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在文学的前沿阵地，他几乎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他的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视野广阔，热情奔放，以淙淙流水般音响，抒发了对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热爱。而他的小说，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却在文坛上引起过多次争议和批评，直至横加某些政治罪名，“文革”中受“四人帮”严重迫害，终身致残。1998年4月29日，一生沧桑却又不负使命的方纪先生，留下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悄悄地走了。他所走过的文学创作之路，同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一样，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是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从重重困难以至于灾难中闯出来的……
一
方纪，乳名羊子，1919年10月7日出生于直隶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佃士营村的一个小康人家。祖父冯新业在村里是一位英武豪侠之士。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30年代初的“高蠡暴动”，抗日战争时期任村农救会主任，到处宣传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的道理。不久被汉奸出卖，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父亲冯洞庭生性绵软，不好与人争斗，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以染丝线、卖丝线为生，同他祖父的性格截然相反。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老实得出奇的人，却娶了一个贤淑而粗通文墨的媳妇。这个媳妇的名字叫陈素珍，她对从小勇敢聪明的儿子寄托着厚望，期盼小羊子成为冯家的一匹宝马良驹。便给儿子起了一个理想的名字——冯骥，他就是几十年后闻名全国的文坛大将——方纪。
冯骥从7岁起，他家因欠债生活逐渐走下坡路。为了维持生计和上学读书，母亲陈素珍带着他和姐姐到通士营村的姥姥家。从此，姥姥口中丰富动听的民间故事和外祖父留下的一屋子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文学的根。尤其是姨妈陈素霞把一腔心血倾注在他身上，教他读书写字，当是他成为作家和书法家的启蒙老师。后来他回到本村读小学，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游行，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1931年，他从家乡的小学考入束鹿县立中学。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少年冯骥的内心唤起巨大的波澜，他置身于激愤的学生请愿游行队伍里，心灵受到抗日爱国思潮的冲击，也开始思虑和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
1934年夏秋之交，冯骥中学毕业，抱着求知的渴望，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先是经人介绍在前门外大街上的一家德泰皮货店当学徒。所谓学徒，其实是佣人，白天打水扫地接待客人、伺候老板全家，整天手脚不得闲，晚上还要侍候老板抽大烟。一次，他困极了，手中的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老板顺手拿起烧红的铁签子戳打他的下巴，自此留下深深的一道疤痕。他愤怒地写了一篇反映徒工苦难生活的文章，寄给《益世报》,很快登了出来。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老板看后大为恼火，把他赶出店门。后经人介绍，又到一家文具店当学徒，这家老板原是西北军中一个管军需的，不仅打骂学徒，还经常无故将学徒解雇，不久冯骥就被这家老板解雇了。冯骥失业后心中十分苦闷，为了读书，他将从家里带来的皮袍当掉，每日买两个冷火烧到图书馆去看书。后来，他遇到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上学的同乡曹盼之。曹盼之是中共地下党员，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读，并介绍他入北平大学历史系做旁听生。他的住处就在民主广场的红楼所在地——北平东城的沙滩。与他同屋住的有一位叫洪涛的同学，经常借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如《铁流》、《母亲》等，以及一些革命理论书籍。这使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盼望像鲁迅那样，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1935年初，他经刘曼生(谷牧)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与刘曼生、魏东明等进步学生建立了“风沙文学社”，创办文艺月刊《泡沫》。1935年8月5日出版了第一期，但由于经济压力和反动派的破坏，只办了两期就被迫停刊。接着，他们又创办了文艺刊物《浪花》，也只出了5期。在这段日子里，他曾写过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冯骥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面对反动军警的水龙和刺刀的威胁，他没有丝毫退缩，几次机警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他住的小屋因临近民主广场，也成了一些党员同志躲避敌人抓捕的“安全岛”。经历了这次大的考验，冯骥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发表一篇题为《游击战》的纪实文学，描写当时他和各校民先队员去城外进行军事演习的壮举。方纪在青年时代即成为一个无畏的民族解放战士。
