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而苏格拉底就是怕老婆的“楷模”。胡适的一生中最怕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冯顺弟，妻子江冬秀。影响他的女人还有：初恋情人韦莲司，暗恋情人陈衡哲，婚外恋人曹诚英。
胡适（1891-1962）是获35个博士学位的中国大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从青年时代，他就崇拜西方文化，信奉实用主义，抨击孔孟之道，倡导科学、民主和自由。但他在处理自己的婚姻恋爱问题上，却让人难以理解。1938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为抗战过度操劳而患心脏病，随后便体弱多病，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3月1日在台湾公祭胡适时，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两句话全面总结了胡适的一生，真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
决定胡适一生婚姻的是他的母亲冯顺弟
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是胡适的老家，这里是古徽州府的一部分。他的父亲胡传，字铁花，生于1841年，早年在上海经营茶叶生意，后参加科举考试，24岁中秀才，但太平天国的战火粉碎了他的举人之梦，随后他就去做幕僚，后曾在东北、广东乃至台湾省任官职。胡传的原配冯氏死于战乱，没留子嗣，继室曹氏生有3子4女，也死于战乱。48岁时胡传回乡探亲并想找位健康的农村姑娘为填房，但乡亲们都知道他是个“克妻”命，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去送死。但他运气不错，一日，他在街上看到17岁的冯顺弟。冯顺弟面貌并不美，圆圆的脸，有一点雀斑，头发长的可以拖到地上，这已经让胡传十分满意了，就托人找到冯的父亲冯金堂。冯家十分穷，冯顺弟有姐弟3人，她是长女，父亲为了盼个儿子，就给她取名顺弟，希望接下来是个男孩。为了改变家境，冯顺弟愿意拿生命赌一把，看看谁的命硬，就答应嫁给大她30岁的胡传做续弦，结果是冯顺弟只用了6年4个月零10天就“克死”了胡传。
胡适3岁前在台湾与父母生活，胡传那时在台湾省台东直隶州任知州兼统镇海后军，胡适父母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1000字。日本入侵台湾，胡适与母亲先回老家，不久，胡传退回厦门，脚气病发作而病死，23岁的冯顺弟成了寡妇，儿子也成了母亲生命的全部寄托，遵夫临终嘱，“令他读书”。那时，胡适才3岁零几个月，但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他母亲的“红包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两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6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20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懂得了书中的意思，就避免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就能看《
水浒传》，为他在“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还能把小说“讲”出来，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这种“讲”，逼他把文言文的故事翻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胡适3岁开始在上庄接受教育，13岁离开母亲赴上海求学。9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他的身上也留有卑贱低微的母亲品格的烙印。他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和我的总是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听不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我母亲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嫂嫂的“生气的脸”和妈妈的“格外容忍”与胡适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胡适母亲对胡适既是慈母，又兼严父，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胡适在《自述》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儿，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赶快把小衫穿上。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眼翳。”