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这个从上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由一个平原旷野上的蕞尔小庄，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省城大都市，其周围原有的自然村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拓展，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的成为了这个新兴城市的奠基石。其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一般意义上的由农耕文化向城市工业文化转变的同时，也经历了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史上的巨大转变。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由贫弱屈辱而奋起自强以及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血与火的洗礼。其间，普通百姓所表现的对异族强敌的不屈抗争、对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对人民解放的无私奉献等故实，一直在家乡民间流传。
笔者祖居之地范谈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公园东侧居民区），西距原来的石家庄村仅3公里，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初移民村落。村民世代繁衍、耕读传家，或策名仕籍、或服力田畴，亦曾一乡称望。近现代名人有被学界称为“河北职业技术教育先驱”的张良弼，其于清末中举后曾留学日本，就读弘文师范。归国后曾任直隶省视学，创办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河北纺织工业学校前身。因其办学绩优，在1913年至1922年间，曾4次任国会议员。其女安娥（原名张式沅，剧作家田汉夫人），上世纪20年代末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后，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成为名闻全国的女作家、诗人、剧作家，其作词的歌曲《渔光曲》、《卖报歌》等传遍全国，其文学作品中就有长篇小说《石家庄》。
当代领导干部张健民（原名范同济）1938年在冀豫特委工作，历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后来从山西省人大主任职上离休。
余生也晚，愚陋而寡知，从家乡范谈村走出去的乡先达也仅闻于此。如今，守土在家的父老乡亲音容依旧，而旧日的田园民舍已不可寻，村边田地已经成为市直四大机关所在的行政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将家乡城市化得似可作“他乡”了。但当年前辈乡党的遗闻轶事常萦于怀。今以总角之年的闻见和乡贤长者的忆述，摭记几则，以飨读者。
敢和日本人打“官司”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后，即把石家庄当做了日军在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为着长期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在短短的几年间，向西改造了正大铁路（将窄轨变标准轨），向东修建了石德铁路，又修了京汉公路、石太公路、沧石公路，开凿了石津运河，整修扩建了大郭村飞机场，并相继建造了五大兵营。在城建方面打通了木厂街改为朝阳路（今中山西路东段），修筑了日华大马路（今中华大街中段）。与此同时，日本军事力量配合日本金融集团组成的经济机构，如棉业株式会社洋行及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在石家庄设立的华北棉产改进会石门地区办事处、棉花协会石门地区出张所等；都开始了大肆活动。1943年秋天，又要在范谈村村东（今华北制药厂一带）占耕地修建“绵羊改进会”。
