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晋察冀解放区的“五月复查”运动,距今已过了60个年头。当年复查时，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左”得出奇，有些事令人惊心动魄。尽管在几天之内，紧急刹车，运动戛然而止，一切恢复正常，但至今不堪回首。人们都说，这次运动与刘少奇同志有关。对刘少奇在这一问题上的功过是非，原来认识模糊，人云亦云。近来重读了一些党的文件资料，如1945年党的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平山党史资料》10卷本、《中共平山简史》，以及查阅了《中共建屏县委关于“五月复查”的总结报告》（建屏县后并入平山县——编者注）等材料，对真相了解多了，认识也逐步加深，以为很有总结、反思的必要。
“五月复查”是怎么回事？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大力巩固解放区，准备长期斗争的物质基础，增强粉碎国民党军队军事进攻的实力，从1945年秋冬起，我党在新解放区首先开展反奸反特,清匪反霸,控诉和清算汉奸、特务等政治斗争，接着转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开展复查工作，即复查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情况。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但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并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已有部分农民通过清算霸占土地、清算不合理负担等方法，开始直接地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甚至实现了按人“平均土地”。
为了支持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清算减租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五四指示》的重要意义在于肯定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宣布了我党“坚决拥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关于“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保全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和极力争取“一切可教育的知识分子”等条文，为土地改革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因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五四指示》解决土地问题有着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对某些地主特予照顾，允许地主得到较农民为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这是因为当时为了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士），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步骤上作了某些策略性规定。它是根据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方面，强调了“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内和平大门的最后关闭，对《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的规定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解放日报》于1946年9月12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强调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是人民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它，就没有什么解放区，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只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真正解放了农民，然后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有了根，就像苍松古柏一样，在狂风暴雨中不会动摇。那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势力，什么美国武器，都没有办法来消灭它。”
1946年12月1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复冀东区党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应在实行土地改革区域“进行过细检查，以发现尚未改革，或改革不深入的村庄，加以改革与深入。”
1947年初，在中共中央积极准备召开土地会议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陕北和山东是“重点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28日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北平山县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研究部署在解放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的问题。刘少奇、朱德等途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下旬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他们在晋绥解放区发现土改不彻底问题，4月22日，刘少奇致信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晋绥同志，指出“没有一个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4月2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央，汇报了沿途经晋绥地区的兴县、静乐、宁武、崞县等地时所了解的情况，认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这些情况及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7月25日，毛泽东把刘少奇致晋绥同志的信批转各地，指出：
少奇同志的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