胡适母亲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的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的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徽州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胡适13岁时，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往上海求学，当时竟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在美留学7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母亲还借钱为儿子买书，胡适曾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宋焕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1917年7月，胡适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这年12月，奉母命回家乡与村姑江冬秀女士完婚。1918年11月23日胡适的母亲病逝，次日，胡适接到电讯，和夫人江冬秀回家治丧。在《先母行述》中，胡适写下这样36个字：“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后来胡适又发表诗作《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纪念母亲：“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烟消云散！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寻她那一声‘好呀！来了！’”胡适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抚育成人，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母亲给他的这份“苦涩的礼物”，在婚姻上做了一个保守主义者。
母亲送的“礼物”——小脚村妇江冬秀
胡适是公认的怕老婆,他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他甚至公开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3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集权的国家。胡适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护，真是有趣啊！
他一生中唯一的妻子，名叫江冬秀，一位典型的乡下小脚女人，是胡适的母亲送给胡适的珍贵礼物，胡适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也只得收下。胡、江两家原都是名门大户，相距只有几十里地，分别属于今天安徽的绩溪、旌德两县。江冬秀是安徽旌德县江村人，江家是旌德县的名门巨族，江冬秀的外祖父曾位至翰林，曾外祖父中过探花；而胡家与江家相比就差远了，胡家原是世代务农经商的，到胡适的父亲才开始读点书。一开始胡适的母亲还担心“门不当，户不对”。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1904年春天，胡适与母亲去外婆家，恰好江母也在冯家做客，她一眼就看中了胡适，考察数日后，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就托胡适的族叔做媒。按当地习俗“宁可男大十岁，不可女大一春”，而江冬秀比胡适大了1岁，按中国十二生肖胡适是属兔的，江冬秀是属虎的，胡适的母亲怕江冬秀这只“虎”会吃掉属“兔”的儿子。事实上胡母的担心不无道理，结婚后胡适一生被江修理得老老实实。胡母吸取自己的教训，就请来算命瞎子按八字“合婚”，又到神像前占卜，最后一切顺利。胡、江两家都是当地名门，婚姻关系上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程序上也严守规矩，一点儿也不马虎，什么开礼单、送聘礼，热热闹闹地惊动了不少人。那天胡适还在热衷于砸铜钱、跑火马的游戏，对于男女之事懵懂无知，从这一天起，他已经戴上了封建婚姻的枷锁。
江冬秀因为其父死得早，以及家庭重男轻女的习惯，未能读书识字。订婚后胡适就去了上海梅溪学堂求学。自胡适走后江冬秀常常到胡家来，帮助胡母操持家务，深得胡母喜欢。
在梅溪学堂因为胡适是一个讲土话的乡下人，就被编入最差的第五班，教国文的老师自认为国文知识渊博，把一句出自于《易经》的话讲成出于《左传》，下课后胡适小声对他说：“那句话是《易经》里的。”老师吃惊地看着胡适，问胡适读了那些书，又给胡适出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说”，胡适写了100多字，老师看后就让胡适带着文具来到第二班，就这样胡适一天里升了三级。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开始了向新文化领地的探求。
有一次他看了出戏归来，戏中一对童角扮演的夫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倏地想起自己也聘定妻室，不知这待嫁的媳妇与戏中的小娘子哪一个更可爱呢？想到这里，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红炉银烛镂金床，玉手相携入洞房。细腻风流都写尽，可怜一对小鸳鸯。”有时想起自己的未婚妻不识字，还裹着一双小脚，心中便十分不满。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多次提到“令儿妇读书”，还建议江冬秀放开小脚，变成中脚。江家以为胡适有了意见，嫌冬秀没有文化，担心胡适毁约。胡母怕儿子变心，失信了江家，就决定把婚事办了，她多次催胡适回家。1907年胡适患脚气病，按当地习俗胡适回家养病，在家住了两个月，胡母反复催问，胡适答应“早一二年”，随后又去了上海。1908年秋胡母按算命瞎子说法，为胡适准备新房，江家也准备了嫁妆，胡适不敢违背母命，就把气撒到了算命瞎子身上，并采取拖的办法。