那时，范谈村划归伪石门市政府第六区管辖，村长为张贵林。此公当年仅25岁，因其在休门镇小学和获鹿县第一高小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新时势、新事物比那些只懂得“诗云子曰”、“之乎者也”的老人认识适应得快，加之他本人急公好义，又有些当年同学在市里混事，遂被村众推为应付时局的一村之长。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兵、皇协军和特务队横行霸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张贵林对付上边，通常是能拖就拖，软磨硬抗；能躲就躲，使来人找不见当头的，不了了之；能糊弄就糊弄，支应过去就算完。比如由于历史原因，范谈村当时地处获鹿县（今鹿泉市）与正定县交界处，一个自然村落隶属两个县管辖。范谈村前街与西街属获鹿，后街名称小谈村属正定。范谈村农户土地有40顷，但属获鹿县管辖的只有17顷，于是就只将在册获鹿部分上报伪石门市政府，这样，按地亩数推派交纳的差捐粮税，老百姓就少了一半以上的负担。
但是，上述方法并不万能，有件事情逼得张贵林不得不直面相对。
1943年秋季的一天，日本人派一伙“二鬼子”来到范谈村村公所，进门就撒野耍横，张嘴就要白占村东千余亩地，说要为日本株式会社建“绵羊改进会”。这些人看到张贵林等人不答应，由拍桌子砸板凳，继而拳打脚踢，把村公所人员打骂了一顿，才撂下硬活，扬长而去。
此事过后没两天，一个50多岁秃顶的日本人，带着几十个施工人员来到范谈村村东的庄稼地里（现体育北大街以东华北制药厂一带），强行洒灰线，打界桩、挑挖地基。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眼看快成熟的谷子、玉米等秋庄稼被他们糟害，气愤至极，围上前去跟他们讲理，有的跑回村里到村公所报信。张贵林叫村公所善于应对场面的张元子赶去劝阻。谁知那些日伪人员非但不听，反而打骂与之讲理的村民。于是人们忍无可忍，有人在田间高岗振臂一呼，一百多在附近田间干活的村民四面群起响应，手持铁锹、粪叉、锄头等农具，蜂拥而至，打得日伪人员狼狈逃窜。他们所带的工器具有的也被砸坏。
张贵林等人知道这下可闯了大祸，想躲是躲不过去的。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张贵林就去伪石门市政府（石家庄南大街北去与大桥街顶头路北处）想申明一下情况。不料，当时的伪石门市长孙世荣（东北人，曾在伪满中东铁路当过侦探，任石门市长仅3个月，人送外号“孙三月”），为讨好日本人，不容分说，当下就把张贵林抓了起来，关进了伪警察署（今中山西路东段路北，解放后曾为市文化馆、群艺馆）大院北部5号牢房的木笼里，并放话说：皇军要这个人，谁也不能见他。事后，多亏村民四处活动，上下打点，张贵林没被转押到日本宪兵队；在木笼里关押3天之后，被放了出来。但那个秃顶的日本人还要谈村人“赔偿损失费”，张贵林也没理他。
张贵林被放出来之后，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害怕，也不甘休，竟要和日本人打“官司”，和日本人标榜的“中日亲善”、“共荣共存”口号较较真儿。他联系被占地所涉及的小谈村(即范谈村后街)和北宋村(今中山东路与民心河交会处东北侧)几次进行协商、谋划。于1944年春天在3个村村民出资支持下，张贵林和小谈村村民代表范连润、北宋村村民代表朱老可，一同到保定伪省政府告状。
在保定府，他们利用“老乡”关系，辗转托人，最后求到“正定老乡”、原伪省长吴赞周手上，将状纸递了上去。其实伪省政府那敢得罪日本人，他们等了六七天，等来的只是“关系重大，无法解决”8个字，被一推了之。他们觉的几百里地跑出来，找不到个说话的地方，执著地不肯就此罢休。于是几个人又北上北平，去找范谈村的一个老乡——在北平开设眼科医院的张式溥。
张式溥系原范谈村清末举人张良弼的第五个儿子，女作家安娥的哥哥。他于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后在北平协和医院从医眼科，30年代即致力于眼角膜移植研究，曾受协和医院选派赴、美、日、加拿大、德、法、荷兰、瑞士等国进行两年多的学术交流和考察，后曾相继开设以眼科为主的共和医院和溥渊医院（1947春曾被推举为北平眼科学会会长，当年冬季突发心梗去世）。
