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个世界瞩目的名字。他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他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他给人们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之一，邓小平曾会见过众多的美国政要，他那卓越的领袖才能和人格魅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1987年9月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在这里会见了又一次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更年轻。”
邓小平：“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基辛格：“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你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开始领导10亿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你，你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
在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摄制组人员专门到德国德累斯顿就基辛格、邓小平上述对话采访了这位世界知名外交家。
回忆当时的情景，基辛格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确实，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新中国是“漠视、忽视、近视”的。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当时教授中国课程的大学教授只有12位，而且研究课题几乎只限于明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期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很少。当尼克松、基辛格他们准备实施破冰之旅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相对比较有限。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林彪已经摔死了两个多月后，当时的美国政府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发去了新年贺卡。”
同样，美国各界对邓小平也是比较陌生的，更多地把他定位为“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直到1974年4月，邓小平才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首次派遣高规格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赴美国纽约，也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西方尤其是“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开始了他极富特性的发言。他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给世界政治舞台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美国外交界领略了他的风采。
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0多年的交往。
1989年10月10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形势的时刻，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
邓小平：“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博士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您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您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像您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那样。您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您是做得比说得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您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谈话间，两人愉快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此后，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被监禁。”“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虽然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但他还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对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基辛格也表示了由衷钦佩。
二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邓小平欣赏的美国友人，但他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时，邓小平的“政治坚冰”还没有融化——还在江西“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初期仍是“韬光养晦”阶段。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过一句名言：“回顾过去的7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对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邓小平屡屡提及。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力挽文革狂澜、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盟友国家（注：当时中美联手抗苏）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8月23日，邓小平顶着“四人帮”所谓的“洋奴哲学”的指责，接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做“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
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福特访问中国。2日—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3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在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没有奉行西方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三
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吉米·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鲳鱼号”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由上海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可以视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的伏笔。
8月22日，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国务卿万斯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邓小平友好地对万斯说，“你还记得1975年你首次访华时我们的会面吗？那正好是我被再一次打倒之前。”说了几句轻松的话，邓小平和万斯言归正传。邓小平神情严肃地说，“美国的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当年基辛格还承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是欠了账的。如果按你说的去做，在台北就会出现一个门前没有国旗或国徽的大使馆。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准备在按3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也要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和万斯的谈话中，邓小平既有理又有节，万斯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建议很冷淡。当我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
