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乎其来，国事倥偬之中的周恩来，感到难以理解，他的感受也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困惑之中，用邓小平的话说，仍尽力“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一点我很不安心”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完成开局之年的国民经济，周恩来聚精会神，废寝忘食。当时，与我相邻的越南还处于战争之中，唇齿相依的中国把备战、备荒的方针提高到重要的位置。1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在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
年初，北方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8省（区、市）正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周恩来在北方抗旱会议上特别提醒：“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这就是留有余地。”他亲自布置抗旱工作，把8位副总理和部领导安排到抗旱第一线，就近领导抗旱救灾。他自己则负责山东和河北。
周恩来由北方的抗旱救灾而统筹全国的农业工作，他说：“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8省市区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8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就在周恩来召开北方农业小组会议期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当即，周恩来便要他的秘书安排直升飞机，前往邢台视察灾情。同时他又指示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当天夜晚，他召集国务院和总参谋部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措施：（一）由国家科委和科学院为主，集合地质部等有关地质勘察和物探技术力量前往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以便进一步判明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并将有关资料带回北京进行科学探讨。（二）由曾山（时任内务部长）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前往视察慰问，进行救护安排。（三）由卫生、公安、内务、供销社、兽医、铁道、农业等部门组织医疗、供应、工程人员随队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护工作。（四）周拟于明（九）日下午飞石家庄，视察这次地震灾情。
次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地震灾情和紧急处置的方案，报告称：“这次地震波及邯郸、石家庄、衡水地区。邢台地区损失最重的是隆尧、宁晋、巨鹿三县的三十多个公社、三十二万人的地区。初步统计，死亡七千人以上，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左右。”当日下午，他轻装简从，乘专列向石家庄疾驶而去，专列停靠在石家庄，都能感受到余震的颤动。在下车听取地方领导的简短汇报后，又登上直升飞机，直飞震情最严重的地区。
灾区仍是余震不断，有的地段震开1米多宽的裂缝，寒彻肌骨的西北风扑面而来。人民群众见总理不顾危险来灾区视察，尤为感激和兴奋，自觉地集聚在旷野的空地上。他让群众背北朝南席地而坐，而自己却迎着凛冽的西北风，站在木头箱子上向灾区人民作感人至深的慰问讲话。次日，他又来到日程所没有安排的地方，以了解和掌握灾区的真实情况。
他走进一个小村庄，到处是破败荒凉的景象，迈过残砖断瓦，来到一家农户，冰凉的炕沿上坐着个30来岁的妇女，满脸菜色，膝上还趴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一双孤独无助的眼睛，愣愣地注视着来人。随行的保健医生记下这段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周恩来见此情景便主动走过去坐到炕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趴在母亲膝头那个男孩的头。地方上的领导和随同人员站在屋子里，门口已集聚了许多人，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
“你家有几个孩子啊？”总理问道。
“三个。”这时她低着头轻声回答道。
“你男人呢？”
“他出去了。”
“你家每年从地里收的粮食够吃吗？”周恩来见了这个没有文化但质朴的农民，便直奔主题。
“不够吃。”她答道。
“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总理再次细问道。
“我家年底没有工分，还欠三四十块钱。”这一次，她听明白了，或许，她知道是北京的“大官”来了。她直率地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
这就是当年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一年365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仍然没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以沉重的心情说：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为国力贫弱、人民穷困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可是，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场比北方干旱、邢台地震更为猖獗的政治风暴，已经悄然而至，他又将面临什么样困窘的境地呢？
“我做梦都没梦到”
1966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道出他筹划“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步骤，是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可是，姚文元的文章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它甚至在北京、湖南“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3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他气愤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此时，周恩来正忙于华北抗旱，而邢台又二次发生地震。4月1日至5日，他又来到重灾区的宁晋县东汪、耿庄桥，冀县码头李，巨鹿县何家寨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科院、地质部的科研人员，研究和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从康生的传达中，他得知毛泽东已批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针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以来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可是，毛泽东却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他要借批判《海瑞罢官》，而兴起反修防修的政治革命。而这一切恰恰为《二月提纲》所忽略，所以，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原先的文革5人小组被撤消，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重新起草文化革命的指示。周恩来与邓小平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同时，又在信中提出：拟由邓小平、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5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他所全神贯注的仍然是经济工作，而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风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的国务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会见外国记者，重申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见外国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促进中国党、国家和外国党、国家的友好关系。5月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试验前，他几次给核试验前线指挥所的张爱萍、刘西尧打电话，询问飞机挂弹、气象条件等情况，并将所了解的情况，报告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5月15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并经毛泽东批准，调驻石家庄的63军189师、驻张家口的65军193师，速来北京执行卫戍任务。部队到京后，又重新调整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国事的忙碌中，一直到5月16日，他才被通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4日召开，26日结束，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召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停止和撤消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稿，毛泽东的修改文字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于是，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结束，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的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此之前，周恩来也多少预料到北大的形势，曾经指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并再次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康生却居心叵测，暗暗欢喜，立即把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在外地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大字报刚刚播完，陈毅等带着迷惑的心情来找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通知？”周恩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很快，大字报便如黑色的旋风，横扫北京的大中院校并迅疾波及全国，一时间，冲击学校党委，批斗专家、学者、权威……混乱不堪的局面，如同泥沙翻滚的恶浪，在全国翻涌席卷。
如此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已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瞠乎其后。他曾经无奈地说：“谁也没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
“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
