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企霞是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里的主要人物。“丁、陈”受批判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该信指斥主编《文艺报》的丁玲、陈企霞拒绝发表李希凡和蓝翎评论《
红楼梦》的文章，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这封信。自此，作协党组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了对《文艺报》的批判。这时候，一些曾被《文艺报》批评过的人，有了名正言顺发泄不满的借口，正如周扬所说，“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关于父亲的〈陈述书〉》一文中说：“解放初期的文艺界，尽管有当年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指引，但是，一方面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文艺报》创刊到1955年前后，文艺界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以前文艺界在上海的矛盾也不时重新流露。《文艺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阵地，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文艺报》的工作就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那么，夹杂着一系列恩怨的批判，让性格耿直、心高气傲的陈企霞难以忍受，可在批斗会上根本没有他申辩的机会。于是，一封反映作协党组处理问题不公的匿名信发出了。
对于匿名信的具体情况，几位当事人的纪录在一些细节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综合起来才可能得到最接近真实的过程。
张僖先生在其所著《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中披露：
大约是1954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少奇同志的匿名信。少奇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公安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
既然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因为陈坚决不承认，又没有有力的证据。）
……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1957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
那么，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陈恭怀说：“这封匿名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信中说，去年（1953年）年底党对《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作协党组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火”了，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
而写这封信的女编辑同陈企霞又是什么关系呢？陈企霞的学生徐光耀在2005年4月接受凤凰卫视访谈时，谈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天津的女作家柳某揭发了陈企霞。陈企霞在作协党组会上有一个“坦白交代”，“他一上去就说，我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就是个反党分子，我陈企霞。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办了很多反党的事，实际上，我还是不聪明的。他就说，我跟周言（即本文所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已经同居了10年，我们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钥匙，我现在掏出来交给组织。就把钥匙掏出来扔在桌子上。大伙儿就觉得，哎，姘居10年这样的丑事他承认了，钥匙交出来了。这个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写好了，写好了以后，让周言的一个侄女给写出来什么的。”而徐光耀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长篇回忆文章，对此事作了如下记载：“他所交代的‘比柳某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10年，二人合伙写过3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
张僖与徐光耀对同一件事情的说法有3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是这位女编辑的名字。张僖和徐光耀一开始都没有说出来，明显有道德上的隐晦意图。而实际上，陈企霞在自己的检查中面对着参加会议的几百人，是说出了女编辑的名字的。正是陈企霞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丁玲的极大反感，以至于两人被“解放”之后，几乎不再来往。到2005年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徐光耀先生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加隐晦，何况采访者是凤凰卫视，毕竟在内地的观众面要少得多。
二是笔迹为谁所留。张僖说是一个“老秀才”，徐光耀说是女编辑的侄女。
三是匿名信的数量。张僖只提到了刘少奇批示的一封，徐光耀明确说是3封。
其中，对于破案具有重大意义的笔迹线索，竟然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抄写者，一个是“老秀才”，一个是女编辑的侄女，这期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陈企霞为了避免人们对自己的怀疑，在他出差上海期间，那位女编辑在北京寄出了匿名信。即使如此，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仍然使人们将怀疑的目光聚焦在陈企霞身上。只是因为笔迹对不上，陈企霞又坚决否认是其所为，事情才拖了下来。
在1955年8月至9月作协党组的一系列扩大会议上，白朗在一次发言中说，她在1954年12月曾以支委身份找陈企霞谈过一次话。当她1955年6月下旬第一次看到那封匿名信时，就感觉到信中的话语同陈企霞的谈话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并当即向领导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白朗的发言引出了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证据，证明陈企霞与匿名信有关，因为不仅信中的思想观点与陈企霞相一致，而且信中所提供的事实只有陈企霞全部知道。据此推测，匿名信是陈企霞与人合作共谋，由别人抄写寄出的。
而在作协党组会召开前的7月底，正在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的陈企霞就接到了周扬、刘白羽通知他回京与会的电报。这样的揭发是不是会前“布置”好的不敢枉猜，但通过匿名信来揭批陈企霞则是无疑的。
对于会议的情景，陈企霞在《陈述书》中写道：
1955年8月1日夜， 我按照来电的要求抵达北京，1日晚即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第一次会主要是文艺报几个同志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信是我写的。会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同志留下我来同我谈话，我申辩了一下，并提出一些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不能把很多不明不白的事情，强加在（我）头上……我希望弄清各种事实。周扬同志回答我说：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最后。周扬同志又说，你看，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检举你，该不是布置的吧？我当即回答他说：如果是正确的思想斗争的话，不但可以布置，而且也是应当布置的。问题是斗争得对不对，不在于是否经过领导的布置。
