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1906-1992），浙江余杭人。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历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常委，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秘书长，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执行局主任，第四、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192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1933年任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财政部赋税司科长。1936年11月，因救国会案在南京被捕入狱，翌年9月出狱。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三战区购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粮食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法政学院教授。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执委，第四、五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年11月16日，民建中央举办第七期培训班，我有幸参加这次培训学习，当时河北省只我一人作为基层民建支部负责人和民建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培训的。来自全国各地共22人，时间一个月，住在积水潭北京航空胡同民建中央宿舍地下室（原为防空用），学员有民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关省、市、区及支部负责人，有驻会专职干部，大部分是不驻会的（其实培训是为民建后备干部做准备，而后这次学员都在省、市担任民建主要负责人）。从职务上有高校教授、银行行长、教育工作者、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等。也有名人之后，如陈独秀的孙女陈秀霞，原是北京某中学教师，后调入东城区民建会作专职会务干部，当时只有三十几岁，是班上最小的一位同学。我们在课余时间闲聊，得知她因祖父牵连(着实说她根本没见过祖父陈独秀)，文革中受了不少委屈，幸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她落实了政策，又成为民建成员驻会工作。我们给了她许多同情安慰的话，感动得她热泪盈眶。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你祖父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书记，相信以后党会对他有正当的评价的……”她轻轻点头，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但愿能有这么一天!”
这批学员培训，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定参加了开幕式并与学员合影留念。民建中央驻会常务副主席、执行局主任万国权和副主席孙晓村等领导参加培训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时因身体欠安住院疗养未参加，但秘书送来了贺信。培训班本着“三自”（自己提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也有的说不装袋子，即档案）原则，学习环境轻松，气氛异常活跃。我们见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如此平易近人，尤其是孙晓村同志，大家亲切称谓他“晓老”。他慈眉善目，稍有舵背(当时年愈八旬)，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和善的老者，从年龄上是我们的前辈，所以大家分外敬重。
时任民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舣珍也是本期学员，还是会务组织者。她介绍道：“晓老是浙江余杭人，自古余杭多才子，他社会职务多，是我会元老之一，社会活动家。他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还在外地工作，组织上为照顾他生活，和他老俩商议把女儿调到身边，给他分两套二室住房，也是为调回女儿用的，但他不调，住房他只住一套，另一套房子给了住房困难的他的司机用。”这是在课间活动时，陈部长津津乐道地给我们讲晓老的故事。晓老也在与学员闲聊，听着有人讲他，闻声走来风趣说道：“哈哈!陈部长背后讲我的坏话！”陈部长说：“我当着学员面，给您评功摆好，向您学习毫不为己，专门利人！”晓老笑眯眯地拱拱手：“谈不上，纯属过奖。我的孩子没在我身边，我的司机天天在我身边，就跟我的孩子一样，他没有房住就像我没房住一样。”这话不差，晓老当时公务繁忙，社会活动多多，每当早餐后，我们在院内散步时都能见到他的司机从他住的二楼将他搀到楼下，又搀到车上，等坐稳再开车送到公务地址。我们在航空胡同住了一个月，几乎天天看到这种场面；他与他的司机情同父子，实属佳话。