“文化大革命”终于发动起来，北京乃至全国都处于风云变幻之中。为使运动有序地进行，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相商后，给仍在外地的毛泽东写信，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同意的态度。6月3日起，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派人到北大、清华外围巡逻，提醒首都工作组：特别要注意有无外国人带照相机进入校园，但绝对不要阻拦，由两校自己劝阻他们进入校内。同时，他又担心“三线”建设受到影响，在国务院各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会上，他指出：“三线”建设与一线、二线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对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认为是工作组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毛泽东由武汉回到北京后，立即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作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批评说：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泽东甚至认为，派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7月28日，他们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两张大字报。毛泽东看后极为振奋，于8月1日给他们回信，热情洋溢地支持他们。也就是这一天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的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所进驻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里所说的“某些领导同志”，显然有所指的，那就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补至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见诸报端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序的第二降至第八。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只有林彪仍是副主席，其他的几位，都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周恩来不愿让混乱的形势继续蔓延下去，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他和陶铸等人竭尽努力，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周恩来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8月14日，他接见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在回答所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同时，他又谨慎地说，我们的经济界的专家和权威，爱国的、积极为人民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多数。我们以“文化大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
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更是来势凶猛，这些不懂历史、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竟以所谓破“四旧”的名义，准备冲入闻名世界的故宫。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已是泛滥成灾，周恩来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地将乱哄哄的红卫兵运动，纳入一定的秩序之中。他指示北京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以有限的纪律和秩序，规范和约束红卫兵的放任无知的行为。联络总站成立后，他又提出，在总站内设立一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以及时了解和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尽最大的可能引导红卫兵不惹更大的乱子，不肇更大的事端。
在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正如英国著名记者、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周恩来传》中评述道：“周的另一选择是：继续装作拥护运动，一方面努力使它不要过分，减少它的破坏作用，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选择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需要一种使人感到屈辱的两面手法。”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人数达1100多万。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已使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不堪重负，几乎时时处处都潜伏着事故的隐患。这段时间，是周恩来最为揪心、繁忙的日子，他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认真阅读《铁路运输简报》，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相应对策。他批评铁路系统的造反派，“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
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对此有着亲身的深刻感受：“八次红卫兵串联，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饭都没吃，到那里临时吃点饭。我也没吃，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按总理的指示来办，这个车才能行动。所以，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也当着我的面说：吕正操，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总理说过这个话。我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话，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只有总理说的话，还可以听一听。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极富煽动性地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周恩来却郁郁寡欢，国民经济早已不能正常运行，所以，他在讲话强调：工人、农民、科研人员和机关干部，“应当坚守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要求红卫兵不要到企业、农村“进行革命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可是，这篇讲话却被中央文革称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气嘟嘟地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篇讲话是经中央研究，后又经毛主席同意的。尽管江青有特殊的身份，即毛泽东的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即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可是，周恩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他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红卫兵以打、砸、抢而横行国中。8月30日，章士钊被抄家后，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有此批示，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具体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301医院加以保护。同时，他还给公安部、统战部开列一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名单，他们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
当红卫兵擅自将班禅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时，周恩来十分恼火，立即让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一再交代，绝不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同时，周恩来还派联络员，会同北京卫戍区指战员，将班禅由中央民族学院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还亲自过问华罗庚的问题，阻止造反派抄华罗庚的家。造反派四处点火，无端肇事，而周恩来则像消防队员和交通警察一样，扑火救急，疲于奔命。在如此带有全局性的政治灾难之中，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以及娴熟的政治智慧，保护一大批人。但是，这种个人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他对刘少奇、贺龙冤案的无能为力，便是最为典型的实例。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林彪则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似乎有一种默契。会议期间，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周恩来对此极不满意，他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大字报，指出：“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
周恩来的劝阻没起什么大的作用，“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向全国扩散开去。他对此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也就是在此时，他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11月8日，廖承志等电话请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将至，刘少奇、邓小平是否出席？如果出席，红卫兵可能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怎么办？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
这样的事情并非一例，11月19日，北京政法学院要开批判李雪峰大会，并且要联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他知道后，立即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他苦口婆心地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不让学生冲中南海，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12月31日，他在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谈话时，仍在做说服工作，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他反对把刘少奇的问题划为敌我矛盾，表示：“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便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林彪的党羽则诬陷贺龙插手海军、空军和政治学院，在军队搞所谓“地下活动”，“罢官夺权”。12月24日，周恩来同贺龙谈话，保护性地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贺龙、薛明夫妇原被安排在钓鱼台居住。周恩来考虑到中央文革也在此，于是，又将他们转移到北京郊区新六所。造反派从中央文革处得知信息后，又吵吵嚷嚷到新六所。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又将贺龙夫妇接进中南海西花厅的自己家中。
在西花厅居住的日子里，周恩来担当国事，鞠躬尽瘁、朝乾夕惕的情景，给薛明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扒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起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要安心住着吧。’”
“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远远超出周恩来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苦力支撑。据他的工作台历所记，红卫兵运动开展以来，他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宁。
他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很不理解，曾和刘少奇、邓小平说过类似的话：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然而，他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对领袖尤为忠诚。运动之初，他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既“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又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他经常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11月24日，他在参加讨论《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修改稿会议上的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困难的处境和无奈的心境，他说：“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为了党和国家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