1910年夏天，胡适考取了第二次庚子赔款留学生，9月去了美国，就这样又拖了几年。在那里，他成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在感情方式上，他却仍然沉湎在传统的积淀中，无论西方世界两性交往多么开放，他总觉很孤独。他在一首《蝴蝶》小诗中，表达了这种失落感：“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刚到美国胡适又批评西方的“自造”的爱情，赞扬中国的“名分所造”的爱情，公开为包办婚姻辩护，把父母包办当成能尊重女子人格。他说中国女子所处的地位，实在是高于西方女子，因为中国女子的婚姻大事都由父母操心，就用不着再出入社交场合去嘤嘤求偶，人格便有了保证；反之，西方的姑娘为了取悦于男子，从小学习音乐舞蹈，长成后周旋于男性之间，或自献其身而得偶，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而成了老处女，人格也就堕落了。
留美前4年，胡适从没有去过女生宿舍，也没有访问过女友，他所接触的女性都是中年及中年以上的。1911年5月20日他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并企盼江冬秀能亲自给他回信，那时江冬秀识字不多，自己写不出来，这种信又不能让人代写，所以胡适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见到回信。1916年1月，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备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写来的信，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把胡适感动得险些晕倒。这一晚，胡适精心认真地整理了自己感情，扪心自问：“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胡适终于明白：原来自己对江冬秀的感情，是抱着对母亲尽孝的一种观念来进行的，它是崇高，也是无偿的。不久胡适又让人为他拍摄了“室中读书图”，寄给了江冬秀，江冬秀把照片放在梳妆台上，日日欣赏。胡适还写信劝江冬秀不要着急，西方人男女结婚大多在30—40岁间，我们才25—26岁，有的是时间。
一次，母亲听人传言胡适在美国另讨了老婆，就写信给儿子，表达了她不安的心情，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说：“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胡适在美国又极力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他有时又作出一些反传统的举动，例如：1917年夏，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就勉强答应了他。8月的一天胡适来到江村，待酒席散后，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江冬秀的闺房，以谎称江冬秀生病为由，胡适前来探望，这样就照顾了江家的体面。江耘圃请胡适坐在外间，他先入内禀告冬秀。胡适坐在灯火通明的外间，佯装翻书，眼光向四下一扫，看见楼上楼下挤满了人，像看戏瞧热闹一样，胡适心里顿时不安起来，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唯恐女人家脸皮薄，于这种事上舒展不开，反而把好事搅尴尬了。过了好半天，江耘圃出来，脸上果然有难色，看来江冬秀不答应见面，没办法就转请舅母再去劝劝，不一会儿，老太太招手请胡适进房。胡适低头慢步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上床帐藏了进去，借着夜晚燃起的昏暗的灯光，胡适张目望过去，床帐内隐隐约约有个人影，仅此而已。舅母见状，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安排好的是男人想看看女人，竟弄成是未婚新娘子见郎官的结局，让胡适遗憾不已，坐在床帐后的江冬秀十分高兴，她把胡适看了个仔细，心中高兴得不得了。晚年的江冬秀用文字记述了这段难忘的往事：“相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第二天早上，胡适起身回家，他认为自己失礼了，从旁处借来纸笔，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本不应该强迫你见我，是我一时错了。”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娘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1917年寒假，在母亲的催促下，胡适奉命由北大回乡完婚，一对守约13年的男女总算要结合了。可是面对喜事，胡适心里却犯了难，因为此前，胡适正在北京倡导新文化运动，眼下要他马上浸入陈礼旧俗之中，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于是他又作出了一个反传统的举止——要求改良旧俗，举行“文明结婚”。这在绩溪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一下子轰动了四方。结婚的那天，胡适自己动手写了两副对联，一副上联是“旧约十三年”，下联是“环游七万里”，表示自己留洋深造的历程；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表示成亲的时日，下联是“念七岁老新郎”（念是徽州方言二十的谐音）。胡适的婚礼说是文明，其实也就是在旧仪式的基础上稍微掺和一点新内容。有主婚人、证婚人；服饰上新郎戴黑呢礼帽，足登黑色皮鞋，身穿西装礼服，全是新装扮；礼仪上破除夫妻对拜礼节，改为三鞠躬。最高兴的还是母亲冯顺弟，话说不上来，只喜得眼里淌泪。新婚蜜月未满，胡适就留下28岁的新媳妇照顾老母，自己独个儿返回了北京。胡适的这场婚姻本来就是按母意而为之，现在生米既成熟饭，也只能“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和江冬秀的种种“闺房之爱”，也是出于“欲令吾母欢喜”的动机。母亲强勉下的婚姻反而换来了胡适尽善尽孝的好名声。
