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在吉林江南公园农事试验场展览室，我和萧军偶遇。那时我19岁，他18岁。他给我写了一首订交诗：“男儿处世要天真，莫作登台傀儡人。疑友莫交交莫弃，相怜不过慰风尘。”这次相遇使我们结为知己。
见义勇为 患难相助
我因为在公主岭日本农业专科学校响应“五卅”反日运动，领导同学罢课游行，逼得日本校长自杀，避难到吉林城，投入了卫队团步兵营当了文书上士；萧军因为在长春商埠小学校反对蛮不讲理的体育教员，被学校开除，谋生到吉林城，投入了卫队团骑兵营当了见习上士。我的学名是方玉书，这时改为方靖远；他的学名是刘鸿霖，这时改为刘吟飞。他称我为靖远兄，我称他为吟飞弟。
我在步兵营常接近的副营长胡延祯是北京旗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萧军在骑兵营常接近的是一位先是文书上士以后升为书记长的罗炳然。
萧军自幼听祖母讲过杨家将、呼延庆打擂的故事；听四叔说过《大隋唐》、《瓦岗寨》的鼓子词；听他五姑唱过《樊梨花三下寒江》的皮影戏。读书识字后又读了《
东周列国志》、《
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红楼梦》和一些精忠列传、武侠奇观。在他的心目中，对历史上的一些除暴豪杰、仗义剑侠、民族英雄、爱国志士都十分钦敬、非常羡慕。他从10岁时就寻师访友、勤学苦练传统的各项武术，挥拳抡棒、使刀舞剑，想成为当代的豪杰、剑侠，当代的英雄志士。所以他在骑兵营入伍时，不但改名为刘吟飞，又起了一个别号叫“辽西醉侠”，还把别号刻在一个方形石印上，用朱砂印泥，打在自己的藏书上，写在字画上和书信上。
1926年夏天，有一天午后，我、萧军还有胡延祯在吉林商埠地大街上一个西瓜摊前吃西瓜。我和胡延祯吃完了，到一家商店去买东西；萧军还没有吃完，没有离开。这时离他不远处，有一个警察痛打一个洋车夫。打完了还要洋车夫跪在街旁示众。萧军看到非常激愤，就上前制止。警察看他穿着便衣，又年岁不大，于是满不在乎，毫不理睬。萧军忍无可忍，就将手中的西瓜皮打在警察的睑上。警察大怒，向他动武，他就用扫堂腿一脚把警察踢倒。路人看见了，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喊“打得好”，那个被打的洋车夫也向他表示感谢。
那个警察羞愧地爬起来，一面跑开一面吹起警笛。很快招来几个警察，将萧军围住，让他到警察派出所去理论。我和胡延祯从商店出来，看到几个警察把萧军带往警察派出所，就知道发生了事故。胡延祯忙到商店给营部打电话调兵前来支援，我就急着去警察派出所。
所长听我讲了萧军的身份，惊恐得急忙向警察们喊道：“你们不要再打了，我们军警是一家人，真是误会，误会。”几个挨了打和还没有挨打的警察，就都住了手，闪到一边。所长向我表示抱歉。他见到胡延祯来了，我告诉他，这个人是卫队团的胡副营长，他便向胡延祯请求原谅，还不住地说：“有罪，有罪。”
这时派出所大门口站满了人，一队士兵手提着步枪快步跑来，包围住派出所。所长吓得不顾一切地跪在胡延祯的面前，请求饶恕。萧军对胡延祯说，我们已经把几个警察教训了，只要他们以后不再虐待百姓、打骂百姓，就饶了他们算了。胡延祯听后，对萧军说：“既然你这样说，就不用把他们带走了。”
警察所长听完胡延祯讲的话，就马上站起来，向萧军立正敬礼，表示感谢。又命令几个警察站成一行，为我们肃立送行。
1928年，我和萧军先后考入东北陆军第六期军士教导队。
当时东北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叶开是上海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地下共产党员，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以及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是对共产党还是知之甚少。
12月，各队规定的军事课程学完，经过考试已经结业。各队同学都要求印发同学录，我被选为参加这项工作。这时有人提议应该组织同学会，以便将来分配到各部队工作，可以经常联系、互相帮助，大家决定由我起草同学会组织章程。
一天深夜，我正在宿舍酣睡，中队值星官孔庆田、总队副官刘克武将我唤起，让我穿好军装，将我押送到总队部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有9名被押送到的各队同学。
萧军知道了我被捕后，将我的衣物、书籍加以整理，把我还保存的共产党刊物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以及还没有起草完的同学会组织章程全部销毁。他又找中队长王冠儒、大队长张学骞询问，为什么将我逮捕。王冠儒和张学骞都说不清楚逮捕原因。他又去找总队副王瑞华询问。王瑞华说是中队里有人写了黑信，密告被捕的10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活动。萧军当即向王瑞华证明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愿以生命担保。
萧军又去找东北宪兵教练处教官殷葆忱设法营救，不断给我送去衣物和钱，几次要求接见都未得到准许。但因宪兵分队长是他在宪兵教练处学习时的助教，所以我受到了特别待遇，提出看守所，住在宪兵宿舍。宪兵中有萧军的同学，有时给我传递消息。一次萧军去送衣物，他的一位同学有意同萧军在宿舍窗外谈话，让我们隔着窗上玻璃彼此见面，听到声音。