张贵林等人让张式溥代写了3份“状纸”，一份递到王克敏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即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份递到日军驻北平的冈村司令部，还有一份递到日本驻北平的大使馆。前两处叫他们放下状纸“候批”，唯有大使馆接待他们的一个姓金的翻译（说一口中国话，不知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看了看状纸就对他们怒目相向，厉声呵斥：“你们装什么糊涂！皇军到中国干什么来了，你们不明白？占你们几亩地还敢来告状？”
张贵林等人接过此人的话头，立刻反诘责问他：“你们讲‘亲善’，为什么强占田地，这么横行霸道？你们讲‘共存’，老百姓没了耕地，靠什么吃饭，怎么生存？你们说的‘中日亲善’、‘共荣共存’是真的是假的？你给我们说明白！”
对方受到顶撞，噎得一时无言以对，只是恶狠狠地说：“那你们等着吧！”
兵荒马乱的年月，几个普通老百姓是不敢在北平多待的。张贵林等人从北平回来几天后，北平派来了个姓庄的委员，伪石门市政府派了个姓宋的秘书来到村里调查。张贵林得知情况后，就暗地动员村里的老老小小走出家门，把上边的来访者在当街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嘈杂吵嚷一片。既有为即将失去土地、生活无着而喊冤叫屈的，也有控制不住内心愤怒，而直斥伪政府和日本鬼子的。这两位见此情况，也就找托词悄悄溜走了。
之后不久，老百姓进京“告状”也算有了回响：伪石门市政府单独传唤被占地户，不再提强占土地，而是答应租借一亩地给100块钱，并哄着老百姓说，等场子开工之后，还可以优先录用被占地户。
围铁丝网圈地施工之后，多地块的农户尚赖未占土地维持生计，而土地全被圈进去的农户生活就苦了。比如有一家母子二人，母亲在施工工地为建筑施工者做饭，而其十二三的孩子为这个挂着“绵羊畜牧场”牌子的日本株式会社（社址在石家庄桥东电报局街）放着几只大绵羊而求生。
1945年8月，这个名为“绵羊畜牧场”的三栋红砖红瓦类似工厂车间的大厂房刚刚盖好，日本就投降了。东乡农村百姓拆房扒砖杠抬木料（因有外封锁沟阻挡，加之夜间枪声不断，谈村百姓没敢出村），没几天就将牧场2房铲平，有的还赶农时种上庄稼了。
在日本铁蹄蹂躏下，这里的老百姓敢和侵略者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进行斗争，使其由强行霸占土地改为出钱租借，这在当年民族危亡的严酷形势下，可谓值得记述的一桩怪异之事。
暗助敌工运枪出哨卡
《小兵张嘎》的作者、河北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先生，抗战时期曾写过一篇近2000字的战地通讯，题目为《掏了石门伪教导队的老窠》，发表在1945年7月16日的《冀中导报》第4版上。该文报道说：“石门的鬼子狡猾地把许多股被打垮的伪军合编起来，组成了一个‘教导大队’，在大队部之下，辖有七、八、九三个中队。教导官是个鬼子。这伙子暂时驻在范谈村。……二十号晚上，天色黑沉沉的，雾样的云遮蔽了月亮，六分区子弟兵×××游击队……从五十里外赶向范谈村。时间正交"新钟" 十一点，八十个民兵紧张地把封锁沟挖开了口子，部队就从这里流进去，直冲向伪军大门……这个战斗没用二十分钟，不曾响一声枪，只干了五刺刀，一挺机枪、二百二十多支步枪到手了，三个中队的伪军除了自取灭亡的几个死的，一抬老营做了俘虏。”
该报道所述“伪石门教导大队”驻地，是范谈村一处大宅院，解放后一直为工厂和政府机关所占用（现在的长安区政府西院和北侧区工商局就是其原址）。
这场夜袭战，是由当时的栾正获县大队组织的，出动80个人（一部分留在沟外接应，一部分越沟进村参战），在内线人员配合下，没放一枪便瓦解了近300人的伪军。因西距日本汽车大队驻地很近，速战速决，得手后便很快撤离，背出去了部分枪支，但还缴获一些没有开箱的武器，不易搬运爬越封锁沟，于是便由内线人员和地下工作者安排移藏在了谈村小学一个堆放破旧桌椅板凳的储藏室内。
事后，日本人加强了巡查防范，形势紧张起来。如何将这些武器运出封锁沟去，成了一个难题。