江冬秀在胡适回京后不久，便确信自己怀孕了，她忙写信给胡适报喜。接到信后，胡适先是一惊，慢慢地心中生出了一种亵渎感，觉得没有爱情的“结果”实在令人难堪，禁不住自我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思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胡适也不希望即将来世的儿子像自己一样，他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是希望儿子不再蹈自己的婚姻悲剧。
母亲慈祥，妻子泼辣。1918年，江冬秀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她颇果断，而且具有一种泼辣的办事能力。到北京后，梁实秋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离婚。江冬秀看不过去，亲自到法庭为梁妻辩护，终于使梁实秋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虎。其实，胡适也有弱点：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做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所以江冬秀利用胡适的弱点常常让胡适难堪。性格的差异让胡适非常的痛苦，文化的差异让胡适颇感家庭的孤独，1923年胡适竟有了炽烈的婚外恋，女方是江冬秀结婚时的伴娘——曹诚英，爱的力量促使两个人在杭州同居。为此，1924年春天，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一听勃然大怒，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当时吓唬得胡适面如土色，从此再也不敢言离婚了。
在离开大陆前，胡适一家过着舒适的生活，家中的大小事由佣人料理，胡适沉醉于学术研究，痴迷于书，而江冬秀迷恋于麻将，常与一群阔太太玩儿得天昏地暗，对于胡适的书她非常讨厌。1949年4月胡适受蒋介石的委派去了美国，江冬秀留在了台北，后随长子及媳妇去了曼谷，媳妇曾淑昭与江冬秀合不来，曾淑昭无法忍受江冬秀的个性，江冬秀就催促胡适帮她去美国。为了迎接江冬秀，胡适费劲找了份图书馆的工作。胡适没有太多的积蓄，他们租住在简陋的公寓里，雇不起佣人，什么事都要自己做。江冬秀不懂英语，连买菜都要由胡适亲自去，夫人烧菜，胡适洗碗。在国内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现在什么都要从头学。除此之外江冬秀就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兴趣最浓的是打麻将，她召集一群太太，为了节省时间她们先做好饭，然后开始打麻将，累了就在麻将桌吃饭，然后继续开战，江冬秀每次总是赢钱。但这些苦了胡适，由于房子小，胡适想看书就没有地方，时间长了宏图大志也消磨殆尽。
1958年4月6日，胡适结束长达9年的美国流亡生活，孤身一人回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江冬秀舍不得她的一帮麻将友，继续留在美国，麻将可以说是江冬秀后半生的大事业。在台湾胡适没有亲人，无人照顾，已68岁的胡适十分可怜，当研究院的人下班后，整个院子只剩胡适一人，这情形十分凄清。“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胡适十分想念远在美国的江冬秀。江冬秀在美国花光了胡适的积蓄后，没办法就又拖着她结婚时在老家置办的笨重破旧的大木床回到台湾。这张大旧木床是江冬秀一生随身必带之物。到台湾后两人依然是吵架，胡适一生是好脾气，对江冬秀更多的是忍让，沉默，江冬秀依然沉醉于麻将王国不能自拔。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胡适有病也得不到江冬秀得照顾，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会议时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胡适的司机费了半天时间才找到正在打麻将的大忙人江冬秀。江冬秀用徽州乡音嚎啕了几个小时，最后晕厥过去了。
江冬秀的身体十分硬朗，胡适去世后，她又活了13年，于1975年去世。
胡适的初恋：开启胡适自由民主思想的美国恋人——韦莲司
胡适到美国的第四年即1914年，即将大学毕业。有一天他去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韦莲司家吃饭，结识了教授的次女韦莲司，对韦莲司的“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赞叹不已，更称之为所见女子中“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的“唯一人”。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的感情越来越深。