萧军同王宜之、孙东垣还去求过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黄师岳。黄师岳是王宜之的好友、孙东垣的同学。他知道了我被宪兵司令部逮捕的情况，表示很同情。一次，黄师岳去见张学良汇报工作，他就讲了宪兵司令部逮捕军士教导队、讲武堂候补生队10名学员的事件。
那是1929年2月，张学良正在病中。当黄师岳对他讲了宪兵司令部逮捕了他的10名学员的情况以后感到惊异和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陈兴亚和王瑞华，给以申斥，令陈兴亚迅速送去两名被捕学员，由他自己问明处理。
当天午后，陈兴亚令雷恒成将我和张寄千同学从宪兵分队集合到宪兵司令部，用小汽车由雷恒成陪伴送到大南门里大元帅府。张学良在他的东花园一个客厅里接见了我们。
我们对他真实地讲了我们编印同学录、合影、聚餐的经过，也讲了组织同学会的意义是为了能够精诚团结，在张学良的指挥下，更好地保国卫民。我们诚恳地讲了实情，他表示满意。
张学良穿着便衣，身体软弱消瘦；精神颓废萎靡，坐在沙发上，几乎是半卧在那里，有时还合上双眼，似乎要睡的样子。当听完我们讲话以后，他才挺身端坐，聚精会神地对我们说，关于10名同学被捕的事情以前他是毫无所知。现已查明，这个事件是陈兴亚被坏人所骗造成的冤案，罪在陈兴亚身上。他最后还对我们讲了几句安慰话。我们在雷恒成陪伴下从大元帅府回到宪兵司令部时，那8位被捕的同学已经集合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一同回队。逮捕我们时是用5辆小汽车、10名宪兵，现在释放时是只用一辆大包车，一名处长跟随。
这天晚上，我和萧军在北大营南门外一个小酒馆里开怀痛饮，热情畅谈。我们的友谊史上又增添了珍贵的一页。
1930年夏，我们在军校规定学习的军事课程已经学完，经过考试准备举行毕业典礼后，就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军职。各队都不再出操、上讲堂，只在校外进行战壕作业、掩体工事。一次，炮兵队挖掘炮兵掩体工事回来，经过步兵队战壕作业地区，炮兵队同学与步兵队同学由于某种误会发生了口角，步兵队队长朱世勤不但辱骂殴打了炮兵队的同学，萧军上前制止时，朱世勤还要动手殴打萧军。萧军不能忍耐，抡起手中的铁锨向朱世勤的头顶劈去，幸有一位同学猛地推开了朱世勤，才没有把朱劈死。朱吓得转身跑到拴马处，爬上马就逃走了。
朱世勤逃回军校，向总队长王静轩报告了萧军用铁锨劈他的经过。王静轩听了非常震惊，认为学员殴打队长是违犯军法的严重事件，当即派人查明，把萧军关押到军校的重禁闭室。
我知道了萧军殴打队长之事非同小可，就去见王静轩向他说明萧军的为人，并说这个事件必须秉公处理，才可避免公愤，以平军心。王静轩认为我说得有道理，答应一定要合理解决。
我见过王静轩后就去重禁闭室，同管理人员讲了总队长王静轩的意见。管理人员同意我给萧军送衣送物，过了两天又准我进入禁闭室同萧军见面、谈话。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在禁闭室的墙上题了不少愤世嫉俗、恨天怨地的诗句。我担心坏人借词诬陷扩大事端，全给抹掉了。他认为我未免胆怯，说：“不平的事情，不平的感想，不能斗争解决，再不说出来、写出来，闷在心里，就令人怒火中烧、神魂不安。只有慷慨激昂地说出来，痛快淋漓地写出来，才得心情舒畅，感到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说得很对，可是那时是军阀统治时期，不容人说，也不容人写。否则，轻的要遭受灾难，重的还可能要丧失生命，我不能不为他着想。
总队长王静轩是山东人，幼读经史，精通诗赋，清末时期屡试不第，民国初年才弃文就武。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东北军中从事教育工作。他为人忠诚耿直，急公好义。在我同他谈话以后，他又找萧军亲自谈话，认为萧军确实是一位大有作为的人才，决定不以军法从事，禁闭一时，记过一次就算了结。
但是，那个后来成为日本走狗、号称“东洋溜”的朱世勤却不肯善罢甘休，串通了校本部一伙人，开除了萧军学籍。
萧军离校以前同我商量，认为军校不讲真理，没有留恋的必要，让我同他一起离校。当时我想的是还没有拿到军校的文凭便没有同意。萧军离开学校后在城内故宫旁边一家旅馆住了不久，就被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黄师岳请了去，委为驻扎在昌图县部队的军士训练班的准尉见习官。
九一八事变
萧军走后，东北陆军讲武堂举行毕业典礼，我被分配到沈阳东北骑兵训练总监部，任中尉见习军官，后又被调到洮南洮辽镇守使署参谋处任上尉参谋。
我在郑家屯和在洮南工作时期，萧军已被殷葆忱调到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担任了武术教官。我们经常通信，我还去看望过他。他那时由王宜之介绍认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平旦中学语文教师佟英翘。佟英翘常同萧军研究旧诗，常给他一些共产党刊物阅读学习。我去看望萧军时，他介绍我认识了佟英翘。
1931年夏暑假时期，舒兰东北军六十六团第二营营长马玉刚函请我去他的营部担任营附，我写信同萧军商量，他同意我去。我就在洮辽镇守使署请了长假，到了沈阳，住在萧军家里。我在萧军家里停留多日，同佟英翘经常会晤畅谈。
我去吉林舒兰时，萧军暑假未完，便送我同去。他以前到过舒兰，经王宜之介绍，已经认识了马玉刚并结为朋友。我们到舒兰就住在马玉刚处。马玉刚是辽宁省台安县人，和我同乡，他也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又和我们是先后同学。3个新交旧友聚在一起度过了20多天的愉快生活，萧军才告辞回到沈阳。
