在当天的日记本上，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同玉兰结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刘子厚、米荣运、玉兰和我，分别说了几句话。我说在座的许多老领导，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后接触的机会多了，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同时也盼望你们多给予指教。同时，玉兰不仅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很好地向玉兰同志学习。”我记得，当我说到“要向玉兰同志学习”时，在座的同志们都开心地笑了。
       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我们俩都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东西，洞房就是她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过满半个月婚假，我就回北京上班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迟到的婚姻尤为甜蜜和珍贵。
       临离开石家庄回京的前夕，玉兰向我嘱咐了一件事。她说，“总理和邓大姐一直很关心俺的婚事，上个月俺给大姐写了封信。向他们汇报和征求了咱们结婚的事。但是，大姐还不认识你，你在北京有机会时，向大姐报个到。”后来，我按玉兰的意见做了。
       那是1975年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我从大会堂北门的第二道门口往外走时，看见了邓颖超大姐正站在那里同人说话。我上不上去给大姐“报个到”呢?正在我犹豫之际，大姐忽然向我走来，看了看我，仿佛要同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慈祥的目光，顿时使我鼓起了勇气。我走上前去，向大姐说：“邓大姐，玉兰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大姐马上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噢，原来你就是玉兰的对象呀!你好呀!”
       我接着说：“大姐，我见过您好多次了，但总是不好意思跟您说话。”
       大姐亲切地说：“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嘛!玉兰是个非常好的同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我要向她学习!”
       “你们两个互相学习!”
       “请代我们向总理问好!”
       “好!也请代总理和我向玉兰同志问好!”
       我们交谈时，邓大姐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担心别的记者有事找我，就跟大姐说：“大姐，再见吧!”大姐也说：“好，再见!”
       后来，我把见邓大姐的情况，向玉兰说了。她听了感动地说：“总理、大姐这样关心咱们，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学习，才能报答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啊!”
       在1971年5月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玉兰当选为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5月，她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到1980年12月离开省委到正定兼职，玉兰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前后近10年时间。其间。她还一直兼着临西县和东留善同村的职务。
       玉兰在省委工作的主要精力是抓农业。
       众所周知，河北历来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因此，农业这个“基础”一直是河北省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始终排在河北省委常委会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曾长期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的李雪峰、林铁、刘子厚、阎达开等，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方面。我几次听玉兰说：“让俺协助省委其他同志分管农业，这副担子重得很啊!”
       1977年3月9日《河北日报》通栏标题为《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圆满成功胜利闭幕》，详细摘发了玉兰在前一天——3月8日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这样讲道：“把农业搞上去，‘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玉兰把这句话，当做她这次讲话的主题。这天，《河北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发表的社论题目，也是这句话。
       那天，玉兰开完会回来，已是中午时分，我在小桌上摆好了饭菜，大家都开始吃饭了。可是玉兰的心仿佛还在会场上，边吃边神采飞扬地对我们说：“今天的大会开得好!可以大讲干社会主义了。这几年，‘四人帮’在台上，尽搞大批大吹，有劲儿叫你使不到点子上。大寨是靠干出来的，大庆是靠干出来的。不干，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时坐在一旁的玉兰母亲笑着对她说：“快吃饭吧。这几年，你还干得少啊?”
       玉兰也笑着说：“这些年。你也没歇着，在家做饭、喂猪，现在又带小妮儿。没有你这‘后勤部长’，俺在外面也干不成啊!”
       玉兰又接着说：“一会儿，俺就回临西，给县上、村里传达省里的精神，把大伙的干劲鼓得更高点儿!”
       母亲说：“你不睡一会儿啦?”
       玉兰说：“说干就干哩!”
       刚吃完饭，汽车就来了。玉兰匆匆拿上毛巾、牙刷，就要走。
       忽然，她又想起还没顾得上看一眼刚诞生3个月的女儿。只见她走到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江河的脸蛋，恋恋不舍地说：“妮儿，娘又要走了。你在家，多喝点牛奶，快点长大，将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啊!”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是玉兰的一贯作风，也是她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当省委书记的这几年，仍然是这个样子，工作繁忙、事务众多，以致忙得从来没有时间同自己的家人上过一趟街、逛过一次公园。从1974年开始到省上工作后，玉兰还同时兼着县里和村里的职务，一有空儿就回村里和县里抓工作。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两回，而是有好多次。
       凡是看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新闻照片的人，都会对主席团中两位头裹白毛巾的北方农民打扮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另一位，就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有的报刊在报道玉兰事迹时，就称她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我曾问玉兰。
       “这是北方农民参加劳动的习惯打扮。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沙，冬天还可以御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她说。
       后来，我同临西同志谈起北方农民头扎白毛巾的习惯，他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他地方农民的毛巾都扎得比较低，甚至盖住了眉毛。只有临西一带农民的毛巾扎得高，把前额都亮了出来。他们还说，这是学玉兰的扎法。我问玉兰为啥这样扎，她回答：“这样扎精神!”
       常年头扎白毛巾，这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一种习惯。然而，它对于玉兰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含义，说明她当了省委书记后，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后5小时，刚从北京新华总社调到河北分社工作的我，就随同省委领导乘坐“安·二”型飞机。从石家庄赶到地震灾区，成为第一个进入唐山采访的记者。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新华社对派到唐山采访的记者实行了半月一换的轮换制。而我竟一口气在唐山连续工作了两个月，从而成为新华社在唐山灾区坚持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
       8月25日中午，玉兰从石家庄来到唐山。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她住在设在唐山飞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里，离我们新华社的营地不远，我便去看望她。当时，她住在一个像火车车厢一样的简易房里。时值炎夏，简易房里又闷又热。犹如蒸笼。我见她挺着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大肚子，身子又胖，汗水不止，脸和脚都肿了，坐在地铺上直喘粗气。我想到她过去流过产。有点担心地说：“天气这么热，肚子这么大了，你还坐飞机，跑来跑去的，身体顶得住吗?要不，住一段医院吧?”
       “没事儿，俺能顶住!子厚、马辉在唐山，家里常委少，能顶就顶吧!”，玉兰说到省里的工作，情绪忽然高昂起来，用手挽了挽袖子，“这一段，省委每天来开会的，汇报情况的，要原材料的，送这送那的，人来人往，电话整天响，大伙忙得手脚不着地。俺就喜欢这种紧张劲儿，说办就办，当天的事当天完，省里的同志们都说，这段工作干得挺痛快!”
       9月1日，我以新华社唯一代表的身份。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这时，我坐在大会堂里，眼前首先映现的是我那挺着大肚子的好妻子——吕玉兰。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杜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