那时，范谈村地处沧石路（今中山东路）北侧，被石门市内外两道封锁沟夹峙其间。内市沟在今建设大街一线。外市沟在育才街与体育大街之间。日军侵占石家庄初期，也曾命令开挖封锁沟，但当时其正处于军事扩张之时，加之老百姓软磨硬抗，外市沟挖挖停停、拖拖拉拉，长期不成形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抗战峰火遍地燃起，尤其到1944年底，日伪军已成强弩之末，改“扩大治安区”为“确保城市交通与资源地区”，缩小了防务，石门市郊才强令挖掘外市沟。于是此时向东能行车出市的唯一通道就在沧石路。路口设了关卡，内市沟卡子设在今北国商城门口，外市沟卡子设在今河北师大附中校门口附近。通称“三步哨”，严格盘查来往行人车辆。尤其在驻范谈村的伪军被“掏窝”之后，沿封锁沟的炮楼碉堡及游动哨更加强了防务。要运枪出封锁沟，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这些却难不倒我地下工作人员。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当时在范谈村几个“揽活”的长工，就有敌工关系），了解到在“三步哨”卡子上有一个伪军副班长就是范谈村人，名字叫张春皓。于是几名敌工人员夜深人静之时，便到其家中进行了“拜访”。
地处敌占区的范谈村，老百姓当兵大多是在无奈地重压下“抽派”的，根据每户家境状况和弟兄多少，强令出“兵”一个。出门远的过段时间就偷跑回来，而张春皓所在团队就在本地，自觉无处可逃，也就“耗”了下来。由于其老实本分加之外在身条儿形象不错，还被提成了副班长。
由于敌工人员的耐心工作，张春皓由惊惧转为镇定，开扩了“眼界”， 了解了封锁沟外的世界，知道了“八路”是干什么的，提高了对时局的认识，答应了合作，把自己在岗当值的时间告诉了敌工人员。
几天后，两位谈村老乡赶着两辆马车，前后荆笆满载粪草，带着拜访过张春皓的“长工”，来到“三步哨”。张春皓像例行公事一样，上前拦住，装样子略一检视，便挥手放行了。那几箱枪支，就这样从“三步哨”卡子流向冀中根据地。
此后，张春皓几次与敌工合作掩护人员和物资出境，同时，也引起了一个姓解的正班长的怀疑。
一次，从内市沟卡子沿沧石路出来一辆送丧殡车，唢呐声声、哀乐阵阵，纸幡招展，丧主家披麻戴孝，沿途掷撒纸钱。当送葬人群来到“三步哨”卡子之后，张春皓因早已得到通知，便主动跳上车上，将棺材稍稍搬移一缝，装作检视，随即跳下车来挥手放行。那姓解的班长带人检查完丧事随行人众及过往行人的“良民证”后，那殡车已经出去好远，他顿生怀疑，便向当值的日本兵对已放行的殡车提出疑问。日本人把张春皓召去查问。张春皓坦然应对，申明查验属实，棺材内只有尸体，并无藏掖挟带。姓解的奸滑刁钻地诘问，张春皓理直气壮地回应，二人吵吵嚷嚷，争辩不休。后来，日本人烦了，便亲自带兵向殡车出走的方向追了下去。
这辆殡车确实是我方敌工安排借用的。丧主住内市沟里的休门村，马车是雇的经常出入市区的范村（今省博物馆西侧）人，死者尸体下藏了些枪支。行动前，一方面知会了张春皓，以能顺利出封锁沟卡子，一方面在沟外做了接应安排。所以殡车出“三步哨”卡子之后，并未沿沧石路东去，而是沿外封锁沟东岸折向北去，行约一二百米，便向东拐入范谈村通往北宋村的大道沟（位于今谈南路东段）。该沟原为范谈村向东通往北宋村西古运粮河（今民心河）的排水沟，雨季行水，平日为乡间行车大道，宽可并行两辆马车，约有一房多深，车辆行进其间十分隐蔽。所以，当日本人率兵追来拦住殡车，再行搜查时，棺材内所藏枪支武器，早已被候在沟内拐弯儿处的接应人员用牲口和小推车转移走了。日本兵带人翻检一遍，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返。
这桩事件过后不久，那个死心塌地甘当日军走狗的姓解的伪班长，即毙命于其下岗回家的乡间小路旁。其横尸荒野，曾引得不少路人和乡民驻足围观。这也是罪有应得。