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在沈阳东北宪兵教练处发动学兵反对日寇要打游击战未成，就离开那里到沈阳工业区住在一位熟人朱树屏家。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在朱家避难的少女董孟敏。他以后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桃色的线》中的所谓敏子姑娘，就是这位多情的少女董孟敏。
萧军来到舒兰，同马玉刚研究策划，领部队进行抗日。他先让我到哈尔滨同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丁超、东北军十六师师长李子铎、东北军三十四团团长冯占海进行联络。我在哈尔滨见到了丁超、李子铎，在阿城见到了冯占海，他们都主张要马玉刚一营队伍向北转移，集中兵力共同抗日。当我回到陶赖昭，同随从乘马回舒兰经过榆树的途中，出乎意外，竟遇到萧军和马玉刚带着家属，还有一名军需长和两名连长、五六个士兵，坐着两辆大马车，正在迎面迅速前进。萧军向我讲起在舒兰组织抗日失败的经过。他说，有一个被马玉刚撤掉的营附叫刘玉林，给熙恰当过随从，熙恰投降日寇后，就派刘到舒兰部队中进行劝降活动。有两个连长同意投降了，被查知后，本应将刘玉林和两个连长枪毙或逮捕。可是马玉刚没有同意，以致两个连长又串通另外两连的士兵宣布公开投降，逼着马玉刚离开了部队。萧军认为马玉刚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堪与他共谋大事。
我和萧军、马玉刚带着家属乘火车去哈尔滨，军需长和两个连长带着士兵就坐车骑马奔阿城，投冯占海部队去了。
我和萧军都是第二次来哈尔滨。
我在阿城见到了团长冯占海，在宾县见到了营长徐俊武，他们都让我回哈尔滨给他们部队做联络工作。我在这个部队工作过，许多军官还都认识，在他们去拉林仓迎击日伪军时，我就回到了哈尔滨在部队担任联络工作。先是住在马玉刚家，以后又住到萧军家。
在这时期，萧军写了一篇小说《暴风雨中的葩蕾》，揭露了日军侵占沈阳的暴行。他把这篇稿投给了哈尔滨《国民日报》。我写了一篇小说《九一八之夜》，描写了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在不抵抗指令下奋起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这篇稿投给了哈尔滨《东三省商报》。我们的稿都先后发表出来。
有一天，我在道外正阳大街遇见了在台安县高等小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黄仲庵。他说在台安县高等小学校教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组织被破坏，来到哈尔滨，经同志介绍才去安达教书，还把名字改成了黄吟秋。他是我最知心的同学，曾和我结为盟兄弟，所以一见就无所不谈。
有一次我去看黄吟秋，在那里遇到了金伯阳,黄吟秋介绍说：他姓杨，名朴夫。可是后来我和金伯阳经常来往以后，他才告诉我说杨朴夫是他的化名，他本来姓金名永绪，是旅顺人，自幼在日本设立的学校读书，以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
金伯阳那时有二十四五岁，鼻直口方，剑眉星目，肩宽胸阔，魁伟强壮，是一位英俊有为的青年。他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和蔼可亲。萧军同他认识以后，知道他具有革命的思想，也愿意同他接近。金伯阳常到我们的住处看我们，有时我们不在，他就留个纸条写上杨朴夫来访。
那时候，我和萧军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看书学习，写些文字以外，就去道外南七道街国术馆练练拳脚，习练各种兵器。当时常在国术馆练习武术的，有两位武术教师，几个爱好武术的青年和一些学习武术的学生。我们每次去都和这些人接触，在一起练习、研究。日子多了，他们都对萧军武术的精深纯熟表示敬佩。有一个姓董的学生，住在道外二十道街，知道萧军住的一间房屋很小，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于是说他家有两间闲房出租，可以搬到那里去住。萧军看了表示满意，就把家从北七道街迁到了二十道街。
国破家亡，重拾笔杆
1932年春节前夕，2月5日，汉奸带着伪军给日本侵略军当先锋，由南面攻到了哈尔滨的近郊。黎明时，金伯阳带着一捆油印宣传品邀我同去前线给冯占海抗日部队散发。我们到了第二道防线时，第一道防线已经开了火。找到第二道防线指挥所，见到了营长徐俊武，我们打开宣传品，他看是中国共产党《告东北同胞书》和反日会的《慰问抗日将士信》，于是留下两张并令传令兵送到战壕散发给士兵。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不少往前线送饭送水的人，还有扛着担架到前线去做救护的人。在走到道外正阳大街时，街上车马行人都不见了，商铺、人家都关门闭户，空荡荡的一条大街，只有一家日商药房的门上伸出一支长竿，挂着一面红心白边像膏药幌子似的旗，低垂着微微飘动。我们去看黄吟秋，他正忙着刻蜡板，准备印刷传单。
我们和他印完了传单，就谈起了前线抗日部队的情况。士兵不惜牺牲，都在为国为民英勇战斗，可是将领们却都想保存实力，到了一定时机，他们可能就要指挥退却。我们正议论着，前线的枪炮声果然逐渐稀少而沉寂了。中午的时候，就有不少抗日部队纷纷穿过大街向江北转移。下午，我们站在楼上窗前，就看见一队一队的日本侵略军排着队伍，扛着乌黑的枪支，露着白森森的牙齿，毫无阻挡地踏进了哈尔滨的大街。我们每个人都在看着，心里充满着怒火，可是手无寸铁，徒唤奈何!