这以后，又继续开了二次党组扩大会，空气愈来愈紧张，所有所谓“揭露”的问题，已使我不能辩白，我在向组织上写了一次书面报告后，就不让参加这样的会了。在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的会上，同一个在去年中宣部会上提出要检查文艺报方向路线却没有丝毫结果的张光年（即光未然）同志提出要停止我的党籍，审查我的历史，党内公布我的问题。他并（此处有两字不清）说去年讨论红楼梦时他曾向周扬同志提议要在党内公布我的材料，周扬没有照办，所以陈不承认错误云云。8月19日晚上，我被宣布逮捕（有逮捕证），搜查了住所，但始终并未宣布是犯的什么罪。我当场说了这样三句话：这样的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范围搞乱了。康濯、张僖两位同志（他们是带来捕人的）你们以后检查要深刻些。我是服从政府法令，才勉强就捕。
这以后，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还使我莫名其妙的被迫丧失自由的生活，到1956年5月22日为止，共计9个月零3天。
1955年下半年，陈企霞被秘密隔离审查，囚禁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一个隐秘的角落，逼迫其交代现实和历史“问题”。即由追查匿名信，进而怀疑其与王实味相牵连，有“托派嫌疑”。
蒋祖林在《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中，记述母亲丁玲的话：“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16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
关于丁、陈的问题，作协党组前后召集了16次党组扩大会议，最后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反党”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经中央批示，丁、陈的罪名就定下来了。
195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转为宽松。5月，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被释放。加之，丁、陈不断申诉，到了1957年上半年，大鸣大放已是如火如荼，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对已作出的结论予以否定，以周扬为首的文化部门也放出了向丁、陈道歉的空气。6月6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
由此，陈企霞在作协党组的肃反总结会上，情绪激愤，语含嘲讽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时的陈企霞对自己的遭遇奋力抗争。
然而两天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随着反右斗争的风起云涌，作协党组的道歉便烟消火灭，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会。陈企霞和丁玲的申诉,不再是要“澄清真相”，而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并被定义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会议规模也一再扩大，与会人数达到几百人。
1957年7月25日，作协党组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扬等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评价和口吻完全改变了。周扬除了肯定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没有什么错误之外，还历数了丁玲和陈企霞在南京、在延安的历史问题。在此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揭发说，陈企霞是匿名信的主谋。
几乎是同时，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天津的一位女作家也坦白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
8月3日，在中国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上，陈企霞说出了一句震惊与会者的话：“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说的更可怕的事——”他随即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交代了生活问题，还交代了与丁玲丈夫陈明在汽车站碰头等建立“攻守同盟”的情况。
陈企霞在8月3日坦白之前，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此，陈恭怀在《盛世的灾难——忆父亲陈企霞》中有一番沉痛的描写：
这天（指7月25日）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200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
有关匿名信，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细节：女编辑是用左手写的。而丁玲的说法是：“陈企霞在会上交代，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通过对匿名信不同说法的对比，笔者认为抄写者是一位“老秀才”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毕竟此说的作者张僖曾是处理匿名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徐光耀匿名信有3封的说法是一个细节补充。很可能“老秀才”抄了一封，女编辑左手写了一封，另一个人又抄了另一封。最基本的，匿名信的发起者是陈企霞，具体执行者是周言应是无疑的。
仅仅4天，即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文章，行动可称神速。
紧接着，在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面对超过1955年的巨大压力，陈企霞的精神垮塌了。于是，他坦白说自己是匿名信的幕后主使，甚而连自己私生活中的问题也向组织一股脑儿地作了交代，他期望能获得“彻底坦白”的效果。可一旦突破了这条精神底线，他再揭发丁玲等人也就没有了心理上的道德障碍。至此，所谓“丁、陈集团”的主将丁玲，在陈企霞缴械之后，又一次从批判者中神奇地置换为被批判者。
其后，中央发布指示：“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于是，陈企霞被赶到了河北唐山的柏各庄农场。1959年，陈企霞要求离开农场。经作协党组同意，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接收”陈企霞前去任教。在教学岗位上，他“夹起尾巴”、勤勤恳恳工作了20年。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仍遭受了非人的劫难，痛苦更10倍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
1979年，加在他头上的冤案终于平反。落实政策后，全家重返北京，他也回到了文学工作岗位上。但岁月风霜的严酷，强逼着他走向了迟暮。他虽然受邀参加了被称为“新时期春天”的第四次文代会，但他似乎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病体支离，步履蹒跚，寡言少语，表情漠然，当年性格倔强、言语锋利的陈企霞随着青春的消逝，彻底散淡到无影无形了。
精神垮了，创造力死了，只剩下肉体的存活和日常的烟酒消乏解闷。1988年，痛苦中的陈企霞终于辞别了这个扰攘的世界。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