1936年3月，冯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1日经魏东明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夏天，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束鹿县，在中共直南特委工作。他的外祖母家成了直南特委的一个据点。直南特委分管深县（今深州市）、束鹿、宁晋三联县的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日工作，冯骥任三联县的县委书记。他在通士营村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直南中心地方队”，并从中发展了8名中共党员，建立了支部，冯骥任支部书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冯骥正在北京向党组织汇报工作，鉴于当时形势，组织命他立即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冯骥返回家乡后，在本县小士庄村与东北军六十六军中地下党工作委员会的赵守一取得联系，利用东北军的名义，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冯骥，把第五大队拉出来直奔淞沪战场。当他到达上海附近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撤退，于是冯骥带着队伍辗转来到安徽屯溪，他把部队交给负责军工的李涛，李涛命他到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在叶剑英领导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做青年工作，当时蒋南翔、于光远等人也在那里。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叶剑英命冯骥等组织“战地慰问团”，冯骥任副团长，赶赴台儿庄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武汉会战开始前，冯骥奉命撤到长沙，在徐特立领导的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这期间经党组织介绍，他到中国红十字会第七大队工作，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他到湘雅医学院专门拜会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史沫特莱送给冯骥一本自己的新作和一本《资本论》。1938年6月，他随八路军办事处辗转赴桂林，后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宣传工作。在从长沙到桂林的路上，每逢火车停下，冯骥就站在火车头上向民众宣传抗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期间，他曾用风季、公羊子、杨子等笔名，在大后方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报告文学和文章。
二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对内却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大肆破坏统一战线。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冯骥等一批青年于1939年12月从重庆辗转来到延安。他先在中央组织部办的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调到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春夏之交，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任《大众文艺》编辑。此时，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延安。由于二人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就认识，茅盾曾把儿子韦韬委托冯骥带到陕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因此，应冯骥之约，茅盾在延安写的《一点小小的意见》等4篇文章，先后在冯骥责编的《大众文艺》上发表了。茅盾离开延安时，还将鲁迅先生的一份手迹交由冯骥保管。这是茅盾1935年“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时写的一封信，由鲁迅先生寄出时，亲笔抄写留的底稿。后来由冯骥精心保存着，1963年5月，冯骥慷慨将它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
1942年2月，冯骥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并正式用“方纪”这个笔名，创作了一篇小说《意识以外》，这是他在看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写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内容写的是一位华侨女青年（人物原型为蓝玲），告别双亲，从国外万里迢迢来到延安。她酷爱音乐，希望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可组织上却安排她在医院里当护士。她理智认识到这是战争环境下的革命需要，但一时又难以改变自己的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变得忧郁苦闷，最终导致精神失常。作品在舒群主编的《文艺月报》第14期刚发表，就招来一些人的批评，说主张个性解放，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方纪认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对周围事物有穷根究底的勇气，不能粉饰现实。所以对大家的指责，处之泰然。4月底的一天，刘白羽交给方纪一张粉红色的用油光纸油印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1942年4月27日