哈尔滨沦陷后，一些抗日部队转移到各县进行游击战。萧军感到在被占领的城市进行抗日活动，不如去打游击，他准备走。他的家属同他发生了矛盾，萧军决意动身先走开。从此，他们就断绝了关系。
后来，萧军认为拿起枪杆子作战与拿起笔杆作战，对救国救民、做事做人同样重要。因而决定拿起笔杆。于是，萧军在哈尔滨开始了艰苦的文学生涯。
为了在一起研究写作，萧军不再在二十道街单住，而来客栈同我住在一起读书写作。他写的几篇散文在《国际协报》发表了，我写的几篇杂文在《东三省商报》也发表了。在写作上，我们增加了信心，可是在生活上却发生了问题，钱花光了，卖衣物的钱也日渐不足需用，不仅欠了客栈的店费，还欠了煎饼铺的饭费。正如萧军在《桃色的线》中所写的，就连一件缝有桃色线的可纪念的毛衣也不得不送入当铺换钱了。
1932年的春天来了。《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陈稚虞和《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发表了我们几篇文章，知道了我们的住处。陈稚虞先来看望我们，接着裴罄园也来看望我们，他们都看到了我和萧军身陷困境。裴馨园回去之后，让他妻弟给我们送来5元哈洋，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这是萧军文学生涯第一次收到的稿费，也是他文学战斗第一次获得的胜利品。
陈稚虞和裴馨园开始给我们介绍了文艺界一些人士。裴馨园同几个人集资在道里三道街头开了一个明月小饭馆，所做饭菜每份价格以一角钱为限，人们都称它为“一角钱小饭馆”。经他们几个股东商量，请我和萧军到他们小饭馆去食宿，不用花钱，白吃白住。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可羞愧的寄食生活，但盛情难却，就决定先去住些日子，再想办法离开。
我和萧军搬去以后，白天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读书，写作；黑夜时将饭厅的两个餐桌并在一起作为睡床。清晨顾客来了，得要早起；晚间顾客不走，还得晚睡。每天一角钱的饭菜，吃是能够吃饱。每夜睡觉，由于顾客早来晚走，总是睡得不足。这样生活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都离开了那里。
陈稚虞到《国际协报》担任俄文翻译，他介绍我到《东三省商报》接任了他的副刊编辑，我就搬到了《东三省商报》馆。裴馨园这时也介绍萧军去《国际协报》担任专访，协助编辑副刊，萧军就搬到裴馨园家，他们工作在一起，食宿也在一起。
从此，我和萧军才都有了安身之处，开始了又写作、又编辑的生活。
救助萧红，投身革命
《东三省商报》的社址在道外十四道街，《国际协报》的社址在道里新城大街。萧军来看我，我也去看他，坐电车得30分钟，步行得一小时。我们相聚的时候少了，在一起研究文学、研究写作的机会也少了。
这年7月，萧军认识了困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里的萧红，又介绍我也认识了她。我们读了她写的新诗，看过她绘的图画，听了她谈的遭遇，发现她具有文艺才华，对她的处境很同情。我们常去看她，给了她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尽可能的援助。
萧红是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初中班毕业生，考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高中班学习，回到哈尔滨住在旅馆，欠了店费，向亲友求援，都无反应，以致被困。她看到报纸副刊上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故事，就给报纸副刊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困难处境。她说我们能去看她，比她的至亲好友都关心，她衷心地感激。
8月，松花江水暴涨，冲破了哈尔滨道外的堤坝，十六道街附近成了一片泽国，房屋被淹，灾民逃难。东兴顺旅馆两层楼房底层被淹了，萧红乘船离开，在道里裴馨园家找到了萧军。他们开始生活在一起。我为祝贺他们偶然的结合，曾把他们写的诗文在我主编的副刊《原野》上出了一期专号。他们先是住在裴馨园家、欧罗巴旅馆，以后搬到萧军担任家庭教师的商市街25号院内，西厢房北头两间很矮、很小、很暗的耳房里，正式建立起小家庭的生活，萧红写的《商市街》一书中描绘过这时的生活。
这时陈稚虞兼任了国际协报社副刊编辑工作，介绍我去担任助理编辑。9月，我离开了东三省商报社，像陈稚虞一样每月有了工资待遇。
10月的一天晚上，黄吟秋和金伯阳到我住的单身宿舍来找我。他们向我宣布：经他们介绍，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以后，我的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分配。
在日伪残酷统治时期，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革命同志之间的联系经常都是采取直线联系，那时我和黄吟秋、金伯阳就是这种直线联系。但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有时也发生横的联系和接触。那时，我和金剑啸、赵一曼、吴健、罗烽、舒群、李文光以及由外地来到我的住处临时住宿的一些不知姓名的同志，就是这种横的联系。
萧军先是同黄吟秋、金伯阳有了联系，以后同金剑啸、舒群、罗烽、侯小古有了联系，又参加了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以及文艺刊物，同党组织也有了联系。但是谁也没对谁讲做了哪些工作。
一次，我去商市街25号看望萧军，萧军不在。萧红正在用铁笔在蜡纸上为党的刊物《东北民众报》刻插图，是以金剑啸画的两幅漫画作为底稿，一幅画的是几个日本兵举着火把，正在点燃农民的房子；一幅画的是一个日本兵扯着一个年老的农民向燃烧的火海里推，都是描写日寇在农村归屯并户的暴行。这时我才知道萧红不仅参加了党领导的画会、剧团、文艺刊物，还参加了党报工作。
1933年春，裴馨园担任了《哈尔滨公报》副刊编辑工作。这年夏天，萧军担任了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的组稿工作。萧军和萧红除在这两个副刊上发表文章以外，也在我编的《国际协报》副刊发表文章。