1947年4月下旬，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后，发现这里农民吃、穿、住仍很困难，见有的农民冬天没有棉衣穿，窗户上没纸糊，认为这里的土改没有晋冀鲁豫解放区搞得彻底。1947年5月3日，中央工委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批评晋察冀解放区贯彻《五四指示》不深入，土改不彻底，右了，农民没有真正翻身，要对土改运动复查，纠正右的错误。会上提出“一升租子也是剥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左”倾口号。
这次运动发动极为充分，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儿童，都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复查运动中。在“五月复查”中，除清算未清算的土地之外，还清算了地主的浮财、房屋、衣物、牲畜以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由于复查是从纠右的倾向开始的，加之城南庄会议上的“左”倾口号，各县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极“左”现象。以当时的晋察冀解放区政府所在地的四分区（包括河北的平山、建屏、灵寿、阜平、井陉、获鹿，山西的五台、盂县等部分村庄），尤为严重。主要表现有：
（1）清算地主，哄抢财物。建屏县（西），部分村庄的“五月复查”工作，未经县委统一部署群众就自发的行动起来，首先开始于洪子店、孟家庄、合河口、蛟潭庄4个区。住东黄泥村的冀晋中学师生在刚听了“五月复查”工作的传达后，返回时就在沿途的阜平、行唐、灵寿、建屏县边走边宣传会议消息，回校后不和建屏县委联系，即赴南庄、北庄、西沟、东柏坡、西柏坡、夹峪等村发动点火。5月10日，五台县一些农民到建屏县杨家庄清算封门、抢东西，在地主张梅保家牵走了毛驴1头，抢去布3匹，盐20斤。5月14日，灵寿县80多农民到陈卜沟村清算，仅一个小时就弄走牛、骡、驴5头，羊200只，及大批粮食、衣服、被褥等。
（2）乱打乱杀现象严重。仅5月20日至22日，建屏县就打死141人，其中洪子店区打死、杀死28人，自杀1人。夹峪村处死13人，有的零刀碎剐，有的乱棒打死，有的石头砸死。盖家峪会场上摆着3口铡刀，台上一声喊，3个执行者挥舞铡刀将6人劈死，把群众吓得滚坡的、逃跑的，气氛十分恐怖。复查中，许多地方同时搞反“国特”，大搞逼供信。蚕宅村支书、公安员从宗派出发，把人吊起来毒打，用“打秋千”、“香烫屁股”等办法逼问谁是“国特”，被吊打的14人咬出的14个“国特”中好几个是中共党员和干部。小觉村吊打干部何希贤时，他咬出的董树峰等十几人都是共产党员。阜平县在不到半个月的复查中就打死、活埋300余人。
（3）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建屏县329个村，搞复查的193个村，被扫地出门、封门的609户，其中恶霸地主35户，地主222户，旧富农171户，中农177户，贫农2户，走狗1户。这时划地富成分不按剥削量25%计算，而是“眼光负担”，只要是富裕户就按地主清算，实际多是中农。
（4）复查土改和反奸、反特、复仇清算混同起来搞。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群众对敌伪时期欺压平民、作恶多端的敌伪人员、汉奸特务恨之入骨，复仇情绪很高，劲头很大，口号是“有仇报仇，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群众积极性很高，像干柴遇到烈火一样，一点就着。当时没有法律条文约束和具体政策要求，村干部和贫农团说了算，认为该打死谁就打死谁。因而出现了枪毙、乱棒打死、骡子拉死、石头砸死、千刀万剐、裸体展览女人等恐怖手段，运动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二
刘少奇、朱德等工委领导初次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对当地情况不了解，路上看到的是土改不彻底的现象。根据中央一贯对土地问题的方针政策，便召开干部会议，批评了当地工作上的右倾错误，以推动运动的开展。为了取得对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做到情况明、方法对，既反右，又不能犯“左”倾错误，1947年4月份工委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决定在平山和建屏（西）各搞一个土改复查试点。
5月下旬，中央工委从中组部、中央青委、新华通讯社等单位抽调了30余人，组成两个工作团，由冯文彬任平山工作团长，钱俊瑞任建屏工作团长，分别进驻平山县的封城村和建屏县的南庄、北庄、夹峪村。刘少奇还住到封城村帮助冯文彬亲自深入调查，召开座谈会，掌握第一手材料。
从调查了解中看到，一方面是“晋察冀从抗日战争开始，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清算地租、耕者有其田，经过一连串的运动，土地基本上早已到了贫雇农手里”，“地主身上已挤不出多少油水”；另一方面是“因为事变以后，地租剥削较少，主要的是村干部对农民的压力过重”，比如扩军、征粮、派勤，一次接一次，一个挨一个从上边下达到村；锄奸反特中，伤害了一些群众，加上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有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等，引起群众的不满，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有的把党员干部当做“石头”搬开，有的在查阶级成分时“查三代”，层层拔高，伤害和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朱德到南庄村搞试点工作时，问地委书记梁雨晴：“听说南庄村一开会就打人，是真的？”梁说：“是真的。”果然，在朱德参加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发生了群众打干部的情况，他让工作组立即制止，并提出严厉批评。他对工作组长张月霞（秦邦宪夫人）说：“乱打人，不是党的政策，试点村出现打人，会影响全面工作开展的。”刘少奇在驻地封城村召开下乡试点干部复查工作汇报会，冯文彬汇报了沿途所见打人现象相当严重，有的尸体吊在树上，惨不忍睹。刘少奇还从汇报中得知四分区已打死400人，当即电话责问四分区书记梁雨晴、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刘澜涛，都说有死人的情况，具体死了多少还不清楚。刘少奇非常气愤，让冯文彬“立即打电话叫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同志来，当面严厉批评了这种过火行为，要求立即纠正”。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冀晋区党委于5月30日召开干部会议，总结检查了土改复查中严重“左”倾错误。会上指出，“半个月来的土地复查工作，时间虽短，乱子很大，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挖底财，分浮财，打击面宽，把斗地主与反干部贪污、作风问题混淆起来，王平和刘澜涛在会上总结了复查中的经验教训”。