1914年6月8日，胡适精心打扮一下，第一次走进女生宿舍，他去拜访自己的初恋情人韦莲司。进屋后胡适对于屋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告诉韦莲司这是他来美国4年中第一次与年轻女子接触，以前只与中年及老年女性接触，他也是第一次走进女生宿舍的。6月17日胡适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6月18日韦莲司就带胡适去教堂观赏西方的婚礼，回来的路上他们讨论东西方家庭伦理的差异，胡适的思想在韦莲司的启迪下，发生了重大转变。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韦莲司同在纽约，他们经常约会，还经常通信，短短的两年竟写给韦莲司100多“情书”。在与韦莲司频繁的通信中，胡适感到自己遇万事先讲究一个“忍”字，而西方人则重自由和独立，重的是人的个性，而韦莲司就是一位洒脱不羁、极具张扬个性的女孩。胡适这样描述她“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许，其母与姊腹诽之而无如何也，其狂如此。”韦莲司穿的衣服几年不换新款式，草帽破了依然戴着，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韦莲司的言行让她的母亲十分不满，母女关系十分紧张，加上家庭守旧，韦莲司就远离家庭去纽约学画，个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就是在当时的美国，韦莲司也是十分前卫的，她对胡适思想的转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胡适与韦莲司之间的交往，并没有瞒着胡母，胡适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到韦氏一家如何善待他，及韦女士狂狷高洁之品行。想到家中母亲为他包办的妻子江冬秀，便写信向母亲提出能否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母亲在给胡适的回信中斩钉截铁写道：你一个人在外面读书，千万不能够跟其他女性接触。你跟江冬秀之间的关系已经是铁定的了，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胡适的母亲用中国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写信给美国的韦莲司的母亲，告诉她胡适家中已有妻子。看了胡适母亲的信后，韦莲司的母亲火冒三丈，因为那时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在美国人眼中华人的地位还不如黑奴，韦莲司又是纽英伦世家的掌上明珠，绝对不会嫁给一个华人，他们多方阻挠，为此胡适还写信给韦莲司的母亲。在胡适母亲与韦莲司父母的共同反对下，一对跨国鸳鸯无法成为眷属。韦莲司成了胡适留学期间“智识上的伴侣”。
根据胡适与韦莲司当年来往书信，胡适与韦莲司分手除了双方父母反对外，还有他们各自的原因。一种说法源于与胡适密切接触的著名学者唐德刚。他认为：1915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胡适在纽约海文路92号韦莲司的寓所，二人相对而坐，谈得十分投入，室外寒气袭人，面对韦莲司，胡适竟心猿意马，难以自控，就向韦莲司提出了性的要求。韦莲司当场峻拒，不知胡适当时是何等的难堪。2月3日韦莲司写了一封长信，说胡适的行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韦莲司“还奉劝胡适，斩断情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诱之惑。最后劝胡适要读书上进。韦莲司的话胡适全接受了，并达成”与C.W.约，以后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力为之，期于有成“（见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一生要面子的胡适退却了。另一种说法针对唐德刚的提法提出的。胡适在世时曾为此“正色”呵斥唐德刚“胡说”，如夏志清等学者就反对唐德刚的说法，有人还提出是韦莲司向胡适示爱，向胡适动手动脚，吓坏了胆小的胡适，最终遭到胡适的拒绝，因为胡适是个“止乎礼的胆小君子”，他绝不会去主动向韦莲司提出性的请求的。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塑造胡适一个“完人”的形象，也是出于对胡适的偏爱。事实上胡适的色胆是很大的，在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中有记载，1910年二三月间，由于家庭、婚姻上的种种愁怨，事业、前途渺茫，胡适几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与戏子往来，或者逛妓院。有时从这家妓院出来，又进了另外一家妓院，妓女关门睡了，就“敲门而入”，可见胡适是有前科的。第三种说法是：胡适与韦莲司只是男女朋友而已，从他们来往书信看不出相恋痕迹。这些只有胡与韦的通信出版后才能知晓。
在此后漫长日子里，胡适始终思念着韦莲司。回国后他们时通书信、寄赠照片，后来胡适流亡到纽约，他还专程去海文路92号韦女士的旧居凭吊，睹物思人，不胜凄然。韦莲司终生未嫁，保全了她的自由与独立。她把胡适送她的100余封信视为神圣的纪念，珍藏了50年。胡适去世后第三年，她将信寄给了胡适的夫人江冬秀，50年来她始终未改对胡适的一往情深。
胡适暗恋的人陈衡哲（莎菲）
当韦莲司离开不久，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湖南衡东石湾人，出生于武进。陈衡哲的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父亲担任过清朝的官吏。陈衡哲违抗父命，逃婚到乡下的姑母家，受姑母的庇护。1914年她参加清华学堂招收留美第一批女学生招考，入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英文名字SOPHIA译成“莎菲”。1918年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经胡适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她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尽管著作不多，但正如司马长风先生所说：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