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是我在1933年元旦《国际协报》副刊新年征文版中发表的。萧军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涓涓》，是1933年春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初次连载，因为总编辑王公磊提出意见而没有载完。萧军和萧红以后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他们写的一些杂文。
这个时期我和萧军都是在独自写作。在生活方面，他住在学东供给的房屋，同萧红过着爱侣的生活。我住在报社租用的宿舍，过着独身的生活。他的收入靠稿费，我的收入是靠工资，是和党内的同志多人共用，生活都困难。我知道萧军为了生活需用，从不向人开口借钱，而我那时为了给游击区负伤的同志买药，还曾两次按3分利息负过外债。
我们那时虽然不常住一起，但一有闲暇，他就来找我，我也去看他。在春夏季节，常到公园、江边散步，去太阳岛游泳、划船；在秋冬季节，常到牵牛房会友畅谈。
这年9月，萧军和萧红准备自费出版《跋涉》小说集，可是印费成了问题，一些好友如舒群、罗烽、白朗、金人、杨朔、白涛、裴馨园、冯咏秋、黄稚明，都出力、出钱支援才使《跋涉》得以付印。10月，萧军正忙着印刷，我经组织决定去苏联学习，忙着出国。我临行前去看他，只看到萧红，没能同萧军告辞就分别了。
“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和萧军这一别，几乎有20年才又重得相见。
青春期远路，相见鬓如霜
1951年，我在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兼任市中苏友协负责工作。萧军已到北京，在北京市文物组任研究员。这年暑假时，萧军携儿子萧鸣来青岛相会。18年未见，又得重逢，都已年近半百，两鬓如霜，久经风雨，饱经沧桑，畅谈一些往事，不禁无限感慨。
青岛是世界上有名的旅游名城、避暑胜地，萧军那时正在写作《五月的矿山》，我正在编译俄文文法讲义。我们每天午前在家写作、编译，午后就外出、观光、游泳。
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是江苏省南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他爱好文学，精通英语、俄语。他写过一本《祖国的花朵》歌颂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译过一部《叶甫根尼·奥涅金》介绍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写的著名歌剧。他为人倔强耿直，热心教育、崇尚正义、坚持真理。他与萧军早就相识，这时常同萧军会晤，在海滨一起游泳，在庭院一起练拳。
山东大学教授、诗人高兰，文学家萧涤非也与萧军相识，虽不常往来，也曾备餐邀请，旧情未忘。
萧军和他的儿子萧鸣在青岛停留40多日，临行前，他在一张宣纸上题了一首诗留念：“青春期远路，相见鬓如霜。留得丹心在，山高水自长。”
1952年夏，出版总署召开全国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我被邀为代表参加。当时我住在出版总署招待所，萧军每天下班以后都到招待所和会场去看我。
有几次，我应萧军之邀，住在他的寓所银锭桥西海北楼时，总是谈到深夜仍不肯睡去。他谈到在上海时，怎样同鲁迅先生通信、见面，得到鲁迅的帮助和教育的经过；他怎样能在上海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经过；他怎样同萧红在一起生活以及同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关系。他给我看了鲁迅先生给他写的50多封信。每封信写的关于人生世故，都像良师对待学生那样谆谆教诲、告诫。他谈到在延安时，他怎样会晤了毛泽东主席，他们怎样谈问题、写信，得到毛泽东的知遇和爱护的经过，怎样参加鲁迅研究会和文艺座谈会的经过以及同党中央一些干部的关系。
他给我看毛泽东主席给他写的10封信。有一封信说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同他谈得来，劝萧军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强制省察自己的弱点，才有出路，才能安身立命。还谦虚说，深恐交浅言深，无益于他。其他信上还谈了许多重要问题，让他了解，能够正确对待。每封信写的关于人与人、人与政治的关系，都像同志与同志那样热诚关心、亲切诱导。
在我离开北京回青岛时，萧军到前门车站为我送行。火车开动了，我从车窗望去，看他在站台上，傍着火车快步前行相送，直到火车加速行驶，他才停住脚步，立在那里还在向我招手。我在车上看不到他的形象时，心里也不禁依依而又黯然。
1953年夏，高教部召开全国俄文教学会议，我又来到了北京。这时我住在高教部招待所，萧军也常去看我。
当时萧军的一些旧作和一些新作，由于各出版社都不给他出版，他就将这些旧作和新作的原稿，用一辆三轮车载着送到国务院，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交给了文委审查。文委审查后作了4项决定：一、萧军的旧作《八月的乡村》、《过去的年代》，新作《五月的矿山》都可以出版；二、萧军仍是作家；三、给萧军安置工作；四、希望他写一检查，以便澄清过去的是非。
这时的萧军一家，两个儿子、4个女儿都住在一位同乡借给的一个小院的一所房屋。银锭桥西那座海北楼的几个房间，则作为他的书房和写作间。在高教部开完会以后，我在萧军处就尽日地同他呆在这书房和写作间。他在文物组研究古代文物，也很喜爱古代文物，以后他得到平反，人称他是“出土文物”，他也自认不讳。
我准备返回之前，萧军让我看了当时北京市彭真市长给他写的两封信，信上热情而又诚恳地关怀他的工作和他一家的生活，希望他高瞻远瞩，为国、为民、为党更好地努力工作和积极写作。萧军说，我以前在抚顺是过着劳改似的生活，能够来到北京，安居乐业过着自由的生活，多亏彭真市长对我的关怀，给我分配了住所，还安置了工作。我对彭真市长表示由衷的感激。
欢聚几天以后，我回青岛时萧军又亲自到车站送行。我们以为后会不难，却都没有想到这次一别，竟达25年之久，各自的处境都在不自由中，只能有时通信，却不能见面。我们虽不怨天尤人，但彼此心中存着这样的友谊，怎能无痛?