当时刘少奇、朱德一面电告中央复查中出现“左”的情况，一面指令各县立即停止复查工作，要求各地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到各村，人们常说的“快马送通知”就是指的这次宣布停止复查的事。通知明确指出，从接通知起，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负责，谁打死人谁负责！各地多是紧急召开干部会议，一刻不停地连夜传达，分头宣布，十分有效,“有的人已被送上断头台，又被松绑生还”;不少村准备第二天开群众大会斗争人或杀人，马上刹车收场，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的发生。
三
晋察冀解放区的“五月复查”运动，根据5月3日会议精神，经各地贯彻部署，大部分于5月中、下旬正式开始。以建屏、平山县为例，全县运动前后不足10天即停止，多数村形成高潮也只是两三天，少数村尚未来得及开展复查就停止。中央工委为全面正确贯彻《五四指示》，根据已发现的“左”的错误，6月初在行唐县上碑村召开了全区“纠偏”紧急会议，分赴冀中等地的土改工作组还未到达目的地就中途返回参加会议。会上刘少奇、朱德讲话，分析了复查形势，指出了“左”的错误表现及其严重性。朱德在会上严厉批评并指出：“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者可交政府法办，群众不可以随便抓捕人，吊打人，更不能随意处死。复查中出现了‘左’的偏差，必须立即纠正，刹住吊打风。”通过“纠偏”会议，各地不仅刹住了乱打乱杀行为，还对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问题进行全面纠正。中农划为地富成分的降下来，不该分的土地、财产退还出来。在解决土地问题上采取“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既解决了贫农的土地问题，也团结了广大中农，使运动纳入正常轨道。
在此之前，刘少奇一面指导纠“左”的错误，一面着手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各项工作，穿插进行。5月24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文中，提出了会议中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正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善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封建路线的经验如何。（五）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改革，是否更便利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既需要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地：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派一名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也要出席代表一人。
由于筹备土地会议，工作十分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6月1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少奇身体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1947年7月1日，刘少奇向中央报告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村正式开幕，各解放区共出席代表110多人。会议期间刘少奇并未接受毛泽东让他休息一个月的劝告，会上一直抱个暖水袋，捂在肚子上和大家讨论问题。这次会上制定了纲领性的《土地法大纲》，指明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道路，刘少奇也完成了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工委解决其他工作的光荣使命。
四
晋察冀解放区“五月复查”运动出现“左”倾错误，“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出现“左”倾错误是很自然的事情。具体形成的原因，有如下3点：
（1）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政策规定，基层干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条文，形成蛮干。“五月复查”正值解放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悬殊很大，解放区仅有1亿人口，军队100万人。国民党占领区有3亿多人口，400万军队。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必须动员人民起来。怎样动员？日本投降后农民迫切要求土地，为此，必须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分给农民，使解放区农民真正感到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的代表，只有站在共产党一边才能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党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是及时的，正确的。但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缺乏具体政策界限，这便出现运动中打击面太宽，方法极“左”，侵犯了中农利益。
（2）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党的领导，犯有“尾巴主义”错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适度把握不够，笼统讲“按群众说的办”，运动中“勇敢分子”成了先锋队，带有极大的狂热性。加之基层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的支前、动员参军等紧急任务中，犯有强迫命令，甚至打骂群众现象，干群矛盾尖锐。再者，受过打击的地富煸动群众斗争干部，不少村把干部当“石头”搬掉，完全是群众自发地搞。
（3）受周围解放区“左”的影响较大。晋冀鲁豫和冀东解放区土改开展得早，“左”倾错误严重，这股风不胫而走，波及到了晋察冀一些区县。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土地会议前后出现的“左”倾错误，有些与我有些关系，“土地会议前后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毛泽东在总结1947年土改中的失误时说：“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或者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至此，中央领导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五月复查”运动的功过是非，承担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