而张皓春则于40年后的1985年才去世。石家庄解放后，他在家务农。随着城市发展，耕地被占，即在村北的国棉二厂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当过伪军而被关进“牛棚”，拘押6个来月。造反派为搞清他的反动罪行，内查外调，最后在市公安局查阅敌伪档案并走访当年老敌工，得到的结论是：“张春皓是个好人，当年办了不少好事。”遂以“好人”为名从“牛棚”释放出来，恢复了工作——这正应了一句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智救解放军侦察员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之后，范谈村老百姓把村东的外封锁沟很快就填平了，有的农户还当年就种上了庄稼。但到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处处败退，尤其是解放军发动了石家庄外围的攻势之后，国民党为了加强防御、负隅顽抗，又强令恢复市内外封锁沟。范谈村村民按每户地亩数摊派，出伕挖沟，规定一亩地挖一尺长，家有土地越多负担挖沟的长度越长，付出的劳动量就越大。工程要求，沟的上口宽约10米，下口宽约5米，深约6米。挖出的土方堆积于沟岸内侧。高出地面约五六米，以做工事使用。人工从沟底扔土上岸，需打“三接”，老百姓对此不仅付出血汗辛苦，甚至还付出了生命代价。范谈村一老农，就因在高岸扔土，不慎跌入十几米深的沟底而身亡。此外，国民党军队为沿沟岸修筑炮楼、碉堡工事，不仅砍伐村边树木，还把老百姓准备盖房的木料，甚至临街门户的门板也强征到沟岸上用做架设工事。后来，又在外封锁沟岸内侧加修了环市铁路，军队装甲车日夜巡逻其上，比日伪统治时期的防御更可谓“固若金汤”了。
但这却坑苦了种地的老百姓。那时，范谈村的耕地，除村边田园外，大多东至北宋村西运粮河，向东北则到今天的华北药厂，热电厂甚至化肥厂一带，由于外市沟的堑壕壁垒分割，使老百姓的务农劳作，增加了繁重和劳累——不论耕耩锄耪、送粪肥收运庄稼，推车挑担、轰牲口、赶大车，又和日伪时期一样出村东大门（今广安街市地税局大门南侧）向东南沿去方北村的小路爬上沧石路大坡，过“三步哨”卡子，再沿沟东岸折向北去，奔各自的田间地头。道路的一弯一拐，耽误了老百姓不少农务谋生的时间，却也演绎了谈村寻常百姓救助解放军侦察员的一段不寻常故事。
1947年秋收后不久，一天下午起晌之后，家住范谈村东街谈福巷路西的张计群，正在自家外院向马车上起装堆放已久的圈粪，以送往田间为种冬小麦做底肥用。突然，从虚掩的大门外闪进个人来，神色慌张，气喘吁吁地说：“老哥，快帮我藏一下，当兵的要抓我！”
当年30来岁的张计群，一看此人比自己年岁不小，头裹着白毛巾，上穿黑粗布夹袄，全身庄稼人打扮，满口东乡口音，一副求助的眼神。于是二话没说，就把他领到院子西北角上的一个堆放草料的棚子里，让他跳到铡碎的谷草里，埋没住大半身，又从旁扔上几捆干草（谷子秸秆），将人遮掩住，这才退出身来，又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向马车上装粪肥。
随后不大一会儿，就从大门口闯进三四个戴大檐帽手持大枪的国民党士兵，进门就厉声喝问：“喂，看见一个头裹白毛巾的人跑进来吗？”
“看见了。”张计群回答很坦然，也让追问者很惊喜，即问：
“藏哪儿了？”
“翻墙跑了！”张计群一边向西墙努努嘴，一边继续干自己的活儿。
原来，他家与西邻家相隔的围墙，是土拍的板打墙，只有一人多高，大人孩子爬过来蹬过去，留有明显的脚窝印。墙外，西邻的街门大敞着，出门便是南北畅通的谈顺胡同，南去则是大街真武庙，朝北则直通村外。
这些当兵的一看现场，觉得有理，便毫不犹豫地翻墙而过，随之向西边胡同追了过去。
张计群估计这事儿不会就这么完结，便不动声色地继续干他自己的活儿。果然不大工夫，随着“咚咚”的脚步声，那群持枪的国民党士兵又翻墙找了回来。这次返回，他们没问大人，而是问几个一直在一旁玩耍的半大孩子。常言道：“小孩嘴里讨实话”，他们希图另有发现：“喂，你们看见那个人了吗？”
这些孩子或见了或没见，但是刚才听大人说“跑过去了”，也便异口同声地说：“跑了，跳墙跑了！”
孩子们的回答，率真的童言，把当兵的想在这里重新搜寻的路堵死了。于是，那领头儿的便无奈地一挥手，说：“走，再找！”领着他的人扛枪走了。
当兵的走了，张计群的心却放不下来。他将粪车装好，开始套牲口。因不明外面情况，也不敢贸然去唤躲藏的人出来。又一想，人家在外面闯荡的人见识广、有经验，会自己找机会脱身的，于是就吆喝牲口赶车上路了。
他家的地在今天的华北制药厂一带，绕沧石路上“三步哨”卡子，来回得一个多钟头。等他赶车回到家，还不放心草棚里藏着的人。心想，来回两次过卡子也没见有什么异样戒备情况，大概平妥没事了，那藏着的人也许走了。停下车后，就去草棚子里看了一下。没想到，那人还藏在那里。于是就说：“大概没事了，你出来吧！”那人出来后一边称谢，一边说，他是从市里硬闯卡子跑出来的，想回东北方向的家里，问能不能帮着把他送出外市沟卡子去。