十年浩劫，生死未卜
1954年春，萧军由人民银行寄来100元人民币，我不知道这笔款是做何用。过了几日我接到了他的信，说他的几本书都已出版收到了稿费，汇来这笔款是请我和王采南带着4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最好的饭店吃一桌酒席，为他几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我那时在学校，每月的工资和稿费约近200元，经济上并没有问题，我想给他寄回，又怕辜负了他的盛意，也就只好全家人在饭店吃了一顿饭，还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他接到信后，寄来一本精装的《五月的矿山》、两本精装的《过去的年代》让我留作纪念。虽然这都是小事，可是我却感到这些小事都是人间难得的一种友谊的表现，使我难忘。
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我被认作是胡风分子，先在山东大学隔离审查，经过内查外调，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又被认为历史有罪没有登记，判处有期徒刑5年。初在李村机械厂教文化课，后在济南科技研究所翻译资料，直到1960年期满才释放就业。在这期间我和萧军既不能通信，也不能见面。他知道我被判罪后，认为处理过“左”，曾多次向山东司法部门为我申诉不平，终未得到改判。
1962年，我被下放到辽宁桓仁，没有安置工作，我以鱼樵、妻以针织为生，这时我才得同萧军通信。他那时每月收入百元，九口之家，还按月给我接济10元或15元，又经常寄信寄书，给以物质帮助，又给以精神安慰，正有如所谓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被当做全县头号大毒草，“中央文革”特派专员成立专案组，将我隔离，交代自己历史，证实别人材料，最后是遣送下乡，参加农业劳动。萧军一家老小如何，我是毫无所知，我的一家老小如何也不能写信奉告。直到1976年过后，才互相通信，得知都还健在。1979年春，我恢复国家公民资格，这时我的家由桓仁迁到本溪，我首先想看望的是萧军一家。
义重情深有几人
1979年夏，我到了北京。当我走进海北楼的院内时，看见萧鸣正挑着一担水要上楼，他认出了是我，惊呼了一声：“方伯伯您来了！”就紧忙放下担子，引我上楼。
我走上当年曾经多次走过的已经老化但还很坚固的木制楼梯，到了楼上，萧鸣拉开他父亲经常接待客人的房间的门，萧军正坐在沙发上读报，听到门响，举目一看认出是我，迅速放下报纸，急忙站起迎上前来。我们激动得紧紧拥抱。
我第一次看到他激动得竟两眼充满了晶莹莹的泪珠，我也觉得鼻酸，两眼湿润起来。我们拥抱多时才放开双手，他扶着我一同坐在沙发上，第一句话就说：“真没有想到我们还都能够活着见面！”然后又叹息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彼此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他看了看我的身体又说：“我们没有被迫害死，身体还这样健康，真不容易，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现在亲人们都好，国家也有了大好形势，这就是人民的胜利，我们的幸福啊！”
这时萧鸣送来茶水，拿来点心，我们就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谈起来。他说，他已经平反；我说，我已经被解放。他很少讲在十年动乱时所遭受的痛苦，我也不愿多谈在十年浩劫时所遇到的艰辛。两个人还都是一样想法：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只有努力争取现在与将来。
自从1953年我们分别以后，我们都在难中。他们一家也没有平安，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萧军进了牛棚，家中文物全被抄走，所住房屋也被强占，还祸及全家。萧军被毒打批斗，大儿子萧鸣被打得昏死过去，送到火葬场险些被火化。二女儿萧耘在学校被开除公职，小女儿萧黛被迫害致死。其余几个子女，初在街上流离失所，后又全被遣送下乡。
“四人帮”被粉碎后，只退还了两个房间，还不到十几平方米，9个人居住，有的子女还在乡村没有回来。这样悲惨的遭遇，一家人的生活如何，不言而喻。萧军本人也受过不少折磨，对此并未耿耿于怀。十多年来，他写出了800多首诗、30多万言的小说，还给萧红书简和鲁迅先生书简作了数十万言的注释。他指着案上新购买的一些《新文学史料》说，“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就刊在那上面，许多人读了，知道萧军又回到了文坛，都来拜访看望，都在写信问候。那些书就是要赠送给这些关心者的。
萧军问我家人的一些情况，我说，5个儿女都已结婚，都有了子女，都有了工作，只是自己还没有工作。