万斯碰了个大钉子，马上打道回府。后来，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又来华“助理”中美关系。1978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了他。两人谈得广泛而融洽，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从此建立了友谊。当时，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阁下”，邓小平慨然应允。次年，邓小平抵美伊始，就赴布热津斯基之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78年7月初开始，中美建交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经过他“先礼后兵，兵兵有礼”的斗争，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在这过程中，“不打不相识”的邓小平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成为朋友，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在中美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之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批准采访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活动的新闻记者接近1100人，是采访来美的外国领导人中记者最多的一次。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及夫人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事实上，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享受着国家首脑的礼遇。当时，一位苏联外交官不无妒忌地说，“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其间，美国各大报刊登载了邓小平许多访美趣闻。1月29日，《纽约时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叫做：“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副总理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在文中，笔者用诙谐的笔触写出了邓小平、卡特的一见如故：“中国副总理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邓小平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1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邓小平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成功的，这一点卡特的话更具有说服性：“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美国人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第一位应邀正式来访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除了参加在华盛顿的欢迎仪式、宴会和会谈等活动外，还访问了我的老家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所到之处，邓小平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充满了喜悦和友谊的气氛。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他后来也多次对我说，那是一次成功而愉快的访问。”“邓小平访美那年，我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美国首次向中国学生开放，允许他们赴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最多。”
在华盛顿，邓小平和卡特总共举行了3次会晤。第三次会谈结束时，卡特和邓小平在白宫玫瑰花园同各国记者见面，邓小平提出两人再次握手：“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边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
1981年，卸任的卡特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又多次访华。其间，邓小平都盛情接待。首次访华时，邓小平曾建议他去看看中国农村的变革，并说这种变革将会扩展到城市。现在，这种变革已遍及全中国并开花结果。1982年，在美国一些企业、基金会和个人资助下，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亚非拉贫困地区扶贫抗病服务。卡特曾问邓小平，“卡特中心能为中国提供点什么援助呢？”邓回答说，“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于是，“卡特中心”决定在中国帮助建立一个规模很大的假肢制造厂，奠基和建成投产时，卡特本人两次前往中国剪彩。“卡特中心”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帮助中国培训残疾人学校的师资。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卡特中心”的这两个援助项目都取得了成功。
由于卡特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月、日恰好同中国的国庆节在同一天，所以每次会见时，邓小平总要说，“你的生日是你与中国人民友谊的特殊情结。”
当然，卡特执政时期，他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也因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受到过影响。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谈到了这一点：“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四
1981年1月20日至1989年1月20日，美国白宫的主人是罗纳德·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强硬派，里根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很不友好。同样，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里面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是“不信邪”、“不怕鬼”。
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进行“当头棒喝”：
“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
面对邓小平的严正态度，里根不得不正视中方的立场。入主白宫后，由于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反对美方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里根授意美国国务院与中方举行谈判。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1982年8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出访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其间，中美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防止偷漏税等4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4月28日，邓小平对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里根任内还做了一件极其有魄力、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大事，这就是建立了中美两军的军事关系。
在里根任内8年中，邓小平和里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成为私交非浅的国际朋友。
里根入主白宫后，把对抗苏联作为他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黑格作为国务卿。黑格原是一名军人，曾任北约盟军司令，属于主张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的鹰派。黑格认为“中国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关键，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结盟是战略的必需”，他建议把中国的贸易地位从原来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一类型改为“友好但非盟国”一类，前者被视为美国潜在的敌人，而后者则如南斯拉夫。这样就有可能向中国转让某些先进”技术，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并允许中国通过商业途径向美国购买防御性武器。6月初，黑格的建议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他希望，一旦中国政府从美国购买武器，会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比较容忍。
邓小平对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一向给予高度重视。1981年1月中旬，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邓小平断然决策，将中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并不急于向美国购买武器。在英、法急于向中国出售武器时，中国并没有采购多少他们的武器。
1981年6月14日至16日，黑格访华，这是里根执政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会晤。邓小平会见黑格时，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没有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犯错误，武器是尤其敏感的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可能踏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当黑格说美方拟向中国转让高级技术和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时，邓小平将手一挥：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消息传出，日本人感到突然，台湾当局表示强烈反对。在16日这天，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表示，美国一直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中的一个正常步骤”；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对台湾的感情没有改变。我们有一项法案，一条法律，叫做《与台湾关系法》。它规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和相互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我打算执行《与台湾关系法》。”黑格不知道总统会在这时反驳他，他对里根此时强调《与台湾关系法》表示困惑不解：“总统也许感到，我在执行他的指示中在对华政策方面跑到他前面去了。”
里根选择在黑格访华时发表这样的言论，自然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中国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本来预定由黄华外长去为黑格送行，结果第二天改由章文晋副外长代替。黑格中国之行不愉快，主因在里根的“拆台”。由于“和里根总统的世界观不同”，黑格很快离职，此后他一直是美国有影响力的对华友好人士。