1916年，胡适当时正在办一个留学生的杂志，陈衡哲就给他投稿。陈衡哲知道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很支持，当时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业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称陈衡哲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胡适跟陈衡哲之间从1916年10月开始，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面，胡适单方面就寄出了四十几封信，差不多每月平均10封。这四十几封信里面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的爱慕，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
1916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胡适“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些通信只是朋友之间的“游戏酬答之片”，绝对算不上“情书”。一则胡适是一个很遵循传统道德的君子，他知道任鸿隽正在追求陈衡哲，也是任鸿隽先认识陈的，什么事情也要讲个“先来后到”之礼，“朋友之‘友’不可友”，是当时留学生很讲究的一项侠义传统，胡适更是不敢违背的。更何况胡适是一大孝子，母亲已在家乡给他与江冬秀女士订下了婚约，他也不会轻易违抗母命。二则陈衡哲女士当时正充满理想，主张“不婚主义”，胡适也不会轻易放下面子，去碰这个钉子。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3个好朋友。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赴美到康奈尔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他拼命追求抱着“独身主义”的陈衡哲，1919年还专程赴美向陈衡哲求婚。他3万里求婚的诚意感动了陈衡哲，陈衡哲放弃了“独身主义”，1919年与任鸿隽订婚。多数学者认为陈衡哲抱有“不婚主义”的原因是对任鸿隽不满意，等待胡适向她示爱，但胡适没有开口，回国后不久，1917年12月30日就与江冬秀结婚了。陈衡哲对胡适绝望了，才在1919年与任鸿隽订婚的。
陈衡哲回国时，恰逢江冬秀刚生下一个女儿，胡适忙完家务，便四处为陈衡哲联系工作，费尽了心机，陈衡哲也极力支持胡适的工作。胡适对陈衡哲生活上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1920年陈衡哲回国从南京到达北京后，9月5日与胡适一起到火车站迎接任鸿隽与赵元任。赵元任到清华任教，任鸿隽暂住胡适家。第二天胡适陪任到陈衡哲家，拜见岳父岳母。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对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他们采用新式婚礼，仪式简单，不讲排场，这符合胡适的一贯主张。胡适对陈衡哲的婚礼颇为赞赏，他说：“婚礼甚简单，最可采用。”不久陈衡哲怀孕不能上课了，为陈的工作，胡适出力最多，这也使他有些为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胡适与陈衡哲的关系当时也引起不少人的疑惑。1934年《十日谈》第26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短文以评价陈、胡友谊为名，散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诬蔑之词。如说陈衡哲在美国时就看中了胡适，“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胡适把她介绍给任鸿隽；还说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等等。短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轰动效应。
陈衡哲和任鸿隽十分气愤，带着杂志来找胡适，胡适看了也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有意造谣和诽谤。胡适立即写信向该刊编辑进行质问，信写好后，任、陈做了修改，胡适重新抄写了一遍，再请任、陈过目，经他俩同意后，将信寄到编辑部，要求将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要求公开向被攻讦诬陷的3人赔礼道歉。胡适在信中对“象恭”的短文逐条批驳，辩明是非，以正视听。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3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3人合伙平息了这场风波后，谁料想40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又是忘年交的著名学者唐德刚研究胡适时，发现胡适与陈衡哲之间确实有恋情。话还得从头说。1920年7月，胡适应南京师范学校之约，为该校举办了第一期暑假学校讲学活动，时间大约一月多。胡适听说江冬秀于16日生了一个女儿，于8月26日回到北京，并为女儿取名“素斐”。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60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才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胡适还写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而另外一位学者苏雪林女士认为：“胡博士替女儿取名‘素斐’，与衡哲洋名‘莎菲(SOPHIA)’字体与发音相去均远。唐德刚硬将博士悼女诗《素斐》二字换作SOPHIA，硬说胡博士‘悼女’实则‘怀旧’，更属无稽之谈，况别人的诗文，你可以随便乱加窜改的么?”美籍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则认为：“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总之，3位学者的看法都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的。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