我住在萧军家，还像当年一样，每天早晨起来，两个人一同到北海公园散步，锻炼身体，这时他的宝剑被没收了，他不再练剑，只练一趟他最喜欢的八卦掌。他的身体虽然老了，也胖了，但动作起来还像当年一样敏捷。他在回来时还是习惯地在街上吃一顿豆汁泡油条的早餐。回到家中他写作，我就看他写好了的原稿，有时也谈一阵，只在晚间才进行长谈。
有朋自远方来
1979年8月，萧军偕女儿萧耘、儿子萧燕由北京去辽宁省义县故乡看望亲人，然后去哈尔滨参加金剑啸烈士英勇就义纪念会。他给我来信说，希望能在沈阳相会。
沈阳邀请部门，原来给萧军父女准备的住处是在招待高干和外宾的友谊宾馆，萧军没有去住，住在了辽宁大厦。次日，我到辽宁大厦见到萧军。
萧军对我说，这次去吉林、长春讲学，在吉林还游览了北山、龙潭山、松花湖，也重游了江南当年的兵营和公园；在长春还看了当年居住过的街巷和学习过的学校。吉林、长春所有的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一片大好景象。每到一处，回忆往昔，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慨，又有改天换地的欣慰。
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欢迎萧军的大会时，萧军在讲话前，把我向作协作家谢挺宇，辽宁大学教授张毓茂，省委干部刘异云、文菲作了介绍，说我是他多年的好友。还说我对他走上文学道路起过决定性作用，引得很多人都先后起立，向我鼓掌致意。萧军在讲话中还讲了他的文学生活，写作经验和经历，讲了两个多小时。
萧军父女在沈阳的几日里被邀去辽宁大学讲学，去千山游览，还看望了老友石光等人。他还和我同去东山嘴子访问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3个大院已经改成了一座兵营，解放军在那里驻扎；当年我们学习时的骑兵队和炮兵队的教室、宿舍和操场都已完全没有了遗迹。我们只在兵营大门前同守卫的战士合影一张。从东山嘴子回来后这个夜晚，他们父女在多人欢送中，乘特别快车回北京去了。
1981年6月28日上午，萧军和女儿萧耘从本溪市乘车到南甸专程来访。我们已经快近两年没有见面，他事前没有写信告知，这样突然地到来，出乎我的意料，经过多时还以为是在梦中，我不禁感慨、欣慰，亲人们也都在感动和高兴。
当时我和老伴王采南住在铁刹山石矿工人住宅区域，由小儿方术在他宿舍院内，自己垒成的两间石屋里。门前小巷很窄，汽车不能开到门前，只好停在大路一边。古人说：“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确有如此情景。
我们夫妇欢迎他们父女进入石屋里，萧军望了望一切陈设，就坐在南窗下写字台前一只靠背椅上，我坐在写字台旁一张自制的沙发里，萧耘和她伯母坐在北墙下的火炕上。大家互相问候以后，就畅谈起来。
萧军说，这次从北京到东北来，是应黑龙江省文艺界的邀请，在哈尔滨市参加萧红诞辰70周年纪念会。纪念完了逝去多年的伴侣，才又来看望仍然健在的老友。
谈起萧红，我们都不禁对萧红的不幸早逝感到惋惜和怀念。我们惋惜她只活了31岁，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只走了10年，就写出近百万字被读者热爱、对社会有益的作品。如果她活到现在，这么多年，以她那杰出的才华，丰富的经验，坚忍的毅力，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对萧军说：“你和萧红同居6年，她对你是无话不说，你对她是无事不知，当然你对萧红认识最深刻，理解最正确，知道也最多。至于同萧红相处不久，相识不多，甚至也没有见过萧红的人，他们对萧红的回忆、怀念、研究、评论和作传，有的人就难免失实、误解，有的人就难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
萧军听我这样讲，点燃了一支8分钱一盒名为雪茄的纸烟，提出他的意见说：“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和评论，主要应该是从作家的作品来研究、来评论。研究、评论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读者起什么作用，对社会有什么效果，应作全面的分析，具体的综合，在文学史上居于何等地位，在文学作家的行列中属于哪种作家。至于作家出身、历史、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则无须过多注意、过多追求。”
他又说：“这次在哈尔滨参加萧红纪念会的人，有许多是萧红的生前友好，如塞克、舒群、梁山丁、骆宾基。有许多是研究萧红、评论萧红、给萧红写传的教授、作家和学者，如关沫南、李熏风、刘树声、陆文采、王观泉，还有美国的葛浩文、日本的前野淑子。”
萧军在书橱里拿起一本萧红的著作《生死场》，展开了，看着书中萧红的遗像，对我说：“你现在应该不仅要写萧红，也要写自己、写认识的一些人，知道的一些事，都是很珍贵的资料，可以供人们参考。关于萧红我写过不少，在她的书简注释中几乎在各方面都写得无余了。你对萧红也认识了很久，了解很多，你就真实地先写一写吧!”