张计群心想，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躲兵逃伕的不少，觉得自家的地就在东北方向。送出个人也就便。就说：“行，这样吧，你现在算我觅来打短工的，跟车走，路上别说话。”
就这样，两人装满一车粪肥就赶牲口上路了。
出村后，张计群走在前边轰牲口，“打短工”的在后扛铁叉跟行。马车爬沧石路大坡时，后边“打短工”的突然从身后掏出个布包，一下子塞进车上的粪堆里埋住，一手扛铁叉一手用力推粪车上坡。张计群看在眼里却只顾吆喝牲口，也不多问，只觉得出门在外，回家怎么也得带点东西。车行到“三步哨”卡子，站岗的士兵已经认得他，就问：“怎么这趟多了个人呀？”
张计群答道：“刚雇了个短工，卸在地里的粪得撒开呀！嘚儿，驾！”他连脚步也没停，就吆喝牲口赶车前行。“打短工”的手握铁叉推着车后尾就从卡子上过去了。
到了地里，“打短工的”把布包从车上粪土里摸出来，打开后抖落土末粪渣。张计群一看，原来包里是一支手枪，还有些纸本本，心里不免一惊，立刻明白此人是干什么的了，不由得伸手比了个“八”字说：“原来你是这个！”对方笑了笑说：“对。我得谢谢你救我一命，又把我护送出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后一定报答你！”
张计群说：“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我不要报答。老话说‘施恩图报非君子’，见人危难时伸手帮一把是应该的，别讲报答。”于是便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对方也说了他自己的名字，张计群对此并不留意，过后就忘了，只记得对方好像姓“王”。
那人又对张计群说，此去行程尚远，如果方便，还想请你帮衬个盘缠钱。张计群一摸身上就回答说：“忙着干活，身上没带钱。噢，你吃晌午饭没有？”
“没有，连早饭都没吃！”对方回答。
张计群随手指了一下地头的窝棚，说道：“这样吧，你先在那儿歇一会儿，下趟我带些吃的和钱来。”
就这样，这位解放军冀中部队的侦察人员，接下来在窝棚里吃了张计群第二趟赶车带来的饭食，并带着相赠的5万元“关金券”，在夕阳西照的暮色苍茫中奔东北方向去了。
两个多月之后，石家庄解放了。约在1948年初，范谈村村公所外，来了3个骑马的军人，老百姓讲，是一个“当官的”和两个“护兵”，指名要找“张计群”。村里人很吃惊，有人跑去找到张计群说：“你惹什么事了，部队上当官的也来找，莫不是抓你吧？”谁知见面之后，对方握着张计群的手连声问好，称他为救命恩人。原来这位“当官的”就是张计群那次掩护救助的那位解放军侦察人员，现在是接收石家庄的军管会干部。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这位领导要张计群跟他走，参军参干，先到老区行唐县当副县长学习锻炼一阵，之后再到新解放区去做开辟性工作。而张计群则以不识几个字、没文化为由而婉言辞谢。这位领导无奈 ，临别时，给张计群留下一张字条，称有事可凭此条到市里找他。
此后不久，张计群当了村里的农会主任。后来，村农会凭着那张字条找到那位王姓领导，从市里领来了11杆步枪和1支短枪，组建了村里基干民兵班。这样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市区附近的农村是绝无仅有的，为稳定石家庄解放之初一方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提起这段往事，也勾起了乡亲们两大遗憾：一是那位为解放石家庄而闯封锁沟侦察的王姓解放军领导，在1949年4月解放太原的战役中，不幸在阵地上中敌方炮弹而牺牲；二是张计群后来又一次婉拒随军南下，而甘于普通百姓生活。在城区发展、谈村耕地被占完之后，他在市运输四队以赶马车为生，于1971年，不幸遭遇车祸而去世。
故园的田地，已经为石家庄这座新兴的城市奠基，家乡父老的品德风貌也已熔铸于这座城市人文精神的殿堂。在后人探索家乡变迁、追寻这座年轻城市的成长发展历程时，当年这些凡人百姓不平凡的经历，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印记。笔者谨以上述文字，为“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留下雪爪鸿泥。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