方纪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里为之一振，眼睛顿觉明亮。开始认识自己创作上走过的弯路，决心踏上文艺创作的新起点。会后，他在党校三部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从党校出来后调任《解放日报》社编辑；12月26口，周恩来回延安时，曾写信给方纪，鼓励他“能多为大后方写些东西”。1943年，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方纪应约给“文化轻骑兵”写了一篇稿子，毛泽东亲笔为他修改，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艾思奇把修改稿转交给方纪，并嘱咐一定要把这段话加进去，这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毛泽东给他的修改稿和周恩来的信件，被方纪放在一个随身的小木箱里，跟他从延安到前线，历经战争的破坏和政治风雨的侵袭，后来在张家口军调处，撤出三人小组时遗失，但几十年之后，竟又意外的回到方纪手中，一直由他珍重地保存着。方纪生前已将其捐赠给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
三
经过延安整风后，方纪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任副刊编辑。这期间他与冯牧结为好友。他俩有共同的爱好和理想，并相约全国解放后一起在北平工作。1944年是方纪走向成熟的一年。从年初到来年秋，他翻阅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名著，还抓紧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积极刻苦地学习外语。经过短期突击，他竟能从英文刊物上翻译一批苏联的文学作品，如《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一个女人，一个战士》等，均发表在1945年2月的《解放日报》上。同时，他还全面介绍了苏联作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写作，写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如《对A·托尔斯泰创作的一点介绍——纪念他的逝世》、《生活指示着他的未来》等。这些译作和文章，对于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中国军民起到了鼓舞作用。
方纪的表现苏联英雄人物的译作，介绍苏联最具代表性的革命作家的文章，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作品的内容大多是以暴露为主，虽然揭露了旧中国的病痛和流弊，但在描写和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充分表现革命英雄主义方面还缺乏比较成功的代表作品，也没有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他的译作又和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现实紧密配合。因此可以说，方纪对于开拓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领域，作出了一定贡献。对于从各条道路上投身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如何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同革命的现实和革命的理想逐步统一起来的问题上，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此间，方纪积极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参加了纺棉花活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在庆功会上获得了“纺织能手”的称号。正是这种崭新的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写出了短篇小说《纺车的力量》，这篇被评为“标志着方纪在文学生涯中开创了新的起点”的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意识以外》。《意识以外》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在革命实践中的碰壁，作品中还表露了悲观失望的情调；而题材相似的《纺车的力量》，则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在革命实践中碰到困难，经过重重挫折，终于战胜了困难，夺取了胜利。小说主题鲜明，催人奋进，对当时的革命青年十分有益。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征尘未洗，方纪即离开延安革命根据地，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出发前一天夜晚，他在烛光下赶出了《到群众中去》那篇文章，一吐心中快慰。1945年9月25日，他和结婚不久的黄人晓从延安出发，绕道冀东根据地，来到热河省的省会承德，担任热河省文联主席。在纸张、印刷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办起文学刊物《热潮》，他的《山城纪事》和《张老太太》两个短篇，便是首先在《热潮》上发表的。与此同时，他还同徐懋庸、萧军、塞克等一起创办了文艺业余学校，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土地改革和打土匪等各项工作。1946年8月2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承德，方纪奉调去前线任随军记者，到了张家口市。1947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组织上派方纪到冀中参加土改工作。方纪和黄人晓骑着小毛驴，千里迢迢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家乡冀中。在河间县的一个小村里，方纪同比他年长6岁的作家孙犁第一次会面。从此，两人便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先后在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冀中文联、《冀中导报》社工作。这段时间，他们大都活动在冀中的河间地区，孙犁在饶阳县大官亭下乡的时候，方纪在饶阳县的影林村搞了一年多的土改工作，由于深入群众，口碑也好。当时康克清在河间县参加土改工作也有声有色，本地人讲到土改都知道“河间有个康，影林有个方”。