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
添得新枝姊妹花。
在诗尾加注说：“三个朋友（胡适、陈衡哲、任鸿隽）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胡适博士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后来，胡适的爱女素斐因病夭折，任鸿隽、陈衡哲还把自己的女儿给胡适做了干女儿，足见他们的友谊弥足珍贵。
胡适的婚外恋人——曹诚英
婚后的胡适与江冬秀在精神上毫无默契，胡适每天在沉默中忍耐着江冬秀无休止的怒吼，在这种氛围笼罩下，胡适的一场婚外恋发生了，时间是1923年，结婚后的第四年。然而令江冬秀无法料到的是，自己的情敌竟是自己结婚时的伴娘——曹诚英。
胡适留学回国后，威名远播，而且风度翩翩。他上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追求者虽多，却极少有人真正让胡适动心。只有曹诚英是胡适留学归国后，最让他刻骨相思的一位女性。
曹诚英（佩声，1902－1973，乳名丽娟，胡适日记里爱称“娟”），绩溪县旺川村人，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三哥之妻）的同父异母妹妹，小胡适11岁。她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曹琪瑞在武汉经商，元配夫人生了3个女儿（二女儿嫁给了胡适同父异母的三哥为妻），后又娶了一四川女子，于1898年生下一男孩，也就是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留学美国，学习矿业），接下来又生下一个男孩，但不久夭折。母亲原本盼望再生一个男孩，1902年生下曹诚英，母亲很生气，就把曹诚英送给一个种田的奶妈家抚养，5岁时接回家被送进私塾读书。1915年曹诚英与哥哥去武昌，单独请来家庭老师。在曹诚英还没有出生时，按当地习俗已指腹为婚，许配给了宅坦村（临近胡适家上庄）的胡冠英。1917年胡适回乡成亲，曹诚英是胡适的母亲为胡适的婚礼挑选的4个伴娘之一，按习俗伴娘必须是未婚女子，曹诚英又是胡适的表妹，两人初识应该是在婚礼上。1918年，还不满17岁的曹诚英与胡冠英结婚，远在美国留学的哥哥知道妹妹结婚的消息后十分生气，写信让妹妹外出读书。1920年春曹诚英与丈夫一同去杭州求学，曹诚英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因为曹诚英结婚3年多没有生孩子，1922年冬胡冠英被母亲叫回家，责令他娶了个小老婆，于是曹诚英在1923年初与丈夫离婚。
1923年4月，胡适只身南下，到杭州疗养，绩溪同乡都来看他。曹诚英与汪静之结伴也来了，胡适一见曹诚英，往昔的记忆涌上来。胡适认识曹诚英是在自己的婚礼上，曹诚英是4个伴娘之一，当时场面巨大，人头攒动，受过良好教育气质高雅的曹诚英鹤立鸡群，引起了胡适的格外注意，经打听知道她是自己的表妹。那时曹诚英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曹诚英常写信给胡适，要胡适寄花子儿给她。曹诚英在杭州读书的学校办的《安徽旅浙学会报》请名人写序，曹诚英就写信请胡适写序，通信使双双之间产生好感。久别重逢，曹诚英正在心境万分凄凉的当口，她刚刚离婚，胡适十分同情，写了一首《怨歌》寄寓自己对曹诚英遭遇的感伤情怀，并且尽可能安慰她，陪她散心。两人交往数日之后，胡适写下《西湖》，说他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胡适还写了《怨歌》来寄寓自己的感叹。这首诗以“梅花”喻指曹诚英，首段点明的朦胧的恋情确实产生于胡、曹二人初见之时婚礼上。
翻阅胡适的日记，开始不断出现曹诚英的名字的记载：“五月三日，在杭州，有两日脚很肿。游时，除这六人外，又有诚英、汪静之、胡冠英。”到了6月，胡适搬出他住的新新旅馆，租了烟霞洞和尚庙的3个房间，邀请暑期中的曹诚英来和他分住隔壁。两人同吃、同登山、同玩水、同下棋。9月11日，胡适在日记写道：“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12日：“晚上与诚英下棋”。13日：“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桑的故事。”14日：“同诚英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这段神仙一样的日子，令胡适流连忘返，直到12月份，胡适才回到北京。虽然人到了北京，感情依然沉浸在杭州烟霞洞与曹诚英温馨梦幻之中。回到家后胡适却不住家里，跑到西山借住实业家刘厚生的房子，清夜孤灯，独自回味，写下《秘魔崖月夜》：“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踏月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这期间，胡曹两人书信频频，转信的人却是江冬秀，她负责将各处来信转送给西山胡适处。来往信件多了，江冬秀不免对曹诚英产生了怀疑。后来胡适为了方便，就回到城里，在邮局特备一信箱，自己亲自取信。但是不知为何，过了元旦，曹诚英却不再给胡适写信了，胡适坐立不安。1924年1月15日，胡适在日记写道：“这十五日来，烦闷之至，什么事也不能做。