培训班上，大家提出不少问题，从单位提到社会，涉及面很宽。那时社会上“走后门”风气盛行，办点儿事须送小礼；而社会耍赌之风也司空见惯，北京一位会员反映他进公厕之见闻：两个小伙蹲在茅坑划拳论输赢……1987年我在企业工作，所以谈工厂的事情多。当时正值全国企业大兴全面质量管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我是主管产品质量的，每天到全厂各车间各技术科室转，作为主管工程师，不是官但管得不少，有时就管到主管厂长头上。记得一次从张家口外购消声器，影响到产品油耗指标，该外协厂长就来我厂，我向他声明试验室试验指标不合格，当场建议退货；但他找到了我们厂主管供销的厂长向我“讲情”，我把试验指标让他看，该厂长竟说我们试验是否有问题。我让工人当场解析消音换项对照产品图，结果消声器结构不符图纸要求，他们哑口无言。我即打电话给厂财务科，反映情况拒绝付款并立即退货。这们厂长比我年龄小，见我如此认真“固执”，强忍着心中不快对我半开玩笑地说“张工啊，我昨晚没做好梦，今天果然碰到难题了！”张家口的那位厂长趁火打劫地说：“真是阎王好见，小鬼儿难挡！”我一听都冲我来，厂长认为我“太固执”，在协作单位领导面前不给他面子；外单位的人说：“你官不大权力可不小，还敢以下犯上不成？”虽是玩笑，分量可不轻。我说：“因为好多外协不合格，害得我们产品声誉不好不说，我与修理工还成年在外给你们擦屁股，不固执行么？我头上没‘乌纱’，所以啥也不怕，你也别说谁官大，我不是官但是‘警察’，我主管技术工作，‘铁路警察就管这一段’。你们是厂长，大主意由你们拿，你们商量说可以用，那不就一句话么？但是（我又将他们一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再出现产品问题，建议厂调度会上让党委裁决一下责任在谁吧！”这板叫得真叫响，那一次我得罪了厂长。还有一次因外购密封件不合格，我建议甚至“命令供销科长就地烧毁”，急得科长团团转，我又得罪了科长。至于供销员买来的不合格，我当场大骂他：“买废件，得什么好处了？良心让狗吃了？”
晓老听后，对我说：“看来你是直性人，因工作得罪人，他们不会说你是坏人，但工作要讲方法，说话要讲方式，深层次讲涉及我们参政议政的方式方法和效果，当然在工厂我们没有参政议政职能。你讲话不光是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还要看你是民主党派成员，虽然是‘苦口良药利于病’，但最好是加‘糖衣’，要让人好接受，才能有好成效！”这些话给我以深刻的启迪，使我至今在多种政治场合发言和参政议政的提案、议案上，深思晓老的话的指导意义和丰富内涵，体现在提问题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即使是提意见也要加“糖衣”。
又一次培训班会上，晓老启发大家反映基层问题。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基层，情况熟悉，加之大家接触时间长了，气氛宽松，所以我又抢着发言。记得好像只我一人来自企业，其他同志对企业的事不太了解，都爱听我讲企业。我又说起企业管理混乱情况：工艺乱，因机床设备差，产品件乱降公差，供销发愁找不到物美价廉的外购件，车间工人让产品放“公差”，否则干不了，等等。到了装车跑试阶段，经济、动力指标都达不到合格要求，生产科长向我诉苦，我和他商议：我们深入到车间班组找找问题，我顶白班，生产科长打夜班，深入地点在装配车间。结果第二天他告诉我：“张工（我是工程师，大都这样称谓我），这活儿没法干了，咱也管不了啦！”我问他：“到底怎么啦？”他而带难色地说：“我昨天顶了一宿，发现工段的喷油嘴全是旧的！有人将新嘴子换走了，而且成箱地换走了！”我问他这是谁干的？他说：“你知道了也管不了，过去不是说睁只眼闭只眼么，现在应该把眼都闭上！”我一听话中有话，提到产品质量这样差，对外服务这么繁重，真是外鬼好打，家贼难防啊！我埋怨生产科长：“为什么当场不抓住他？你是谁也不想惹！打草惊蛇也要惊他一下呀，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贼喊捉贼了！”生产科长忙说：“张工，你别急了，我想你有身份（他说我是民建支部主任，有渠道反映问题），也能解决问题，我是解决不了啦 ！”
晓老这时插话说：“你看生产科长看出你的分量了，他看出你认真负责，不怕歪风邪气，又是民主党派，他寄予厚望！”
我接着说：“是的。但我看他是表面奉承我 ，借机逃脱。”不过我真借生产科长几句激言，找到工厂宣传科长（兼管统战）反映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以后测试机器，凡是不合格的先看油嘴。结果查出问题。
晓老说：“这一小故事，说明光大同志在单位里是自觉依靠党委，团结同志解决问题，按你当时的身份直接找厂党委书记也不为过，可你很低调，主动找主管统战部门，依序反映问题。你和生产科长同心协力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体现民主党派在基层的参政议政，与党通力合作。当然党派在基层不履行党派参政议政职能，仅是给厂党委提建议、出主意，协助党委做工作是支部应做的工作。”晓老这些话，对指导我厂民建支部和以后民建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培训班结束以后，我按照民建中央领导和晓老的指示，回到单位组织支部认真学习研究制定了活动计划及各种规范制度，围绕工厂工作和职工反映的问题，提出不少好的建议被党委采纳，受到厂党委好评，支部被评为石家庄民建先进支部。
1992年冬季，我在中央一台《新闻联播》中看到晓老因病去世的消息，荧屏上出现了向晓老遗容告别的场面。我当时内里一惊，觉得消息突然传来难以接受，晓老的音容笑貌立即展现在眼前；但现实确是晓老静静躺在鲜花翠柏之中。我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起立，和电视里向晓老拜别的人们一道，向他老人家鞠躬、默哀、流泪，祝晓老一路走好！
我在民建中央第七期培训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收获颇多，效果甚佳，结交了各地民建会友，学到了不少知识，大家相互勉励，取长补短。尤其是中央领导及晓老的高尚人品和卓越的领导水平，至今还鞭策着我在工作岗位上与时俱进！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