这一段的土改斗争，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他于工作的间隙，在昏暗的油灯下，于1948年写出了长篇小说《老桑树下的故事》，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北方农村和城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8年秋天，方纪和孙犁应邀去解放了的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束鹿县，在佃士营方纪的家中，吃了他母亲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然后坐在瓜棚豆架下，方纪娴熟地操演胡琴，孙犁纵情地唱了一段京剧。当晚，又同去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刀马旦“九阵风”主演的京剧《大破天门阵》，知音相遇，同声相应，能不击节一赞吗?翌日，他们乘火车赶赴石家庄，参与了成立华北文艺协会的热烈讨论，为迎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兴奋不已。1949年1月，遵照冀中区党委通知，方纪与孙犁、秦兆阳从河间骑自行车来到霸县(今霸州市)的胜芳镇，迎接天津的解放，等待进城去接管新天津的宣传阵地。
四
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方纪在《天津日报》社任副刊科科长，他和副科长孙犁一起在报纸的文艺阵地上联系和培养了很多青年作者，如阿凤、万国儒、董乃相、大吕、滕鸿涛、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和房树民等，较早地向全国提供了在工人中建立作者队伍的经验。这一阶段，方纪的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写作。他的短篇小说集《人民的儿子》、短篇和报告文学集《阿洛夫医生》、文学短论论集《到群众中去》，都是知识书店、天下图书公司的编辑为他整理出版的。不久，方纪调到新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担任总干事，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1951年，方纪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在硝烟弥漫的前线，他奋笔疾书写出了《美丽的国家，英雄的人民》等4篇散文。1954年，又参加了中苏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访问记，编成一本《访苏诗文集》，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文学评论《学剑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方纪出任天津市文化局长、作家协会主席和《新港》文学杂志主编。但自身又是一个笔耕不辍的作家。他以作家的身份，进入五花八门的文化艺术领域，对他来说，许多都是相当陌生的，但他都能很快地登堂入室。他的笔端常常洋溢出果敢和冲动，站在文学的阵地前沿，触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力求在作品中有独到的表现，写出生活的真实，挖掘人生的真谛。正如孙犁所说：“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好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在这一时期，方纪又创作出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其中第五篇《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主人公小环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反抗性格、要求个性解放的农村姑娘，想不到的是，这个追求幸福生活的农村女青年，却受到了批评和非难，他又一次被指责为“宣传人性”。对此简单化的批评，方纪曾以认真的态度进行了反批评，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还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检讨》，不过，文中把他的反批评意见硬性删去了。这是对他的小说创作进行的第二次公开批评。由于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受挫，方纪对于当时在文艺方面的粗暴批评产生过不满情绪。又因他在同评论家胡风的通信中谈过自己的一些想法，因而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几乎涉嫌于“胡案”，落入“反革命营垒”。
1956年春天，方纪刚从危险中解脱出来，竟遇到了一次赴长江考察的好机会。那是周恩来提名让方纪以人民日报社特邀记者的身份，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长江河源水文查勘队的工作。五一节前后，周总理又约见了方纪和几位作家，鼓励他们写出好的作品来。5月15日左右，方纪与徐迟随着一个专家查勘队登上了“民众号”客轮溯流而上，揭开了征服长江的序幕。他们随着这个水文查勘队在长江上游工作了4个月，从武汉溯源而上，经三峡过岷江、金沙江，反复多次全面观摩了长江全貌。作家以独具的慧眼，审视着长江那汹涌澎湃的大浪，其壮观让作家深受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他想到延安时期周恩来的鼓励，到现在自己受到批评时，周总理又及时送来了关怀，于是思绪如流，笔似神助，很快写出了25首抒情诗，组成《不尽长江滚滚来》及一部长诗《大江东去》。同时，出版了含有10篇散文的《长江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根据《不尽长江滚滚来》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周总理着意安排的这次长江之行，使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展露锋芒，大放光彩。然而，方纪并未满足，因为他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他追问自己也像对别人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色彩斑斓的生活，究竟该如何去反映呢?