1983年2月，接替黑格的乔治·舒尔茨国务卿访问中国。在邓小平心目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经济的飞跃，能否取得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既反对美国打“军售牌”，又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如何从美国取得更有利的技术转让的条件，以加速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直截了当地说：“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
对于邓小平的坦率与直奔主题，舒尔茨极其佩服：如您所说，对华技术转让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衡量。转让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在遏制苏联的野心上，美国、中国互相需要。黑格国务卿的对华军售设想，事实上是明智的。
邓小平笑了：互相需要，这话我爱听。
经过一番外交折冲，由于里根总统的适度缓和，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的努力下，1983年9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分为绿、黄、红3类，其中第三类红区属于最高级别的技术产品，可直接用于最先进的军事系统，除特殊原因，一般不能获得批准。总体而言，美国在1983年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直接促成了1984年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的互访，并对中美技术交往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发展中美关系作出特殊贡献”，邓小平对舒尔茨是另眼看待，许多“心声”都告诉他。1987年3月3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会见舒尔茨时说：外界有的说我是改革派，有的说我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经过舒尔茨之口，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派”形象深入西方公众之心，打消了对“邓小平是保守派”的疑虑。所以，中国外交界人士说过，“没有付给舒尔茨一分钱宣传费，他就为我们免费宣传：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不保守，是实事求是的。对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实求是能够接受。”今天，和邓小平煮茶论世界的舒尔茨，仍然是美国著名的在野对华友好人士。
五
最后出现在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时间为1989年1月20日至1993年1月20日，这是邓小平逐步淡出中国政治生活的时期。然而，老布什却是邓小平在美国政界私交最好的朋友。
在目前健在的美国历届总统中，老布什是唯一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交往、保持友谊的一位。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最具“中国情结”，这是世所周知的。
1974年夏，老布什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处理“水门事件”善后而疲惫不堪，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想让他到国外任职，驻英大使、驻法大使两个肥缺任他挑。出人意料的是，老布什却提出到当时尚未与美国建交的中国当联络处主任：“我要求派往中国，因为我把中国视为是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打交道的、越来越重要的大国。我把中国看作未来，我们最好与之合作。”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抉择，使老布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北京赴任后，老布什一改前任的低调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放过任何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的机会。他经常去外地旅行，访问过不少工厂和农村，接触普通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他还与夫人芭芭拉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不久，他被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一升迁，老布什担心中国会由此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所以不好向中国高层领导辞行。万没料到，当时主持政府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评价甚高，并希望他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终身难忘。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
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1977年9月27日上午，老布什拜会邓小平，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风雨飘摇；1980年8月底，由于担心里根的竞选语言激怒中国，作为里根竞选搭档的老布什到中国向邓小平做解释工作。事后，老布什感叹：“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外柔内刚’，‘里面开钢铁公司’，确有识人之明。”
1982年5月5日至9日，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访华，时中美两国就美方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1985年起，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身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连续4年到中国驻美大使馆过圣诞节。1988年12月的那一次聚会，是在老布什已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尚未就职的时候举行的。此事当时在华盛顿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羡慕，因为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这是没有先例的。席间，老布什热忱地向大使韩叙表示，他下月就职后就要到中国看望邓小平主席，还悄悄地告诉韩，此事美国国务院还不知道。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访问了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去看望邓小平，以表达对他的尊重、钦佩和感激之情。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老布什夫妇。
邓小平、老布什二人的私交自然不能脱离各自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老布什所说的“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
1989年6月，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6月21日，老布什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坦率的谈话。22日，邓小平复信老布什，表示同意老布什的建议。7月1日，老布什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老布什煞费苦心。本来，他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由于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曾于1972年随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破冰之旅”，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对于美方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邓小平没有片面指责，而是高屋建瓴地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作出决定。”谈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坦承：“我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斯氏的谈话表明，老布什本人无意孤立中国，但诚如邓小平所说，“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
1989年12月9日至10日，受老布什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为由访华，这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首位美国官方高层人士访华。由此，西方对华制裁实际告破。在这过程中，斯考克罗夫特和邓小平也成为朋友。
正是由于在处理“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国家间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老布什充分发挥了二人的影响力，才使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护。
邓小平逝世后，老布什立即发表书面声明，向全体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沉痛哀悼，并向邓小平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为中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而深感悲痛，我非常敬佩他和他为中国创建的丰功伟绩，”“他的逝世，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领袖，世界也失去了一位真正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着比以前更加广泛的人权和个人自由。这些成就应当归功于邓小平先生的政策。”“在建立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他无疑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