我听萧军也这样希望，就说：“关于写，写什么，我已经想过了，也计划过了，只是开始在写，还没有写多少。你送给我的《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黄花集诗稿》、《文化报》合订本、《
李太白全集》也都经过几次抄家，被造反派和其他人连抄带偷，都失落了。只有这块砚台和那玉石笔筒，还有两本精装的《过去的年代》，不知何故，竟幸存下来。”
萧军放下手中的砚台，拿起一本《过去的年代》翻看。上册的扉页上，有他当年用毛笔写的题词，“曦兄存：我今五十六，君应五十七，松花江畔订交初，三十八年一水逝，生死悲欢几聚离。漫唏嘘，珍重此身余。作者萧军敬赠。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
他叹息说：“自己的作品，自己出版的书，竟然在自己的手中也未保存得住。好在十年动乱的时代是已经过去，再不复返了！”
午餐后休息了一时，同车送他到本溪。在路上参观了国内外有名的本溪水洞，在本溪还同他游览了本溪湖，听了他在文化宫作的报告，才同他分别。回到铁刹山，心中还不断想着这次会见的一些情景。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萧军生于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二日，1982年7月13日是他75周岁的诞辰。在他诞辰前，我从本溪来到了北京后海银锭桥西海北楼。
海北楼，楼上楼下依旧。在那间蜗蜗居只见到了王德芬，她很惊喜我的到来。她说，萧军和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在朝阳门外团结湖畔一幢新楼居住，只有她和她儿子萧鸣、儿媳张以贤、两个孙子大忠、大勇还住在这里。
在团结湖，我看到萧军身体仍很健壮。他说：“健康就是福，无病活神仙。如果再能写些文章，做些工作，比神仙更好。”他住的这套房间是在6层楼的4层楼上，一共3个大间，两个小间。我初看时，同海北楼那种蜗蜗居似的房间相比，确实是富丽堂皇、琳琅满目，不过最令人肃然起敬的还是那幅保护多年的鲁迅先生的画像。
萧军在这个新居里从未招待过客人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床，我们吃过他的女儿女婿亲自料理的晚餐以后，一直谈到夜深，我们就像当年流浪时期一样共睡在一张床上。
7月13日萧军诞辰这一天，他的亲人们在海北楼准备了庆祝宴席。
萧军还邀我同去访问了聂绀弩。这位老作家竟病得骨瘦如柴。他仰卧在床上，同我们谈话。他的谈话像他写的文章一样，往往在词句中富有风趣、含有哲理、令人深思。我们欢聚畅谈有一个多小时，他仍仰卧未动，只在我们同他告辞时，他才勉强起来，站在床前走了几步，招手相送。
这时期，王德芬准备写萧军年表，正在搜集资料，她想知道我和萧军友谊的一些情况，作为参考。
当我看到萧军一家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时候，就想应该早日离开归去，不再影响他们的工作。只是萧军一再挽留，认为年岁都大了，难得能够聚会一起，不愿意我走。于是，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在他被邀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讲学时，才同他一起乘由北京直达牡丹江的特别快车，在沈阳站同萧军家人分别。
1982年9月30日，王德芬寄来我在北京时萧军写的5首旧诗，希望我“如有兴致和几首吧！”萧军把这5首旧诗题为《故雨集》，还写了序言。诗稿是用复写纸复写在两页稿纸上，看笔迹是他的女婿王建中抄写的：
《故雨集》并序：老友方未艾，今夏来京小住，暇时常谈及过去，有时欣然，有时亦默然以悲，哀人海之波澜，痛此生之不易也。八月一日夜，偶成此小诗，录而出之，用记此情此景云耳。
我年七五君七六，犹似当年朗与星，
世事红尘千万里，交情碧海一天青。
人海浮沉六十年，沧桑各历两云天！
相逢细数前尘事，莫逆于心一辗然。
五十载文场风若雨，十三年监狱一伶仃！
相逢白发谈旧迹，絮泊花飞尽有情。
死别生离信有时，南辕北辙欲何之?
一斗横天星历历，银河邈邈动遐思。
谈道说禅总渺茫，何如一粟济群苍?
春花开罢秋花落，雪岭孤松傲晓霜。
这第一首诗中的“犹似当年朗与星”句，是指他所著《跋涉》集里《桃色的线》中的人物，星就是他，朗就是我。《桃色的线》是写他和我1932年春困居在哈尔滨一个小客栈里的情景。第三首诗中的“五十载文场风若雨”句是说他从文50年的经历，“十三年监狱一伶仃”句是说我从政几十年的遭遇。
萧军以写小说著名，人人都知道他是有感而发。我就奉和了6首，也写了一个序言：
1982年夏，我去北京访问萧军老友，小住一月，朝夕相处，谈今忆旧，感慨万端。他在八月一日夜，偶成七绝五首名为《故雨集》见示，读罢不禁引我深思，勉成七律六首奉和：
我年十九君十八，
投笔从戎曾忘家。
心盼军强保祖国，
意图政改振中华。
吟诗每欲学诗圣，
击剑常思做剑侠。
当日相依立大志，
而今皓首各天涯！
国事萦怀家事倾，
松花江畔两穷生。
弹琴会友三生幸，
言志订交一世情。
饮酒听歌哀恨事，
游山玩水赋秋声。
悲笳日夜心难忍，共读新书慰不平。
壮志凌云沈水滨，曲戈跃马度三春。
宪牢囚禁君怜我，横校开除我送君。
事变共怀亡国恨，起兵同受远征贫！
滨江地下斗敌日，改武从文大道新。
一旦分别类转蓬，他乡异国信难通！
春来凝眼望南雁，秋去蹙眉对北风。
君进鲁门名业立，我离列校路途穷。
多年战火山河变，万象争分白与红！
青山碧海映红楼，好友相逢忆旧游。
怒起操戈除国恨，愤发提笔写民仇。
仕途难少风波狱，文坛易多鹦鹉洲。
但愿丹心能永在，何妨碧血照千秋?
人世沧桑多变迁，心心相印六十年。
情如李杜诗篇在，亲若马恩文集传。
痛感升沉分两地，深悲贫富各一天。
京华塞北偶相聚，回首前尘俱惘然！
我和萧军不爱权爱位，不屑趋炎附势，攀高结贵，苦心积虑，奔走逢迎。在社会上也无权无位，可以彼此争夺。所以我们的友谊60年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时至今日，仍在继续。古人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但愿我们的友谊也像青山一样永远不改，像绿水一样永远长流吧!
（1983年5月写于本溪铁刹山）
责任编辑 杨小波