1957年3月8日晚，方纪和刘白羽、于黑丁、巴金4人被召进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时在场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对于这次接见，方纪在《长江自有浪花在》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毛主席静静地从左侧的一扇小门走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少壮派哟!”接见时毛主席谈笑风生，博古论今，他讲了当时的文艺政策问题，并专心地听我们发言，他手拿着一支铅笔，在一张洁白的纸上不断地记录什么。可惜当时的记录底稿在“文革”中都被毁掉了，但我们记得当时毛主席讲的一句话：百家争鸣要争，百花齐放要放……
当天深夜，方纪写下了《在毛主席身边》的诗篇后，忽然想起了郑板桥的那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他彻夜难眠，激励自己要在文学创作中进行新的开拓。并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坚决不做墙头草，但愿效仿风前竹。回津以后，他很快写出了4篇具有探索性的小说，其中《晚餐》和《开会前》是姊妹篇，他以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赎买过程中的两面性为题材，刻画了民族资产阶级贪婪的一面，也表现了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进步和爱国的一面。方纪再次担当起探险者的角色。这是解放后最早反映城市工商业题材的作品，方纪是想通过小说的形式，以讽刺和白描的笔法反映解放后城市变化的一个侧面。孰料刚刚迈出一小步，便由于气候变化而遇到很大风险。他的这两篇作品，被扣上了“丑化党的领导”、“吹捧资本家”两顶大帽子，作家又被推到了危险深渊的边缘。如果说《开会前》、《晚餐》和《园中》是方纪小说创作上极富探索性的，那么《来访者》则是他最有胆量的突破了。《来访者》写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大学教师康敏夫，与一位曲艺演员的爱情纠葛。由于采用通过正面写旧人物，来反照出新的人物的一种特殊艺术手法，最终使康敏夫走上一条通向阳光的道路。其感人之处是许多小说难以企及的。这篇小说在1958年第二期《收获》杂志发表后，以鸣鞭为业的姚文元炮制了一篇《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的奇文，给方纪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大帽子，煽动文艺界、新闻界群起而攻之。并由批判《来访者》，进而株连到方纪的全部小说创作历史。20年后的1977年，英国里兹大学的一位汉学家在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只有3篇作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可以传世的，一篇是孙犁的《铁木前传》，一篇是方纪的《来访者》，一篇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漫天飞舞的棍棒，非但没能让方纪屈从，反而使他在闭门苦读中复活了一个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他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评论，驳斥那些批评孙犁“脱离政治”的言论。在这篇文章中，既为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鸣不平，也为自己的小说讨说法：“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暴风雨般斗争生活里，不仅要表现那些激流中滔滔巨浪，也应该表现在它周围继续展开的明亮的波纹，从而烘托出这巨浪的作用。”在这次批判的风浪中，方纪又像孙犁说的那样，几乎跌入“危险的深渊”。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几次策划要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最后都未能得逞。
五
1960年，全国掀起了“反右倾”高潮，天津当时批判了李何林，方纪也被列为准“右倾分子”。幸亏得到天津市委一些领导的关注。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和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多次强调，不要对一个作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告诉方纪，不要在家“闭门思过”，应当走出去，抒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很快，方纪深入工厂访问，写出了大量歌颂锐意创新的英模人物的报告文学。正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这一时期，方纪听说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在节粮度荒时，站在窗前久久凝思……忽然，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在延安机场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天午饭后，他听说博古去飞机场送行，便飞奔下山跑到机场，终于看到毛主席登上飞机舷梯，回首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的难忘的一瞬。于是他心潮澎湃，文思奔涌，连夜挥笔写就了后来脍炙人口的《挥手之间》。这篇刊于1961年10月《人民文学》后又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散文，生动地描绘了革命领袖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也表露自己在受到挫折和打击时，仍保持着对于党的事业和党的领袖忠贞不渝的情怀，一时之间，传为美谈。