很想寻点事做，却又是这样的不能安坐。要是玩玩罢，又觉得闲得不好过。提起笔来，一天只写得头二百个字。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他作了一首小诗，题目就叫《烦闷》：“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胡适对韦莲司和陈衡哲的情感更多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相处时格外小心，胡适太爱惜名声了。而同曹诚英的关系已跨出了这一步，他们的关系已不避人，是公开的，当时在沪杭求学的友人尽知此事。1924年春天，胡适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把菜刀，她怀里抱着两岁的小儿子思杜，一手拉着5岁的祖望，厉声吼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当时吓得胡适直哆嗦，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促成胡适产生离婚想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母亲已经去世，对于母亲威严惧怕的顾虑可以全然打消。此外，与江冬秀的相处，女方平庸之中还露着霸气，使胡适觉得十分腻味。一些和胡适交往甚好的倡导新文化的朋友也劝他早点跳出旧婚姻的圈子，勇敢地去尝尝自由恋爱的滋味。
但胡适一向软弱，而且很少有行动上的悖逆，即使偶有反抗也难得持久，现在果真向江冬秀提出离婚，他也根本抵挡不住江冬秀的反击。上次他和曹诚英的信函不慎落到了江冬秀手里，江冬秀一下子发作得惊天骇地，甚至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过去，好在胡适躲闪及时，否则一只眼睛就没了。胡适更怕的是江冬秀会因此而提出诉讼，把他们的事闹到公堂上去。那时，胡适已有“圣人”的雅号，如果为男贪女爱而去牺牲这些社会殊誉，胡适是十分不愿意的。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向江冬秀妥协。他只好让已怀孕曹诚英堕胎，并通过努力保送她去美国留学，结束了这段“恋爱”。然而他和曹诚英始终都不能忘情，后来仍偶有联系。江冬秀捍卫了做妻子的权利，最终与胡适得以白头到老，胡适仰天长叹，爱情与婚姻原来是两回事啊！
曹诚英经此变故，发奋读书，于1925年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进了南京东南大学读农科，于1931年毕业，在胡适的帮助下，于1934年到美国留学，进入胡适的母校康奈尔大学，选读的是农学院，专攻棉花育种遗传，1936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及沈阳农学院。去美国时，胡适特意写信给他的女友韦莲司，托她照顾曹诚英：“她得节俭过日子，还得学英文口语，你能在这两方面给她一些帮助和引导吗？”
曹诚英回国后，正遇抗战期间，由上海逃难去内地，临行时她把6本记录与胡适相恋的日记，交给了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绩溪老乡汪孟邹的侄女汪协如保存，后在日本人搜查时丢失，听说有人摆在上海街头以5角钱一本出售。在四川大学任教时，曹诚英结识了曾某，两人情意相投，决定结婚。事不凑巧，曾某的一位亲戚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江冬秀相遇，打听曹诚英的情况，江冬秀对曹诚英的醋意未消，就将曹与胡适的往事全盘倒出，而且添油加醋，胡说八道。曾某得悉，在婚期前夕突然变卦，取消婚约，曹诚英再此遭受沉重的打击，她万念俱灰，一个花容柔肠的女子，差一点遁入空门，要不是她哥哥曹诚克亲上峨眉规劝，峨眉山中当真要添一位看破红尘的女尼。1948年底，胡适从北京乘飞机经南京到上海，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授的曹诚英劝胡适说：“你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下去了。”胡适听后表情很平静，最终还是去了台湾。
此后曹诚英终身未嫁。1949年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曹诚英由复旦大学调至沈阳农学院任教，1958年退休，文革期间曹诚英受到冲击，她孑然一身拖着有病的身体回老家避难。离开上海时，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的资料，交给好友汪静之保存，并以命令的语气说：“我活着你们保存住，只准你和老伴看，我死了，你一定要焼掉。”1973年曹诚英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上庄的子妹村旺川。有趣的是她与胡适都活71岁，她捐掉了所有积蓄，在徽州古城绩溪通往上庄的大路旁一个小山坡上，修建了自己的坟墓，墓的周围芳草萋萋，墓碑上镌刻着“曹诚英先生之墓”，好像永远在等待着她思念的人。虽生不能与胡适同床，死不能与胡适同穴，但曹诚英坚信能与魂之归来的胡适至此一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究叶落归根， 魂归故里， 她坚信胡适会向她走来……
胡适个性的软弱也使他饱尝了一生的孤独，他生前留下了这样一段小诗：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适的一生为相思所苦，他既苦了他自己，也苦了妻子江冬秀，让江冬秀日日担惊受怕到死；更苦了美国姑娘韦莲司，为等他竟然白等了半个世纪；更是苦了东方才女陈衡哲，为他白白写了千万句诗；最苦的是曹诚英，为此几乎毁掉了自己的一生。胡适一生的情感之旅，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啊！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