1962年夏，方纪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蒙古举行的亚洲作家理事会会议，会后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年春天，他和严文井、杜宜作为亚洲作家常设局的代表，先后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尼。回国后，写了《浓郁的芬芳》、《梭罗春水》、《草原印象》和《桂林山水》等散文作品，收入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挥手之间》，其中有些篇目，也成为作家的典范之作。
1963年，已进入“收获”季节的方纪，陆续出版了《方纪散文集》、《方纪小说集》和4集5卷的《方纪文集》。这时，他基本上摆脱了行政事务的干扰。身为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里却没有他的办公桌。因此，他曾戏称自己是“无桌部长”。他请了两年的创作假，想把自己在革命历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一部百万字的《暴风雨的年代》，亦名《同时代人》。不想刚写出20万字，“四清”运动开始了。方纪凭着过去的经验，认为可以在运动中将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积蓄更多的创作素材。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创作，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天津南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喜荣，来到南郊区西右营大队，人称“四进士”。开始，他们住在全国劳动模范张凤琴家里，计划从劳动模范的事迹里选取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谁知陈伯达却横插进来，偶一见面，便毫无根据地判定张凤琴为漏划富农，强令方纪他们从张凤琴家搬出来，并另树了一个“标杆”。“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迅即袭来，方纪从“四清”岗位上奉调回市，被指令到天津市文联作检查，并接受批判。当时，给方纪戴了“漏网胡风分子”、“周扬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3顶帽子，并整理成诬陷材料，通过两条渠道同时送到江青手里。1967年底，他们又把方纪根本不同意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方纪没看的一个话剧《新时代狂人》，定名为“黑会”、“黑戏”，并把作家袁静、孙振、王昌定、杨润身等交纳的党费，诬指为“黑会”提供的经费。这一伪造的“证据”被送给了江青，通过江青亲自安排和导演的“二二一”讲话，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二黑”冤案。只凭捏造的所谓证据和江青的一派胡言，1968年3月方纪便无辜地被打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四人帮”罗织罪名，欲置方纪于死地，还有一个不可言喻的历史私怨情结。方纪在《挥手之间》一文中，写到了朱德、周恩来、王若飞、博古等中央领导为毛泽东送行，也描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送别场面。为了渲染这一历史画面的氛围，作者有意略去江青在机场哭鼻子的情节。为此，江青恼恨于心，江青何曾忘掉?在张春桥、姚文元爬上“中央文革”高位时，方纪又毫不留情地揭发了他们的根底。方纪说：“张春桥是30年代在上海办黄色小报的，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他的这一揭发，很快有人密报给江青，便又多了一份“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证”。
7年的铁窗折磨，多次摧残人格的轮番批斗，方纪遭受了非人的磨难和凌辱。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性格，使他拒不向强权者低头认罪，对于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他一概回答：“没有！”这表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和从容，更激怒了那些政治骗子和野心家。为了加害方纪，这帮人不择手段地在他的饭里掺进铁屑和大头钉。方纪把铁屑等摔在桌子上，并以绝食抗议，1975年1月6日遂患中风，经治疗病情得到控制。那些从饭里挑出来的铁屑和大头钉，他长期保存下来，成为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迫害作家的罪证。
六
在阴霾即将散去的时候，“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不得不把方纪暂时放了出来。为了安安静静地养病，方纪带着药品由长子大为护送，于1976年夏天返回故乡，年迈的双亲张开双臂把伤痕累累但并不悲伤的儿子迎进家门。每天，方纪除了同乡亲们谈新话旧聊天外，还把几项活动安排得极有规律，早晨5点钟，迎着红日，他出东口，拄着拐杖围村庄转一圈；傍晚7点钟，迎着夕阳，他出西口，再围着村庄转一圈。到了夜晚，便一字一顿地给乡间晚辈讲一段战争年代的故事，且绝不重复，使讲的和听的人兴致盎然。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方纪陷入哀思之中。9月18日上午，村里举行追悼大会时，方纪戴着自己缝制的黑纱冒着大雨站在最前面，村民们有的给他雨伞有的送他雨衣，他全然不用，硬是让雨淋着，那悲痛的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乡亲们说，方老跟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
“四人帮”倒台天下白。在举国欢庆胜利的大喜日子里，方纪竟忘了医嘱，到村供销社买来几瓶好酒，与村民们共庆胜利。不幸的是，这次豪饮，使方纪患了第二次脑血栓。急电打到天津，来车把他接走了。那时“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在天津的活动仍很猖獗，拒不为蒙冤的方纪彻底平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才被解除“永远开除党籍”的枷锁，恢复了组织生活。然而，这时的方纪已瘫得右手不能写，话也说不清了，但他还保持着十分刚毅和乐观的性格。他的交往比以前更广，书画家举展联谊、老干部集会和群众文化活动他都参加。许多业余文学、书法爱好者是他的朋友。每每赴会，假如地点在楼上，他绝不让人搀扶，自己举步维艰，气喘吁吁地登完楼梯。坐定后，便哈哈大笑。1978年初夏，他不顾身患重病，坚持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文联理事扩大会议。老作家黎之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一期)发表的《回忆与思考》中，有一段酸楚的文字：
5月29日方纪大会发言，他由一个女孩子搀扶着走上讲台，我吓了一跳，刚刚五十多岁的方纪竟然老病成这个样子，他坐下后用手比划了几下，说了几句无法听清的话，就把发言稿交给那个女孩子。当那个叫姜湘忱的女孩子代他宣读揭露“四人帮”踏杀文艺事业的发言稿时，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所爱戴的老作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
灾难对于勇敢的人是一笔财富。方纪接受了命运的挑战，像一头受伤的狮子，每天默默地舔拭伤口。老战友朱丹、梁斌来看他，鼓励他用左手练大字，“从画圈开始”。于是他静下心来，练习用左手写毛笔大字，像小学生一样，从一笔一画练起，日日不辍，坚持6年多，已写得笔走龙蛇，雄浑飘逸，旷世少有，自成一家，深得人们喜爱。江南才子、左手书法大家费新我先生在拜读了方纪临《泰山金刚经》后，用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这样几句话：“方公书法以左手入墨，雄浑、沉着、老辣练达，为余所叹服。”因而在书法家云集的天津城被推举为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向他索求墨宝题写匾额的人越来越多，他都应允。因为他一生都在追求并且想努力拥有人格的纯洁与崇高。多为别人做事，他感到充实快乐。
1984年10月，年届65岁的方纪应陕西省文联之邀重返延安，他坐着轮椅流连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往事历历在目，深感心旷神怡。来到杨家岭会议室，方纪在毛泽东讲话的桌前驻足良久，迸发出灵感的火花，他感慨万端，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一句话：“我创作的新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回天津不久，他的右下肢发病，住进市总医院。医生要锯去染菌的一截，他不干，再后来，病变扩散要致命时，才高位截去右腿。但他仍以燕赵男儿的豪爽之气，坚持做一名“残而不废的老兵”，依旧乐呵呵地每日挥毫不歇，直到临终前的那天早上，他还写下两副诗联，一副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另一副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副诗联虽仅仅20个字，却蕴涵着他心中的理想，蕴涵着他对真理的企盼，蕴涵着他对新生命的呼唤。
方纪是从枪林弹雨的征战路上杀出来的一位坚强的文学战士。半个多世纪来，他把作家和官员的情怀融为一体，在自己的特殊园地里不懈耕耘，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几十年文艺界的风雨历程中，常常处于风暴的旋涡中间，是一个焦点人物。在他身上浓缩着平民作家的爱心，也映现出文化官员的善意。他曾经有过风华正茂、文采漾溢的时期，也多次受到无情棍棒的挞伐。晚年偏瘫，有口难言，老同志来看望他，他只能用湿润的眼睛传达心声，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1994年，他度过75岁生日时，朋友送他一轴大“寿”字，他自己写了跋：“心胸似海，意如松柏，锻炼身体，活过一百。”只因心脏病突发，使他没能“活过一百”，但他的“心胸似海，意如松柏”的诗句仍响彻世人的耳际。他的人品和文品像松柏一样，是常青的。
1998年4月29日，方纪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事业和亲人。
1998年6月3日，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主持，在天津北仓公墓隆重举行了“方纪追悼仪式”。天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各文艺团体的领导和方纪的亲友等上千人沉痛地前往送别。中宣部、中组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北京市作协、上海鲁迅纪念馆以及李瑞环、谷牧、贺敬之、李准、袁鹰、张映雪、王昌定、王学仲等生前好友分别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沉痛悼念。社会各界人士敬送的花圈、挽联、挽幛和悼诗布满整个大厅——
才华横溢名标北斗老桑树下有客来访惊恶变
命运多舛心系故园大江东去无言挥手泣神州
天津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挽联，深刻揭示了方纪的人生际遇。天津市文联也发出了如此的感慨：
轮椅困蛟龙有谁知当年才调惊风雨
宗师光河汉又岂料今日文坛殒巨星
方纪的子女在《为父亲送别》的挽词中，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文字：父亲在世时，在那么长的日子里，我们都来不及深入地去了解他。然而，就在他走后短短的几天中，我们突然发现，对他的理解与认识，远远超过了他所走过的岁月。
方纪的死如同他的生。
责任编辑 杜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